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周本纪》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1]133“成王伐东夷”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传世的舆方鼎铭文中之“周公征于伐东夷”,“禽簋”铭文之“王伐奄侯”以及周成王疐簋等都是“成王伐东夷”的物证。“成王伐东夷”奠定了周王朝的统治。商盖是周成王伐东夷中最大的诸侯国,也是四国中的最后一个。
商周之际的诸侯国商盖,今天连名字都难于寻觅了!现今的网络时代,在网上连“商盖”这个词都搜索不到。但历史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无论是周人的有意毁灭还是后人的误读错解,都无法销毁地下的遗迹,无法销弭民间的传播,三千年来的蛛丝马迹还是为我们寻找商盖古国留下了文字和实物。被周成王伐东夷时灭掉的商盖国就在今山东省的滨州市境内。
一、成王伐商盖,迁其君薄姑清华简《系年》第三章记载:
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 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2] “成王伐商盖,迁商盖之民于邾”说明“商盖”是周成王时候的诸侯国。
比清华简稍晚的《韩非子·说林上》说:“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3]128“周公旦已胜殷”是指周公“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周公是在平息三监之乱后谋划“攻商盖”的, 这是“成王伐商盖”的一个重要细节。
《史记·周本纪》载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1]133周成王所从事的战争,《史记》只记有“伐东夷”,所以“成王伐商盖”是“成王伐东夷”的组成部分。“东夷”是指东夷诸侯国,除了商盖,还有商奄、淮夷、徐戎。因为这次“伐东夷”是“周公为师”,周公是这次伐东夷的军事指挥者,所以武王的史官辛甲向周公献计,让他先攻较小的徐戎、商奄、淮夷,最后解决最大的诸侯国“商盖”。周公听从了辛甲的意见,商盖不战而服,对周公来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平解决的“商盖”问题。从《周公东征鼎》铭文“惟周公于征伐东夷丰伯、蒲姑”[4]27看,这与《史记·周本纪》所记“成王伐东夷”是一回事。周公攻商盖就是成王伐商盖。
周成王伐商盖的一个因由是商纣王的臣子飞廉在商盖。《史记·秦本纪》载:“(中衍)其玄孙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飞廉。飞廉生恶来。恶来有力,飞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1]174《殷本纪》说:“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亦疏。”[1]106“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1]174,飞廉与周有亡国之恨、杀子之仇。周武王灭商后,飞廉逃到了远离周都镐京的商朝诸侯国商盖,商盖收留了纣臣飞廉。商盖虽然名义上顺服了周王,成了周的诸侯,但其实际上不服周王统治也是明显的,收留飞廉就是实例。所以周成王下决心伐东夷伐商盖。
《周本纪》没有“成王伐商盖”的记载,但有“迁其君薄姑”的记述。薄姑既是“君”,显然有国,“迁其君薄姑”就是把国君薄姑从其国中迁出,这是灭国的重要举措。薄姑君之国就是“商盖”,“迁其君薄姑”的“其”这个代词所替代的就是“商盖”,翻译成白话就是“迁商盖国君薄姑”。
