由南朝宋代史学家裴骃《史记集解》、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构成的《史记》三家注，在《史记》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是史学史的常识。读者只要接受过基本的史学训练，都熟悉与三家注相关的各种情况。但是，若在宏观的学术视野下分析三家注，可以发现这三部典籍的价值绝非单一地体现在史学领域，它们的意义还体现在保存前代经籍方面，这便牵涉到三家注的文献学价值。以《诗经》研究为例，三家注征引了不少《诗经》学方面的材料，由于其中有些著作亡佚已久，幸有三家注的零星征引，才得以考见其吉光片羽。毫无疑问，这些材料在《诗经》文献学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因此故，本文自《史记》三家注中各揭出一例，用以显现这三部书在《诗经》--尤其是汉代今文《诗》学代表《韩诗》学派--文献学方面的价值。这三例或有助于校正《韩诗》文本原貌，或可辨析《诗经》文献之归属问题，或可据以辑补不见于今本《韩诗外传》的佚文，虽然作用有别，却无一例外地围绕着三家注的《诗经》文献学价值而展开。

一、 裴骃《史记集解》引《韩诗章句》的文献价值

宋初学者陈彭年在《广韵》卷三对“嬥”字进行了下述解读：“嬥嬥，往来貌。《韩诗》云：‘嬥歌，巴人歌也。’”^[1]276这条注文看起来并无问题，所以不少著作都引用过它，而且似乎特别重视其中所引《韩诗》的价值，将其视为珍贵的《韩诗》遗说。例如明代后期冯惟讷在《古诗纪》卷十就引用过这条材料，并将书名题为《韩诗内传》，后附自注曰：“巴人嬥歌。”^[2]81清代辑佚学大家马国翰在《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则将之视为《韩诗故》加以辑录。冯、马二氏的根据都是《广韵》“嬥”字条的注文，从中不难看出这条《韩诗》材料的影响。但是，也有学者对该材料提出疑问，这以清代最负盛名的小学家段玉裁为代表。段氏在《说文解字注》第十二篇下“嬥”字条下，对《广韵》之文进行了辨析，他说：“‘《韩诗》云’三字当在‘嬥嬥’之上，其下六字乃张载注左语也。”^[3]620按照段氏之言，《广韵》之文存在错简情况，乙正后应写作：“《韩诗》云：‘嬥嬥，往来貌。’嬥歌，巴人歌也。”这样一来，前人对《广韵》“嬥”字注文的理解便出现了分歧，这一分歧主要表现在《韩诗》遗说究竟是“嬥嬥往来貌”还是“嬥歌巴人歌也”。这直接关涉《诗经》文献学中的材料真伪问题，需要加以考证。

段玉裁并未对他立论的依据作出详细的说明，但是现在通过裴骃在《史记集解》里引用的一条材料，可以证实段玉裁的判断是正确的。裴骃所引的那条重要材料见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

韩婴《章句》曰：“趯趯，往来貌。获, 得也，言趯趯之毚兔。谓狡兔数往来逃匿其迹, 有时遇犬得之。”^[4]3105

裴骃引录的这条材料有个小误，需略加辨析：韩婴是《韩诗》学派的创始人，《史记·儒林列传》记其曾“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4]4077，但不曾作章句。真正为《韩诗经》作章句的是东汉学者薛方丘、薛汉父子，他们的著作名为薛君《韩诗章句》，曾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韩诗》二十二卷，薛氏章句。”^[5]915裴骃这条材料实际上是薛氏父子的《韩诗章句》，其作者并非韩婴。清人柯汝锷《瓮天集》卷十一曾引《集解》此条注文^[6]2999，已将书名改为《韩诗章句》，符合文献事实。《史记集解》所引的是解释《小雅·巧言》“趯趯毚兔，遇犬获之”的章句，“趯”与“嬥”为一音之转，可证真正为《韩诗章句》佚文的是“嬥嬥，往来貌”，而不是“嬥歌，巴人歌也”。段玉裁对《广韵》这条材料的校证是完全正确的。此外，唐人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也有一条强证，足以支持段玉裁的判断。该书卷六“佻佻”条说到“《韩诗》作‘嬥嬥’，往来貌”^[7]131，这是与《广韵》完全相同的字句，更可证实《韩诗》确有“嬥嬥，往来貌”之文。

