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定义，知识分子是由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科学家、工程师、教师、作家、艺术家、医生、农学家和大部分职员等)所组成的社会阶层。^[1]1列宁在说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征时曾指出，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经济阶级，因而不代表任何独立的政治力量”^[2]190。斯大林则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且也不能是一个阶级，——它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由社会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3]411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通过法律制约、政治整肃和思想规训等方式，吸引和改造旧俄知识分子，促使他们完成了从旧知识分子到新知识分子的转变。同时，直接从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干部群众中培养知识分子，即苏维埃知识分子。1936年，斯大林在苏联宪法草案报告中提出：“我们苏联的知识界，是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骨肉相连的全新的知识界。”并指出，苏联知识界的80%~90%都是工人阶级、农民以及其他劳动阶层出身。这表明，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群体转型基本完成，这一讲话也成为苏维埃知识分子队伍形成的标志。然而,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 有一批知识分子却扮演了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先驱者”角色, 这其中的历史教训对我国有重要的启示。

苏联时期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卓有成效。首先，苏联时期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扩大。据调查，在全国总人口中, 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到1986年已占全国总人口的26.2 %。1987年知识分子的人数已达4300万人。到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 知识分子的人数仅次于工人，占第二位。同时，党员知识分子比例也不断提高。1971年，苏联受高等和中等专科教育的党员人数达到41.1%，而在1927年时仅占2.2%。^[4]445其次，苏联知识分子在各部门各级机构中都起着领导作用。如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知识分子占90%以上。1975年，苏联军队中受过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的军官人数已占军官总数的一半以上。1979年全苏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显示, 受过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的专家在农庄主席、国营农场场长中已占95%以上。^[5]

然而，知识分子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起作用最大的知识分子，多是1950年代中期以后才成长起来的，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占据了党政机关和舆论阵地的领导岗位。这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

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持不同政见者”团体的大量出现，并形成一场运动。这“持不同政见者”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对斯大林体制、苏联模式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批判，从各个方面对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失误进行揭露，其活动后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所谓“六十年代人”，是指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并在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对斯大林时代很少或根本没有切身感受，多是从书本上和长辈的描述中了解到斯大林时代，从而形成对“大清洗”等一系列政治迫害事件的刻板印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六十年代人”陆续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成为苏联社会生活的主角。戈尔巴乔夫就是“六十年代人”的典型代表。今天的俄罗斯学术界普遍认为，正是这些“六十年代人”完成了苏联社会的剧变。

知识分子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领导者。刚开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揭露现实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缺陷，鼓吹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他们办“地下出版物”，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后来，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转向公开反对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政治道路。这些知识分子拥有较高政治分析能力，善于洞察国内外政治和社会环境，又掌握着相当的话语权，能够充分运用其社会政治影响，从而成为苏联政府的一块心病。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思想影响广泛而深远。尽管该运动处于松散状态，组织性并不强，参加该运动的人数并不多，社会基础也相对狭窄，但持续时间长达20余年，其思想影响却十分广泛而深远。如地下出版物曾在群众中广泛流行，很多人都读过他们的文章和著作。尽管该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销声匿迹，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的著作大量公开出版，其政治理念和主张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得到反映，许多思想成分甚至直接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指导思想。正如其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所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为反对苏联政权所做的精神和意识形态上的准备”^[6]264。

知识分子逐渐成为苏联剧变中最重要的社会推动力量。尤其在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最高领导层启动改革进程之后，知识分子逐渐掌握了改革的主导权，并成为在一系列的激进变革中最主要的社会推动力量。如1989年底至1990年初，正是在知识分子的主导下，提出了实行多党制。不同政见者在科学界的代表人物萨哈罗夫于1989年6月9日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建议“宪法第6条作废”，即取消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取消苏共领导、实行多党制是苏联剧变的重要步骤，正是知识分子主张的激进改革思想推动了苏联的剧变，使苏联一步步走向混乱。可以说，有一批知识分子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担当了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先驱者”角色。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先驱者”角色的这批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为什么最后成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呢?

