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学者按处置类型对宋代官员黜降原因分类，张其凡、金强《宋代岭南谪官类型分析》将岭南谪官类型分为贬官型等。苗书梅提出四大类分法：兵变叛乱、贪污受贿、渎职罪、臣僚私自交结朋党等。还有擅离职守、到官违限、父母去世而匿丧以及越职言事、治家无方而出现丑闻或被臣僚指论为昏庸无能。^[1]467-471陈骏程、张其凡《宋朝惩治官员之原因初探》将宋代处罚官员的原因总结为：谋反谋逆，犯赃罪，行政效率低、不称职，失职，擅权、滥用权力，违反官员管理制度，违反经济管理制度，违反军法军规，违礼，连坐，触怒皇帝，政治斗争中失利，私自惩罚奴仆，自身性格缺陷等。^[2]综上，笔者将宋代官员黜降的原因按照大的类别分为三类：一是政治斗争，二是官员犯罪，三是特殊原因。

一、政治斗争

《中国流人史》将两宋与官员有关的流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失败者，包括皇权之争，官员之间的权力之争，权臣的擅权及其党同伐异之争(以南宋为典型)，私仇之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以北宋为典型)共五小类。另一类是主张抗金，反对议和者。^[3]297-298这两类都可归入政治斗争引起的官员黜降。

宋代因政治斗争引起的官员黜降分为三类：

第一类, 由党争而引起的官员黜降。

罗家祥《试论两宋党争》中提到宋代党争的四次高潮。^[4]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7)以吏治为焦点的范吕之争拉开了两宋党争历史的序幕，随之，党祸一发不可止。在长达160年的时间内形成四次高潮，每次以大批贬降官员为终结。因党争引起的官员黜降情况在宋代的历史上贯穿其始终。

宋初，枢密副使赵昌言(944-1009)于太宗端拱元年(988)三月自工部郎中责授崇信军节度使、行军司马。赵昌言与户部侍郎陈象舆、刑部郎中董俨、知制诰胡旦、直史馆梁颢关系密切，常在赵昌言府第聚会，京师有“陈三更、董夜半”传言，被人告发，遭贬黜。^[5]52-53其被贬有结交朋党之嫌疑。

北宋因党争而引起的官员黜降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黜降范围广、规模大。如崇宁元年(1102)九月，蔡京命籍司马光等120人，谓之“奸党”，崇宁三年(1104)，又将元祐、元符党人，“不附己者”合为一籍，共309人。

二是不同派别互相打击，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王安石变法中，蔡确(1037-1093)是坚决的改革派。元丰五年(1082)，蔡确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神宗元丰改官制，此为右宰相官名)，严厉打击保守派的反扑。元祐元年(1086)，宋哲宗即位，蔡确转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左相)，保守派陆续返朝廷，司马光、吕公著(1018-1089)要废去新法，蔡确于元祐二年(1087)被罢，知枢密院事章惇(1035-1105)也被罢免。绍圣元年(1094)任命章惇为宰相，章大肆报复，贬了吕大防(1027-1097)等大批人的官职。元符三年(1099)哲宗驾崩，徽宗即位，章惇、蔡京遭贬。崇宁元年(1102)韩忠言、曾布等被罢免。^[6]

三是处置严厉。宋代对士大夫优礼有加，党争中很多人受到严厉处罚。从仁宗乾兴元年(1022)寇准(961-1023)被贬雷州(今广东省海康县)，丁谓(966-1037)被贬崖州(今海南省崖县)后，距元祐年间七八十年，没再贬岭南的官员。元祐四年(1089)，蔡确再贬至岭南的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县)。范纯仁对吕大防提过：“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开之？吾侪正恐不免矣。”^[7]10326此后因党争贬到岭南的官员增多了。

四是不少官员多次因党争被贬。李迪(971-1047)，濮州(今山东省鄄城县北20公里)人。景德二年(1005)中状元，曾两度为相。《宋史》本传记载在仁宗时，寇准被贬，李迪因“朋党传会”贬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团练副使。景祐中，“范讽得罪，迪坐姻党”^[8]10174，罢为刑部尚书，知亳州(今安徽省亳县)，改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

