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手机控”是近几年高校出现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已经给高校课堂教学和学生管理带来很大的困扰，也早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如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的楼锡锦在2009年《大学生使用手机状况研究报告》一文中，以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为样本，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大学生使用手机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1]；徐州广播电视大学的蔡雪珍在2012年《手机对大学生课堂学习的负面影响及对策》一文中，分析了手机作为“第五媒体”给大学生课堂学习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多个层面的解决对策^[2]；浙江理工大学的许国成在2014年《大学生手机依赖与课堂学习效率的关系研究》一文中，以杭州四所高校的本科生为样本，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运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研究得出大学生手机依赖与课堂学习效率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且与课堂学习效率的不同维度也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并从学生、教师和学校三个层面提出了改善课堂使用手机现象的对策和建议^[3]；湖南中医药大学的邱致燕在2014年《大学生手机成瘾问题探析及其危害控制》一文中，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大学生手机成瘾的表现、原因及其不良后果，提出了危害控制的策略^[4]；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的莫梅锋在2014年《青少年手机沉迷问题与对策研究》一文中，基于翔实的调查数据，从传播学、心理学角度研究了青少年陷入手机沉迷的原因，以及如何预防与反转等关键问题等。^[5]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从经济学角度探究了大学生课堂“手机控”背后的力量。发现，有两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一种是供给，一种是需求。

经济学上的供给概念，本义指“企业(生产者)在某一时期内，在每一价格水平时愿意而且能够供应的某种商品量”^[6]25。在这里是指导致课堂“手机控”现象产生的供给方面的因素，如手机的普及、信号的覆盖、制度的缺位、以及自控的乏力等。其中，“手机的普及”表明学生有手机，可以用；“信号的覆盖”表明手机能用，有信号；“制度的缺位”表明手机可用，无约束；“自控的乏力”表明手机要用，难控制。如此看来，当下手机作为一种便捷的工具，在高校接近100%的拥有率已成普遍现象。

手机的普及跟购买力(purchasing power)的大小息息相关。购买力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用于购买商品的货币总额，一般受收入或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的增加，会直接提高人们的购买能力；价格的走低会相对提升人们的购买能力。很显然“收入”的增加和手机价格的“亲民”提高了大学生的购买能力，促成了手机购买的实现与普及。

其一，所在家庭收入增加。在中国，大学生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消费群体，其吃穿用度大多数由家庭来供养，消费水平的高低，也取决于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家长的支持力度。就全国范围来说，2003-2014年的12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8472元增加到28844元，增长了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622元增长到10489元，增长了3.0倍^[7][8]；2014年陕西省渭南市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8534元，增长12.8%。^[9]再以新疆为例，虽然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但2003-2014年的12年间，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由7220元增长到22160元，增长了2.1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由2106元增长到8296元，增长了2.9倍。^[10][11]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直接提高了家庭的购买能力。调查发现，手机费用直接或间接来自家庭的占到了调查总数的85.5%。而这除了家庭的财力保障之外，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庆祝孩子考上大学，作为奖励而购买；孩子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出于家人情感交流和联系的方便而购买；手机时代，方便孩子更好地融入大学生活，安心学习而购买。

其二，渠道多元的各种资助。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历来把教育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财力的提升，国家对高校，特别是对贫困生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形成了“奖、贷、助、补、勤、减、免”的多元化贫困生资助体系。^[12]从国家、教育部，到地方政府、高校，以及社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都设立了各种奖学金或助学金。据调查，一个三十人左右的班级，几乎50%的人都能拿到各类奖学金或助学金，数额1000~8000元不等。这无疑增加了学生个人的“收入”，这部分收入或者用于满足自用性需求，使手机从“无”到“有”，或者用来满足改善性需求，使手机从“有”到“优”。

其三，校内外兼职所得。相比于中学，高校大学生知识层次提高专业性相对突出，闲暇时间增多。出于实践锻炼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填补生活费用减轻家庭负担或单纯为了充实大学生活的考虑，部分大学生外出打工做兼职，带家教、做服务员、当促销员等，获取了一定的额外收入；部分颇有生意头脑的大学生自己创业，采用摆摊或微商的形式，从事小商品的买卖，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一些成绩优异的大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开设培训班，也取得了不错的收入。据调查，用以上收入购买手机的人占到了调查总数的12.9%。

一方面，手机本身价格走低。价值规律认为，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手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其价值量降低，作为价值表现形式的价格也一路走低。加之，手机供应商增多所带来的市场竞争的加剧，也促使手机价格不断走低，相对提升了人们的购买能力。根据需求定理，需求与价格成反向变化，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小，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大。十几年前，一部普通手机最便宜的也要600元左右，相当于当时一个大学生月生活费的3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12，结果是一个班级拥有手机的人屈指可数；十几年后，一部智能手机最低也不过300元，仅相当于此时一个大学生月生活费的1/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2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73，那么，一个班级100%的人都拥有了手机。价格的“亲民”使得手机不再是富有人士或高端白领的“专利”，不再是高高在上难以企及的奢侈品，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一种生活必需品。

