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东地区，素有“三秦要道，八省通衢”之称，言其地理、交通、经济和战略地位之重要。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区位环境，秦东地区自古以来就在商贸领域拥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一直扮演着沟通东西部经济联系的重要角色。但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落后以及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的影响，秦东地区在商贸领域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展现，也没有带来商贸领域的特别繁荣。当中国的政治重心东移、经济重心南移、商贸活动走向发生重大转变以后，特别是宋元以降，西部地区日趋封闭，与东南地区相比，秦东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就明显滞后了，传统商贸活动也呈现出大幅度衰落的态势。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由沿海向内陆地区的发展，秦东地区的商贸活动又逐渐活跃起来。到清末民初，秦东地区的商贸活动开始呈现出一定的规模，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达到鼎盛阶段。但是，这种发展态势并没有持续下去，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战争等多种因素的打击下，秦东近代以来日渐复兴的传统商贸业最终衰落了。

笔者曾对近代秦东地区商贸业的发展过程进行过初步研究，同时还简单探讨了导致近代秦东商贸业迅速衰落的原因，认为区位环境变迁的冲击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1]86-89笔者也曾对秦东地区区位环境的历史变迁、区位环境的特点以及区位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过探讨。^[2]238-239正是在上述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近代秦东地区传统商贸业的兴衰固然受时代变迁这一历史大背景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秦东地区自身。经过认真考察与分析，笔者认为近代秦东地区传统商贸业的兴衰与秦东地区自身的区位环境及其变迁有着特殊的关系。区位环境是指某一地区与周边地区在相互作用中所构成的总体环境状况及相互关系，包括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等)、社会政治状况、交通状况等因素。区位环境对商贸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秦东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及与周边地区形成的特殊关系，塑造出秦东地区特殊的区位环境。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区位环境对商贸业影响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近代秦东地区商贸兴衰的原因，不仅是一个积极的尝试，而且对我们科学认识当今秦东区位特点，振兴秦东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秦东地区的商贸业本身就带有物资中转的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与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近代秦东商贸业的兴衰更是与自然环境的变迁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首先，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秦东近代商贸业兴起的基本因素。秦东地区地处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地理上南有秦岭阻隔，东有黄河天堑，潼关扼守关中与中原水陆出入的门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秦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和沟通东西部地区经济联系的桥梁与纽带，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无论是陆路还是水陆，大部分都必须经过秦东地区转运，这正是商贸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近代以后，商品经济日趋发展，东西部之间的商贸活动日趋频繁，秦东地区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优势和交通运输条件正好适应了商贸业发展的需要，商贸活动随之迅速兴起。

其次，自然环境影响着秦东地区商贸业的结构。秦东地区自身的自然条件并不丰厚，属于并不发达的农业区，从事农业的条件也不优越。近代以来，频繁肆虐的自然灾害更是对农业造成极大的破坏，农业生产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且很不稳定。这样脆弱的经济基础和相对单一落后的经济结构，本身是难以为商贸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经济支撑的。正因为如此，近代秦东地区商贸业的发展，不是缘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而是缘于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条件对商贸业的特殊作用。所以，近代日渐活跃起来的秦东商贸业从根本上来说不是本地生产型和本地输出型，而是带有明显的商品流转和集散的特点，即充当着东西部地区间商品流转的中转站。从秦东地区或经由秦东地区输出的多为初级产品或原料，如粮食、棉花、药材、瓷器、煤炭、皮货，而输入秦东地区的却多为制成品，如丝绸布匹、日用百货、食盐、烟草等。民国时期，以大荔为中心粮食贸易一度颇具规模，在近代秦东商贸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清朝道光年间开始，到民国中期，大荔的粮食贸易呈现出不断兴盛的发展态势，“粮食交易涉及西安、开封、郑州、洛阳、山西等地”^[3]3。1933年后，“大批西安、郑州、开封、洛阳、巩县、天津等地面粉公司客商陆续前来大荔采购粮食，由大王庙装船水运潼关，再装火车外运。南来北往贩粮的驴驮客户，也数量大增，每个集日驴驮不下二三百匹。……民国二十五年(1936)达到顶峰。……市场集日由以往的三、七会和一、五、九集，变为不分集会，天天交易。北来车辆，旺期日达七八百辆到千余辆”^①。“从业人员达五六百人”^[3]336，“一度逢会盛期，曾涌现外来粮车挤满城内各巷，并延伸到城外”^[3]336。粮食日交易量“估计约在200-300万市斤，其吞吐量相当可观”^[3]336-337。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反映的是大荔发达的农业经济和充足的粮食生产，但实际上大荔的粮食生产极为有限，大荔主要承担的是粮食的中转贸易角色，为粮食贸易提供货源支持的主要是大荔以北的澄城、合阳、蒲城、白水等邻近县，特别是以咸阳为中心的关中中部地区，因此，在当时就有“填不满的同州，拉不退的咸阳”的说法。大荔民国中期粮食贸易的繁荣，从本质上讲，是“承北启南，进行集散”作用的体现。因此，物资集散与中转贸易就成为秦东近代商贸业的最显著特征。

