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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典籍里，最早提到“文献”一词的是《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57关于此词的理解，历来多歧。朱熹说，“文献”一词中的“文”指典籍，“献”指贤人。笔者理解，孔子所言，当用以指有文字记载的资料和贤人能士经过口耳相传继承下来的资料。

最早用“文献”作为著作题名的，当推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部书是上古到南宋宁宗时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是继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之后最大规模的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三书合称“三通”，成为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经典之制，即可见其价值。谈及著作题名中的“文献”二字，马端临如是说：

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微，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尝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别……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2]3

根据书中使用材料的情况，其所用“文献”二字的意义，基本指历代成书的典籍文献，主要是历代典章制度方面的典籍资料和臣僚、学者、名流有关典章制度的言论的记录。他说：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2]2

透过马端临的论述和《文献通考》的实际操作情况，可以认定《文献通考》是有意识的具体使用文献的实践活动。

但这并不是说，马端临时代才开始有人从事文献方面的工作。中国古代，早就有很多人从事文献学工作，如孔子整理《春秋》，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编制《别录》《七略》，郑玄为群经作注，都属于文献整理的工作，只是那时没有“古籍整理”或“文献整理”这样的名称罢了。

至于研究文献学“范畴”的工作，应是在宋朝已经开始，如郑樵的《通志·校雠略》中就从理论上阐述了文献工作中的文献收集、辨别真伪、分类编目、流通利用等问题。清代的章学诚，也从理论上指出了文献学的工作方向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在文献整理的过程中要善于梳理各种学术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等。但他们都称这些工作为“校雠学”，并无“文献学”一词。

“文献学”一词,是近现代才产生的一个词语，是以文献的特点、文献的生产方式、文献的存世、文献的流通、文献的整理方法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

但文献学的研究范畴究竟包含哪些内容，近现代的学者却各执一词，说法不同。在中国近现代学者中，最早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是郑鹤声、郑鹤春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33)，书中认为：文献学的基本内容是文献的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和刻印。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被纳入文献学家视野的人物当推王欣夫，他认为“文献”指贤人，指一切的历史材料。他还认为，文献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在课堂上讲授的，只能是校勘、版本、目录三个方面的内容。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1911—1992)在《中国文献学》中认为我国古代没有文献学，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

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3]4

也就是说，在张舜徽先生这里，文献学家和校雠学家几乎是同义语，而主要的任务就是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张舜徽先生在其《中国文献学》前言中认为文献学的范围包罗很广：

从过去两千年间的中国学术界来看问题，不独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阁是整理文献，即如郑玄遍注群经，也是整理文献的部分工作，司马迁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大著作，也是他整理文献的丰硕成果。下迄有清一代考证之学，超越往古，专门名家，以数百计，专门著述，乃至汗牛充栋，如果以史家的眼光去估量他们的成绩，也不过是替我们整理了一部分文献资料而已。^[3]1

在张舜徽先生看来，校书、注书、写史、考证，都是文献学的内容，而且，只是一部分而已。王欣夫(1901-1966)则认为“文献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4]2，但同时又认为这种广义的文献学在课堂上无法讲授，所以，在《文献学讲义》(1986)中限定了“版本”“目录”“校雠”三个方面的内容。山东大学杜泽逊也认为文献包含所有历史资料，但他同时认为，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各个学科都有独立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文献学也有自己独立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他认为：

文献学是以文献为本体的学问，就其主干来看，可以说是关于文本的学问。其研究范围主要是研究文献的形态、文献的整理方法、文献的鉴别、文献的分类与编目、文献的收藏、文献形成发展的历史、各种文献的特点与用途、文献的检索等等。^[5]5

这是近些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学家关于文献学的论述，对文献学的学科规范作出了贡献。在上述文献学家们的表述和对文献学范围的圈定中，笔者认为杜泽逊先生的表述更加系统和完善。综合上述文献学家的表述，我们可以大体确定文献学范畴下可以进行的工作内容：文献的形态、文献的整理方法、文献的功能、文献的类型、文献的分布、文献的流播、文献的鉴别、文献的收藏、文献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等。

