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渭南的“文坛黑马”严步青，是以长篇小说《龙尾堡》而崛起的一位具有深厚写作功底的作家，他的小说《龙尾堡》被誉为“迄今唯一一部可媲美《白鹿原》的文学佳作”。严步青长篇小说《龙尾堡·后记》中，作者解释自己写关中老故事，是“重温渐渐被人们遗忘的关中旧事”，要与人们的失忆对抗，在遗忘中“找回百年失忆的陕西”^[1]。可以说，这部长篇是一部关中真实历史遗忘与记忆的故事，也是一部书写人的“执念”及掐灭人性恶之花的故事。小说以家族斗争及动荡社会的记录，完成了对家族由盛到衰，个人由生到死及心灵开悟过程的叙述，既是对历史的叙述又是对个人的自我剖析。

《龙尾堡》还原了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陕西关中七十余年的历史真相，对甲午海战、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土地改革这些历史事件的叙事，既将其作为小说的历史背景，又在此背景中书写以临晋县为中心的关中人民生存的历史真实和他们的苦难生活。但从《龙尾堡》的历史叙事来看，展现出与传统历史真相展览式的叙事不同的特色。作者如何进入历史的叙事呢？他靠的是记忆，父辈的记忆。他明确指出小说叙事“相对于父亲讲的刀客、土匪和战争，母亲则更多讲的是民国时候男人、女人们是怎样生活，人们的婚丧嫁娶、生活趣事，讲天灾人祸时人们忍痛卖儿卖女的惨景”，这些是父辈“记载着历史记忆的老故事”^[1]。严步青对陕西关中历史记忆的书写，夹杂着道听途说的琐碎性和民间性，童年记忆与历史真相之间毕竟存在一定的距离，但他试图用记忆还原历史，将小说中每个人物的个人记忆与历史记忆结合论述。他查阅渭北8个县的县志，了解家乡的历史，寻访长者，进行资料收集，使小说叙事的历史更具官方的权威性，更接近历史真相。

如何将这些历史记忆处理好，是《龙尾堡》的叙事要巧妙处理的问题。严步青的小说立足陕西关中历史，这是小说的重点。作者以对历史的记忆，给我们展现历史中的日常生活，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物错综复杂的关系，伴随着荒唐、淫乱、吸食鸦片、吃人、杀戮和死亡等社会现象，书写历史与人性的真实，展现着旱灾中的生民、雪灾下的国情、暴力下的世情及族群斗争下的民情。《龙尾堡》原生态地展现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灾荒、斗争、生死。我们在小说中读到了琐碎的日常生活，祖辈蝼蚁般的苟且，也读到了历史真相与人生真相，这也是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与其说《龙尾堡》写的是历史，不如说小说写的是历史长河中的群体和个体，围绕着群体与个体的记忆和遗忘，来书写关中历史的一段记忆，在历史真相揭露的同时，展演人们的“执念”，以“执念”推动家族斗争。

《龙尾堡》叙事开始，便以神奇的传说打开人们的记忆之门。龙尾堡人的记忆是模糊的，龙尾堡的古庙非儒非道，不知建于何时，供奉何方神圣，方圆几丈却寸草不生。对历史模糊的记忆和对人性贪婪本性地勾勒，在小说开头强化了叙事的主旨，也形成了以“执念”为灵魂的人物，书写人物在念与忘中的人生经历。小说开头写的“凡在小庙周围动土或损坏庙宇者定遭血光之灾”^[2]1的咒语和一些敢从庙里取土、拆砖的人，坠崖横死或房屋坍塌的传说，让人们对古庙敬而生畏。佛教常讲“我执”，劝说众生要放下。古庙、传说、灵验等词，给龙尾堡这个地方赋予神秘色彩，将故事叙事带向宗教所谓的人有“我执”，但因果自负的方面。僧人大战恶龙，同恶龙一同化为山脊，山脊尾部的龙尾堡由此得名，算是这些模糊记忆中最清楚的。龙尾堡干旱，拆庙打井，挖出几坛白花花的银子，没有挖出的“秦王镜”引发的传说、猜想及其寻找和争夺贯穿小说的始终。小说一开始在利益的争斗上以神秘的传说负载了规劝、训诫意义，却未能阻止愈演愈烈的利益斗争。传说是记忆的寻找，却也成了贪欲的来源，就像拆庙打井的人一样，并未“就此住手”，“血光之灾”的记忆很快就被忘记。

