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西安工程大学 教务处,西安 710048
2. Office of Teaching Affairs,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48, China
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一个新概念:“球土化”(glocalization),即全球本土化。该理念预见了当前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本土化(localization)两个相反相成和互动发展的趋向,以一种非对抗、非妥协的姿态解决全球化与本土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放眼国内,国内跨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对“主客二元对立”的传统视角予以重新解读。国内学者简圣宇从哲学的角度强调文化传播的“外位性”,即强调不同主体之间异质共存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在集合体中以客观视角的自我返视。[2]此“外位性视角”实际上是兼容“你或我”的第三方“你和我”集合体视角,以客观性、外位性视角相互借鉴对方文化的同时,更好地进行自我完善与反思。单波、刘欣雅基于帕克的边缘人理论,指出边缘人经验具有双向价值:一方面,他们自身受到不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另一方面,他们在与新的社会产生互动关系与文化融合过程中,又缓慢但有效地改变着旧的社会秩序与文化模式,实现新文化的平稳交流或更替。[3]该研究揭示了跨文化传播并非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零和过程,而是在文化交流圈不闭合的情况下,会产生一种基于两者又不同于两者的崭新的第三方文化空间之下的新模式。杨红燕、敖练对跨文化传播领域内卡西米尔(F.L.Casmir)的“第三文化”构建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并分析其理论的合法性的同时,也对该理论在实践中的可行性提出质疑。[4]然而,学者毛艳枫、李新朝将第三方文化理论实际应用于探究江苏镇江城市形象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即构建赛珍珠文化的第三方文化,努力寻找主客两种文化的共同点,建立共通的第三方语义和文化空间,为来自不同文化传播主体和客体之间构建双方文化协商和交流的第三方缓冲地带。[5]由此可见,近年来跨文化传播领域内的相关研究,通过寻求国外相对成熟的理论支撑,对文化传播过程中“二元对立”取向予以重新解读,并在尊重文化个体与共性前提下,更加注重文化交流的过程及其过程中孕育的第三方文化新模式。
语言文化领域作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维度之一,相对较早地探讨了翻译策略的文化转向及异化归化“二元对立”的问题。异化与归化翻译的提出者韦努蒂起初是异化翻译的拥护者,因其属于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文化抵抗式翻译,有助于遏制文化霸权主义。随着异化和归化这对二元范畴开始突破了单纯的语言表达层次而上升到了文学、文化、政治、历史等层面,人们更加关注语言转换背后所发生的文化交流与冲突、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等方面的问题。[6]由此,在涉及有关翻译的复杂生态场域内,异化和归化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二元对立问题,也会涉及二元融合交错、互为补充的状态。之后,国内学者黄艳春提出,异化与归化是一种渐变连续体关系:异化→(程度渐小) (程度渐小)←归化,在处理异化和归化的差异空缺时应强调两者的结合。[7]在国内学者刘微对韦努蒂的访谈中,韦基于解释学的先驱施莱尔马赫的观点,提出解释学模式,认为翻译是一种“调适”,是根据接受语境价值观的等级关系改变源文本形式、意义和效果的阐释行为。而这种阐释行为应为译入语文化带来差异并强调语言和文化的创新。[8]也就是说,翻译本身作为一种阐释行为也是动态发展的,这种阐释在保留异质文化的同时还应通过改变和调适“二元对立”的翻译策略而达到一种语言和文化上的第三方创新。上述研究旨在说明异化归化翻译策略的第三方动态调适样态,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在跨文化翻译得以应用的实际可能。
二、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的哲学基础、现实需要和理论支撑 (一) 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现实需要“第三文化”(本文等同于“第三方文化”)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尤西姆(Useem)借用英国史学家斯诺的“第三文化”引入跨文化传播领域,再由卡西米尔(Casmir)将该理论视域下的跨文化传播中双向适应与融合的动态过程称之为“第三文化构建”。第三文化既不是第一文化(源语文化/目的语文化)也非第二文化(目的语文化/源语文化),而是基于文化共性前提下,协商不同文化差异,彼此进入、相互融合、重新生成的一种第三方文化的存在。在2014年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年会上,刘长江教授认为“第三极文化”并非是一种排序,而是代表三个不同的极点,中间有很多空间。[9]此处的第三极文化不同于本文的第三文化或第三方文化。第三极文化是文化地理上的概念,其中“第三极”指的是除美国、欧洲之外的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极文化,但“第三文化或第三方文化”并非特指第三个极点,而是刘所表述的三个极点中间的很多空间,称之为第三方文化空间。在此空间中交流融合所形成的“全新文化”才是第三方文化。这也表明了第三方文化中的“三”并非特指数字三,而是双方或多方主体在传播过程中交流与融合的第“N+1”方文化。这是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个全新设想,笔者通过分析其产生和得以成立的哲学基础和现实需要,并试图赋予该理论本源上的合法性。