①佚名的《我县民国年间的粮食集市》，参见大荔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年编印的《大荔县文史资料》(第四辑)第38页。

再次，自然环境还直接影响着秦东地区商贸业的发展状况。粮食行业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贸易极不稳定，民国十八年的特大旱灾对粮食贸易造成极为严重的打击，元气大伤。“同州皮货”业堪称秦东地区手工业领域为数不多的“一货而工商兼需”的特色行业，久负盛名。清末民初，是同州皮货业最为兴盛时期，成为本地区规模最大的行业，皮货贸易活动覆盖到周边较大范围。同州皮货业“最盛时，年购进生皮百万张左右，价值约200万元(硬币，下同)。年销出值达500余万元。产品除销本省外，还行销全国、远销英国和土耳其及香港地区”^[3]336。“有硝制皮货作坊一百余家。”“全行业工人约在万人左右，相当于当时大荔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十。”^②县城内“经常住有沪、苏、杭、汉口、广东等地的客商”^[2]5。然而，秦东地区的畜牧业本身并不发达，不是皮货业原料的主产地，本地的生皮难以为这一颇具规模的行业提供足够的原料。所谓的同州皮货，其实是指终端产品是在同州完成的，而生产所需的原料(生皮)主要来自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四川等临近省份及陕西省西部的长武等适宜于畜牧业发展的地区。由于大荔境内的洛水特别适合对生皮的硝制加工，因此，周边地区的生皮纷纷运到大荔，在这里进行硝制，最终加工成真正的皮货商品。同时，同州皮货的主要销售市场也远离本地区，这就使得这一行业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都极容易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正因为如此，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战乱的影响以及外部市场行情的大幅波动，同州皮货业无法承受打击而迅速销声匿迹了。

②刘启嗣的《同州皮货的兴衰》，参见大荔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年编印的《大荔县文史资料》(第四辑)第4页。

通过以上这些方面可以看出，秦东地区自身自然条件的脆弱性，严重束缚了地理位置优越性的发挥，进而成为制约秦东地区商贸业发展的根本因素。

秦东地区特殊的位置使其商贸活动极易受到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历史上，关中作为中国政治中心时期，秦东地区曾经长期作为关中的东大门，是京师与东部地区连接的纽带，商贸地位极为重要。但在关中政治地位衰落时期，特别是在多个时期，秦东地区则成为不同政权或割据势力的结合部，也因此成为对抗、战争的前沿地区和彼此争夺的对象。这种局面往往对社会经济会带来严重的破坏，商贸活动则首当其冲。近代以来，政局和社会秩序日趋动荡，对秦东商贸活动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清末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几乎横扫整个秦东地区，起义过后，社会经济一片破败，元气伤尽。民国以后，尽管局势并不安定，军阀割据，战乱频繁，但大体上还能够为商贸活动提供基本的条件，商贸活动日渐恢复并形成近代以来的鼎盛时期。依托区位环境特点，在本地区形成潼关、大荔(今大荔县朝邑镇)、合阳、韩城、渭南(今渭南市临渭区)等沿黄渭各县的商贸中心。