《龙尾堡》主要讲述严家、郭家和马家三大家族间的大户之争及一个土匪的故事，以主要的四个故事叙说关中人的记与忘。无论是三大家族还是土匪，他们记得最清楚的是“我的”家族，家族的辉煌历史或者不堪。但“小说的着重点并非家族恩怨，而是突破了家族文化小说的模式，将视野放在了宏大的历史再现上，并将这段历史给关中地域留下的印痕还原给世人”^[3]，以家族变迁的历史真相来叙说人本身。

从家族历史来看，严家是陕西的名门望族、书香门第、世代为官，严裕龙也担任龙尾堡掌事。郭明瑞爷爷中过举人，父亲中过秀才，也算书香门第，他靠所娶大他八九岁的老婆裴氏的嫁妆，成为龙尾堡的富户，也干着逛妓院，包养妓女的勾当。马云起爷爷戏剧性地由囚犯成为伴君郎，积累了丰厚的家业，但他不务正业，家境日衰。麻老九 (后改名麻镇武) 家贫，兜里装几个铁片冒充银元去嫖妓，强奸王寡妇致其上吊，惹上人命官司，又偷了村里的大户人家，拉杆子做土匪。他只记着有家不能回，母亲不原谅他，心生怨恨、杀戮成性。当我们认识小说中这些人物时，可以发现作者所有的叙事，都不能动摇主人公们的家族意识、发财致富之道、囤积财富之方、为人处世之妙或自我保全之策。他们要维护家族的尊严，争做大户。正是因为家族记忆，小说中的人物才有了争做大户的“执念”，财力、威望、权力所构成的大户之争，使得小说中以家族谱系为单元的故事演绎完整，也使土匪的兴亡成为必然的宿命。

严裕龙是一个活得最通达明白的人，不争、不怨、随缘。他视水云为妹妹又深爱水云。因“命中相克”，他不得已离开水云，另娶她人为妻。水云丈夫死后，他不忍水云受苦，不顾相克之命，再次要纳水云为妾，水云却以爱之名拒绝。第三次，他又以爱之名，成全水云和马山虎结为夫妇。他对水云的爱早已从儿女私情升华为长兄之爱，经过长久忍受精神上的痛苦，看透了生活的真相，以长兄的身份，祝福水云找到幸福。无论是儿女私情，还是权力、钱财，他都能平淡视之。郭明瑞父亲以出钱修寨墙为由，要儿子明瑞当掌事，严裕龙让出掌事之位。严裕龙没有私吞拆庙打井挖出的几坛白银，却用来修缮龙头寺的镇龙塔、修桥、铺路、打井，不同于郭家、马家为自家争夺利益。清兵搜查严裕龙家时，他让马山虎、杨雄飞藏在严家井下积攒世代财富的地窖中。当李瑞轩干革命，买枪钱不够时，严裕龙拿出当年慈禧送来的为他父亲做金头的钱帮对方。革命军攻不下临晋城，持久围困使其成为孤城，出现人吃人、吃草根、吃老鼠的现象。严裕龙只身进入临晋城，说服王寅文带着临晋的城防图，投奔国民军。王寅文设圈套，以搜出私盐和枪支之名，抓了马山虎后，严裕龙劫狱救出马山虎。民国十七年，关中大旱。严龙裕查看村中的孤寡老人，房屋受损情况和人受伤情况，出粮食，蒸年馍分给断粮的乡亲，给孤寡老人做新衣、写对联、购买年画、窗纸等帮乡亲们过年。马山虎送货去陕北，潼关被劫时，严裕龙借他的飞驴和龙泉宝刀，找到了被赵正元所窃货物，还与他拜为兄弟。解放军攻打丰图义仓时，严裕龙推开郭明瑞和马云起，自己被炮弹炸伤。他临死前叮嘱儿子严松岳：“钱财乃身外之物，切不可看得太重。”^[2]440，要将井中所藏秦王镜还给李瑞轩，将来上交政府。严裕龙儿子血脉中也有严家的族群记忆，他听从父亲安排，卖掉家中土地和房产，城里的点心铺子，拆房填井。严裕龙一生好善乐施、钱财散尽、侠肝义胆、做好掌事，死后一切从简。这是他谨记父亲遗训“德威并举”的为人之妙，才放得下一切，不被世间的身外之物所累。这也与他十二岁之前，每年一个月在龙头寺做俗家弟子有关。他有慧根、有佛缘、诵经修行、修习品性，看淡并能放下世间诸事。