很明显，有了裴骃《史记集解》所引的这则《韩诗》，不仅澄清了《广韵》“嬥”字条注文的错置，还有力证明了这条材料是《韩诗章句》一书的遗说，而不属于冯惟讷和马国翰臆断的《韩诗内传》或《韩诗故》。在有效还原《韩诗》遗说本来面目的同时，还对后世辑《韩诗》的错误加以纠正。在这个意义上，《史记集解》对《诗经》文献的校勘提供了重要的佐证价值。

二、 司马贞《史记索隐》所引《诗传》考

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共引用三则名为《诗传》的材料，为了论述之便，先一并录出：

(1)《诗传》曰：

“大曰槖，小曰囊。”^[4]3506-3507

(2)《诗传》曰：

“沮，止也，坏也。”^[4]3531

(3)《诗传》云：

“赤黄曰骍。”^[4]3765

由于司马贞引用这三条材料时，仅将书名标为“《诗传》”，并未明确指出这部《诗传》究竟属于哪一《诗经》学派，所以为后世学者使用这批材料制造了困惑。最典型的例子来自清代著名学者阮元，他曾作有一部专门辑录汉代三家《诗》佚文的学术著作《三家诗补遗》，并将上引第二条材料作为《韩诗传》而辑入书中。阮氏这一做法，显然有悖于文献引录的惯例，因为他在毫无依据的情形下，将原始文献的“《诗传》”径易为“《韩诗传》”。当然，这种情况在清人辑佚书中是比较常见的。例如黄奭《韩婴诗内传》曾据《汉书·天文志》辑《韩诗内传》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犹长也。日食则不臧矣。”但是覆按《天文志》原文，仅写作“《诗传》曰”^[8]579，并未确指为《韩诗内传》。黄奭将其视为《韩诗传》，是缺乏文献依据的。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陈乔枞《齐诗遗说考》谓“此《齐诗传》”，也同有武断之嫌。由此可见，清人的确存在将前代典籍所引的不明来历的“《诗传》”随机安置到三家《诗》名下的情况。

但是阮元所面临的文献情况，并不像黄奭或陈乔枞那样匮乏，后二者所接触的“《诗传》”确无其他传世文献可以印证，所以他们才做出《韩诗传》或《齐诗传》的判断。阮元所利用的《史记索隐》所注《诗传》，却有传世的《毛诗传》可资比勘，在这一条件下，完全可对《诗传》的本质作出判断。

通过阅读《毛诗传》，可以证实司马贞所引的第一条和第三条《诗传》实际上都是《毛诗传》。第一条见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十七《大雅·公刘》“于槖于囊”句下^[9]1609，只是《毛诗传》原文作“小曰槖，大曰囊”，恰与《史记索隐》的引文相反，当是司马贞一时疏忽致误。第三条见《毛诗正义》卷二十《周颂·駉》“有骊有黄”句下^[9]2048，《史记索隐》引文与之全同。

现在需要着重讨论第二条，也就是被阮元认定为《韩诗传》的那条。通过与《毛诗正义》的比勘，可以证实这一条《诗传》仍然是《毛诗传》。但与第一和第三条略有不同的是，这条《诗传》是司马贞将两条《毛诗传》合并而成的，可能正是这一原因，导致阮元作出了误判。司马贞引此条《诗传》包含“沮”的两部分训诂，一是“止也”，一是“坏也”。按《小雅·巧言》“乱庶遄沮”句下《毛诗传》曰：“沮，止也。”^[9]1085《小雅·小旻》“何日斯沮”句下《毛诗传》曰：“沮，坏也。”^[9]1056可见司马贞所引的这条《诗传》是对上述两条《毛诗传》的合并书写，并非阮元假定的《韩诗传》。论证至此，则《史记索隐》引录的《诗传》均系《毛诗传》之节称，已成定谳。

