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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蓄性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特征。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里，含蓄性的表现或表达方式无处不在，成为中国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中国人讲究“象外之象”“言外之意”，体味“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意蕴，追求“弦外言，味外味”的艺术美感。可以说，含蓄性已经渗入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为“五谏”之一的“讽谏”，即是契合中国文化含蓄特质的一种进谏艺术。

“讽”与“谏”本是两种不同的进谏方式。讽是用委婉的语言暗示、劝告或讥刺、指责。谏是直言规劝，止人之失。“讽”重在微言相感，“谏”重在直言相劝。“讽”“谏”连用，重在“谏”，因而产生了新概念“讽谏”。

“讽谏”，以委婉劝导为特征，讲究进谏策略和语言技巧。《后汉书·李云传论》云：“礼有五谏，讽为上。”^[1]1251唐代李贤注：“五谏，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也；其中讽谏谓之上。”^[1]1251孔子也对讽谏极为推崇，据《孔子家语·辨政》记载:“孔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唯度主而行之；吾其从讽谏乎。’”^[2]159由此可见，在古人的观念中，讽谏列五谏之首，是用很委婉的方式陈述问题而不把矛盾激化。正统观念虽将“文死谏”式的直谏看作是忠臣的楷模，但聪明人推崇讽谏，因为它既能达到帮君王改过的目的，又能把握分寸，掌握火候，保护自己，权宜退守。

在我国古代，进谏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帝尧就很善于纳谏，他曾命人设置“谏木”，以鼓励民众进言。进入周代后，由于周人对进谏的推崇和重视，使其很快进入制度化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时期，有了专门的“谏官”，各个阶层的人甚至普通民众都可以向君王进谏。中国特有的进谏文化由此形成和发展。

《史记》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瑰宝，作为一部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和实录作品，其中记载了大量的谏诤故事。

一 《史记》中的讽谏及其技巧解读

《史记》中的谏诤故事，属于讽谏的有很多，根据所用技巧方式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 巧喻相感

讽谏即是以委婉劝导为特征，必不是直言相劝，因而要讲求一定的语言技巧。在语言中运用比喻手法，巧妙地借彼事而言此事，引起被谏者的触动，从而达到令被谏者主动修正自己行为的效果。这种例子在《史记》中有很多。

《陈杞世家》中，陈成公元年的冬天，楚庄王以夏徵舒杀死陈灵公为由，带诸侯之兵讨伐陈国。并且对陈国人说：“无惊，吾诛徵舒而已。”^[3]1580可是杀了夏徵舒后，借势吞并了陈国，把它作为楚国的一个县郡。楚国群臣都来朝贺，只有申叔时例外。楚庄王不解，申叔时回答说：“鄙语有之，牵牛径人田，田主夺之牛；径则有罪矣，夺之牛，不亦甚乎？”^[3]1580申叔时以“径田夺人牛”的故事劝谏庄王，让楚庄王意识到自己“以不义伐不义”的行为是错误的，并及时改正。于是，楚庄王接回陈灵公的太子妫午，立为陈君，恢复了陈国的主权。申叔时的劝谏令楚庄王保持了美名，赢得了外界的赞誉。孔子读史书看到楚国恢复陈国主权这一段时，由衷地赞叹道：“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3]1580如果就事论事，庄王未必能跳出自己的思维去思考所做的事情。而申叔时用巧喻相感达到了同类教化的作用。著名的“一鸣惊人”的典故也发生在楚庄王身上，伍举借“高山有鸟，三年不飞”的隐语，意在试探庄王的真正用意，庄王则以“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3]1700来回应伍举的用心，双方在没有触及敏感话题的情况下互明心意。伍举得以全身进退，可谓聪明之举。

比较著名的还有邹忌以鼓琴进谏齐威王。邹忌善鼓琴，凭借弹得一手好琴进见威王。最初，威王并未发现邹忌的治国之才，对他的态度也与一般的艺人无异，“王鼓琴，邹忌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说……邹忌曰：‘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说。”^[3]1889两次“勃然不悦”，可见威王对一个琴师随意议论国事是很忌讳的。但邹忌很快以满腹才识令威王刮目相看。“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3]1889他以大弦之浑厚温和，喻君，小弦之清而不乱，喻相，攫弦之深而放的舒展，喻政令；弦音的均谐响亮、大小适宜、不受干扰，喻四时。他说，调琴音就像治理国家，琴音调的好国家就能治理好。一番“以乐喻政”的精妙论断令威王眼前一亮，邹忌的治国之才终于得到肯定，威王由衷地发出了“善”的赞许。很快，“邹忌子见(齐威王)三月而受相印”^[3]1890，成为权倾一国的重臣。

