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和司马迁，一个是战国乱世的先哲，一个是西汉盛世的史官；庄子身处乱世，厌恶俗世纷扰，终于选择消极避世；司马迁秉承父命、立志扬名，却不得已受宫刑而苟活。因而，《庄子》是庄子这位看淡生死、轻谈荣辱的道学家的人生写照，而《史记》则成为司马迁借以抒发自身悲情的剑戟。身处不同时代的两个人，却有着几乎相同的命运观，且庄子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本就和司马迁的“富贵无相忘”有一个相同的字眼——“忘”，更是二者间联系的一个线索。但大多数人认为庄子所谓的“忘”，是一种超脱俗世的、看淡生死之“忘”，却很少有人观照过他所谓的“忘”其实和司马迁“富贵相忘”之“忘”有着内在的精神契合，实则是一种对人世无奈的悲叹。

“相濡以沫”出自《庄子·内篇·大宗师》以及《庄子·外篇·天运》。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水干了，鱼吐沫互相润湿。比喻在困难的处境中用微薄的力量互相帮助。”然而我们在平时运用时往往只注意到“相濡以沫”的比喻义，却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后半句——“不如相忘于江湖”。

“富贵无相忘”一语在《史记》中共出现了三次，分别是《史记·陈涉世家》中的“苟富贵，无相忘”、《史记·外戚世家》中的“先贵勿相忘”和“即贵，无相忘”。虽两次变换形式，其内容和深层含义却并未改变。司马迁将这三句相似的话编排在相邻的两个传记中，且三句话虽然由不同的人物说出，却有着相同的字眼“贵”和“相忘”。

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庄子，是一个超乎世外的道学哲人。无论是生死还是自然规律，他都能参透。然而他也是一个生活在战国中后期乱世中的无奈之人，诸侯混战，民不聊生。庄子善于以寓言式的笔触挖掘社会上应当批判的事物，也以这些寓言背后的道理警醒自己勿入浊淖。佛家有言：人有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炽盛。庄子对自然生理上的生老病死之苦参悟的透彻，而对于精神上的苦痛却是表面上达观，实则却难以放下。妻子身死，“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1]524。惠子认为其鼓盆而歌，实属过分之举，但庄子遵循自然之道，用一种释然的方式让自己节哀。在他看来，人是由气转形，形而为生，生后有死，此乃自然之理。故而庄子并非无情之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对于黑暗社会的怨、对于妻子离世的痛，他在情感上看似并无多大的波澜，然而诉诸笔端的却是长歌当哭，以不在意掩饰自己内心的痛。庄子正是因为求不得，才更加难忘，越是难忘，便越是想忘。因此，在他的世界里，有“忘己”和“相忘”两种概念。

所谓“忘己”，庄子在《庄子》一书中谈到了“坐忘”和“忘己”。二者都是“忘己”范畴内的，然而前者庄子借颜回之口解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是谓坐忘。”^[1]240刘崧在《庄子“坐忘”辨义及其审美倾向》中认为“坐”并非一个动词，而所谓“坐忘”之“坐”，却是“无故自然之貌”。我对此深表同意。^[2]且日本江户时代的汉学者服部南郭在《庄子注疏》中曰：“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即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①是以忘其然，忘其所以然，与天地融为一体，符合天道与规律，便是“坐忘”之妙。“坐忘”这一概念与庄子在《天地》一文中的“忘己”概念是一脉相承的，若“忘乎物,忘乎天”,则为“忘己”。对于污浊的社会他尚可选择避世，但大多数的现实却是他避无可避的。于是，他静静地选择“相忘于江湖”。

①日本服部南郭的万冶本《庄子注疏》，顺治年合刻本第35页。

所谓“相忘”，在《大宗师》和《天运》中，庄子两次提及“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一句。鱼儿在泉涸之际，吐沫求存，却始终不如畅游江湖，不识彼此来得惬意。于陆地上彼此求生，于江湖中畅游相忘，这是庄子为生存的自然状态概括出的社会规律。在《大宗师》一篇中，他又借孔子之口说：“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通“性”)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1]228郭象注云：“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2]25物我相忘的自然之道就是冲破绝望、绝情的痛苦，进而升华为一种艰难时期的相濡以沫的感动、安然丰裕时期相忘江湖的境界。循得其中要理，方能不为俗世所累。困难之际的伸以援手，彼此扶助，却很有可能在危难解除之后“相忘于江湖”。在这一种解释里，似乎与司马迁的“富贵无相忘”意味相同。然而庄子对此就很释然，而司马迁却是执念颇深，堪不破此理，故而情生于意，而意发为文。