另一方面，手机使用价格走低。大学生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围绕大学城而兴起兴旺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大学生旺盛的消费能力。在通讯方面，十几年前，大学生之间的远距离联络多通过频繁的书信往来或经常性的购买校园201卡、IC卡打电话来实现，由此带动了信封邮票和电话卡的热卖，而十几年后的今天，他们更多的通过手机来联络，由此带动了手机通讯业务的发展。但使用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大学生对手机的使用频度。各大手机运营商深知这一点，纷纷推出了针对大学生群体的校园优惠套餐活动。比如，对新入网用户，有缴话费送手机、缴话费送话费的活动；加入校园V网，同学间打电话免费；开通校园动感地带业务，流量多，还有免费短信赠送；各种各样的流量包月套餐、免费通话时长；流量月底不清零、可转赠交易；以及取消漫游费等等。调查显示，74.2%的学生每月的手机花费不超过50元，38.7%的学生每月用于手机上网的费用仅为10元，不超过20元的则占到了92.0%。而这样的花费只占他们月生活费的很小一部分，这使他们不仅“用得起”手机，而且不分时间或场合地频繁使用。

在信息网络时代，充分利用数字资源、提高信息化教学技术，改善信息化技术条件，是高校适应时代要求而无法回避的责任，也是高校创办现代化大学的先决条件；而以营利为目的通信商也乐于以己之力服务客户，两者各取所需，一拍即合，于是，“中国移动无线宽带WLAN”“中国移动通信网络”“中国联通精彩在沃”等渐次接入校园，使教学楼、办公楼、公寓楼、图书馆、食堂、操场等越来越多的场所实现了网络的全覆盖。网络的覆盖、手机的普及满足了大学生课外时间人际交往、信息获取、娱乐放松等正常需求，丰富了他们的大学生活，但也不可避免地给这些需求无节制地延伸到课堂之上提供了便利条件，困扰了课堂教学的正常进行及对学生的有效管理。

课堂是教师传授知识和学生学习的重要场所，考试是检验考生学习情况和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两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故课堂纪律和考试纪律都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以保证课堂学习的效果与人才选拔的公平公正。关于手机操作及应用，目前只是对考试纪律方面强调的相对严格，如对于考试期间玩手机者，国家和高校层面都有相应的处分规定，或取消学位证，或几年内不得报考，或注销学籍，甚至于相应的刑事处罚等。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于课堂之上的“手机控”现象，国家层面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高校也大多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来予以禁止或惩罚，反之，“手机控”现象成为不少高校的普遍现象，课堂纪律、学习效果令人堪忧。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了营造良好的教学和学习氛围，保证一定的学习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有必要设立一定的规章制度来进行规范和约束。

现在的孩子，不缺父母亲朋的呵护，在学校不缺良好的基础硬件设施和优美舒适的环境，但缺乏艰苦磨炼和优质的精神食粮，学生的抗挫能力较差、意志力不够坚定、抵御诱惑的能力偏弱，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难以养成。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安逸的生活容易磨蚀上进心。面对单纯机械式的学习、学习、再学习，本就不够坚定的意志力让位于“指尖”的放松娱乐，一再让位，一再放纵，久而久之，渐成习惯，变成“手机控”。调查发现，在“是否能控制自己课堂上不看手机”方面，84.7%的大学生表示能够控制，但实际上课堂上看过手机的比率高达83.3%。^[13]言行不一的表象下掩盖的是他们意志力的薄弱和自我控制力的欠缺。

经济学上的需求概念，本义指“居民户(消费者)在某一时期内，在每一价格水平时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某种商品量”^[14]68。在这里用来指导致课堂“手机控”现象产生的需求因素，如交往求知娱乐工作的需要以及寻求沉闷课堂教学替代的需要等。如果说前者是一种主动要为之的需求，那么后者就是一种被动的需求，一种无奈的选择。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的需求层次越来越高，需求种类越来越多。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大学生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些需求变得强烈而迫切。诸如，人际交往的需求--大学生正值青春期，内心情感十分丰富，此时的他们渴望与人聊天进行情感交流，渴望参加社团组织担任学生干部寻找一种价值感；获取资讯的需求--大学生具有旺盛的求知欲和强烈的好奇心；放松娱乐的需求--大学生也有无聊郁闷孤独需要排解，等等。与此同时，科技的进步，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元，最突出的就是与网络的对接，这是名副其实的移动网络，意味着人们获取网络资讯、进行网络交际和上网娱乐变得更加便利。QQ、微博、微信等网络聊天工具能够突破时空局限满足大学生人际交往的需求；浏览网页、看新闻可以满足大学生随时随地获取资讯的需求，也可以帮助他们跳出课本内容和教师讲解的局限，拓展知识，辅助学习；通过手机玩游戏、看小说、看视频、听音乐、网上购物等可以使他们暂时忘却烦恼，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很显然，应时而生的智能手机契合了大学生人际交往、资讯获取、娱乐放松等多样化的需求，赢得了他们的青睐。调查显示，大学生购买和使用手机，82.3%是基于与人交往、联系的方便，56.5%是基于获取信息的需要，9.7%是基于放松娱乐的需要。

