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物质主义价值观非常普遍。美国人认为自己太物质主义、太关注挣钱了。^[1]而中国人似乎也有很强的物质主义倾向。例如，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在全球排名第一，中国的80后、90后等年轻一代都非常热衷于名牌产品，甚至在择偶观上还出现了“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后笑”之类的言论。^[2]尽管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如此普遍，但大量研究表明：物质主义会带来消极的心理影响。那么，什么是物质主义？它对人们心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基于这些问题，本文首先概述物质主义的内涵与测量，然后探析物质主义对心理适应性的影响，最后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什么是物质主义(materialism)？研究者对其内涵的界定主要有3种取向。

第一种是以Belk等人为代表的健康心理学研究者将其视为一些人格特质的集合，认为占有性(possessiveness)、嫉妒(envy)和吝啬(non-generosity)是物质主义的三大核心特质。^[3]在此，占有性指个体具有的对获取和占有财物的一种稳定倾向，嫉妒是指当他人拥有自己所没有的财物或声誉时，个体会体验不悦感，吝啬是指个体不愿与他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财物和资源。在后来的跨文化研究中，Belk和Ger又加入了第四个特质——保存(preservation)，即通过某些纪念品或照片等来使自己过去的体验得以重现。^[4] Belk专门编制了测量这些人格特质组合的含有21个条目的物质主义量表。

第二种是以Kasser和Ryan为代表的自我决定理论研究者将物质主义视为一种外在目标定向。^[5]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个体生活目标可以分为内在目标(intrinsic goal)和外在目标(extrinsic goal)。其中内在目标反映了个体自我成长需要的表达，主要有自我接纳、亲密关系和社会情感；而外在目标反映了个体对外在价值的需要，主要包括经济成功、社会认可和有吸引力的外表。^[6]鉴于物质主义非常关注物质财富追求，所以它属于一种外在目标定向。Kasser和Ryan设计了包含21个条目的期望指数量表(aspiration index)来测量物质主义。

第三种是以Rinchins等人为代表的消费行为研究者将物质主义视为一种生活价值观，即个体根据物质财产的数量和质量来界定自我概念、判定成功、追求幸福的一种价值观念。其内涵可区分为3个维度：以物质追求作为生活的中心(centrality)(下文简称“物质中心”)、以物质财富来界定成功(success)(下文简称“物质成功”)、以物质追求来实现幸福感(happiness)(下文简称“物质幸福”)。^[7]Rinchins和Dawson基于这个内涵编制了包含18个条目的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material values scale)。这一种内涵界定及其相应的测评量表被大部分研究者所采用，本文也采取这一内涵取向。

尽管研究者分别从人格特质、目标定向和生活价值观等3种取向来界定和测量物质主义，但是他们对物质主义的核心内涵有一个共识，即认为物质主义是指个体关注物质舒适、财物占有等低层次需要，而不关注自我成长、人际归属、为社会作贡献等高层次需要。正因为如此，物质主义对孤独感、偏见、感恩、自我呈现、情绪预测和亲社会行为等心理适应性带来消极影响。

孤独感是一种不愉悦的个人情绪体验，是指个体当前知觉到的人际关系质量低于自己所期望的人际关系质量。^[8]由此看来，个体对当前人际关系质量的知觉和满意度会直接影响孤独感，而物质主义会降低人际关系满意度知觉，并损害建立满意的人际关系所需的认知倾向和情绪技能。

Nickerson等发现，那些过于关注物质财富追求的人在20年后对其人际交往(如朋友关系、家人关系)有较低的满意度。^[9] Carroll等对已婚夫妇的研究发现，虽然夫妻持有相似价值观会促进婚姻满意度，但是当夫妇双方都持有较高物质主义时，会报告较低的婚姻满意度，因为双方都看重金钱时，就会有更多争吵、更为计较、更为看淡感情，继而体验到较低的关系满意度。^[10]而且，当个体将金钱视为生活的全部时，就会体验到较强的疏离感，即感觉到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之间存在隔阂和距离。^[11]当个体感受到疏离感的时候，也就是体验到深深的孤独感的时候。Pieters发现，物质主义会直接导致个体较强的孤独感体验。^[8]