2 借古讽今

对于活在当下的人们来说，历史是一面明镜。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4]103明君懂得通过历史相似的瞬间来反省今时今事，从而对今事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也是谏臣们在进谏时往往援引前朝典故的原因。

有的君王能虚心听取谏言，做出有益国家、有益人民的正确决定。如《赵世家》中赵武灵王听取大臣肥义的建议，坚定地走上了胡服骑射的改革之路。

肥义侍，王曰：“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肥义曰：“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务以论德而约功也。愚者暗成事，智者睹未形，则王何疑焉。”王曰:“……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3]1806-1807

赵武灵王根据赵国国情，希望移风易俗，大胆提出了胡服骑射的主张，为的是增强国家的战斗力。但是，这在当时处于封建社会的国家来说简直是离经叛道之举，武灵王受到了几乎来自全国各个阶层的一致反对，就连他的叔父公子成也因此而称病不出，而武灵王也因为“世必议寡人”的担忧而迟迟下不了决定。大臣肥义以“舜舞有苗，禹袒裸国”的典故劝谏，阐明自古成大事者无不是胸襟辽阔、不拘小节之人，聪慧之士在事情尚未发端之前就能看清未来走向，因此，他们可以排除一切艰难险阻，只为取得成功。最终，武灵王在肥义的话中，在舜与禹两位先贤遥隔千年的鼓舞中坚定了胡服骑射的信念，成功地进行了改革，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他的锐意革新精神也为万世传颂。

遗憾的是，不是所有君王都如武灵王一样英明果敢，在关乎命运的时刻，他们的错误决定往往会把自己和国家推入深渊。《吴太伯世家》记载，吴王夫差二年，在夫椒大败越军。越王勾践带五千甲兵退入稽山，派大夫文种通过吴国太宰伯嚭请求媾和，愿以越国作为吴国的奴仆之国。吴王想答应，伍子胥以少康复仇有过氏的典故劝谏，他说：“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遂收夏众，抚其官职，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3]1469少康从只有区区方圆十里的土地，五百部下，到收聚夏之遗民，整顿官制，步步为营，最后打入有过氏内部，消灭了有过氏，夏代过去的全部故物都收复如初。子胥激愤地说，现在吴国不如当年有过氏那么强大，而勾践的实力却大于当年的少康，如果现在错过时机彻底消灭越国，将来必定后悔！伍子胥知道“杀而不绝，后患无穷”的道理，劝夫差乘胜将越国斩草除根，但吴王夫差一念之差，听信太宰嚭的谗言，被越王勾践虚意为奴的善和条件蒙蔽了双眼，答应了越国的请求。历史的发展就在这一瞬间被改写。“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败吴；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吴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遂自刭死；越王灭吴，诛太宰嚭，以为不忠，而归。”^[3]1475越灭吴，夫差大势已去，他拒绝了勾践的施舍与怜悯，也许是愧对被他“尸盛以革，浮之江中”^[3]2180的忠臣伍子胥，最终发出了“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3]1475的悲凉感慨，自刎而死。夫差自死方醒，悔不悟忠臣的赤胆忠心。

3 正话反说

就是在表达某种意思或说明某个问题时，不从正面写出，而在反处着笔，用同本意相反的词语或事物来表达本意。正话反说，可以使人感到强烈的感情，而又不失含蓄幽默。

三十二年，彗星见。景公坐柏寝，叹曰：“堂堂！谁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谀甚。”景公曰：“彗星出东北，当齐分野，寡人以为忧。”晏子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恐弗胜，茀星将出，彗星何惧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来，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万数，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胜众口乎？”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故晏子以此谏之。^[3]1504