有人把“商盖”说成“商奄”,把“薄姑”说成商奄之君。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左传·昭公九年》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5]1320这里的“蒲姑”显然是指诸侯国,亦即薄姑是“商奄”之外的诸侯国,所以才以氏族名代称其国。正因为如此,才把“蒲姑、商奄”并称为“吾东土也”。如果蒲姑是商奄国君,那怎么可能把其国君与其国家并称为“东土”呢?这里的“蒲姑”是指商奄之外的另一个诸侯国,这就是商盖。
二、薄姑是商盖国君商盖是周成王“伐东夷”的“四国”之一。
“成王伐东夷”是其亲政后举行的,成王不仅是“伐东夷”的统帅,而且亲自到达前线奄地。这与周公旦一人主导的“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是完全不同的,那时成王“年少”,自己不能实际参与战争。“伐东夷”是在“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1]132后。
“成王伐东夷”的对象是“四国”。“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其中说“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6]256,这是向四国官民发布的通告。《史记·周本纪》在叙述“成王伐东夷”时指明的诸侯国有商奄和淮夷。鲁公伯禽参加了“伐东夷”,参战前的誓词《费誓》中有“徐戎”和“淮夷”,《史记·鲁周公世家》说:“作此《肸誓》(费誓),遂平徐戎,定鲁。”[1]1524证明“徐戎”也是四国之一。四国之中已有“商奄、徐戎、淮夷”三国,缺少一国。清华简《系年》说“成王伐商盖”,补出成王所伐之国。因为周成王亲政后只有“伐东夷”一次大的战争,“商盖”又属“东夷”,所以笔者断定商盖是周成王伐东夷的“四国”之一。这有清华简《系年》以及《韩非子》《孟子》为证。
其实,《史记·周本纪》已经提到了“商盖”。其中说“迁其君薄姑”,“其”所代指的就是“商盖”。因为,周公听辛甲之计,“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商盖”是和平解放,其实力并未被毁灭,如何灭其势力,防止商盖再度反叛是个大问题。解决商盖的最重要措施就是把其国君从自己的诸侯国迁出,于是“迁其君薄姑”成了处理商盖问题最重要的措施,也就以此代指灭商盖了。这就像把“周公旦胜殷”或“平叛三监”说成“伐诛武庚、管叔,放逐蔡叔”一样。
薄姑是商盖国之君。蒲姑本来是氏族名。《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则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5]1464“蒲姑氏”即“薄姑氏”,所以说“薄姑”是氏族名。
“薄姑”又是薄姑氏国国君的称号,《周本纪》说“迁其君薄姑”,即“薄姑”是国君称号之证。
“薄姑”究竟是哪国的国君?即“迁其君薄姑”中“其”字所指代的是哪个诸侯国,史无明文。《左传》说“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是姜太公占有了薄姑氏之地。这说明,是在周成王伐东夷之后,太公得以“因”薄姑氏之地,即薄姑氏之地在齐国的范围之内。《汉书·地理志下》记载:
少昊之时有爽鸠氏,虞、夏有季则。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诗·风·齐国》是也。[7]1323
颜师古注曰:“武王封太公于齐,初未得爽鸠之地,成王以益之也。”[7]1323这是“薄姑氏”之地给了齐国的明确记载。“薄姑”是国君不是国名,薄姑是“商盖”国之君,“薄姑氏之地”就是商盖国之地。《汉书·地理志》所谓“成王以益之也”译成白话就是:周成王以商盖国之地给了齐国。
有说薄姑是商奄国君,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商奄在今曲阜一带,属鲁国,薄姑地在齐国,周成王给了姜太公。商奄的地域是绝不可能到达齐国的,周成王也无法把商奄给姜太公。