“富贵无相忘”始出自《陈涉世家》，“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6]1949。有学者指出，“苟富贵，无相忘”中的“相”字指代第二人称，并非是“彼此、互相”的意思，而整句话发语的主语是第一人称，即陈涉。因而“苟富贵，无相忘”其中包含的意思不是“咱们共同富贵了，彼此不要忘记”，而是“如果我富贵了，不会忘记你们”^[5]。然而当陈涉久经沙场称王坐殿，只因少时的庸耕者入宫“言陈王故情”，触其逆鳞，便被斩了。当时说“富贵无相忘”的那个人恰恰是背信弃义、富贵相忘的一方，而且陈涉不光是相忘，还是对朋友性命的残害。

《外戚世家》中在记录薄太后之事时，在传记开头就有薄太后年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甚是亲厚，相约“先贵无相忘”^[3]1971。而先被汉王宠幸的管夫人和赵子儿却在富贵之后讥笑与薄姬的初时之约。同样是从魏王宫里被掳掠而来，然而攀上高枝的那一方出于一种尊贵的优越感去讥笑当年同甘共苦、此时仍居下位的伙伴。同样，倍受宠幸的管夫人和赵子儿在日后因吕后的妒忌而惨遭厄运，而只被宠幸过一次的薄姬却侥幸因汉王希见之而被安顿在代国，最终汉高祖逝世，在大臣周勃和陈平的帮助下薄姬之子刘恒称帝，而她自己也顺利成为太后。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史官文学性的描写，双方不同的结局恰说明富贵忘义者不得善终的道理。“富贵无相忘”的盟约被时间与利益所打破，变为“富贵”之后便“相忘”的惨痛结局。

在《外戚世家》中，平阳公主送卫子夫入宫前，“拊其背曰：‘行矣，强饭，勉之！即贵，无相忘。’”^[3]1978卫子夫此前只是平阳公主府中的歌女，却凭借汉武帝恩宠入宫进而青云直上，直至皇后的尊位。其弟卫青也从一介布衣，荣登卿相。卫青的四子也皆封为列侯，侄子霍去病也因军功被封为冠军侯，卫皇后之子刘据贵为太子。此后平阳公主丧夫寡居，虽一时认为“此(卫青)出吾家，常使令骑从我出入耳，奈何用为夫乎？”^[3]1983但最终由于卫氏家族势力强大，于是“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卫子夫与平阳公主一个贵为皇后，一个身为长公主，她们之间的“富贵无相忘”是建立在权力与地位的基础上，是对彼此地位的巩固，是一种相互扶持、相互利用的关系，因为只有强强联合，地位才能更加稳固。再回顾当初平阳公主送卫子夫离开公主府时所说的“即贵，无相忘”，是否可以理解为他们双方并没有像陈涉“忘记”庸耕同伴、管夫人与赵子儿“忘记”薄太后那样，而是为了利益，彼此提携？

司马迁三次提及“富贵无相忘”，在这三次“富贵勿忘”的话语中想要表现的就是多数人可以共苦却不能同甘，在困难中人们往往容易像庄子所说做到“相濡以沫”，却在富贵后“相忘于江湖”。因而司马迁以春秋笔法表面上写“富贵不相忘”，实则却恰恰相反。

庄子所处的战国中后期正值诸侯混战，庄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倍感生不逢时之悲哀。孟子所谓的“春秋无义战”，在战国时期不也如此吗？因而庄子认为眼不见为净，选择远离朝堂，然而正如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庄子又怎么能真正做到不问世事？因此，庄子所持的“忘”的态度实际就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罢了。

然而，庄子也对现实社会时有批判不公之词。对于山中之木以不材终得天年，而不能鸣之雁却因不材而被烹，于是庄子选择在材与不材中间，“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庄子·外篇·山木》)，做到不得赞誉也不得訾垢，化为龙蛇，无声亦无息。庄子的道和老子的道于此处甚是相和，也和儒家所谓的中庸之道、过犹不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以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而不为其所累，方为正道。庄子隐晦地表达出对当时知识分子生不逢时悲剧命运的无奈，但他也明显表现出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

楚威王欲以厚币聘庄周为相。庄周却微笑拒绝，以郊祭之牛为喻，称其虽衣以文绣，却仍终不免于被屠戮。就算此时想当一头离群的小猪，也是不可得的。庄子甚至觉得楚威王派来使者所说的一番话是在玷污自己，庄子也曾穿补丁粗衣，汲着用麻绳绑着的破鞋面见魏王，称自己的打扮是“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是自己生不逢时，“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而庄子身处这样一个黑暗的社会，对于政局的混乱、腐败的统治阶层，他只能在消极遁世和“忘”中求得解脱，然而他身处乱世，虽能求得一时心理上的解脱，却终究无益。