古时认为彗星是不祥之星，彗星出现之时将有大灾难降临。景公三十二年，彗星出现。景公坐在柏寝台，叹着气，大臣们都流泪。晏子却笑了，景公发怒。晏子说：“我笑大臣们太阿谀奉承了。”景公说：“彗星从东北出现，正当齐国的分野，我为这个忧虑。”晏子说：“您身居高台深池，赋税唯恐不能到手，刑罚唯恐不厉害，这样下去，妖星将要出现，彗星有什么可怕的呢？”晏子以正话反说炮轰齐景公的重税严刑，讽刺尖锐又不失智慧幽默，这样幽默的正话反说，不仅没有触怒景公，反而使他有耐心继续向晏子请教。

在《张仪列传》中，张仪在秦惠王面前中伤政敌陈轸，秦惠王怀疑陈轸要背秦投国，陈轸以妙喻应对，并以“今轸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轸为忠乎？忠且见弃，轸不之楚何归乎”^[3]2300的反话暗讽惠王的偏听偏信，化解了君臣的误会。“王以其言为然，遂善待之。”^[3]2300秦惠王更加善待陈轸。

4 归谬反转

这种讽谏方式就是将事情推到极端，让其无法自圆其说，使相信原来荒谬观点的人，再冷静去思索评判自己原来所持的观点。这样的进谏，不言而言，不说而说，当被谏者当局者迷时，使用极为有用。

《赵世家》里触龙说赵太后的例子就是典型的归谬进谏法。“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赵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曰：‘复言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3]1822赵太后身为人母，对小儿子溺爱本合情理，但国家大难当前，她仍执迷不悟，着实急坏了一帮忧国忧民的大臣。赵太后的强势与顽固令群臣束手无策，直到左师触龙的出现，才扭转了这一局势。他没有开门见山地表达来意，而是不紧不慢、不急不躁地与赵太后话起了家常。触龙的话果然奏效，“太后不和之色少解”，赵太后渐渐解除了戒备之心。而后，触龙又以为自己的小儿子谋事为话题，引得赵太后吐露心声：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太后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3]1823话题已入正轨，触龙继续顺着“爱”这个话题，引导赵太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讬于赵？老臣以媪长安君之计短也，故以为爱之不若燕后。”^[3]1823触龙故意将对话引为“故以为爱之(长安君)不若燕后”这一错误结论，让赵太后幡然悔悟，派长安君质于齐，终于迎来了齐国的援军。可见触龙迂回进谏之术的高超。

以能言善辩著称的苏秦，也曾以归谬之法挽救了自己的命运。苏秦回到燕国，有人诋毁他，说他是个左右摇摆、出卖国家、反复无常的小人，而燕易王也一直没有恢复他的官职。苏秦请求朝见，并向易王提出疑问：

“今有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苏秦曰：“孝如曾参，义不离其亲一宿于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义不为孤竹君之嗣，不肯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饿死首阳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进取于齐哉？信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齐之强兵哉？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燕王曰：“先生复就故官。”^[3]2264-2265

苏秦以“孝不离其亲，安能步行千里事弱燕之危王；义不肯为武王臣，安能步行千里取于齐；信而抱柱溺亡，安能步行千里却齐之强兵？”来抨击传统意义上“孝、义、信”的华而无用，意在表白自己的衷心，让燕王意识到自己的重要。听闻此言后，燕王果然不计前嫌，对苏秦官复原职，“益厚遇之”，以更加优厚的待遇对待他。

虽然如苏秦、张仪之类倡导合纵连横的说客大多是利益为先、见风使舵之人，为当时所谓忠臣义士所不齿，但他们也是在群雄割据、烽火四起的战国时代，能够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卷起战国硝烟，挑起战国风云的人物，可见游说作用之巨大，而他们在游说人主时，多采用以上几种讽谏技巧，所以说，进谏作为一门艺术也是意义非凡。

此外，《史记》中的讽谏还有夸张渲染等方式，但相比以上方式，运用的要少。

二 《史记》讽谏艺术的特征

与直谏相比，讽谏更容易被接受，更为奏效，因而更受推崇，其特征主要有以下两点：

1 讽谏委婉含蓄，讲究说话的艺术与进谏策略，是“艺术地取得胜利”