尽管较多官员因党争遭受黜降，却有少数人通过党争平步青云。从元祐八年(1093)九月，宋哲宗亲政，被保守派贬责的章惇重返朝廷，对元祐党人(反对变法者)大加打击，在科举考试答卷中能否诋毁元祐党人，反倒成为衡量人才的一个隐形“标准”。《中国状元大典》收录了原载《宾退录》第十卷的史实《何昌言因诋元祐擢为首选》：

绍圣四年殿试，考官得胡安国之策，定为第一。将唱名，宰执恶其不诋元祐。而何昌言策云：“元祐臣寮，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擢为首选。方天若策云：“当是时，鹤发宵人，碁布要路，今家财犹未籍没，子孙犹未禁锢。”遂次之。又欲以章惇子为第三，哲宗命再读安国策，亲擢为第三。^[9]585

绍圣四年(1097)，正是章惇命人编类元祐臣僚章疏，极力打击元祐党人的时候，胡安国(1074-1138)之策本定为第一，由于宰执恶其不诋元祐，最后被定为第三名。何昌言(1067-1127)获状元称号，是由于诋毁元祐党人获得了好机会。这和当时的政治气氛紧密相关。

第二类，得罪权臣被贬。

北宋初，枢密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檝为“宰相赵普陷，以赃论死”^[8]24。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谏官御史”^[8]10422。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8]10545-10546}

司马光在给宋神宗上的奏折里写道：“当今陛下所依者仅王安石一己之见，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10]62后来他被调往一个偏远之地任职。北宋仁宗时期叶清臣(1000-1049)曾发出议论：“宰相所恶，则指以微瑕，公行击搏。宰相所善，则从而唱和，为之先容。”^[8]9852宋徽宗时，御史龚夬(1056-1111)击蔡京(1047-1126)，朝廷将逐夬，谏官陈瓘(1057-1124)说：“绍圣以来，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孙谔、董敦逸、陈次升、邹浩五人者，皆与京异议而去。今又罢夬，将若公道何。”^[8]10962反映了其反常情形之严重。

神宗熙宁二年(1069)十二月之后，用祠禄官或来安排持不同政见者，即与当权者不合的官员，此类属贬黜官；但祠禄官之贬黜，又略含优礼，除受祠禄官待遇之外，仍有起用、重用之可能。^[11]609这种做法含有避免更大矛盾爆发的因素在内。

第三类，大臣不和被贬。

寇准多次被贬是因为与王钦若(962-1025)、丁谓不和而引起的。由此也导致了与之有关的官员的黜降。寇准在真宗时被罢免后，与他亲善的人大都被指为“准党”遭到降黜。^[7]2213-2216在宋代“崇文抑武”的特殊社会背景下，存在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将领的行动必须服从文官主帅的支配，一旦发现其有不服管束的行为，便立即遭到贬黜。多次出现武将与文官主帅不和，武将被贬的情形。^[12]204

政治斗争导致的官员黜降还有其他类型。如皇权斗争等，宋太祖、太宗异母弟赵廷美(947-984)“谋逆案”，其子随行，宰相卢多逊(934-985)也被流崖州(今海南省崖县)。此案牵涉人物甚多。^[7]516-518《宋刑统》把因政治斗争引起的官员黜降称为“以理去官”，即不因犯罪而解者。^[13]22-23