除了严裕龙和龙头寺里的诸和尚，小说中人物的悲剧大都由“执念”而起。郭明瑞贪恋钱财和美色，却事与愿违。他的大老婆和长工郭丁山苟且，小老婆柳叶借长工郭笠生生子。郭家是龙尾堡第一大户，他每天早上还拾粪，惜财如命。爆发年馑的时候，他大量屯粮，不愿发放给灾民，即使出钱，也是怕饥饿生盗贼，破财消灾。大雪之夜，被他逼迫将柴禾送去县城粮店的长工富贵冻死于道旁，他白得了长工三年工钱。“土改”时，他们房大、地多、骡马和长工最多，被划为地主，儿子也因与他没撇清关系，被县政府开除回家务农。郭明瑞死时，才明白“人间之恶莫不由金钱而生，人间之祸莫不因贪欲而起”^[2]448，要儿子引以为戒。

小说中人物的悲剧，放大了人性中的贪婪、自大、自满。名副其实的大户马云起家财万贯，本性放浪，过着有酒、有牌、有女人的生活，斗鸡、赛狗、玩鹰、不务正业，还嗜赌、吸毒、好吃懒做。马云起先是借钱去妓院，又偷媳妇首饰当了，去妓院、过烟瘾，后来成为妓院的常客，吃、喝、嫖、赌、抽，将家里的两头骡子、一辆马车、村头十亩地卖给郭明瑞。女儿玉蝶嫁给龙威，替他给跛子狼还债。他的恶行导致家破人亡，女儿婚后上吊，媳妇也吊死。他气死老娘后，赤条条无牵挂，索性变卖所有去城里，下馆子、逛窑子、荒废家业，房子也不知被谁烧了，只剩下后院的牲口圈，沦为和花子憋一起要饭的地步。他贪恋每月三斗粮食、三块大洋，被郭明瑞推上龙脊乡乡长兼龙尾堡保长的位子。他甘当傀儡，因没征上粮食，被活埋了半截身子，差点丧命。马云起前半生家破人亡，败光家产，但他不吸取教训，故意对记忆选择性遗忘，致使他在一次次的挫败之后重蹈覆辙。

土匪麻镇武从一个土匪发展成割据一方的军阀，当上县长、置地买房、搜集民脂民膏、寻欢作乐、强奸民女无数。他好色，有九个姨太太，报复当年妓院羞辱过自己的人，将司令部移到红唇粉艳楼。他崇尚暴力，杀人如麻，靠着“残忍”招兵买马，“哪怕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也要保证部队的粮饷供应”^[2]179。母亲不原谅他，撞墙而死，他怨恨村民，几乎杀光村民，抢空村中财物，烧掉全村房子。他贪财、偷盗、抢劫，鼓动农民种鸦片又低价收购。卖了粮食或鸦片的农民将钱又送进他开的赌场、妓院、烟馆。他预征三年赋税，投井、跳河、上吊的人不在少数。他多次变节、见利忘义，先后被镇嵩军和国民军招降，最终也因他的执念，死于血腥之中。