班固在《白虎通德论·谏诤》中对讽谏的定义是：“讽者智也，患祸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5]268讽谏是祸患尚处在萌芽状态时，进谏者就发现它而加以讽告，因而是把握住了最佳进谏时机，最有可能达到纠错效果的方式，是明智的进谏方式。而就“讽谏”本身来讲,它是进谏者经过深思熟虑，细心揣摩君主的心理倾向,抓住最能打动君主心理需要的内容,运用巧喻相感、借古讽今、正话反说、归谬反转等技巧委婉含蓄、隐晦曲折地指出君王的问题，因而能够机智巧妙地避开冲突、化解尴尬、掌握分寸、把握火候,帮助君王纠正错误。讽谏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能在不引起君王反感的情况下，使君主心悦诚服地接受劝谏意见。上文中触龙说赵太后就是巧妙地掌握了赵太后的心理变化，在不触动赵太后逆反心理的前提下循循善诱，帮助赵太后纠正错误，挽救国家命运。

2 讽谏不直接指出君王之失，能使进谏者最大限度地“远罪避害”

讽谏以柔顺为特征，因此进谏者不会有“过激之言”，在指出君王过失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君王的尊严和威仪，也保证了自己能够全身而退。言辞激烈的进谏,不仅容易“触君之讳”，甚至还有生命危险,古代文献中有“直谏”“正谏”“强谏”“怒谏”“尸谏”等都是形容言辞激烈的进谏方式。尽管历朝历代不乏对刚直、骨鲠之臣的倾心赞颂与讴歌，但从进谏的实际效果上看,直言强谏不仅触怒龙颜，而且伤害君主的自尊心,使其产生抵触情绪,甚至会危及自身性命。三国魏王肃从关注进谏者人身安危的角度来分析,将讽谏直白地解释为:“讽谏者,依违远罪避害者也。”^[2]160上文中伍举以隐喻进谏楚庄王，其背景为：“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3]庄王即位三年，日夜荒淫，不理朝政，且下令敢进谏者杀无赦，于是左右大臣没有敢进谏的。而伍举以隐喻方式进谏，正符合所谓的“远罪避害”方式，且不说庄王是有意卧薪尝胆，以试忠臣的明君，若真的是沉湎享乐的昏庸之君，遇到这样的进谏方式，也会一笑了之吧。

综上所述,讽谏是以柔顺劝谏为特征,讲究进谏策略和语言技巧,被很多仕人奉为“上乘”的进谏方式。然而,在古代封建社会的特定环境下，讽谏虽然具有其他进谏方式无可比拟的优点，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三 《史记》讽刺艺术的局限性 1 讽谏仅仅只能是君主专制的补充手段

这是由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决定的。君主集权，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国家的特征。所谓君主集权，是君主专制、一人用权的最集中表现。专制的君主集立法、司法、行政及用人、纳言等权力于一身,君权至高无上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

作为进谏方式之一的讽谏,虽起源于原始民主制的舆论监督,但在阶级社会中,并非是民主的监督制度，有君主集权这一无法逾越的屏障，讽谏及其他方式的进谏注定都只是君主专制的补充手段，是君主囿于一人之智慧、精力、经验，难以妥善决断天下大事,而不得不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以避免丧权亡国的辅政行为。但是，说到底，古代的进谏不过是君王恩赐、授权之下的行为，是维护君权统治的工具，君主个人独裁的封建专制制度与带有民主色彩的进谏形式天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君主专制的基本特征是君权神授，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因此，不论进谏者进谏时是怎样的小心翼翼、委婉含蓄，都可能触动君王的逆鳞，被敏感的君主视为亵渎和挑战王权。尤其是在君王“朕意已决”的时候,包括讽谏在内的任何进谏方式都会有犯上之嫌。东汉仲长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曾就此提出了“人主有常不可谏者五”的观点：“一曰废后黜正,二曰不节情欲,三曰专爱一人,四曰宠幸佞谄,五曰骄贵外戚。”^[6]137这五不可谏,其实是划定了在君王执意而为的情况下，包括讽谏在内的各种方式的进谏皆不得闯入的五大禁区。上文中，在吴王夫差听信太宰嚭一面之词，一意孤行的情况下，伍子胥不管是引用典故的讽谏还是直言相劝的强谏，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子胥最后含冤而死，至吴国被越国颠覆，只好徒留千古伤悲。