政治斗争引起的官员黜降，主要有三个特征：

其一，因政治斗争引起的黜降官员数量庞大，少则三两人，多则上百人，牵涉面广，甚至会造成人事的大规模变动。宋真宗时，寇准被贬斥后，丁谓掌握着大权，“至除吏不以闻”^[14]419，很快丁谓加门下侍郎、兼少师，李迪加中书侍郎。李迪对丁谓不满，天禧四年(1020)十一月李迪与丁谓在真宗皇帝面前对于长春殿，李迪提出“臣愿与(丁)谓、(钱)惟演俱罢权柄，望陛下别择贤才为辅弼”^[7]2223。后来，李迪、王钦若(962-1025)相继遭贬。丁谓被贬后，王钦若、李迪又被起复。^[7]2306宋英宗时，“吕诲、吕大防、范纯仁皆以谏濮议罢，复除尧俞侍御史知杂事”^[8]10883。元祐更化中，“前宰相蔡确坐诗诽谤，贬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宰执、侍从以下，罢者七八人，御史府为之一空”^[8]10885。宰相在这种事件中，往往起着重要作用，“在宋代，官员在官场上的沉浮升降，其命运操纵宰相的手中。剧烈的党争，使这种原本正常的人事权恶性发展，演成了一朝宰相一朝臣的局面”^[15]。

其二，政治斗争中，大批贬降官员受牵连人数之众，令人惊叹。宋代对这种情况其有其补救措施，“追复”就是一举。宋代进行这种大面积打击时，在一定时期也注意及时收敛，以防造成大的混乱。丁谓被贬时，“党人皆逐，靖雅善丁谓，左谏议大夫、集贤校理、知泉州陈靖为秘书监致仕”^[7]2298。提点刑狱、御史王耿说陈靖年老有病无政事，不宜反为乡里官，故有是命。陈靖的情况说明宋真宗能网开一面。曹利用被贬时，很多有关人员被贬降。曹利用死后，他推荐的官员大多“领兵守边”，朝廷要将他们都罢免，殿中侍御史鞠咏“请一切勿治”皇帝接受了鞠咏的建议。^[8]9887宋朝统治者能对某一事件做到“不穷治”，长远看，有利于人事稳定。宋哲宗时曾经下诏：“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轻重议罚，布告天下。余悉不问，议者亦勿复言。”^[8]341

其三，党争后皇帝年号的变化蕴寓着政策改变的倾向。宋徽宗曾用“建中靖国”作年号，“当国者欲和调元祐、绍圣之人，故以‘中’为名”^[8]10965。宋太宗时赵廷美被贬至房州(今湖北房县)安置，真宗即位后追复其西京留守，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河南尹、秦王。^[8]8670党争中受打击、排挤的官员，往往因政治形势变化被追复。宋哲宗时“元祐党人”被贬的官员很多，徽宗、高宗时对其追复。徽宗曾两次对其中的官员“追复”。第一次是追复文彦博、王珪、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三十三人官。^[8]359第二次是还王珪，孙固赠谥，追复韩忠、曾布、安焘、李清臣、黄履等官职。^[8]392宋高宗落实延伸了元祐党人的追复情况，“元祐石刻党人官职，恩数追复未尽者，令其家自陈”^[8]464。

政治斗争中被贬责的官员(尤其是卷入党争中)，后代难免受到一些负面因素影响。徽宗时特地下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8]368。

二、官员犯罪

宋代官员犯罪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犯罪原因：经济犯罪(包括私盐贩卖、外贸走私腐败)、职务犯罪(包括伪造官文书犯罪、司法官吏犯罪)；第二，官员犯罪的制约、防范机制研究；第三，官员犯罪的刑罚研究；第四，总体讨论。这些研究都从不同侧面讨论了官员犯罪的问题。

苗书梅提出宋代官员黜降的原因中的兵变叛乱、贪污受贿、渎职罪、擅离职守、到官违限、越职言事等，事实上都属于因官员因犯罪而引起的黜降。北宋官员由于犯罪引起的贬责处置，有如下特点。

(一) 宋代对官员犯罪的处置，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并体现优待原则

宋代在《宋刑统》的《名例律》中对官员犯罪的处置，有专门的法律规定。有八议、请减赎、以官当徒、除名免罪、免官、免所居官的法规。其贯穿的基本原则是对官员这种特殊身份阶层的优待。