杀戮的记忆，使严步青不得不思考争权夺利下，维护家族安稳的历史记忆。家族的兴替在于下一代家族新成员自身修养地提高，这是避免家族后代重蹈没落覆辙的前提。我们看到了严家和郭家的儿女都有所行动。郭家地多，成了地主，严家卖地卖房后却成了贫农。而麻镇武手下的王寅文、龙威当县长时亦贪、亦杀。他们今日为匪，明日为官，反复无常，摇身一变后，假以政权的统治，维稳的诺言，进行横征暴敛、残杀百姓。普通百姓不仅要死于干旱、雪灾、蝗灾等年馑，还要死于投井、上吊、服毒等自杀，更有数不清的炮火、枪弹、人人相食。血腥的革命及残酷的杀戮，让很多无辜的百姓死于非命。革命滋生了杀戮也滋生了惩罚，特别是对女性“打猫”的身体惩罚，让水云骑木驴，以报复的快感来赢得革命仪式上的胜利，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马云起的人生词典里没有阶级与党派的区别，只有自己随性而为。马云起被抓壮丁，投降解放军后得了三块大洋，便成了兵油子，把自己卖了四次壮丁换钱。王媒婆认为：“革命就是男人剪辫子，汉人杀满人……”^[2]119麻镇武则认为革命就是要杀人放火，搞出一点动静，要“尸横遍地”，对革命认知的盲目和一味蛮干成了动荡年代，一种人人自危的解释。叙事将历史上难以忘记的历史真相负载在几个主要的历史人物身上，以故事主人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完成对历史的书写和祭奠。叙事虽然夹杂着众所周知的军阀混战、党派斗争，但未将家族记忆刻意置于党派斗争中，如严裕龙父亲要求儿子不要当官；严裕龙、马山虎希望水云不要搅进党派之争；严裕龙两次救了土匪麻老九的命，又和干革命的李瑞轩、马山虎、杨雄飞等兄弟出生入死，却声称自己不管党派斗争的事。作者不以阶级立场来评判历史和人物，也隐去了一切关乎历史的、道德的评判，以人物命运推动情节发展，客观呈现人的历史。

《龙尾堡》叙事游刃自如，具有俯瞰关中平原的宏大视野，又能着笔于细节。严步青并未对人事进行主观评价，而是以客观叙事、全知全能的视角审视龙尾堡。叙事中隐藏了一个智者，冷眼旁观历史的发展、人事的更替。这个智者不是小说中的某一个人，而是法宇大师和立悟大师智慧满溢的劝善之语，是法宇大师给生病的郭明瑞父亲开的“万物安于知足，死于无厌”及“不争”、不“使心”和一个“静”字的药方^[2]99；是他给麻老九血洗龙头寺时所说的“离地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一切皆有报应”的谶语^[2]191；是他对一起来龙头寺的马山虎和水云所说“吉人自有天佑，一切随缘吧”^[2]185的随缘态度；是立悟大师闭门拒见香客，认为“一切皆有定数”，对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人杀不如天杀，人杀杀几个，天杀杀一批”^[2]109停止杀戮的呼吁。两位和尚对世事的洞悉，指向事的因果，人的执念，而不是将其归于无法解释的命运。人类执着于自我的欲念，无视他人和环境，也终遭遇了天灾，遭受因果自负的代价。

如果说，非要去找智者，小说中提到了两个。一个是“举头三尺有神明”的龙头寺。小说结尾，感慨几载春秋，只有龙头寺里的镇龙塔和岱祠楼在，这两个意象隐喻两个“超脱了世俗的智者”，冷眼看人间，他们能与“上苍通灵”是超脱历史和现实的，超脱名利之外的智者，冥冥中看到了一切果报。感慨人生短暂、物是人非之外，作者也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个体在历史长河中的微不足道。小说结尾正好与开头“拆庙者家遭大难”呼应，训诫人执着于自我的贪欲，必然要付出代价。小说结尾以历史新纪元的开启，历史人物盖棺定论的淡然去审视历史，具有劝世的意义。另一个智者是马云起，这个前半生贪恋尘世荣华、好吃懒做的败家子，老了后烟瘾渐渐没了，也放下了凡尘俗世，不为钱财所累，身体自然好了。马云起将这些人生体悟，说给严裕龙和郭明瑞的时候，俨然是一个“智者”，成了最能突破“我执”的“这一个”。说出真相的往往是平庸之辈眼中出格的“疯子”，就如立悟大师观天象，预测关中三年大旱，不停止杀戮，必有大灾，有人骂他疯和尚一样。所以，作者一改他对马云起前半生的叙事套路，让他老了之后，明证言顺地疯掉，疯癫让他由意识的清醒状态进入无意识状态。马云起又疯又老，但他还记着土匪麻镇武起事、日本轰炸、民国十八年年馑，记着他的妻女。他吼的秦腔“日月星辰天地间，风花雪月恩与怨，岁月悠悠凡尘事，斗转星移化云烟”^[2]449，流露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悲哀。小说叙事，表面上是写一个疯子对历史及人生的记与忘。实际上，马云起的疯癫，隐喻一个审视历史的见证者，也彰显了回溯历史常与变的智者对“我执”的抛弃。小说结尾，作者让马云起做到彻底放下，发出“人活一世，不如草木一春”的感慨，至此，小说以“执念”构筑人物的精神线索昭然若揭。马云起的人生起伏构成了故事的民间价值评判，也就是民间传说的劝善和佛家弟子们的行善，结合生死无常，财富乃身外之物的感悟，把人生命运的悬殊和生死的因——“执”书写到极致。