2 臣子进谏能否奏效，最终还要取决于接受者，即君王的态度

首先，进谏者必须取信于君，谏言才有可能被采纳。《韩非子·说难》曰:“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7]160韩非还通过一则故事进而阐述这个道理：弥子瑕年轻时俊美非凡，得卫灵公宠爱,私矫王命驾君主之车探望生病的母亲,将自己吃过的桃子喂君主,彼时卫灵公认为他孝顺，忠爱君主。而当弥子瑕年老色衰，卫灵公对他的宠爱开始减退，后来失宠时,卫灵公以欺君问罪的口吻重提这两件事，认为他违抗国法，对自己不敬。弥子瑕的德行和当初相比并没有改变，以前所以被认为孝顺和忠诚而后来被治罪的原因，是由于卫灵公对他的感情有了极大的改变。可见，情感与成见紧密相连。讽谏也是如此，如获君主的喜爱与信任，讽谏越显智慧，越能被君主采纳，赢得君主的好感，相反,如为君主所憎恶,讽谏不仅不奏效，反而弄巧成拙,加深君主的憎恶以致被疏远,弥子瑕正是因为后期失去宠信于卫灵公，因而人生遭际发生了巨大变化。韩非最后总结道：“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3]2154此事也记载在《老子韩非列传》中。

其次,君主的绝对权威性导致进谏的效果往往因人、因事、因时而异。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作为封建社会的绝对权威，君主的喜怒爱憎变迁往往影响决策的巨大变化，甚至决定朝臣的生死和国家命运。秦惠王前期拒绝苏秦称霸的提议而后期采纳张仪连横政策的建议，就是因为所处的环境因时、因事、因人发生了变化。前期刚刚车裂商鞅，秦惠王痛恨说客，加上称霸时机尚未成熟，所以注定了苏秦说秦国王的失败。而后期在苏秦搅扰战国格局，六国合纵抗秦的巨大压力之下，加上秦国称霸时机成熟，惠王的政策发生了变化，所以，张仪才能游说成功。韩非《说难》讲的清楚，游说的真正困难在研究君主的心理，所谓“知所说之心”，指出为了游说的成功，一要研究人主对于宣传游说的种种逆反心理，二要注意仰承人主的爱憎厚薄，三是断不可撄人主的“逆鳞”。 简而言之，就是在进谏时要认真揣摩君主的心思。纵观整个封建社会，大凡君主在成长创业时易纳谏,得志无忧时易拒谏,励精图治中易纳谏,懈怠放纵时易拒谏,虚心谨慎易纳谏，刚愎骄矜易拒谏,英明贤达易纳谏,昏庸愚昧易拒谏。这也难怪，人治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8]6对君王来说，享乐荣华唾手可得，堕落容易而图志难。自古忠言逆耳，即使是明君亦未必能善始善终地纳谏，更何况那些昏庸之君。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再忠贞的臣子，再高超的讽谏艺术也无可奈何，如镜花水月般，有时只是看起来很美！

3 就讽谏本身而言,讽谏要把握好火候

讽谏是以委婉劝导为特征，讲究语言的艺术性和技巧，因此，讽谏的特征决定其本身就有局限性。就讽谏来说，切不可曲笔太过，迂回太夸张,否则，不仅起不到劝诫作用,相反，还会助长不正之风。这种状况以汉赋最为典型。两汉时期的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张衡、扬雄、班固等,虽苦心孤诣地创作了大量讽谏帝王游猎、求仙、营造、声色的赋作，但由于专制的帝王在接受和欣赏汉赋时没有纳谏的意识，加之创作本身的本末倒置，前半部分被讽对象极尽铺陈华丽奇特辞藻之能事,反而重点之“曲终奏雅”的讽谏内容过于委婉含蓄,不仅没达到赋谏的目的,反而起着“欲讽反劝”的消极作用。扬雄曾指出：“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9]65汉武帝好神仙之道，司马相如写了篇《大人赋》来讽谏，但是由于对仙境的描述用了过于华丽的辞藻，和大篇幅的铺陈渲染，反而使汉武帝“飘飘然”如置身仙境之中，因此，更加倾心于对神仙之境的向往了。不仅没有起到劝谏的作用，还起到反作用。尽管如汉讽赋这样的讽谏形式并不多，但这也提醒我们，讽谏其劝诫、补救过失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可盲目高估。

综上所述,讽谏以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机智幽默的语言风格及极强的应变性与适应性，比直言强谏易于被君王接受，且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尽管其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今天，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在古今众多足智多谋的谏客智慧的凝结下,讽谏必将大有所为，焕发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