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年讨论]

[编者按]司马迁生年问题是《史记》十大疑案之首，该论题曾引起史学界争论达半个世纪以上。主要有两种代表说法：一说主迁生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王国维先生首倡其说，梁启超、张鹏一、郑鹤声、刘汝霖、(日) 泷川资言、朱东润、季镇淮、包树棠、程金造诸先生从之；一说主迁生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 由(日) 桑原骘藏发难, 有(日) 山下寅次、李长之、郭沫若、赵燕士、陈监先、王达津、黄烈等先生赞同。两种主要观点(前145年和前135年) 正好十年之差。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期曾掀起两次全国性论争，至今尚无定论。2016年，在北京举行的“《史记》学术研讨会暨北京史记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和在重庆举行的“巴渝文化发展论坛暨《史记》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针对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本刊自2017年第1期起，特辟“司马迁生年讨论”专栏，特邀著名史记研究专家、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先生担任栏目主持人，本期刊发陈曦教授的《评赵生群“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之新证》一文，以期使该论题研究不断深入，正本清源，探求司马迁生年疑案问题的最终答案。

自“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入选教育部名栏之后，本刊加强了与海内外史记研究界的交流与融合，决定从2017年开始实行“栏目主持人制度”，特邀国内外史记研究界成果丰硕、学术影响大的史记研究专家担任栏目主持人。因此，本刊邀请张大可、朱枝富、马雅琴等专家担任栏目主持人，并首先以“司马迁生年讨论”为专题展开论争，希望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贡献，恳请各位学者继续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并赐稿本刊。

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即公元前135说的持论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用功甚勤，影响最大者，当推袁传璋、赵生群两位先生。笔者对赵先生的“新证”作一梳理。

1993年以来，赵生群先生持续发力，接连发表了10篇文章：(1) 《司马迁生年研究综述》，载《文教资料》1993年第2期。(2) 《司马迁生年新考》，载《文教资料》1999年第6期。(3) 《从〈正义〉佚文考定司马迁生年》，载《光明日报》2000年3月3日。(4) 《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考》，载《苏东学刊》2000年第9期。(5) 《论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载《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五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6) 《也谈司马迁生年考证中的史料鉴别问题》，与尤德艳合撰，载《文教资料》2001年第1期。(7) 《司马迁生年以及相关问题考辨》，载《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8) 《〈太史公行年考〉商榷》，载《文哲研究通讯》(台湾)2002年9月。(9) 《〈玉海〉中一条〈博物志〉佚文的文献价值》，载《海峡两岸古典文献学学术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10) 《司马迁行年新考》，载《安大史学》第一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代表性论文是《从〈正义〉佚文考定司马迁生年》《论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司马迁生年以及相关问题考辨》等，彰显了赵先生的主要观点。

赵先生的“新证”，多方考索，试图为《史记》研究的这一重大疑案画上句号。在向赵先生的辛勤耕耘衷心致敬的同时，笔者却不能不遗憾地指出他在考证理念与论证方法上存在明显偏失，导致结果最终未能如其所愿。笔者以下将围绕赵先生的主要论点论据，一一展开辨析。

赵生群先生在司马迁生年问题上的“新证”，真正具有新意的，实际上只有一条，那就是他在《玉海》卷46发现《正义》引《博物志》与《索隐》相同。今引录如下：《玉海》卷46载：“《史记正义》：《博物志》云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2)《玉海》卷123载：“《索隐》云：《博物志》：‘太史令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

赵生群先生认为上引资料，为考定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1]。他撰文《从〈正义〉佚文考定司马迁生年》，2000年3月3日刊于《光明日报》“历史周刊”第8期，信心满满地论断此为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之铁证，并在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的修订本《史记》前言中直接用《玉海》的《正义》引文断言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未加注明据郭沫若说，更未介绍王国维的前145说，这种做法就是直接画句号了。换句话说，司马迁的生年，无需考证了，百年以来围绕司马迁生年的争论俨然已落下帷幕，只凭《玉海》的这一条铁证就可以定案了。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光明日报》2000年4月20日刊发易平《司马迁生年考证中的史料鉴别问题》对赵文作了回应，从两个方面驳正了赵文。