智者又是如何看到世态人心呢？《龙尾堡》的叙事，隐藏着一个意象，即大户与土匪们争夺的“秦王镜”。寻找“秦王镜”成了一场利益之争，我们看到的是拆庙打井，几家大户为“秦王镜”而来；慈禧太后为求秦王镜来临晋；麻镇武、王寅文、赵知府也都为求“秦王镜”。达官贵人们以权钱交易，为得到“秦王镜”，很多无辜百姓也因此而丧生。实际上，“秦王镜”正如其背面的铭文：“求得秦王镜，判不惜千金，非关欲照胆，持此自明心。”^[2]3警示人们“明心”，更好地认识自己，而不是为身外事所累。正如《旧唐书·魏征传》里提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我们明白为何土匪麻镇武口出历史更替，要“血流成河”的言论；以人为镜，我们通过大户之争，反观了历史的更替、家族的兴衰。可以说，“秦王镜”实际上是一面能照见世态人心的镜子，将我们内心记与忘的“执念”都照出来，达到自省的目的。可惜，大多数人只看到了“秦王镜”的价值利益，而忽视了它背面铭文的劝善意义。实际上，小说自始至终在传达作者的“明心”观，可以看到几位开悟的大师、有佛缘的严裕龙都在以善行、善语尽着劝善的本分。小说也以疯了的马云起，在失去一切之后明白这个道理，隐喻着一种“放下”的人生态度，将沉迷于名利、美色场域的个体与客观冷静的历史结合，以时间检验个体人物的人生，让他们在人生暮年自省。最终，随着历史时间的推进，历史人物的执念也都一一放下。

《龙尾堡》的叙事，是作者对人生思考的写照和精神自述。作者将乡村的衰败指向每一个人，不评价历史，将历史、人物、人情、世风赤裸裸地记录下来，展现真实的乡土变迁。凄凉的乡土现实是欲壑难填的乡民现状和不断膨胀的人性恶的结合，展现人行为的放纵、人性约束力的弱小。放纵和无节制的欲望及膨胀的执念，对人自身的毁灭是血的教训，也是应该铭记的历史经验。这些人和事让历史叙事更加丰富，但也以个人的自我放弃而走向虚无，使乡土中国穷困、潦倒的真实现状越来越严重，让真实的历史也走向虚无。但历史并没有走向虚无，而是如水云等一批绝望的妇人们的觉醒，走上革命的康庄大道、舍生取义；也如解放军释放俘虏，以三块大洋对民心的俘获；还有如严家下一代淡泊名利的精神。陈晓明说：“乡土中国在整个现代性的历史中，是边缘的，被陌生化的、被反复篡改的，被颠覆的存在，它只有碎片，只有片断和场景，只有它的无法被虚构的生活。”^[4]无疑，作者以对人物“执”的描写，完成了他对关中故事的关联性建构。作者具有直面乡土的勇气，以“感时忧国”的精神，对真实的乡土进行描写，书写其丰富的乡土经验和个人记忆，写家族的荣光体面，也写杀戮、奸淫妇女、沉醉于青楼的龌龊罪过。可以说，这是一部“感时忧国”之书，以一种人道主义的使命感，揭露社会痼疾，维护人最后的体面，充分发挥了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小说完成了严步青为自己的家乡写史，为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写史的夙愿，展示了历史进程中的民族记忆、家族记忆、个体记忆及将要被忘却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