物质主义使得人们追求独立和关注自我，降低对他人需要的敏感性和关注度。Vohs等发现，启动与金钱相关的概念(如利益、财富)会导致自给自足倾向，不愿意去依赖他人。因为与金钱相关的概念(包括物质主义)使得人们在任何行为投入上都关注“投入—产出”，去尽力追求绩效和“产出”，所以这会大大降低对他人需要的敏感性。^[12]Bauer等发现，物质主义降低了个体的责任意识、合作意识，增强了竞争意识。^[13]这表明物质主义会导致关注自我的倾向，阻碍关注他人的倾向，损害建立满意人际关系所需的认知倾向。而且，Engelberg等发现，过于看重金钱会降低共情关心、共情准确性之类的情绪技能。^[14]李原发现，物质主义负向预测人际信任。因为物质主义者倾向于将他人视为达成个人目标的工具，倾向于“物化”他人，在人际交往中更为功利性地考虑“别人能为自己做什么”，需要那些能对自己有用的朋友。^[15]然而，共情、人际信任是建立满意的人际关系的关键。因此，这意味着物质主义者缺乏建立满意人际关系所需的情绪技能。

根据弗洛姆的观点，物质主义者是一种市场性格者(marketing character)。^[16]市场性格者不是寻求真实自我，而是寻求虚假自我，追求无止境的消费。市场性格者通过自己所拥有物质的数量和质量来证明自我价值感，同时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更相信权威主义，继而有较高的偏见。这意味着，作为一种市场性格，物质主义在本质上会导致偏见。

根据相对剥夺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相对剥夺感会导致偏见。而产生相对剥夺感的前提与物质主义尤为相关。一方面，产生相对剥夺感的前提包括个体想要获得某些理想的物质；个体觉得自己应该得到那些理想物质；个体将自己与别人进行社会比较后，发现自己没有得到理想物质而产生不满与愤怒。^[17]另一方面，物质主义反映了个体期望获得物质的程度。所以物质主义与相对剥夺感紧密相连，进而也与偏见相连。Roets等发现，在考虑了权威主义(即相信权威，普通人应该服从权威人物)、社会控制定向(即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上等人应该控制下等人)等变量对偏见的预测效应之后，物质主义还能正向预测偏见^[18]，进而证明了物质主义对偏见有独立的预测作用。

自我呈现是指个体控制和管理自己传达给他人的信息，关注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相比非物质主义者，物质主义者更为重视自己给他人留下的印象，即物质主义与自我呈现存在关联。Christopher等发现，物质主义与“害怕他人消极评价”正相关，与“关注社会身份”正相关。^[19]这表明，物质主义者害怕他人的消极评价，期望得到他人的积极评价，希望获得较高的社会身份地位。Schroeder等发现，物质主义与“社会焦虑”正相关，而与“追求独特性需要”负相关。^[20]这表明，物质主义者尤为害怕来自他人和社会的消极评价，进而体验到较高的社会焦虑，更容易随波逐流、不去追求自己的独特性和个性。Goldsmith等发现，物质主义者更容易购买那些能传达社会地位的商品(如名牌、奢侈品)，在购物时更可能考虑他人对自己所购商品的价格和品味的评价。这表明，物质主义者关注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关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21]

物质主义与具体的自我呈现策略也存在一定的关联，如防御性自我呈现策略。所谓防御性自我呈现策略是指当个体的认同受到质疑时，用恳求、讨好、自我设障之类的策略来传达一种弱者或依赖者的形象，以保护自己的认同，是一种自我保护性策略。由于物质主义者有不安全感、外在控制感等心理特征，他们会尽力避免显得无助或显示自己是弱者，进而避免去恳求、讨好他人，因而更可能避免采用防御性自我呈现策略。^[22]

物质主义会降低情绪预测的准确性。情绪预测(affective forecasting)是指个体对自己将来的情绪状态的估计或预期。^[23]一般而言，当个体看重一些较为明显的因素，而忽略一些不明显的因素，就会导致错误的情绪预测。相比个人成长、人际关系、社会融入等，金钱财富更为明显、更为直接，因此物质主义会促使人们关注更为明显的“硬”因素(如物质)对自己将来情绪状态(如幸福感)的影响。而实质上，诸如个人成长、亲密人际关系、社会接纳等不太明显的“软”因素对将来情绪状态的影响更大更持久。Sheldon等考察了物质主义与情绪预测准确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物质主义者会相信物质目标的达成能帮助其体验到能力感和自主性，进而错误地认为物质目标追求会带来更高的心理需要满足和幸福感。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物质主义目标并不能促成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也不能正向预测幸福感。^[23]