第一，“赵先生用《正义》佚文可以证明《索隐》引文的‘年二十八’不误，却没有任何理由和证据可以证明《正义》按语的‘年四十二’是错的”。

第二，“《玉海》录的《正义》佚文，旨在存《博物志》材料而非存张守节说，此不言而喻。正因王应麟这种做法，将这条《正义》佚文史料价值降低到只能‘说明《索隐》引文正确无误’，仅此而已”。易文的两点驳正非常有力。特别是第二点指出“正因王应麟这种做法”，实是指赵生群先生断章取义。王应麟《玉海》不是存录《史记》及三家注原始材料，而是把张守节的按语及依据统统删了，像这样的二手材料，甚至可称为三手、四手、五手材料，怎能用来做铁证呢？只能是“将这条《正义》佚文的史料价值降低到只能‘说明《索隐》引文正确无误’，仅此而已。”易文认为，赵生群先生的发现，恰恰证明了张守节是在驳正《博物志》，也就是驳正《索隐》的元封三年迁年二十八岁，令人遗憾的是，张守节据此驳正《博物志》以及《索隐》的材料在三家注合刻时被删削了。在没有找到张守节按语依据之前，张氏之说仍是一个疑案。也就是说，《正义》《索隐》均是持证的果，是假说，而不是已知的因，即两者都不能用作推导司马迁生年直接的证据。

推导司马迁的生年，还得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那就是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采用的“行年排比法”，即用司马迁的行年来验证《正义》《索隐》两说孰是孰非。

赵生群先生显然是认可王国维的“行年排比法”的，试图从司马迁的叙述中找到“考证司马迁生年最有价值的时间坐标”^[2]609，以此推导司马迁的生年。然而赵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基本上可以说新意不多，主要是李长之“十论”的演绎。须知，国内学术界一般以郭沫若为前135说的代表，其实该说的祖述者为李长之。李氏举证十条以立其说，文章题称《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以下行文简称“李文”)，最早发表于1944年5月出刊的《中国文学》一卷二期，后收入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李氏专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半个多世纪以来，持建元六年说的后继者的论据，基本上是李文的延伸和演绎，赵生群先生也不例外。他对李文“十论”的演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李文“十论”第二条——“与《报任安书》不合之说”的演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己“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元、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在《报任安书》中，他说：“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司马迁何时出仕？《报任安书》(以下简称《报书》) 作于何年？成为验证司马迁生年说的重要时间坐标。李文假设司马迁做郎中是紧接二十南游的事，并采用了王国维的《报书》作于太始四年说，按司马迁生于前145年，到太始四年(前93) 是53年，减去20年就是33年，这是初入小学蒙童就会的加减法，李文据此得出结论“应该说待罪辇毂下三十余年了”^[3]20以此否定前145说。赵生群先生延续了李长之的这一思路，作了两种努力。首先是利用吴汝煜、赵光贤、陈必超等的说法，极力强调“二十而南游江、淮……过梁、楚以归”与“于是仕为郎中”两事相距时间必不甚远，“文中‘于是’二字表示时间很短，很可能即在同一年中”^①。他推断司马迁南游约需二三年的时间，归来出仕为郎官时应在二十二岁左右。其次，他采用了清人赵翼的《报书》作于征和二年说。征和二年是前91年。赵先生同李长之一样作蒙童加减法，按司马迁生于前145年，到征和二年(前91) 是55年，减去22年也是33年，与《报书》“二十余年”不合。赵先生的这一做法，看起来像是在作考证，其实与李长之何其相似，仍是以假设为依据。司马迁二十南游了几年，何时为郎，这些问题的关键节点李长之没做任何考证，赵先生同样也没有考证，凭着一个蒙童加减法，再加一个假设就提出了一个证据，太轻率了。我们试用蒙童减法，假设司马迁南游了四年，三十三减四等于二十九，不就是“二十余年”了吗？考证不是蒙童的加减法，而是要做严肃的文献挖掘与语词训释。由介词“于”和代词“是”组成的介宾词组“于是”，有“在此时”“在此地”等意；此外，“于是”在先秦时期业已虚化为“连词”，连接两个句子，表示前后句子所说的两件事情，具有时间上先后相承或事理上相承的关系。^[4]778-779“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在《太史公自序》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于是”正确的解释是作连词，连接“过梁楚以归”“仕为郎中”一前一后两件事情；若翻译成现代汉语，可直接译为“于是”，或译为“在这之后”。司马迁说，他南游归来之后，重大的事件就是“出仕郎中”，并“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而不能把“南游”“出仕郎中”“奉使西征巴蜀”当作连续紧接发生的事，而是他人生经历的重大事件，三者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出仕郎中有一定的条件，当了郎中到奉使为钦差大臣，还要经过若干年的历练，因此不是紧接连续的事。据施丁考证：“司马迁始仕郎中，肯定在元狩年间，至迟在元狩五年。”^[5]20元狩五年为公元前118年，再用蒙童的减法，元狩五年下据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是二十五年，下据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是二十七年，当然合于《报书》的“二十余年”。更何况有史料证明，《报任安书》的写作与征和二年仁安死于巫蛊之祸一事并无关联，该文并非作于征和二年^[6]259-271，因而赵生群先生试图以征和二年作为时间坐标点做蒙童加减法，数字一定是不可靠的。

