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源于历史素材，但又高于历史事实，是作者以历史资料为素材，在尊重历史事件、历史事实的前提下，通过收集、考证、分析，运用文学艺术手法，借助具有超越性和自由性的历史语言媒介，打破现实外部世界与历史生活场景的时空界限，自由、灵活地叙写历史事件，挖掘历史人物，弘扬传统文化，实现作者与读者、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沟通。历史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能够跨域历史时空，再现历史人物事件，还原历史原貌，满足人们对历史谜团的解密、历史真相的探究这一好奇心理的现实需求。近年来，历史文学在人们这一猎奇心理效应驱动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回顾我国当代历史文学发展历程，从传统历史小说，到革命历史小说，再到新历史小说，历史文学创作者通过对历史生活的认知和把握，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将自己的主观感受融入到历史文学作品，以丰富多彩的创作实践为我们撰写了一部部具有史诗性的经典作品，影射传达出作者对现实世界的关照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历史使命。

在数量众多的历史文学评论研究中，研究者过多地将其注意力和研究重心放在历史文学的题材选定、文化认同与民族精神构建等思想层面上，而对其语言媒介研究领域涉足得相对较少。本文基于特殊形态的历史文学语言媒介，从历史文学独特的语言形式入手，对其在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应用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在历史文学创作过程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使用历史语言和现代语言，为历史文学创作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有利于促使历史文学更好地发展。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任何一项文学创作活动都离不开语言媒介的介入。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思想认识、情感体验必须借助语言这一媒介才能准确地表达出来，同样，读者也只有利用语言这一媒介才能了解、领悟作者及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及精神文化内涵。这足以说明语言这一媒介在“作家—作品—读者”三者之间，以语音形式、词语结构、修辞手法、文体风格等形式表现出来。

历史文学描写的内容是过去的人、事、物。借用什么语言媒介来展示这是理论界富有争议的话题。首先我们要看历史文学是写给谁看，即它的受体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有一个明确的回答，任何文学作品首先满足的是作者所处的这个现实时代，这是一部作品能否生存并流传下去的前提，如果不能满足这一点，这部作品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当然那些经典名著能在几十年、几百年之后仍然具有存在的价值，那也需要后人不断地做注解释，才能让后人读懂并理解吸收。比如中国的《论语》《诗经》等经典著作就是典型的例子。历史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必然要遵循这样一个规律，首先历史文学是满足当前现实人们的阅读需求，这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必须采用当代社会大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符号。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全部采用当代的语言媒介，就无法体现历史文学的特点，也无法还原历史人物事件的原貌。所以，对于历史文学语言媒介还要运用能够体现历史与之相适应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化语言。由此可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系统受到历史和文学双重性质的影响,且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和特殊性，既要满足当代人们的阅读需求，又要体现历史文学这一文本的自身特点，这就需要作者在这二者之间必须寻找出一个相对平衡点。

郭沫若创作了诸如《蔡文姬》《屈原》《高渐离》等不少历史文学名著。他认为历史文学语言媒介的应用必须“以古今能够共通的最为理想”，并且进一步强调：“古语不通于今的非万不得已不能用，用时还须在口头或形象上加以解释。今语为古所无的则断乎不能用，用了只能成为文明戏或滑稽戏而已。”^[1]郭沫若的这一观点比较精准地阐明了历史文学语言媒介应用的基本原则。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应用既不是纯粹使用当代语言，也不是单一的应用历史语言，而是以使用当代语言为基本主体，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历史文学文本反映历史事件和实际情况适当地删减一些体现现代特点的时髦术语及现代文明指向比较明显的习惯用语，再加上能突出特有历史文化的语言词语，最终构成历史文学创作独特的语言形式，促使其产生特殊的功能效果。

基于郭老提出的这一应用原则，我们可以提出历史文学语言在反映历史生活场景的过程中应该使用“历史—现代”这一形态的语言形态形式来进行表现，在古语(历史语言)和今语(现代语言)之间寻求相应的平衡点，尽可能多用现代人能够接受和理解的通俗语句，尽可能不用体现现代时代特色的时髦专用术语，尽可能借用历史时期简单易懂的特有术语，只有这样，也才能生动鲜活地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映入到历史文学受众者的脑海中，激发人们对历史事件自身的审视与思考。