首先，苏共高层的指导思想变质，造成了思想混乱。苏共高层在指导思想上逐步背离马克思主义，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后来全盘接受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都为造成思想混乱创造了条件。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 赫鲁晓夫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在苏共党内蔓延，并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如全盘否定斯大林，为攻击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打开了缺口；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直接将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报告和秘密报告，搅乱了党和人民的思想，思想教育也从此名存实亡。在这种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思想深处不再认同马克思主义。也正是由于“解冻”，让原本远离政治和文化中心的索尔仁尼琴看到了希望，从而最后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的代表人物。

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实际上已经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他们实行的所谓“民主化”“公开性”，实际上是为反共反社会主义舆论大开绿灯；所谓“多元化”，实际上就是听任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泛滥, 却不准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甚至连一点反驳并说明事实的声音都不能存在。例如，当敌对势力否定和攻击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势如潮涌之时，苏共中央政治局熟视无睹、听之任之。而列宁格勒一位普通女教师安德列耶娃主张对党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分析的文章刚一发表，苏共中央政治局却立即开会讨论，要求人人表态，组织写批判文章进行反击，并要追查其政治背景，力图揪出其“后台”。^[7]当时的苏联至少名义上还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出现如此怪事，显然同当时的苏共领导集团的指导思想直接相关。

这种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导致了一系列的思想后果。

第一，导致了党内外的思想混乱。从1987年秋天起, 苏联的少数报刊上开始发表不少歪曲和污蔑苏联历史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一些报刊开始攻击无产阶级革命, 如宣传斯大林是沙皇特务, 污蔑列宁有情妇；宣传二月革命才是真正的人民革命, 而十月革命是反革命暴乱；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专横、无法无天；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经济停滞的根源, 等等。以前只在地下出版物中宣扬的故事也得以公开出版，包括苏联如何通过政治集中营关押、残酷迫害上千万政治犯，苏联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时如何遭到农民的反抗、最后数百万农民被夺走粮食而死于饥荒等等。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 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普通群众，自然都开始对社会主义苏联感到困惑、信念动摇。于是，党内外思想变得极其混乱, 党的组织涣散, 失去了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二，导致了学术界的分裂和异化。20世纪80年代, 苏联历史学界出现了所谓的“寻根史学”。在关于十月革命的研究中，在广播、电视、报纸和杂志上出现了大量非职业历史学家的历史札记、对话和短评，而真正历史学著作出版却非常困难。在经济学领域，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被介绍到苏联，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甚至直接成为苏联的经济顾问。文学界也出现了“回归文学”热，一些作家通过作品、学者通过研究，开始彻底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联的发展历史，抨击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的，但是到后来却出现这样的变化，令人不胜唏嘘。其实这种变化也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苏联学术与政治关系不断演变的结果。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和现实逐渐脱节，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要么抄写和注解领导讲话，要么仅仅从学术角度来构建一些理论框架，完全回避当时苏联尖锐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无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指出苏联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隐患。

第三，导致了知识分子丧失对苏共的信心。从某些社会调查中可以明显看出知识分子背离苏共的政治趋向。1989年苏联《社会科学》杂志第5期，刊登了社会学家对苏联知识界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结果。调查显示，苏联知识分子对苏共和苏共领导下的共青团已丧失信心。如区党委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人员，号称“党的积极分子”，对党寄予希望的都不到1/3。其他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对党和共青团寄予希望的则更少。相反，他们当中多数人将希望寄托于广播、电视和报刊。这反映出知识分子思想混乱的严重程度，也反映出苏共在知识分子中的威信一落千丈。这种信心的丧失从苏联共产党其实在失去青年知识分子基础的时候就开始了。早在勃烈日涅夫时期，大部分苏联大学生就已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再敬仰共产党，也不愿意参加共青团的活动，要么是对官方意识形态表示虚假认同，要么就表现出政治冷漠。他们认为学校邀请老布尔什维克来宣讲革命斗争故事只不过是作秀，甚至编笑话来嘲笑学校的党委书记。正是这一代青年人后来成为拥护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开放政策的社会基础。

其次，苏联知识分子本身存在理想化和偏激的缺点。知识分子因经济地位不高而累积了大量不满情绪，其理想化色彩和偏激特点导致他们猛烈抨击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任政府，又对后来的政府更不满意。

由于人数在苏联社会所占的比重逐渐升高，知识分子成为人数仅次于工人的阶层，在政治地位上也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从斯大林时代起，一直受到社会的重视。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 苏联党和政府忽视了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 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尽管形式正规，内容却十分教条，不注重解决实际思想问题，基本上形同虚设。造成的结果是，个人主义思想在知识分子中开始泛滥，理想和信念丧失, 他们只重视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却不顾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思想状态下的知识分子自然就会容易受到资本主义的精神诱惑。

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知识分子的人数比例在急剧增长的同时，他们的收入水平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较而言，并没有不断提高，相反是在降低。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脑力劳动者月平均收入不断低于工业部门工人的月平均收入，特别是教师、医务人员、一般工程人员，他们的低工资现象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常常会认为他们是制度以外的人。因处于较低的经济地位，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改革要求，但他们的改革主张又没有可以实现的渠道。因此，知识分子的这种不满和受压抑状态一直在持续和发酵，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展身手的机会。尤其是对外开放之后，知识分子普遍发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同行们生活水平比自己高得多，而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也更有特权。不难看出，这些知识分子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表现背后也有着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所以，在剧变之后的反思过程中，也有知识分子不顾大多数的普通群众生活质量下降的事实，而仅仅强调自己现在拥有比苏联时代更多的自由，尤其是出国访问交流的自由。