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特别是山西、河南相继陷落后，秦东地区成为敌占区与后方的前沿阵地，这场战争特别是秦东地区的战争态势直接导致本地区的商贸活动骤然衰落。曾经异常繁华的潼关、大荔、韩城由于长时间不断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而无法从事正常的商贸活动，潼关县城直接处于日军的炮火射程之内而完全被毁坏，黄渭河运几乎中断，许多商家被迫向西迁移或关门。同州皮货业的衰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民国’十五年(1926)后，兵连祸结，皮毛业日渐衰落。民国二十七年(1938)县城遭受日机轰炸，而后空袭频繁，皮业作坊，无法正常生产，除少数作坊迁往甘肃平凉、靖远一带外，余皆歇业停产。久负盛名的‘同州皮货’从此销声匿迹。”^[3]336秦东地区的商贸活动从此衰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再也没有得以恢复曾经的繁荣。此后，潼关、大荔、韩城这些曾经的商贸中心在战争的影响下迅速消失了。

秦东地区商贸业传统地位的奠定以及近代商贸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本地区特殊的交通环境，交通环境变迁与秦东地区近代商贸业兴衰的关系也最为突出。“三秦要道，八省通衢”之称，与其说是反映秦东地区战略位置之重要，还不如说是指交通条件之特殊。秦东地区的地理位置如果不与交通环境相联系，就无法体现出其特殊性。近代秦东地区商贸的流转贸易性质正是交通环境所致。

如前所述，秦东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地理、军事、战略上的天然防线。《潼关卫志》序言这样描述潼关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汉、晋、隋、唐以及宋、元历数千年，其间帝王肇兴……凡有事于秦者，靡不以关为厄塞险阻以决成败安危之机。”“关门固，则全秦固，全秦固，则京畿固。潼关者九州之枢也。”^[4]1秦东地区在黄河中游与山西隔河东西相望，黄河沿东部边陲向南到潼关向东转入河南省，渭河由西向东横穿其境，洛河由西北到东南汇入渭河，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在古代时期，西北与华东、华北乃至东南地区的交往主要是依靠关中南北两条东西向陆路交通干道：在渭河以南是东方大道，从咸阳经渭南(今渭南市临渭区)、华县、华阴、潼关进入河南，通往洛阳；在渭河以北是周原至芮(今大荔县朝邑镇)虞(今山西省平陆县)的干道，经渭南(今渭南市临渭区)、大荔、合阳、韩城，过黄河进入山西。这两条陆路主干道在秦东地区由黄河龙门至潼关段水路连接起来。受到秦东地区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和传统交通运输条件的影响，往来于东西部之间的商品流通通常需要在秦东地区进行水陆运输中转之后才能进一步流向各地。从东部运往西部地区的货物，先通过黄河水路运到潼关，由于大型运输船只在渭河不能通行，需要在潼关卸船上岸，再通过东方大道改由陆路运输，或者在潼关换装小型船只通过渭河水运继续西行。也可水运到大荔改由渭北陆路继续向西运输。由华北地区经山西运往西北地区的货物由于黄河的阻挡不能直接通过陆路运输(此时还未修建黄河公路和铁路大桥)，必须通过黄河水运到韩城、合阳、大荔和潼关各沿黄渡口，经过中转，再通过关中南北两条陆路干道或渭河水运到关中腹地，进而运到西北乃至西南等更远的地区。同样，从西北地区输往东部、华北乃至东南地区的大宗货物，也必须在秦东地区进行水陆运输中转。因此，秦东地区就成为沟通秦晋豫三省乃至更远地区物资交流的中心，陕西周边的山西、河南、四川等地的商人也纷纷来到秦东地区经商。秦东地区之所以有“三秦要道，八省通衢”的称谓，正是这一点的体现。