由上，冠以“文献学”名称的著作，应该有其基本的研究范围的规范。而由此审视目前冠有“文献学”名目的《史记》研究著作，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说，这些著作，相当一部分并不完全符合规范的文献学范畴的要求，也就是说有些冠有“《史记》文献”名目的著作，其内容有些原本不属于“文献学”的范围，诸如在“文献学”名目下进行司马迁精神的研究、《史记》思想内容的研究、《史记》文学性价值方面的探讨等，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目前《史记》研究界中所有将《史记》与“文献研究”一词连在一起的著作中，笔者以为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先生的《史记文献学丛稿》是最出色之作，全书18篇文章，可分为三组：第一组9篇，探讨《史记》研究中重大的同时又有较大争议的若干问题，包括记事、亡缺、续补、原作、断限等；第二组4篇，研究《史记》的取材及相关问题，包括诸侯史记、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司马迁所见书考等；第三组5篇，关于《史记》编纂体例等文本研究及影响研究。赵先生的研究，既有宏阔视野，又有深入细致的钩稽索隐，结论每令人叹服。但赵先生的研究工作属于文献学视野下的具体的文献研究工作，而不是进行“史记文献学”的学科规范，因此不具有进行学科规范和学科建设的意义。

《史记研究集成》中的《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可以称为史记文献学的专书，其内容与名称都是名副其实的。该书由史记研究界在文献学方面颇有成就的张大可、赵生群、杨燕起、程金造、周一平等人合著，集中了他们在史记文献研究方面的成就。从此书的编撰目录可以看出，此书主要是收集这几位学者在“史记文献”研究方面的重要观点及论述，编撰目标不是“史记文献学”学科的建立，而是每个人研究成果的精华汇编，因此，文章虽很精粹，却明显体现出“合而未融”的特点，如上篇有“《史记》体制”，下篇又有“《史记》体例溯源”“《史记》体例简论”“《史记》的体例”“《史记》历史编纂学简论·自出心裁的作史体例”；上篇有“《史记》取材”，下篇有“论《史记》取材”。这样的重出与反复，虽然能够展示各家之长，却不利于系统的规范的“史记文献学”的建立。且此书为《史记研究集成》中之一种，很不方便单独传播。

由此也可以看出，《史记》研究领域还缺乏科学的“史记文献学”的学科规范意识，也没有真正确立出学科规范意义下的“史记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当然也没有建立起符合学科规范的“史记文献学”的学科体系。而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在规范的范畴里进行规范的研究活动，形成规范的话语体系。就“史记文献学”的建立而言，笔者认为，它应当在普通“文献学”所大体规范的范围里进行研究活动，也就是说，“史记文献学”的学科研究任务应该在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文学文献学所包容的范围内，它大体应该包括：《史记》所涉文献的形态、《史记》所涉文献的功能、《史记》所涉文献的类型、《史记》所涉文献的分布、《史记》文献的整理方法、《史记》文献的存在形态及其鉴别、《史记》文献的保存和传播以及研究《史记》历代文献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等。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学科建设规范化的责任意识，笔者提出“史记文献学”这一命题，并力图形成一种体系，并编著《史记文献学简纲》一书(目录附后)，以期引发有关“史记文献学”范畴的涵盖范围和“史记文献学”研究范围的讨论，并进而规范这一学科，故不避浅陋，献雕虫于方家。

附：

《史记文献学简纲》目录

绪 论 《史记文献学》的学科规范化及研究目标

第一章 《史记》作为汉代以前历史文献总汇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章 作者的生命历程与处理文献的态度变化

第三章 《史记》的材料收集和整理

第四章 《史记》的体例安排

第五章 《史记》的亡缺、补续及辨伪

第六章 《史记》的版本和校勘

第七章 《史记》的史实考订：以出土文献为依据

第八章 《史记》注释学研究：以三家注为例

第九章 《史记》本土文献的历史演进

第十章 域外《史记》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