苏共高层在指导思想上背离马克思主义，还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社会情绪全面激进化, 从而推动苏联改革向激进化发展。正是在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高层领导人的导演下，知识分子充当主角, 引发了传统意识形态全面而深刻的危机，而苏联的解体正是始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由于没有持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没有真正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没有与苏联共产党同心，所以，他们既没有办法帮助党和政府来解决问题，也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他们没有认识到历史的发展规律，没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同行，从而盲目崇拜西方，出现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也没有与苏联人民的梦想和追求同进，骨子里有优越感，不关心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利益，缺少社会责任感。所以，他们提出的批评和破坏的思想居多，而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却并不多。因此，知识分子在争取自身权益的同时，因其理想化和偏激的特点，在成为苏联社会一支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后，逐渐变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者。

20世纪70年代以后，索尔仁尼琴公开反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尽管他不主张学习西方文明，却美化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1974年他主编出版的文集《巨石之下》虽然以“反思苏联的现实”和“思考苏联的未来”为主题，但是该文集的作者给出的解决方案很难被大众接受。如索尔仁尼琴强调“自省”，主张通过忏悔来挽救俄罗斯人民的危机。文集的最后表达了作者的共同看法竟然是：宗教将拯救俄罗斯。整部文集表现出浓厚的宗教意识，批判苏联社会主义，强调“基督教社会主义”。1973年他还在《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中提出要靠俄罗斯正教来建立俄国人的精神家园，也就是说，他对现实进行无情批判，而开出的济世良方却是回到东正教传统。

被誉为“最后一位苏维埃知识分子”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是苏联时代著名的哲学家，也是一名异议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他曾于1974年出版长篇小说《黑魅魅的高空》，激烈地批评苏维埃体制和苏联社会生活。后来他发现西方体制和西方模式根本不适合苏联改革并带来灾难之后，他又开始回归到自己曾经批判的社会主义体制和质疑的共产主义理想，进而后来认为苏联体制对俄罗斯来说是最理想的制度，从而宣布“俄罗斯只有在恢复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复兴”。

但是，他们猛烈地抨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当时的苏联政府，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尽管他们的初衷也许并没有想到一定要推翻政府，而且他们对后来的政府更不满意。

最后，西方势力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瓦解了苏维埃主流意识形态。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积极培植代理人，利用苏联的知识分子的改革愿望，推动了苏联的变革。

列宁对意识形态的问题早就有许多论述，他不仅重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党性原则问题，而且也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需要灌输，而不是能够自发产生的。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并不是虚幻的形而上学，也不与科学相对立，而是具有“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8]96的科学性。意识形态都是具体的，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都是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整个苏联时期,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处于并存和相互竞争的状态。在苏东剧变前，两种社会主义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的矛盾都成了时代的主要矛盾，美苏争霸世界的斗争主要就是在两种社会主义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旗号下来进行的。

苏联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的。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处于新生状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居于主导地位。自始至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就坚持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是他们坚定不移的战略目标。他们采取各种策略和手法，包括利用广播宣传长期进行“宣传战”和“攻心战”。1948年的史密斯—蒙特法案的出台为美国对国外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输出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的“链条计划”设立大功率发射台，确保对苏联等国的宣传信号的发射。此后更是加紧进行思想渗透腐蚀苏联的下一代，而“解冻”时期苏联在与西方交往时出现了近乎“不设防”的局面。1959年在“苏美文化交流协定”签署后，苏美之间公开在各个领域展开竞争，包括意识形态领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美关系出现新的变化。里根政府推动了对苏联的全面攻击，展开了一场充斥着反苏反共言论的意识形态战。后来又提出“超越遏制”战略，此后美国历届政府越来越重视对“软实力”的运用。尽管苏联政府一开始努力坚守意识形态阵地，对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同时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但也因为缺乏经验出现了一些失误，直至赫鲁晓夫时期应对和平演变时出现严重失误。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不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放弃了对美国文化渗透的防御，放弃了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