民国中期以前，由于陆路交通运输条件落后，秦东地区较为便利的黄河、渭河、洛河水运条件充分适应了商贸业发展的需要。秦东地区的水运，以黄河河运为主，渭河河运为辅，洛河河运为补充，在黄河、渭河、洛河水运沿线形成了韩城、合阳、大荔、潼关四个主要商贸集散中心，而潼关则成为黄河、渭河、洛河水运的枢纽。主要渡口有韩城的龙门、芝川，合阳的夏阳，大荔的南阳洪、北阳洪(原朝邑县)、太山头以及潼关。以潼关为中心的黄河航运主要航线有：潼关至山西省风陵渡，往来横渡，客货兼运；潼关教场尖至钢泥嘴9.5公里，北经山西省田村、风陵渡到潼关东关，南经潼关西关到北关，主运盐、煤、铁、粮等物资；潼关至韩城禹门口，约150公里，主运煤炭，下游远涉河南省陕县、洛阳一带，货运为主。渭河航线主要有：河南陕县经潼关三河口至咸阳；潼关至临潼县交口，转运三原县的药材、布匹等；龙门经潼关三河口至咸阳，运载渭北到潼关的粮食等物资。“宁夏、内蒙古、陕北、晋北等地的煤炭、瓷器、皮毛、药材、食盐等货物都通过黄河运输，下运潼关，一部分由渭河上运至西安、宝鸡一带，一部分运河南境内，转陆路运往他地。”民国初年，潼关航运工具“有官船12只。二十年(1931)后，河南省洛阳、巩县、孟津、偃师等地私船营运不下百只。到1949年有船102只，载重1530吨”^[4]313。根据1931年前后的统计，通过黄河南北横渡在潼关进行销售或转销的货物，每年“食盐65万公斤，铁36万公斤，粮食3.6万公斤”。“禹门口煤炭日有1万公斤”运到潼关销售。“由交口每年渡运三原县药材、布匹等物资4万余箱(每箱45公斤)”^[4]313-314到潼关销售。在渭河从事运输的中小型船只，1941年有“行船250只，圆船200只，每行船载重3万公斤，圆船载重0.5-1万公斤”^[5]526。潼关还是“洛南县的景村、巡检、石坡、五仙等地木材集散地，经水路运销山西芮城、永济、河南灵宝和省内渭北一带”^[4]355。洛河由于水运条件差，只在下游河口段有少量的小型船只运输。

大荔县，地势平坦，水陆交通便利，是近代秦东地区渭北水陆交汇的重要商品集散地。从大荔陆路向北可通往澄城，向东北可通往合阳、韩城。从大荔向南从朝邑过洛河、渭河，可通往华阴，并在此与东方大道相连接。由于黄河、渭河、洛河三条河流都流经大荔并在此交汇，因此大荔的水运条件十分便利。优越的水陆交通运输条件使得大荔在沟通秦、晋、豫三省物资交流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大荔县最具代表性的粮食贸易和“同州皮货”业的兴盛正是依赖这样的有利条件。不仅如此，便利的水陆交通运输还带动了大荔商贸业其他行业的兴盛。“山西省的煤、铁、盐通过汾水进入黄河运至潼关，再进入渭水转入洛河，停泊于原朝邑北阳洪、大荔太山头。群众所需之潞盐、铸铁锅、焦炭，大部分皆赖航运进入大荔。”^[3]3031930年陕西省渭、黄、洛三河航运总表对棉花、水烟、药材、牛皮、茶、盐、煤、煤油、布、铁、粮食、杂货、京货等19种货物运输量的调查统计显示，“渭河运输为5260吨，黄河运输为34784吨，洛河运输为3910吨”^[3]303。1935年，由大荔北阳洪码头“输出棉花395万公斤，以舟楫航运至潼关，再由火车运往上海、青岛、郑州等地”^[3]305。