三、商盖国在海隅《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域而戮之。”[8]87朱熹注“海隅”为“海边”。孟子说的周公“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与清华简中的“成王伐商盖,杀飞廉”是一事。据《新京报》特派记者穆伯2016年4月17日报道:李学勤先生对视察清华大学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经过碳14测定,这批竹简的年代大概是公元前305年±30年,属于战国中期偏晚。那时候孟子还在世,庄子也在,屈原还比较年轻。”以此可见,《孟子》的话与“清华简”所记在同一时期,是可信的。清华简与《孟子》证实:商盖国在海域。在周成王伐东夷时,商臣飞廉被逼逃到渤海边的商盖国。周人平掉商奄、徐戎、淮戎之后,商盖降服,飞廉被杀。商盖国君薄姑被迁,部分商盖人被西迁去抵御戎人。
李学勤向总理介绍了根据“清华简”在古史方面的颠覆性研究。比如,传统认为秦国人是从西方来的,属于戎人,但根据“清华简”中对商纣王时大臣飞廉的记载,可以判定秦人东来。李克强点头道:“哦,秦还是从中原过去的。这个的确颠覆了过去的认识。” “商盖国”在海隅,是“海边”的一个诸侯国,这是我们考证商盖国所在的根本依据。
清华简《系年》《韩非子·说林上》《孟子》《史记·周本纪》以上四则文献是相吻合的。这表明:商盖是周成王时候的一个诸侯国,在海隅。在成王、周公的攻伐下,商盖顺服了周王,其君薄姑被迁,“迁商盖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2]。
四、大盖遗址是商盖国君墓大盖遗址是薄姑冢。
今惠民县城东南12公里与阳信县交界处有个大郭村。《惠氏县地名志》记载:“该村之郭姓系两支宗脉,一支为土著,称坐地户,其居住年代久远,详细情况失考。另一支由河北省枣强县迁此,始祖郭元。建村于明宣德年间。以姓氏命村,因从前曾属大村,故村名大盖。村东南有将军庙遗址,系商代墓葬,今名大盖遗址,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153此村土著居民本姓盖(ge), 村名“大盖”,郭姓逐渐兴盛,盖氏日益衰落,两姓音相近,郭姓人便改“大盖”为“大郭”。但离“大郭”不远处有盖刘村、盖北赵村,是大郭本名“大盖”的证据。1977年该遗址被定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时,文物部门考虑到商墓出土的文物情况和本名“大盖”的历史事实,取名为“大盖遗址”。
大盖遗址在1973年时还是高4米,南北长62米,东西宽11米的土台。当地村民在平整土地时挖出了文物,出土有虎纹青铜鼎、爵、戈、矛、玉钺和方彝、铙等物。
大盖遗址西北3公里处是盖古镇(钦风)。《惠民县地名志》记载:“后经多次采访,又与村中谷希武、赵永清、高龄老人柴福堂等座谈,才收集到如下情况:钦风镇是个很古老的村镇,没人知道它的建村年代,只知道它原名盖古镇,到了西汉时期,这村出了个历史名人,名东方朔。”[9]243盖古镇是西汉以前的名字。
大盖遗址是薄姑冢。大盖村在惠民、阳信两县边界处,本属阳信县,20世纪50年代初划入惠民县。查《武定府志·图版》[10]7,《阳信县舆图》在钦风镇东不远处有“薄姑冢”,北面正对桑落墅集(小桑)。《武定府全志·古迹(冢墓附)》:“阳信县:古蒲姑氏墓。在县东南四十里。”[10]144经过比对,《武定府志》所说与《阳信县舆图》一致。图中所标“薄姑冢”就是“大盖遗址”。《武定府志》编撰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这幅《阳信县舆图》画得十分准确。
薄姑是商周时期的商盖国君,到1975年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其冢墓还能从地图上准确标明,说明有如下可能:一是有标明“薄姑冢”的古地图传世,《阳信县舆图》是参考古老的地图画的;二是到乾隆年间人们还知道大盖附近的高台是“薄姑冢”而据实画的。不管哪种情况,“大盖遗址”就是“薄姑冢”是事实。
“大盖遗址”是“薄姑冢”是笔者2008年读到《武定府全志》后发现的,拙稿《惠民大盖商墓为薄姑国君墓考论》从墓葬形制、出土文物、史志文献、甲骨文研究、周边环境、地方志记载等方面考证了“大盖遗址”是“薄姑冢”。“薄姑冢”年代久远,却被十分准确地记载下来,这令人震惊,说明薄姑在当地的影响是很大的。
《阳信县舆图》不仅标有“薄姑冢”,还有“薄姑氏国”“薄姑庙”等重要记载。