宋代官员犯罪处置最重的是贪污罪及谋逆罪等。惩处贪污罪，在太祖、太宗、神宗、孝宗等朝较严厉积极，真宗、仁宗时愈来愈持宽宥政策。北宋末年，吏治大坏，贪风日盛。宋代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律不是始终如一的，在实际执行中发生由严而宽、由重而轻的变化。^[16]“前严后宽，前紧后松的执法状态，各代难免，而在惩贪法律实施方面最为典型的王朝当算两宋。北宋自第三代皇帝真宗以后，赃官论处的记录已不多见了，贪赃死罪的多以决杖流配刑罚给予宽贷而不处死刑。”^[17]即使在宋初对官员贪污的处置，也最多是“弃市”或腰斩。而明初就以“剥皮萱草”的方式对付贪官污吏。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三记载了朱元璋将贪官制作成“人皮草袋”的事。^[18]109其残酷情形远甚于宋初。

宋真宗时期对法官用刑不当往往将其事“布告天下”。大中祥符六年(1013)十一月，重惩用刑失当的刘晟，并“暴其事状戒饬诸道”^[7]1852。

(二) 宋代对官员犯罪处置的用刑原则

北宋官员犯罪后，对其实际执行的处罚与法律的规定差距很大，多从轻处罚。折杖法制定后，宋代文献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系统的刑罚名称，一种为笞、杖、徒、流、死五刑系统之法定刑名称，即本刑。另一种为宣告刑名称，是本刑经折杖法比折后的刑罚。有时还附加编配法等从刑。宣告刑一般来说，即是实际执行刑。^[19]79-95宋代刑罚中的本刑与宣告刑两套体系，在实际执行中多使用宣告刑。

北宋对不同级别官员的犯罪处置，法律规定有很大区别，实际执行也有明显不同。受到重罚的主要是官职卑微人员，少有高级官员受到严苛刑罚。^[20]

对官员犯罪的处罚上宽厚有加，甚至不顾及群臣的议论。如傅潜犯罪“百官议法当斩，从驾群臣多上封请诛之，上贷其死，下诏削夺潜在身官爵，并其家属长流房州”^[8]9474。《宋史》中多见“法当”“贷死”之记载。开宝(968-976)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贷死”^[8]4986。在世人公认为执法较严的宋太祖时期，尚且如此；其后的皇帝，更是沿袭之。甚至人们所深恶痛绝的贪污受贿官员也可“贷死”。三班奉职和钦贷所部纲钱，“至绞，帝命贷死免杖，刺隶福建路牢城”^[8]4989。尤其是“法官坐仲宣枉法赃应绞，援前比贷死，杖脊、黥配海岛”^[8]5018。后来，官员犯罪，甚至是赃罪，“贷死”已成定例。绍圣三年(1096)，刑部侍郎邢恕等言：“艺祖初定天下，主典自盗，赃满者往往抵死。仁祖之初，尚不废也。其后用法稍宽，官吏犯自盗，罪至极法，率多贷死。”^[8]5019北宋对官员犯罪处罚的趋势越来越轻，法治的力量逐渐为人治所冲淡。

宋代在官员犯罪处罚上一般用刑不重，只对某些官员“破例使用腰斩”^[18]105。太平兴国三年(978)正月殿直霍琼“坐募兵劫民财，腰斩”^[8]57。中国古代刑罚中最惨无人道的莫过于凌迟。北宋开国之初，力纠五代之弊，仍然禁止凌迟之刑。到熙宁、元丰年间，正式将凌迟列为死刑之一。^[18]23-24《宋史·刑法志》说：“若凌迟、腰斩之法，熙宁以前未尝用于元凶巨蠹，而自是以口语狂悖致罪者，丽于极法矣。”^[8]4999熙宁八年(1075)将作监主簿张靖、武进士郝士宣皆腰斩。^[8]4998南宋初期高宗齐愈“谋立异姓，以危宗社，非受伪命臣僚之比，特不赦，腰斩都市”^[8]5001。