司马迁虽身处西汉武帝盛世，然而汉匈之间的长期战争，使得国库空虚，为征战劳民伤财。李陵跟随二师将军李广利以少战多，最终不敌被俘。当朝统治者不信任忠臣而希望其战死，满朝大臣也见风使舵，纷纷斥责李陵投降匈奴的卖国行为。而司马迁对于统治者的不明真相、满朝大臣的趋炎附势深为不满。于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委婉曲折地流露出对君主背信弃义行为的鄙视。

司马迁采用以古鉴今、旁见侧出的方法对君王的这种行为予以批判。《越王勾践世家》中写吴越之争，范蠡功成名就之后，退居从商，因他深知勾践为人，也从勾践的面相上看出其“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3]1746。因而范蠡得以功成身退，而同样为勾践立下汗马功劳的文种却因执迷不悟惨遭屠戮。运用旁见侧出的方法，在《淮阴侯列传》和《魏豹彭越列传》分别记述了西汉开朝君主刘邦对开国功臣韩信和彭越以谋反罪废国灭族。当初蒯通劝韩信三分天下，鼎足而居，认为汉王刘邦“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但韩信执迷不悟，抱守“汉王遇我甚厚……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3]2624的义利观念，却在“项羽已破”之时，“高祖袭夺齐王军”，看清现实的韩信也终于发出悲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最终也逃不了被屠戮的命运。不忘旧恩的韩信在协助高祖登位之后被诛杀，富贵相忘的高祖却成了仁义的典范，拥有高位，世代享国。这种人生经历的巨大反差，不得不让司马迁反思。 诚然，越国大臣文种和高祖功臣韩信等人皆因功高盖主而给自身带来了杀身之祸。而司马迁此时遭遇的李陵之祸，难道不是汉武帝对功臣之后的残忍吗？李陵之祖父李广对抗匈奴戎马半生，却未得丝毫之功，孙子李陵却在征战中被迫投降，被认为是卖国。司马迁不满于此种现实状况，对政局的失望，只能诉诸笔端。作为一代君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居然杀掉功勋卓著的大臣。然而这也就是司马迁对君王的不解，以及对不能及时退出政局纷扰的官宦之人的惋惜。从这个角度而言，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富贵便相忘”？

庄子几乎终身不仕，就算为官，也只是一介卑微漆园吏。因为他深知自己就算出世为官，也并不能改变时局丝毫。然而他又极其向往自己《逍遥游》中所描绘的大鹏形象，可以“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其气势磅礴、志向之大，恰是庄子所描述的“大知”。而庄子也深谙这个世道只能自由而无为，放弃生活中的一切争斗，安然顺势，虽然有偏向相对主义和宿命论的倾向，然而也都是被时事所逼。

他不想为世俗所累，于是他很自然地选择了道家，选择了一种和儒家积极入世全然相反的消极避世的道路。不难发现，其实庄子是对自己人生境遇的质疑。因而“忘”便成为这个时期他安慰自己的理论。庄子不愿为了个人小利而舍弃自己所追崇的大义。在庄子看来，“义”是“是非之义”，他认为只有物我两忘的“至人”才可以晓得“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是以楚威王使厚币迎之为相，庄周拒绝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无论是金钱还是官爵，庄子都不看在眼里。宁处贫穷而自快，也不愿为不义之战忙碌终生、助纣为虐，是为舍小利而逐大义。因而他在《逍遥游》中展开了针对“小知”和“大知”的讨论。他认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朝菌和蟪蛄便是因为生命短暂而见识浅薄，所以蜩与学鸠是以不能理解大鹏展翅高飞的志向。庄子内心是羡慕鲲鹏的，因其与大椿树和彭祖一般，拥有着“大知”。楚威王聘庄子碰壁也是因庄子对人生产生了质疑，义与利两相权衡之下，他选择远离朝堂，避利而趋自己内心之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庄子的论述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除了对他学说的概括，就只引了他的一个传说，即楚威王厚礼聘庄周。然后庄子看透世情，拒而不仕。司马迁引这一个故事，无疑有他的道理。他也想像庄周一样，可以挣脱仕途的羁绊，然而司马迁的确不是一个洒脱的人，因为他肩负着太史公家族的荣誉，秉承着父亲遗命，也怀揣着自己想要扬名后世的一腔热血，故而“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4]2733。司马迁必须忍辱负重的继续挣扎在仕途道路上，他也是多么艳羡庄周对统治者的不屑与拒绝。