在数量众多的历史文学评论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其关注焦点、注意力和重心放在历史文学的题材选定、文化认同与民族精神构建等思想内容层面和创作风格上，而对其语言媒介研究领域涉足得相对较少，甚至是一个被完全忽视的领域，这与传统语言工具中“说”的思维存在一定的联系。从语言工具“说”的观点看，对历史文学语言媒介的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致使形成一种语言媒介研究价值低于文学作品思想和真实性研究的错误认识。当然，语言媒介自身研究也确实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难度，特别是作为现代人叙写古代和拟古创作的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研究难度就更大，也是很少有人愿意涉足这一领域的一个主要原因，容易造成这一研究领域处在研究失语与停滞不前状态。

历史文学源于对历史精神和历史文化的挖掘，其描绘和陈述的是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按照相关反映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内涵，这一艺术创作必须要使用能够进行历史化的语言形式，避免文学创作表现出浓重的现代化气息。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界认为只有在历史文学的创作过程中使用历史化的语言来表现当时的历史事件才能够算作是文学创作尊重的历史的真实性。^[2]在历史文学语言媒介的研究过程中，如果我们将这一论断纳入到历史和现实的研究语境中进行深层次的审视时，就能够发现其所具备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纯粹的历史文学语言一般无法复现历史真实原貌。作者在历史文学创作中使用的主要素材来自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史书资料，实际上各种史书资料记载的内容与其历史事实的真实性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是因为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载本身就受到文字语言传播方式以及历史现实物质条件的约束，在文字符号系统方面存在语言与文学分家的特殊现象，特别是各朝各代当权者的政治立场、文化论断的影响，造成运用历史语言媒介记载的历史资料不能够完全成为真实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语言。前提条件的不真实无法保证其所要求的结果可靠与真实，肯定会对历史文学的创作产生相应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语言传播符号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错位、蜕变同样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即使作家在历史文学的创作中使用了历史文学语言媒介，但是在现代教育的影响下，一般仅有极少数的历史语言研究者才能够读懂其中的真正内涵，而一般的社会大众则无法了解其作品所反映的具体内容，这样历史文学的主体受众就不复存在，那么历史文学的思想内容、社会价值、文化传承、审美享受等也就会随之失去了应有的存在意义。

在历史文学语言媒介实际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语言作为人类文明研究和文学创作过程中特殊的形式和工具，其内容含义在发展过程中一般会随着社会历史的演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甚至是相反的变异。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一些历史语言符号最初其指代的是A事物物象的名称，但是在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后其可能就会成为准A事物物象或拟A事物物象，甚至是非A事物物象的名称。例如，“跳槽”一词在明清小说中指妓女移情别恋，而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开始用来形容人工作岗位的变换；“丰碑”在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坚石，并通过它在阳光下投射的影子计算时间，而《现代汉语词典》解说为高大的石碑，比喻不朽的杰作或伟大的功绩，人们常常用这一词语作为评价伟大人物功绩的记录，这些变化说明现代词语与古语存在很大的差异；“衣冠禽兽”原是对文武官员朝服的称赞之语，在《中华成语词典》中却已经将其定义为比喻道德败坏的人，这就是历史语言符号由A事物物象转变为非A事物物象的典型代表。所以，如果历史文学的作家们为了追求历史的真实性而进行创作，历史文学作品的传播必然受到极大的不良影响。法国作家雨果在对艺术创造不能对自然进行绝对模仿这一论断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就通过《熙德》的经典比喻以荒谬的悖论推理形式解释了历史文学作品创作的语言媒介非历史化不可不近情理，认为历史文学的创作不应该为了追求对历史的真实反映，而丧失其文学性。一部伟大的作品不仅要继承历史，让当代的人们明白、欣赏、流传，更重要的还要传承文化，让未来的人们明白、欣赏、流传。所以，在历史文学语言媒介研究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历史文学创作的语言媒介不能过于追求完全的反映真实的历史原貌的历史语言，而应用当代人的视觉来审视历史，将现实社会思想内容和文化理念注入历史事件，达到既深入历史事件又跳出历史事件，实现古今价值贯通与相互融合。当然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历史语言媒介应用过程中避免极端地使用当今时代特色鲜明的纯粹的白话文，白话文的语言媒介形式属于现代文学语言的范畴，其自身语感、语态、语规、语义等都带有鲜明的现代化特征，并与其所处时代的艺术形态形式相适应。这就要求历史文学语言媒介的现代化要根植于历史文化，符合历史语境，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能动地与现实社会对话。