此外，物质主义也会促使个体持有较高的变化期待(transformation expectations)，高估了物质占有所带来的变化，继而导致错误的情绪预测。所谓变化期待，是指个体相信在获得或使用某件物品后，自身生活会有明显而有意义改变的一种信念。^[24]Richins发现，物质主义正向预测变化期待，继而导致过度消费和信用卡的过度使用。^[24]Richins对购买前、购买中和购买后消费者的情绪体验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发现，在购物前，高物质主义者比低物质主义者体验到更强烈的积极情绪；但在购物后，高物质主义者的积极情绪出现持续性下降，而低物质主义者的积极情绪则无明显变化。^[25]这表明，物质主义者会高估物质购买给自己带来的改变和快乐，而一旦拥有物质、变化期待落空后，会体验到更大的失落感并引发消极情绪。李亚红和赵宝春对中国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物质主义正向预测变化期待，继而带来较大的情绪波动。^[26]如此看来，物质主义促使个体看重较为明显的因素而忽略一些隐性但有实质影响的因素，促使个体持有较高的变化期待，进而体验到更大的情绪波动，降低情绪预测的准确性。

物质主义与感恩是相对立的。感恩是指当个体接受到他人给予的益处时所体验到的积极情绪。作为一种道德性情绪，感恩促进那些关心他人的行为，进而促进社会关系。^[27]例如，感恩有道德意义解读功能，促使个体意识到他人给自己提供的帮助和带来的益处；感恩有道德强化功能，促使个体去感谢助人者；感恩有道德动机功能，促使个体以亲社会性的方式去对待他人。^[28]相反，物质主义会阻碍这些道德功能。物质主义促使个体关注其生活中所欠缺的、将他人视为竞争性的，体验到更多的社会疏离感，进而导致个体难以认识到他人对自己的支持和帮助，难以去感谢别人，更难以主动去帮助别人。实证研究显示，物质主义与感恩负相关。^[28]

类似地，物质主义损害生活欣赏力(life savoring ability)，而生活欣赏力是一种感恩的体现。生活欣赏力是一种增强和延续积极情绪体验的调节策略，包括欣赏积极事件(如用非言语行为显示出积极情绪)、生活在当下、回味积极事件、与他人分享积极事件等。^[29]物质财富使得个体认为许多体验都是应该的、是可得的，进而损害个体对日常生活体验的珍惜和欣赏。物质主义使个体难以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物质的价值和意义，难以欣赏到生活中的积极面。物质主义者从不满足于自己当前所拥有的，反而期望去占有更多的东西, 他们不是通过关注其当下所拥有的物品来获得满足感，而是试图通过占有其所没有的东西来获得满足感，因此会直接损害生活欣赏力和感恩能力。

亲社会行为是指对他人有益的行为，包括帮助他人、志愿服务、与他人合作、关心社会等。然而，物质主义会阻碍个体作出亲社会行为。因为与金钱相关的概念(包括物质主义)会导致市场定价(market pricing)心向，使得人们基于成本—收益(cost-benefit)来评定社会关系，进而强调个人收益最大化，成本付出最小化。而诸如帮助他人、志愿服务之类的亲社会行为都需要付出自己的时间、金钱等，因而都有一定的成本与代价。由此看来，物质主义者不太可能作出亲社会行为。^[30]

在职场，物质主义会阻碍组织公民行为。组织公民行为是指员工做出职位和角色要求之外的对同事、对组织有益的事情，如下班后帮助同事提高业务技能。在内涵上，组织公民行为与亲社会行为相似, 可以视为“亲组织行为”。^[31]物质主义者更可能与同事和组织形成经济交换关系，较少可能采用社会交换关系。^[32]经济交换关系是短期的、可见的、合约性关系，而社会交换关系是长期的、不可见的、没有明显的“投入—产出”模式的关系。物质主义者更为看重关系的实用目的，更为看重外在经济奖励, 因此更不可能作出组织公民行为。

纵观以往有关物质主义与孤独感、偏见、自我呈现、情绪预测、感恩和亲社会行为等心理适应性的研究，大多是直接考察物质主义与心理适应性的关系，而很少考察物质主义的具体维度与心理适应性间的关系。然而，物质主义的3个维度可能会对心理适应性有不同的预测作用。因为，从内外动机的角度来看，“物质成功”和“物质幸福”这两个维度都是外在动机，即都是关注物质财富追求所带来的结果(以物质财富来界定成功、通过物质财富来体验幸福)，而“物质中心”这个维度是内在动机，即仅仅关注物质财富追求这一行为本身。外在动机使人感受到较低的自主性，较低的内在控制感，进而损害积极情绪和社会关系，而内在动机给人一种自主性和控制感，进而提升积极情绪和社会关系。^[33]