五、“薄姑氏国”就是“商盖国”《武定府全志·阳信县舆图》在阳信县城西南大约6公里处(翟王乡北)标有“薄姑氏国”,其东边是“薄姑庙”。“薄姑氏国”距“薄姑冢”约20公里。“大盖遗址”的考古证实《阳信县舆图》是可信的。因此,图上所标“薄姑氏国”“薄姑庙”也是可信的。其史料来源当相同。“薄姑氏国”“薄姑庙”“薄姑冢”出现在同一张《阳信县舆图》上,《武定府志》为我们保留了一份有重要价值的珍贵历史资料。
《嘉靖武定州志》说:“武定自帝喾时为兖州域,唐虞夏同。载稽之古,少昊世乃爽鸠氏之墟,厥后有季则氏、逢伯陵氏、蒲姑氏。蒲姑氏寔惟殷商之代(蒲姑氏国在阳信县,县有蒲姑庙。蒲一作薄),洎周时,蒲姑与四国作乱,成王灭之,其地赐太公。”[11]1其注说:“蒲姑氏国在阳信县,县有蒲姑庙。”明朝的《嘉靖武定州志》与清朝修的《武定府全志·阳信县舆图》相一致,说明《阳信县舆图》的材料可能来源于更早的地方史志。
“薄姑氏国”其国君是“薄姑”。周成王伐东夷“迁其君薄姑”就是迁“薄姑氏国”之君。“薄姑氏国”君从今阳信城南迁到哪里去了呢?迁到了今博兴县柳桥。唐人张守节注《史记》的“正义”就“迁其君薄姑”讲道:《括地志》云:“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3]133从“薄姑氏国”到后来的“薄姑城”80余公里,薄姑国君被迁到了自己的商盖国土之外。薄姑城离齐都营丘不远,正是齐太公的封国之内。薄姑君被迁到距离齐国都很近的地方,是为便于齐国对薄姑氏的监督。
《武定府志·阳信县舆图》所记载的“薄姑冢”,即“大盖遗址”在今惠民县麻店乡。此处今距海岸约75公里。惠民县是秦朝建县,因秦始皇东巡到此而名为“厌次”,当时并无阳信、滨县等县,更无沾化、利津诸县,是渤海边的一个面积广大的县域。黄河三角洲是冲积平原,3000年前,商盖肯定比现在更靠近海,商盖是一个真正的海隅之国。
六、众多商周遗址是商盖在滨州市的旁证“薄姑氏国”即“商盖”诸侯国。因为“商盖”被有意灭绝,所以在文献方面很难见到“商盖”。但“商盖”国君“薄姑”因为被迁而存活下来,所以“薄姑”成了“商盖”国的代称,有关“薄姑”的遗迹和文献被保留下不少。“盖”作为地名和姓氏也被保留了下来。“盖”和“薄姑”都与“商盖”国有关。
修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武定府志》中的《阳信县舆图》中标有“薄姑氏国”“薄姑庙”“薄姑冢”。《古迹·阳信县》载曰:“古蒲姑氏墓。在县东南四十里。”[10]144《杂记》载曰:“薄姑春晓(周成王时,薄姑氏作乱,国除。封太公望于营丘,国号齐,赐履北至无棣即此)。”[10]1171《武定府志》的这些记载与明朝《嘉靖武定州志》相一致,阳信东南的河坊、钦风等地后来划归惠民县,薄姑冢在今惠民县,因此我们说商盖古国在今惠民、阳信县一带。
《武定府志·阳信县舆图》所载之“薄姑氏国”应是指其国都所在,其旁边是宗庙,不远处是薄姑君冢墓,这是符合古代诸侯国国都、宗庙、墓葬之安排的。但“薄姑氏国”的疆域则远不止阳信,至少今惠民、滨州城区等地属薄姑氏国。惠民有“薄姑冢”“盖云台”,滨州城区有“蒲姑台”,隋朝设立的“蒲台县”即因“蒲台”而得名。
逢伯陵氏之地与薄姑氏之地大体为一地。《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之《景公问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谏第四》)记载:“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始据此地,季则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古若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5]1464在济阳发现逢伯陵之墓,在惠民发现薄姑氏墓,两者相距不足百里,这证明了《左传》蒲姑氏因逢伯陵氏之地的说法,证明了薄姑氏之国就在逢伯陵氏之国的地面上,即今惠民、济阳、阳信一带。
一个曾经强大的诸侯国必定留有它众多的历史遗迹,大盖遗址周围26处商周遗址的发现,佐证了商盖国在惠民、阳信的存在。