在语言研究领域，语言作为传递思维信息的一种符号，其本身具有一定对客体进行反映的能力，并且从本质上讲其是对社会现实的抽象化处理，是一种意义层面上的重要载体。正是由于语言的这一特性，在历史文学创作过程中，为了使语言符号这一媒介形式能够反映出历史客体对象所表现出的历史质感，就不能直接使用现代化的语言媒介，特别是当今社会所具有的价值指向性较强的语言，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租赁经济、电子商务等等当代流行术语。在历史文学创作过程中避免使用这一类的语言媒介形式，乃是由于这类语言具有明显的指向性，使读者在对历史文学进行阅读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与现代生活相挂钩，从而在审美方面产生一种历史的不适应感，影响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认同。^[3]

虽然“历史—现代” 语言形态是历史文学语言媒介应用的一种基本形态公式。但在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历史文学语言媒介的应用则表现得更为复杂，不仅表现在理论层面的语言错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将这种较为简单的基本应用理论形态付诸创作实践的时候，针对具体的历史文学创作问题还会出现更为复杂的环节和因素等。从整体上看有赖于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个性特点和运用这一形态的自觉性。如果一个历史文学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能够自觉地使用历史文学这一“历史—现代”语言媒介形态，就可以保证历史文学作品的质量，并促使这种历史文学语言媒介形态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

由于历史文学与一般文学形式在文体的形式规范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历史文学语言媒介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应该尊重这种差异，以保证历史文学语言的应用效果。例如，对于历史文学中的小说创作来说，由于小说是阅读的艺术，读者在欣赏历史小说这一类型的历史文学作品过程中可以选择精读和略读等不同的形式来进行，而且不论采取哪种阅读形式一般不会对读者的艺术接受效果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对于历史文学中的戏剧和影视则是一种用于临场观赏的影视历史艺术作品，在具体表现方面则要求以画面的形象性、直观性、连续性达到“顺流直下、一泻千里”的流畅效果，这种表现形式直接在舞台上通过人物语言、神情、行动等方式表现历史故事，能够加深欣赏者对作品的感悟和理解。这就是历史影视文学作品不停顿的呈现方式与历史文学小说可停顿、可推敲品味形式的差异性。李渔曾经针对历史文学创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历史文学中的不同艺术形式如诗文、词曲以及话本、传奇等创作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在历史文学的具体创作实践中，历史文学创作者应用历史文学语言媒介应该尊重历史文学语言媒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结合不同的文本形式自觉地注意对语言进行规范，自觉运用“历史—现实”语言应用形态，进而提升历史文学作品的艺术文化价值。例如郭沫若先生在《司马迁发愤》一文的结尾之处就直接抄引了《太史公自叙传》中的一段文言文“惜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作者这一直接应用古语的做法反而更增强了这一历史文学的历史感，带给人独特的审美感受，值得当代历史文学作家学习借鉴。

本文所论述的历史文学语言媒介形态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按照叙事学相关理论进行具体分析，可以将语言划分为叙述性语言和作品人物语言两个层面。叙述性语言就是作者在文学创作中所使用的语言，一般用于环境描写和抒发真情实感，塔斯基在研究中将其概括为“元语言”^[4]。而作品的人物语言则是作者结合故事情境赋予作品中人物语言，其不是作者的自我言语，而是对作品主人公在特定情境下所使用的一种假设性推测语言。历史文学作品中人物语言一般直接对作品叙述对象进行描述，并且往往会通过作品中人物对白的方式铺陈开来，被塔斯基形象地称之为“对象语言”。叙述性语言与作品人物语言是语言运用的两个重要的层面性语言描述，不能加以等同，且二者在本质、功能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历史文学作家在进行具体的描写和运用过程中也应该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特征。