因此，有可能的是，“物质成功”和“物质幸福”会损害积极的心理适应性(如感恩、亲社会行为)，并导致消极的心理适应性(如孤独感、偏见), 而“物质中心”对心理适应性的影响是中性的。例如，Roberts等发现，“物质成功”和“物质幸福”负向预测个体与朋友和家人交往的满意度，而“物质中心”不能预测个体与朋友和家人交往的满意度。^[34] Pieters发现，“物质成功”和“物质幸福”正向预测孤独感，而“物质中心”与孤独感无关。^[8]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分别考察物质主义的3个维度与心理适应性之间的关系，以发现物质主义中真正带来消极心理影响的维度和成分。

有关物质主义与心理适应性的研究大多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中进行的，这就带来两个问题：在西方文化中所发现的物质主义对特定心理适应性指标的影响，在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中是否会重现？中国本土文化变量(如面子意识、集体主义)是否会增强或减弱物质主义所带来的影响？

对于第一个问题，一些研究者提出，物质主义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有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心理影响。例如，关于物质主义与证实性自我呈现策略(即个体试图用恐吓、自我吹嘘之类的策略来传达一种强者或控制者的形象，以此建立和发展自己的认同，是一种自我提高性策略)，虽然在美国个人主义文化中发现物质主义与证实性自我呈现策略无关，但是在中国文化中，物质主义可能会正向预测证实性自我呈现策略。^[22]因为，相比西方个人主义者，东方集体主义者更为强调物质财物的社会意义，更可能在公共场合进行奢侈消费。^[35]所以，物质主义更可能会促使中国人使用证实性自我呈现策略，以此来建立和发展自己的认同。

对于第二个问题，中国本土文化变量可能会在物质主义与心理适应性间起到调节作用。例如，与个人主义社会不同，面子(face)心理在集体主义社会里非常普遍。^[35]而物质财富是个体获得面子的关键工具。这意味着物质财富对高、低面子意识者有不同的意义和重要性。因为个体在其看重的生活领域里(如物质生活)，资源获得或行为追求都会促成此领域的满意度，然后再进一步促成整体生活满意度。所以，有可能的是，对于高面子意识者，物质主义追求(至少是“物质中心”这一维度)会正向促进生活满意度，而对于低面子意识者，物质主义追求可能会阻碍生活满意度。因此，未来可以考察中国本土文化变量对“物质主义—心理适应性”间的调节作用。

实质上，从进化心理的角度来看，追求物质是人类根本性动机。追求物质财富、炫耀性消费和掌握新技术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因为拥有财富、显示资源、证明能力可以有效地表明自己作为理想配偶、合作搭档或领导者的最优人选，进而获得竞争性优势、利于生存。^[21]所以，物质主义追求有其进化益处，有利于人们获得资源。

但是，从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心理学和价值追求的角度来看，人们却需要抵制物质主义。存在主义者弗洛姆区分了拥有定向和存在定向，前者试图通过占有物质、获得社会地位来追求幸福，而后者通过活在当下、获得生活体验来追求幸福。^[5]拥有定向者能获得一时的快乐，却不能拥有长久的幸福，只有存在定向者才能获得真实而长久的幸福。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过于关注物质财富最终会损害幸福感和自我实现。持续地强调低层次需要(如物质舒适性、身体安全感)会损害对高层次需要(如个性表达、审美)的追求。^[6]在价值观方面，物质主义是一种自我增强性、缺失性和亲自我的(pro-self)价值观，会促使个体关注财富、成就、权力和地位。这与自我超越性价值观是相对的，后者是一种成长性、亲社会的(pro-social)价值观，会促使个体去追求博爱、利他、慈善等。^[36]显然，为了真实而持久的幸福，为了个体潜能的充分发挥，为了社会的和谐互动，人们需要抵制物质主义。

因此，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人们如何在物质主义与非物质主义、拥有定向与存在定向、低层需要与高层需要、自我增强性价值观与自我超越性价值观之间进行权衡。是否存在一些因素(如心理不安全、经济不稳定)会导致人们更容易追求物质主义，而另一些因素(如心理温暖、社会支持)会导致人们更容易放弃物质主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