实际上，综观《史记索隐》引用《诗经》学著作的体例，除了上引三则模糊的《诗传》，其他往往都是较为具体的。以《韩诗》著作为例，《史记索隐》都是冠以确切的“《韩诗》”字样来征引。例如《史记·天官书》，《索隐》注：“《韩诗》云：太白辰星，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4]1526-1527再如《留侯世家》，《索隐》注：“《韩诗外传》曰：商容执羽钥，冯于马徒，欲以化纣而不能，遂去，伏于太行山。武王欲以为三公，固辞而不受。”^[4]2611都是明确标记源出《韩诗》或《韩诗外传》的。究其原因，可从《韩诗》学派著作在唐代的传播情况来分析。初唐魏徵等人所编《隋书·经籍志》在谈及《韩诗》学派的时候，说道：“《韩诗》虽存，无传之者。”^[5]918可见在唐代，《韩诗》著作已属于鲜有问津的僻书，所以司马贞引用这一学派的著作之时，往往标记得较为具体，以免引发歧义。而《毛诗》学派则畅行于唐代经学界，所以在当时的语境下，将《毛诗传》省作《诗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毛诗传》是那个时代的《诗》学范本，人人皆知。从这一层面来分析，司马贞也不太可能将不常见的《韩诗传》轻易简称为《诗传》。

本文第一节借助《史记集解》考证《广韵》所引《韩诗》佚文，尚属对《韩诗》学派内部的文本进行辨析；而对《史记索隐》的《诗传》进行考释，则可以纠正阮元误《毛》为《韩》的疏失，从而澄清了一条《诗经》文献学的疑误材料。

三、 张守节《史记正义》所载录的《韩诗外传》佚文

《汉书·艺文志》著录《韩诗外传》共六卷，而今本《外传》为十卷。很明显，今本已非旧本原貌，其间或有后人增补的条目，或有旧本散失的佚文。就后者而言，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就引用过某些片段，这有助于我们了解《韩诗外传》旧本的某些原貌，在《诗经》文献学方面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

例如《史记·夏本纪》“贡, 维土五色”句下，《正义》引《韩诗外传》云：“天子社广五丈，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将封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为社也。”^[4]75这条材料不见于今本《韩诗外传》，当属旧本的佚文。

再如《史记·封禅书》“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句下，《正义》引《韩诗外传》云：“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不得而数者万数也。”^[4]1581这也是今本《韩诗外传》没有的条目，亦当为旧本之佚文。

此外，在《史记》三家注中，司马贞的《索隐》也保存了一条《韩诗外传》佚文，从辑存旧本《韩诗外传》的意义上看，也值得加以说明。这条佚文见《货殖列传》的《索隐》：“《韩诗外传》云：孔子与颜回登山，望见一匹练。前有蓝，视之果马，光景一匹长也。”^[4]4295与《封禅书》所引《外传》相似，这讲述的也是与孔子相关的故事。今本《韩诗外传》有不少关于孔子的篇章，这一特点也保留在旧本《外传》的佚文中，很可说明《韩诗外传》较为重视孔子事迹的记录。

四、 结语

以上三节自《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中各举出一则与《诗经》学相关的例子，并集中表现在《韩诗》学派的著作中。《集解》的例子堪称拨乱反正，有效地还原了一条《韩诗章句》佚文的原貌；通过与《毛诗正义》的校雠，完成了对《索隐》中《诗传》的对号入座，纠正了阮元误以《毛诗传》为《韩诗传》的疏失；《正义》更多地体现在辑佚价值上，它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溢出今本《韩诗外传》的佚文。冯洁《〈史记〉三家注的校勘特点及价值》^[10]一文就三家注在校勘《史记》方面的特点与价值展开讨论，本文则通过以上三例证明了三家注对于校勘《诗经》也同样具备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