①赵生群引用赵光贤语，见《论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载《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五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610页。

其二，是对李文“十论”之第四条——“空白说”的演绎。

李文说：

司马迁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人，如果照郑鹤声的《年谱》(他也是主张生于前一四五的)，司马迁在元朔五年(前一二四) 仕为郎中，一直到元封元年(前一一○)，前后一共是十五年，难道除了在元鼎六年(前一一一) 奉使巴蜀滇中以外，一点事情没有么？……假若真是过了十四年的空白光阴(算至奉使以前)，司马迁不会在自序里不提及。看他说：“于是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还报命”，似乎中间为时极短。倘若生于前一三五，则仕于前一一五或一一四之际，跟着没有三年，就有扈从西至空峒之事(前一一二)，奉使巴蜀之事(前一一一)，不是更合情理么？^[3]20-21

赵生群先生演绎李文的“空白说”道：

如果说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自序》(笔者注：指《太史公自序》) 在时间上就存在着一段很大的空白。根据《自序》，司马迁二十南游，至元封元年出使还都报命，见父于河洛之间，按照王国维的推算，此年司马迁已三十六岁。自二十至三十六岁，中经仕为郎中、出使两件大事，前后时间长达十五六年，按《自序》行文之例，理应交代各事间隔之年岁。相反，如汉武帝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则不存在这一问题……^[2]609

前后对照，赵先生对李文的因袭可谓一目了然。是否存在所谓“空白”，需要用考证来证明，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李、赵的考证。还好，施丁、张大可等，在这方面作了深入探索。据施丁先生考证：

自元朔三年南游至元鼎六年奉使西征之间，有如下内容：

元朔三年(前126)，开始游历。

元狩元年(前122)，此年左右，“过梁、楚以归”。

元狩五年(前118)，“入寿宫侍祠神语”。

元鼎五年(前112)，“西至空桐”。

元鼎六年(前111)，此年春，“奉使西征”。

仅以此而言，十六年间的“空白”并不多；当然也就说不上景帝中五年说有什么“大漏洞”。^[7]

又据张大可先生考证：董仲舒致仕后家居茂陵，排挤陷害他的公孙弘卒于元狩二年，而对他敬重有加的张汤第二年迁为御史大夫，但仍不见起用董仲舒，很可能元狩末董仲舒已经去世；孔安国为博士、谏大夫，元狩六年出为临淮太守。司马迁向孔安国问故，师从董仲舒，正在出仕之前的元狩年间，即司马迁南游归来，在二十八岁出仕之前的二十三、四岁到二十七岁之间这几年向大师学习。^[8]还有元封二年司马迁扈从武帝封禅，并负薪塞河。如此说，更不存在“空白说”。司马迁写人物列传，不是开履历表，不是记流水账，而只写每个历史人物的特点和重点。《太史公自序》着重写司马迁父子怎样写《史记》，对司马谈出仕三十年只写了《论六家要指》、培养司马迁、临终遗言三件事。“空白说”屡有追捧者，这只能说明他们未仔细读历史传记书，更未仔细读《太史公自序》。