原朝邑县(今属大荔县)位于渭、洛两河下游，东有黄河码头，水运交通便利。辛亥革命前后，朝邑县的商业就很昌盛，当时山西的煤铁都是依靠黄河水运到朝邑码头卸货，然后再用马车转运到省内各地。销售京、津、沪、汉的丝绸布匹百货等，也是由河南的陕州，经黄河水运到朝邑，再转运到省内各地。所以朝邑是个客商货物云集的县城。朝邑县的煤炭、铁业、转运货栈行业都非常兴隆。在1934年以后，黄河滩连年丰收，百姓富裕，社会购买力强，朝邑县的商业情景特别繁荣昌盛。当时除朝邑县城内著名商号，如布行业“宝泰成”“光玉德”“大顺永”外，大荔县城的好多商号，都在朝邑长期设点，河南怀庆府的小京货商人，更是不计其数。^①

①张富明：《原朝邑县近代商业略述》，参见大荔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年编印的《大荔县文史资料》(第四辑)第32至35页。

合阳的地理条件相对弱一些，但也是秦东渭北地区一个重要的商贸中心。合阳县的夏阳渡码头是沟通秦晋两省物资交流的交通要冲。“山西河津的煤、铁锅、农具，运城的潞盐，夏县的石碱，绛州的瓮及各种京货等运往陕西。”“合阳的石磨，澄城的硫黄，白水的陶瓷，蒲城的棉纸，关中东部的棉花，青海的皮张，兰州的绵烟等大量东渡，销路四通八达，商船络绎不绝。”夏阳渡口码头设有货栈、杂货铺、煤场、客饭店等20余家。合阳县还设有厘金局和商会。^②

②王志纯：《黄河古渡--夏阳》，参见合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编印的《合阳文史资料》(第五辑)第91至第92页。

韩城是西北地区东部通往陕北、华北的必经之路，通过黄河将陕西、山西、河南三省联系在一起。凭借特殊的地理优势和水陆交通条件，韩城的商贸业在近代秦东地区拥有极为特殊的地位。龙门和芝川是韩城最重要的黄河航运渡口。黄河两岸的秦、晋两省都是煤炭之乡，煤炭主要从龙门渡口通过黄河河运销往各地。从山西乃至华北、东南地区输入的各种货物也主要从龙门渡口上岸。清末民初时期，龙门渡口的传统航运业就已经很发达，“仅山西从事长途运输的船只就有千只左右。营运非常忙碌，把山、陕煤炭要运到潼关、洛阳、渭南、咸阳。……渡口上人来车往，川流不息。”“韩城以及渭北各县的京、广杂货都是从山西绛州通过龙门古渡批发进货的。”“龙门西岸的渚北村也是一个为航运服务的商业村子，开设有商业铺子，过往客商，都在这里食宿。”^③韩城的芝川镇是龙门渡口以南又一个重要的渡口，地理位置特殊，水陆运输条件优越，是韩城传统的重要物资集散地。特殊的位置和优越的条件使得这里的传统船运业十分发达，不仅“设有三家造船厂”，而且“百余只船舶通往晋、豫、鲁三省的荣河、郑州、开封、德州、济南”，“青岛及天津市等地，在那里有办事人员常驻”。“韩城煤炭由船舶载运绕至三河口，直达渭南的白杨寨和咸阳市，在那里办有炭厂企业，供应渭南、临潼、二华等地用煤。”发达的船运业和便捷的陆路交通带来芝川镇商贸业的兴盛，商号林立，许多商人以此为依托外出经商，“运进皮革、药材、大米、烟草。北通延安、榆林、三边等地，运销棉花、花椒等物资”^④。“每逢集会，商贾云集，四方会归，交流频繁，盛况异常，是韩城、宜川、洛川物资集散重地”。设在芝川镇的“芝川厘金局”是当时陕西五大厘金局之一(五大厘金局即：芝川、白河、潼关、龙驹寨、宋家川)。商贸业鼎盛时期，“芝川渡口昼夜运输，船舶穿梭不断，热闹非凡”^⑤。