章学诚先生针对历史文学的真实性研究提出过独特的看法，他认为叙述语言是作者能够控制的，而作品人物对象语言甚至连作者自身有时也无法控制，这些语言是在特定环境下主人公在自身性格的驱动下、在故事情节发展的要求下必须诉说的语言，不受作者主观意志所制约。历史文学语言媒介的应用也应如此。叙述性语言作为作者对相关历史事件的陈述，是作者以第三人称的身份向读者讲述相关事件，虽然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存在对人物语言的协调性问题，但是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可以被作者所掌控。历史文学作品人物语言却并非如此，其具体指作品里的人物在作者构造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向读者发言，因此，其规范性更强，不能被作者所控制。对于人物语言来说，历史文学的创作者虽然在创作过程中不能够让春秋时期的历史人物完全按照当时的语言规范讲话，但是却必须防止现代指向性较强的词语出现在这些人的口语中，所以，历史文学语言媒介受到“对象语言”的影响应该在避免现代化语言特征的前提下，通过相应的语言构建呈现出一种历史性的思想特点。当代作家刘斯奋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要求，作者将叙述性语言与人物语言区分开来，运用现代白话文进行文本叙述，推进作品叙事进程，在人物语言处理上则是结合人物说话场合借鉴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口语特点，使用浅近的文言文语句，两种语言形式交叉使用得恰到好处，达到了雅俗兼备，受到了阅读者的认可和文学评论者的称赞。

任何一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我们当前现实生活来讲都是相对遥远的事情，历史作家在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和事的时候，不可能做到完全符合当时社会形态原貌。所以，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文学作家对历史事件的认知和评价均要受其审美意识和审美价值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作家在进行历史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需要对文本的样式、审美态度、陈述对象以及具体创作方法等问题，使用艺术化的语言进行把握，进而将历史文学作品的语言媒介应用到现代历史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提升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质量。历史文学审美价值问题的解决需要作家在作品创作中表现出极大的自觉性，通过语言风格、叙事特点等方式自觉彰显自身态度。在历史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再现与表现、现实和浪漫、写实与抒情等都在语态、语调等方面同样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特征。其中，前者如再现、现实和写实等现实主义历史文学形式，其语言载体中对事件的叙述和对环境的描写含有较大比例的实感性和质感性，基本上能够通过社会现实生活构成一种“同构”的关系，语言形式相对质朴，并且在实际创作过程中能够避开现代语创作倾向，力求文学作品表现出古味特点，保证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一种包含历史批判的纪实美和陌生美，而后者如表现、浪漫与抒情等浪漫主义文学形式，其语言载体中心性和情感性特征更为明显，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是“异构”的。^[5]历史文学作品叙述语言虽然也具有拟古的特征，但是从整体上看更加具有激情，在视觉上能够带给欣赏者较强的冲击力，并且其在历史文学作品中渗透的主体情感比例已经基本超过了对客体事件的陈述。

在中外文学史上，前者如再现、现实和写实等现实主义历史文学中较为典型的代表作家有托尔斯泰、福楼拜、鲁迅、森欧外等，后者如表现、浪漫与抒情等浪漫主义文学中较为典型的代表作家有莎士比亚、雨果、郭沫若、芥川龙之介等，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对语言媒介形态的应用表现出这两种类型，并且不同类型审美态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对历史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欣赏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例如，对“黄巢起义”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描写，蒋和森的语言风格是言简意赅，注重厚重的史诗客观含量，有明显的纪实倾向；杨书案的语言风格表现为文风清丽流畅，通过诗化的语言表现出浓郁的抒情特征。两位作家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风格，具有不同的审美价值，同样可以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综合以上分析，历史文学的创作需要独特的语言形态才能真正地表现出其特定的历史性和文学性。所以，基于历史文学语言媒介这一独特形态，将历史文学语言媒介应用于文学创作过程中，应该重视历史文学语言媒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并关注读者的审美价值和文学作品的叙述对象，在尽量反映真实历史情况的同时避免文学创作表现出现代化特征过于明显的倾向，增强读者对历史文学的认同感，进而促进历史文学在现代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全面提升我国历史文学创作水平和阅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