相对于单调紧凑拘束的课堂知识学习，年龄渐长的大学生更热衷于学生工作或社团活动。在他们看来，从事学生工作或社团活动，拥有更多自由的空间，能够很好地锻炼自己，能够获得很多学生的羡慕，能够跟负责老师近距离接触、亲密合作，能够获取各种利益，能够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因而更具挑战性，更有吸引力。所以，有的时候，他们更愿意优先完成这些辅导员老师或社团老师布置的任务，优先满足这些老师提出的要求；至于任课老师的课堂要求和鞭策，则放到次要地位甚至完全置之不顾(当然这也与任课教师的严厉程度有关)。无独有偶，在现代便捷的通讯条件下，在网络无孔不入的环境中，为方便学生工作提高办事效率，各院系、各社团一般都设有工作QQ群或微信群，时不时地发送一些通知、安排一些任务。于是，这些群便成为学生活跃的舞台和时时关注的领域，无论课上还是课下。毫无疑问，这些学生的工作责任感是爆棚的，但颠倒了主业和副业，似乎学生工作是主业，而上课成了副业与兼职。

在信息闭塞而匮乏的年代，能看看电视节目、能听听收音机广播、能翻翻几本课外书，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享受和奢侈消遣。但随着电脑、网络、智能手机的渐次出现，人们第一次与整个世界如此近距离接触，旺盛的好奇心、求知欲被激发出来，查资讯、聊QQ、刷微博、玩微信牵动着人们的生活。与网络的丰富世界相比，很多课堂教学内容要么呆板单调，要么充满说教，简直乏善可陈；与外界的飞速发展相比，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要么固守陈规，要么换汤不换药；与课堂之上的教师相比，手机却是一个可控的玩伴，能够满足学生多方面的需求。很多课堂“手机控”的学生时常发出“上课没意思”“无聊”“还是手机好”的感慨。与新奇灵活的“手机”知识相比课堂教学确实沉闷，年长教师由于长时间的传统式授课，产生路径依赖，很难改变；年轻教师入职之初本有很多想法和实践，但囿于科研、晋升或家庭压力，又逐渐回归传统而固步自封。

上述分析表明，课堂之上制度缺位与自控力差的“弱供给”让位于手机普及与信号覆盖的“强供给”；对枯燥教学的“弱需求”让位于交往、求知、娱乐、工作的“强需求”，如此强弱对比促成了“手机控”现象的产生。要矫正这一行为，就必须改变这种供求上的强弱对比，想方设法将“缺位”因素变“补位”、“弱位”因素变“强位”或“强位”因素变“弱位”，以此来限制或转移学生对智能手机的热衷。

供给侧改革：(1)正常情况下，教师无权剥夺大学生购买和使用手机的权利，也无权没收或销毁学生的私有财产，但作为课堂秩序的维持者，任课教师有权通过人机分离的方式限制手机在课堂之上的不合理使用，以维持良好的课堂纪律，保证课堂学习的效果；(2)教学楼与办公楼分开，并根据课程的不同，设置不同的教学楼，或网络覆盖，或杜绝屏蔽网络。具体来说，那些多年不变的基础性理论课程，不需要随时接入网络资源，用板书或普通课件就可以，安排在无网络覆盖的教学楼即可；那些受时代影响比较大的课程，则需要随时接入网络资源，要安排在网络覆盖的教学楼。这样的区别设置能部分的降低手机对大学生的吸引力。(3)制度补位，依法治校。根据现实需求，从制度层面设立规章，做好顶层设计，为高校学生课堂“手机控”提供一个硬约束的法治环境，同时也便于教师“有法可依”；(4)高校在知识传授与基础硬件满足之外，应更多关注学生的精神需求，多渠道开发一些拓展项目，培养学生的意志力和控制力，助力其核心价值观的养成和自身的健康成长。(5)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可以为孩子创设一定的吃苦环境，以培养孩子的抗打击能力和坚定的意志力，助力其良好品格的养成。

需求侧改革：(1)以问题为引领，了解学生的合理诉求，探究课堂之外满足大学生多样化需求的多元方式，助力其交往求知娱乐工作需要的满足；(2)改善学校软硬环境、优化职称评价体系，“对高校教师的考核评价要突出教育教学业绩……提高教师教学业绩在校内绩效分配、职称评聘、岗位晋级考核中的比重，充分调动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积极性”^[15]，提高课堂教学的吸引力；(3)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相融合、变革教与学的模式，探寻开展网络教学与面授教学在学时分配方面的最佳方法，重新设计面授课堂的教学结构，让学习者由被动地接受知识转为意义更深刻的体验式学习^[16]，避免教学的沉闷枯燥将学生推向虚拟手机网络世界；(4)明确学生这一职业的应有职责，在此基础上净化学生会和社团工作环境，矫正功利思想，端正服务态度，确保在不妨碍正常教学和学习的前提下开展各项工作，服务高校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