③李长喜、赵艺华：《龙门古渡的商业》，参见韩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编印的《韩城文史资料汇编》(第十二辑)第72至第73页。

④杨滋园、柴明选、郭笃三：《芝川镇的沿革》，参见韩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5年编印的《韩城文史资料汇编》(第四辑)第104至105页。

⑤同④, 第109至110页。

便利的水陆交通支撑起秦东地区近代商贸业的发展，但也正是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近代商贸业在民国中期以后迅速衰落。在铁路没有修入关中之前，东西部之间的大宗货物交流都必须在秦东地区转运，但随着铁路的向西延伸，大宗货物可以通过铁路直接运到西安，不必要在潼关、大荔进行水陆中转，再加上铁路运输价格比水运低廉，这就使得曾经具有非常要作用的秦东水运业迅速衰落。朝邑曾因黄河水运条件便利，是个客商货物云集的县城，辛亥革命前后商业十分昌盛，“山西的煤铁都是依靠黄河水运到朝邑码头卸货，然后再用马车转运到省内各地。销售京、津、沪、汉的丝绸布匹百货等，也是由河南的陕州，经黄河水运到朝邑，再转运到省内各地”，但当“陇海铁路通车已抵潼关，沿海地区的丝绸布匹及百货，再不需绕道朝邑，货栈转运行业，也随之衰落”^⑥。“民国二十四年(1935)陇海铁路通车西安后，随着煤炭运价的变化，韩城的煤炭业日渐衰落，特别是日寇侵占山西，迫使黄河河运中断，使韩城煤炭完全失去外销途径，煤矿纷纷倒闭破产，产量逐年下降。”^[6]286“水运不通，则全赖车驮，若以大车由矿区运至大荔，计程240里，需时4天，改装船运至三河口转东泉店装火车运至西安各地，每吨运费以及沿途损耗至少在三千元左右。”^[6]291因此，韩城煤炭业自此衰退，外运中断，直至解放时也没有恢复。大庆关(今大荔县朝邑镇东约25里)，居黄河东西往来之要冲，自古以来就是秦晋往来及通往东北、华北、华东的重要通道，“商旅往来，商品集散，形成东西南北四街的贸易市场。民国二十年(1931)陇海铁路通车潼关后，渐趋萧条。抗日战争期间，与日寇隔河对峙，市场遂废”^[3]333。由此可见，近代后期，随着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秦东地区传统交通运输的区位优势逐渐消失，依托传统交通运输优势兴起的近代商贸业也随之衰落。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不仅没有带来秦东地区商贸业的更大发展，相反却成为秦东地区传统商贸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的道理耐人寻味。

⑥同①，第32至34页。

综上所述，在特殊的区位环境基础上形成的秦东近代传统商贸业，其兴衰受到秦东地区区位环境的重大影响。区位环境影响着秦东地区商贸业的结构，区位环境的变迁成为秦东地区商贸业衰落的重要因素。当然，导致秦东近代商贸业衰落的直接原因还有战争等特殊时代背景的因素。但是，当这些特殊因素消失之后，我们依然没有看到传统商贸业复兴的迹象，这更进一步说明区位环境的变迁在其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正是这一点，促使我们必须科学认识、分析秦东地区区位环境的特点，以及区位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秦东地区近代商贸业虽然已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但秦东地区社会经济还需要继续发展，更需要振兴。秦东地区近代商贸业的衰落告诉我们，秦东地区传统的区位优势在近代以后已经逐渐失去，要振兴秦东地区社会经济，必须提升自身经济的贡献力，寻找新时代推动秦东社会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塑造秦东区位环境的新优势，走内涵式发展的新途径。正确认识、科学利用秦东区位环境的新特点新优势，是时代赋予秦东人的新使命；过分强调和依赖传统区位优势，很难实现秦东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