出版于2002年的《黄河三角洲古文化遗存研究》在《黄河三角洲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及文化特征》一章中说:“北部区域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址的分布特点,基本上是以阳信东部为中心地带,呈放射状的分布于阳信、惠民、沾化、原滨县四县境内。目前已知的较重要的商周遗址或含有商周文化遗存的有阳信的秦台、棒槌刘、雾宿洼、东魏、台子杨,沾化的西苑,原滨县的兰家、小高家,惠民境内的大郭、大商、淄角、石庙赵、路家等。”[12]128
这些遗址中最重要的是“大盖遗址”,从这座“商代晚期墓葬来看,出土遗物中铜器见有鼎、方彝、觚、爵、刀、戈、削、铙、矛等,同出遗物中还有一种形体完整、磨制精致而不具实用功能的玉钺,另外此墓还发现有人殉现象。该墓所出的铜鼎形体厚重,立耳,圆柱型鼎足,时代特征明显,鼎腹部饰三虎纹,此种纹饰在同时期的铜器中较为少见”[12]133。这座薄姑冢墓葬出土了这么多文物,并非是考古发掘的,而是1974年,当地农民在平整土地时挖到的,是后来惠民县文化部门收集的,难免有流失和破坏。仅从这些保留下的文物看,与史籍记载的“薄姑冢”是符合的,商朝时期的诸侯陪葬品并没有后代那么多。
该书说:“依据惠民大郭墓的发现,结合在这一区域商代文化遗址较多并相对集中分布的特点综合分析,我们初步认为在商王朝时期,在黄河三角洲北部的徒骇河下游地带,曾存在一个商王朝的方国之邦。”[12]133这个方国之邦就是“薄姑氏”之国,亦即商盖国。“以此初步推论商代‘薄姑氏’的地望,当在徒骇河下游的阳信、惠民、滨州、沾化交界的区域。”[12]135-136
徐其忠、李靖莉等作者的这一推论是在清华简公布之前数年作出的,也并不知道“大盖遗址”是薄姑冢,更没有把它和周成王伐东夷联系在一起。今天看来,这一推论是正确的,是与清华简等诸多史籍的记载契合的,这也从考古方面证明了商盖古国在今滨州市。
七、“商盖国”与“薄姑城”商盖国在被周成王灭掉后,为了不使其死灰复燃,不但迁其君,迁其民,灭其文化,而且根本不再提其国名。但是其国君仍在,商盖国也是无法抹掉的历史事实,所以,后世提到商盖时便以其君代指其国。《左传》说“商奄、薄姑,吾东土也”,《史记》说“迁其君薄姑”都是有意避免提商盖之国名。
应当指出,“薄姑”本名“蒲姑”,《周公鼎铭文》和《左传》都称“蒲姑”,而《史记》《汉书》则称“薄姑”。显然,“薄姑”是后来的称呼,而且不断有人把前人所称之“蒲姑”改为“薄姑”。笔者认为,“薄姑”是商盖灭国后的称呼。而蒲姑才是商盖国君的称呼。
后人论“薄姑”者多指齐胡公迁都之薄姑,此“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1]133,即今博兴县柳桥。阳信的“薄姑氏国”是周“成王伐东夷”前的“商盖国”,博兴的“薄姑城”是“迁其君薄姑”之后所居住的城邑。二者不仅有先后,而且前者是“国”,后者是“城’,有本质的区别。
在商盖国君墓附近有多处以“盖”命名的村镇:大盖、盖刘、盖古镇、盖北赵。在“商盖国”正南6公里处有村名“盖云台”,且云:“因在近村处有一高大土台,远望有接云连天之势,故取名盖云台。”[9]111笔者认为“盖云台”即“盖台”,是商盖国之台。台是重要的古代建筑,在平原地区尤为壮观,在商盖古国这片土地上不仅有“盖台”而且有“蒲台”“秦台”。正像“秦台”是“秦国之台”,“盖台”亦即“商盖之台”。这说明了薄姑与“盖”之联系。事实上,“盖云台”是“商盖”古国的遗留。
存世文献、出土简册、周鼎铭文、地方史志、商墓文物、地名遗留等,共同证明了商周之际的“商盖”古国在今滨州市的阳信、惠民县一带。这为我们理清“周成王伐东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的地方依据,也为秦人的祖居地找到了确切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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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Vol.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