其三，是对李文“十论”之第八条——“司马迁交游说”的演绎。

在这一条，李文试图通过司马迁与郭解的交往，否定前145年说。郭解被杀于元朔三年(前126)，他在死前曾到夏阳安置外祖老小。李文说：“倘此年为司马迁之九岁，则司马迁在十岁学古文之前还在家乡，因而见郭解是最可能的。否则这一年十九岁，未必有见郭解的机会了。”^[3]程金造、张大可等则以有理有据的分析，得出了与李文正好相反的结论，此不赘述。^[8-9]

那么赵生群先生又是如何演绎李文此条的呢？他将论述方向作了巨大的调整，不是以司马迁与郭解的交往来考索史公的生年，而是反过来，声称“现在司马迁生年既定”^[10]，就可据此考察记载郭解事迹的《游侠列传》的作者是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这样做是倒果为因，将他试图论证的论点当作论据，推导出关于“司马谈作史”的论点。

同样的思考模式，也用于他对司马迁与平原君子、公孙季功、董生、冯遂等人交往问题的分析上。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公孙季功、董生(非仲舒) 曾与夏无且游，考荆轲刺秦王之岁，下距史公之生，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见史公道荆轲事。有樊他广及平原君子辈行，亦远在史公前。然而此三传所纪，史公或追记父谈语也。自冯遂以下，皆与公同时。”程金造、徐朔方则通过时间推算，认为司马迁是有可能与平原君子、公孙季功、董生、冯遂交往的^①，并进而指出司马迁若生于前135年，就因年龄小而不可能与这些人相及。赵生群先生借鉴了程、徐等人的考证结果为己所用，认定“在《正义》引《博物志》之文发现之后，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就已不是假设而是事实”^[10]，这样一来在他那里，程、徐等人的推断就可以用来证明如下记述平原君子、公孙季功、董生、冯遂的《史记》篇章——《郦生陆贾列传》《刺客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是出自司马谈之手。

①公孙季功、董生是司马迁交游圈中年岁最长者。徐朔方推定司马迁能与此二人相及：“《刺客列传》记载公元前二二七年荆轲刺秦王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而篇末太史公曰：‘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夏无且‘奉药囊’，而这个药囊可以用来投掷人，可见他不是主要医师，假定年龄二十来岁。又假定他在七十来岁把他目击的事实告诉二十来岁的公孙季功和董生，公孙季功和董生又在七十来岁把这一段故事告诉司马迁。司马迁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这时是虚龄十九岁，时代正好衔接得起来。”“……司马迁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以创作《史记》，那就得有意识地去和年纪比他大得多的人相交，正如同现在为了写工厂史、革命史，要向老工人、老红军作调查访问一样，是十分合情合理的。”见徐氏《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52页。

但是，这种结论是建立在赵生群先生对《玉海》所引材料一厢情愿的价值认定上，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析，那些材料不能用作考定司马迁生年的“直接证据”，司马迁生于前135说，绝非什么定论，故而以此为出发点去推导“司马谈作史”问题，得出的也只能是他的一厢情愿的推测。

总之，赵生群先生在司马迁生年问题上的“新证”，实有新意有限的遗憾。在论证过程中，又有鉴别史料不客观、以假说为依据、考证缺乏、倒果为因等偏差，延续了前135说的祖述者李长之的错误理念与方法。赵先生以为通过他的努力，《史记》的这一重大疑案就可以画上句号了，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这个问题，只有通过王国维率先垂范的“行年排比法”，以扎扎实实的文献考证，真正建立起司马迁的几个人生坐标点，进而才能有理有据地推导出司马迁的生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