因自身悲惨境遇，司马迁意识到世人都被利益所驱使，趋炎附势本就是生存的法则。于是他在《货殖列传》中看似不经意的一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3]3256，实则饱含司马迁内心的无奈与苦痛，深含自身对社会的失望，对人心难测的忧戚。司马迁清楚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虚伪和残暴，因而他对统治者的批判是深刻而尖锐的。在《高祖本纪》中，对于刘邦富贵而相忘有如下描述：“老父曰：‘……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然而高祖刘邦位居天子，却“遂不知老父处”^[3]346。司马迁用一句简短的话，揭露了作为最具仁义、具有高大形象的代表汉高祖刘邦的那种贵而忘义的人性阴暗面。司马迁作为史官，沿袭了孔子著述《春秋》的笔法，以一字暗喻褒贬，虽不明言，刘邦的丑恶本性却赫然呈现。当初所许下的“诚如父言，不敢忘德”的承诺，却在自己发迹之后，仿佛从未想过要去寻找这位自己当初许诺不忘其德的看相“老父”。

与描写汉高祖的行为相反，司马迁对于韩信的描写却是富贵并不相忘。韩信为布衣时，经常食不果腹，司马迁记述如下：“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3]2609直到韩信立下大功，被封为齐王后，他想起当年赐食的漂母。“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1]2626这和汉高祖刘邦的登天子位而忘老父的事件全然相反。因此，谁重信义谁背德忘义便一目了然了。

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判处腐刑，而西汉沿袭秦时的赎刑，却扩大了范围。1983年在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汉简中的《二年律令》中明确记载“赎斩、腐，金一斤四两”^[5]94。而对于司马迁这样一个史官而言，一无厚禄可得，“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4]2727，二不贪赃枉法，哪里可得一斤四两的黄金去免去腐刑？于是在《报任安书》中自叹“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4]2730，司马迁在别人遭难之时为之陈情，却在自己身处不幸时，众人唯恐避之不及。这便又引得司马迁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述廉颇失势之后，“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司马迁借客之口言明：“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3]2448同样在《张耳陈馀列传》中写道：“太史公曰……然张耳、陈馀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3]2586因而，司马迁所谓的势利之交，便是有势有利则客从如云，势利尽去则树倒猢狲散。以上事例，在司马迁的观念里大致又和“富贵相忘”的命题不谋而合了。

司马迁所闻的众多事例，大多是见利忘义者可得长久，而秉守道义者却不得善终。他把人们对于义利的看法和对于自己受宫刑的遭遇体悟为“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4]2727。他虽然处处表现出自己认定的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的价值观念，然而在其内心深处却隐隐可见他持守正义、摒弃势利之交的赤子之心。

无论是“忘己”还是“相忘”，皆是庄子对现实世界的反抗，而司马迁在《史记》中类似于盟誓的“富贵无相忘”的言论，对背义趋利、人情冷暖现实的观照，二者皆是无奈之人的无奈之举。无论是对政治的失望甚至绝望，还是对自身遭遇处境的悲叹、对人生的质疑，都饱含他们内心的愤懑。而“富贵无相忘”的话语更是深含司马迁自身苦痛的人生经历和纠结的内心情感，他深感人世艰辛，人生百态。在司马迁看来，社会到处都渗透着利益的熏染与人心的丑恶，他无法在需要秉笔直书的历史中直接写下自己主观的想法，只能借苏秦之口说出：“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3]2262受司马迁的影响，后世作家文豪，也有不少在自己的文章中引出“富贵无相忘”或与之类似的文句,东汉赵烨《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遇渔丈人，对伍子胥说“富贵莫相忘也”；鲍照《伐边居行》中有“不忆贫贱时，富贵辄相忘”；李白的诗句“富贵翻相忘，令人忽自哂”等等，不一而足。可见他们对“富贵相忘”的感受也如同司马迁一样，才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所表现，不能不说这些作品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司马迁思想的影响。

庄子所谓的“忘”和司马迁的“忘”皆是知识分子对自己悲剧命运抗争未果发出的哀叹，庄子以“忘”求解脱，司马迁以“忘”悲慨人世；庄子以寓言抒发情感，司马迁则是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加以文学性的描写以生发情感，事发于情而生于文，也不由得让后世的我们钦佩二人的文学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