除了在政府层面的进行反苏宣传斗争之外，美国等西方国家还积极在苏联寻找利益代理人。俄罗斯作家O.A.普拉托诺在1995年出版的《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济会历史(1731—1995年)》就详细描述了世界共济会秘密组织和美国情报机构斥巨资在苏联寻找和培养利益代理人的情况，以及这些利益代理人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知识分子与西方国家进行交往和交流的同时，容易受到影响并成为亲美亲西方的代理人，尤其是在苏联国内受到一定压制的持不同政见者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势力就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看作是瓦解苏联的有力工具，包括将197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其代表人物萨哈罗夫。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描写的是关于劳改营犯人的传奇故事。尽管有研究表明，他并没有在劳改营的亲身经历，其中有关犯人的数量和故事都是杜撰的，而且他本人并没有说这部书是真实的纪实性著作，但该书出版后，美国人及时地利用了这部著作。苏联著名历史学家朱可夫认为索尔仁尼琴“帮助西方摧毁了我们的国家”，“他属于那些偷偷给我国安放炸弹的人之列”^[9]。

也许并不是出于本意或心甘情愿，但不少知识分子就这样充当了反苏共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他们或掌握舆论工具, 或占据着党政要位, 所以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领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也有良好的愿望，但这种愿望被利用后，其激进改革主张却使苏联不断走向混乱, 出现了经济下滑、政治动乱和民族分裂等现象。这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为激进的社会变革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也没有能力把抽象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运用于改革实践, 而仅仅是充当了苏共的“反对派”角色, 成为攻击和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社会力量。所以，有不少知识分子在苏联解体后表示十分后悔，正是包括工程师、技术工作者、教师和医生在内的知识分子阶层，都在苏联解体后又站出来维护苏维埃制度。

一批知识分子在苏联演变中扮演了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先驱者”的角色, 这启示我国, 在对待知识分子方面, 应当注意的是: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知识分子。

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0]17因此，我们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不能自乱阵脚，不能任由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进入党的指导思想和决策过程。同时，我们还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加强思想理论创新工作，并防止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理论和思想的侵蚀和影响。

在社会发展的重要时刻，总是离不开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先导。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十分复杂和前所未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知识分子积极探索和研究，从而提供理论指导。我们现在缺少的是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问家，缺少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并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知识分子。而要解决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且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为此必须要重视和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知识分子。为此，我们要加强对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方面的教育，尤其是高校，要加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绝不是像前苏联那样培育“掘墓人”。我们要重新倡导大学要真正把学生培养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其次，在团结尊重知识分子的同时，还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教育和引导。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是时代的先声。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就需要一个关心、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的良好社会氛围。要适当提高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待遇，要让他们在一个相对宽松和信任的环境中有尊严地工作，从体制和制度上保障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才华为社会的发展服务。绝不能让他们成为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者或虚伪的趋时附势者。党和政府需要知识分子的监督和批评，所以要适当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宽容他们对当下社会的批评，并为他们创造宽松自由的思想空间。当然，也不能任由一些来自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完全左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或者形成与党和政府的对立力量，否则将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苏联的历史教训表明, 在关心爱护、尊重信任知识分子的同时, 还需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 并引导知识分子关注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通过这样的教育和引导，才能把知识分子变成“自己人”，才能使他们与党同心，与社会主义同行，与人民群众的中国梦同进。也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四个全面”建设提供思想先导、学理支撑和精神动力。

最后，要重视教育和培养青年知识分子，防止其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

青年知识分子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未来，通常也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目标人群。就在2017年5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消息称，美国国务部提供一个为期12至18个月的奖学金项目，吸引其他国家的公民到美国参加社会变革组织接受培训，从而在回国后成为新兴公民社会领袖。显然，这是公开面向中国及其他国家招收和培训能引起变革的知识分子。2012年，美国邓普顿基金会曾资助一个面向中国的项目，公开声称其目标是要培养改革的知识分子作为中国宗教自由改革的先驱，以确保美国对中国宗教方面的持久影响力。

要想抵御意识形态渗透，就必须要加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防止各种错误思想和言论在党内外广泛传播。苏联勃烈日涅夫时期尽管大力加强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但是因为组织上完全依赖高校党组织这一条主线，内容上存在僵化和现实严重脱节等问题，亡羊补牢的效果并不好。因此，我们要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做好大学生等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是抵御意识形态渗透的固本工程。除了高校党组织和课堂教学之外，我们还必须要加强党对大众传媒的领导和引导，牢牢掌握宣传工作的主导权。大众传媒对社会生活具有导向作用，尤其是在当前的自媒体时代，它对青年人的思想行为有着高度的影响力。我们一定要提防在我国出现“第五纵队”，警惕国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不能容许任何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和指导作用提出挑战。为此，还应明确加强网络信息渗透的监管，过滤网络媒体传播中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我国已出台《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最近又颁布《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严格执行这些法律法规是抵御意识形态渗透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