(三) 宋代对官员犯罪处置的贬所

宋朝将某些犯罪官员贬向各地。崖州(今海南省崖县)、雷州(今广东省海康县)、春州(今广东省阳春市)、登州沙门岛(位于今山东省县西北六十里海中，荒凉偏僻)一般都以环境恶劣著称，是官员常贬之处。很多官员不愿奔赴这样的地方，真宗时期，王素不愿到“地多瘴毒”之地去，“托疾，在道二百余日”^[7]1998，后因此又遭黜降。

宋朝春州(今广东省阳春市)环境至为恶劣。卢多逊被流崖州(今海南省崖县)时，李符对赵普说：“春州稍近，瘴气甚毒，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逊处之”^[8]9276。赵普后来让李符知春州，一年多就死了。春州环境太恶劣，很多官员被贬春州后，又改贬他地。蔡襄、唐介即为此种情形^[8]10399。广南转运司言：“春州瘴疠之地，配隶至者十死八九，愿停配隶人。”^[8]5018“元丰六年(1083)，王安石相位，遂改春州为阳春县，隶南恩州。既改为县，自此获罪者遂不至此地也。此仁人之用也。”^[21]7宋朝春州沿革变化反映出对贬官生命安全的重视。

北宋对官员犯罪的处罚，无论法律规定，还是实际执行都处处要照顾到这个特殊群体的利益关系，主要是保证上层建筑的稳定。

三、特殊原因

除了政治斗争和官员犯罪两种大的类别之外，北宋官员黜降的原因中还有些其他特殊类型，如因灾异、“被人告发” “家事”等被贬责的情形。

(一) 灾害或异常现象而引起的官员黜降

两宋前后320年，遭受各种灾害，总计874次。其中最多的是水灾，达193次；其次是旱灾，达183次；再次是雹灾，达101次。其余风灾有93次，蝗灾、歉灾、地震、疫灾等。两宋灾害频繁之度相当于唐代，而其强度和广度，则更甚于唐代。^[22]26灾荒严重发展的最主要结果，就是社会的变乱，所谓社会变乱的主要形式，不外人口的流移死亡、农民的暴动和异族的侵入。^[22]128

中国历代统治者注意灾害发生时采取补救措施，黜降有关官员，是一种常用方法。汉时就因为灾异而策免过三公。“按《周官》，三公之职，本以论道纪邦，燮理阴阳为务。汉初犹重此说。《徐防传》，防为太尉，与张禹参录尚书事，后以灾异寇贼策免，三公以灾异策免自防始也。”^[23]47-48在宋代执政因灾异罢相的情况也有几处，如孝宗在位时有一年发生大旱，赵温叔罢相。^[24]138

古代十分重视天与地的相通。《前汉·五行志》曰：“雷于天地为长子，以其首万物，也之出入了。入则除害，出则兴利，人君之象也。”^[25]75所以“丙申雷变，陛下一日黜二相”^[24]317-321。宋代发生灾异，尤其是水旱灾害时议论“三公例当策免”的例子很多。

也有发生灾异官员请求自责的，太宗端拱二年(989)七月“彗出东井、积水西”，据卡惠尔和克劳密林的推算，哈雷彗星在989年9月2日通过近日点。^[26]807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哈雷彗星很平常，古代人觉得这是怪异的天象。因而宋太宗自责，同时赵普请求免相。^[7]685-696赵德彝(967-1015)，是魏王赵廷美第三子。太宗雍熙三年(986)授右千牛卫大将军，封长宁郡侯，判沂州(今山东省临沂市)。当时飞蝗入境，赵德彝曰：“上天降灾，守土之罪也。”^[7]602乃责躬引咎。皇帝常与大臣议论上天“示惩罚”之事，以言明宰执“和阴阳”之职。真宗时期，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二虎相斗，对人民危害很大；还有群鸡夜鸣，经月不止；冬雷暴作等一系列怪异现象。知州、刑部郎中王禹偁(954-1001)上疏此事，皇帝询问日官，“言守土者当其咎”^[7]1064。王禹偁被徙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到了蕲州没过一个月他就死了。

(二) “被人告发”而贬责

中国许多朝代的法律都明文规定，知情不举要治罪。相反，“自商鞅变法后，告奸亦为入仕途径之一。官可告奸者，即可袭代被告官长的官爵，此实为出仕一捷径”^[27]68。

宋代与“被人告发”贬责相伴生的现象有：

政府多次募告者，规定赏赐。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十一月，主要对天下县令佐，检苗定税，区分刑狱的事务规定：“贵在公平，如有违踰，并宜论述。或令佐不相纠举，许吏民告民告，得实者赏之有差。”^[7]211这次规定原则上是要“令佐”互相纠举，若不能纠举，才让“吏民告”。开宝七年(974)因为知博州(宋朝隶河北东路，辖今山东省聊城、高唐、堂邑、博平4县)吕鹄、知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秦亶“坐盗盐麴额外钱，决杖除名”^[7]521。从而招募告者来告发类似情况，并定下高额赏钱达三十万。宋朝政府的这种规定针对的是统治者认为在当时至为重要之事。

因告发官员而得到擢升或赏赐。太祖乾德元年(963)十月，“德州(今山东省陵县)刺史何隐擅发省仓给军士，判官郭象飞表上言，按验得实，乃责隐为亳州(今安徽省亳县)别驾，擢象权知德州(今山东陵县)”^[7]106。郑伸原在李崇矩(924-988)门下做门客几十年，不为李崇矩重用，宋太祖开宝五年(972)他将李崇矩的丑事曝于朝廷，李崇矩罢为镇国节度使，郑伸被赐同进士出身，酸枣县(今河南省延津县)主簿。^[7]289

那些“告人得升擢”者，不为世人所齿，自己难免惶惶不可终日。雷德骧(917-991)的儿子雷有邻，告发别人得升擢，并受赏赐，他便以“上疏告人阴事”为业，后来得病见到曾被他告发的人(刘伟，已弃市)进入房间“以杖箠其背，有邻号呼，声闻于外，数日而死”^[7]303。

鼓励官员告发是宋朝政府重视舆论监督的体现，有利于防范官僚做不法之事，又易滋生诬告之风。庆历五年(1045)有人谣传欧阳修(1007-1072)和留养在家的外甥女张氏有不正当关系一事。此事后来虽辩明，欧阳修却被降官，出知滁州(今安徽省滁州市)。欧阳修遭此诬陷，在政治斗争中多次为流言中伤，他每闻那些如簧之巧舌(不管是人言，还是鸟语)，憎恶之心，即时生起。^[28]140欧阳修贬到滁州后赋诗《啼鸟》：“我遭谗口身落此，每闻巧舌宜可憎。”钱钟书注云：“‘谗口’就指捕风捉影攻击他的政敌。”^[29]42-43

(三) 因“家事”而被贬责

中国古代提倡孝道和家庭和睦。能使家庭和睦在宋代理学兴盛的时期，更是人们公认的道德准则。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工部侍郎毋守素(921-973)免官，是因其在父丧期纳妾。^[7]196-197宋真宗时内园使曹珝“坐闺门不肃，授均州团练副使”^[7]969。

治平四年(1067)宋神宗刚即位，年过六旬的欧阳修在朝任参知政事，因英宗皇帝生父谥号之争，遭到一些人的嫉恨。被御史中丞彭思永(1000-1070)和御史蒋之奇(1031-1104)一道上书，参劾与其长子欧阳发之妻吴氏发生性关系。欧阳修因有乱伦嫌疑被立案审查。经根究, 毫无事实。然而欧阳修坚辞参知政事, 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 出知毫州(今安徽省亳县)。从此再未回朝, 五年后病逝于颖州(今安徽省阜阳市)^[30]109。

引起宋代官员黜降的原因很多，政治原因、官员犯罪、特殊原因是其主要类别。宋朝政府对其采取的处罚政策也不同。政治原因引起的官员黜降影响范围最广。官员犯罪引起的黜降，在处置的时候，政府采取一定的优待政策，并常把官员贬到一些环境相对恶劣的地方。而特殊原因引起的官员黜降比较复杂，其中被人告发引起的官员贬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