本文提出的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的哲学基础源自胡塞尔的现象学,他认为人们对事物的意识是认知和情感现象被放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连贯的觉知流。这种连贯的觉知流从来不是一个“业已完成”的存在,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称之为世界。[10]因此,世界的组成不光是人的主观认知和客观事物,还存在一种叫作不断流动变化的连贯的“觉知流”这一第三方本质。由此,世界的本质不仅由矛盾对立的两面组成,还包括与之都相关的第三面,而这即是第三面原体的第三方存在。第三方空间及其承载之下的第三方原体,自有世界起一直存在且永不会消失,对于世界的认识也从未结束,因不同的现实需要和技术存在而呈现不同的世界。
当前,现代传播媒介技术不断革新,人的各种感官都在依托技术无限地延伸,“时空”的概念已不可度量,因此除了依托时空同一的真实现实之外,还存在一种时空不同一的“虚拟现实”,它是时空被不断加速度压缩后剩余的越来越多的第三方空间。虚拟现实在生活中的呈现越来越真实,其所营造的“情境”使很多人的所及之物既源于现实又不同于现实,既属于虚拟又属于现实,而这种难以分辨的呈现,即是依托于虚拟现实、传播技术与媒介革新的第三方存在。为此,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释当今世界真实呈现却难以言表的现象。自此,矛盾的第三面即第三方空间作为对虚拟现实的顺势回应而呼之欲出。再者,正如亨廷顿所言,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重构,各国围绕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二元对立国家主义研究方法已日渐让位于多元文化与文明的研究方法,各文明的力量在此消彼长的同时,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在日益增加。因此,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一个基于文明对话的第三方文化空间的存在,以兼容和缓冲各文明的异质对立局面。综上分析,对虚拟现实的顺势回应和文化地理重构是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所依托的现实基础和实际需要。
(二) 第三方文化空间的理论支撑每一种理论都不能适用于该领域所有时间节点上的所有问题,它在揭示某个问题的同时,也会因该理论必然存有的时效性、或然性和局限性而遮蔽一些问题。[11]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尚处于初步设想与研究阶段,但笔者认为其并不是在跨文化传播舞台上的个人独奏,与之相互支撑和呼应还有文化融合理论和自然维度增长理论。
文化融合理论源自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视阈融合概念,他认为,新旧视阈不断相遇或融合可加深并拓展我们的思考视野。不同文化的相遇会丰富彼此对事物的理解,文化的融合可产生不可预见的创意和惊喜。[10]这即是说,文化融合并非是一个零和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过程,并且是可以在不同文化对话与交流过程中产生文化创新与文化增值的过程,而这需要依托于一个开放兼容的第三方文化空间。当然,如果存有两个平等的文化主体,在交流过程中产生所谓的“文化贬损”,从长远来看也是文化自身成长过程中暂时的必经的一个阶段。再者,克莱默在盖普瑟三类认知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世界的三种划分:一维拜物式传播和感通式觉知组成的感通世界;二维象征式传播和感知式觉知组成的感知世界;三维信号式传播和视角觉知组成的视角世界。当一个人从感通世界进入感知世界再进入视角世界的时候,其认知维度会实现自然增长。[10]时间、空间以及语言和文化等三种不同但又并存的时空结构直接影响人们的认识和意识结构,并产生与之对应的传播模式。该理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使传统与现代在同一文化体系并存共生的理想得以被更好地理解并试图付诸实践。该理论也表明,对世界的认知是随着世界本身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人们的认知维度在增长,对世界的呈现也会随之开始多方支离,世界本质由原来的一分为二转变成为一分为三的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的合理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当然,正如国内学者杨红燕对于第三文化构想提出的质疑,它认为由于第三文化(等同于第三方文化空间)是肯定文化差异和相对性前提下的一种理想模式,缺乏补充描述性和实证性的方法来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该质疑固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认知理论尚处初步探索阶段,本文通过论证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在语言文化维度的跨文化翻译领域的创新性应用,以回应该研究理论的现实价值。
三、语言文化维度的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跨文化翻译作为跨文化传播在语言文化维度上的“把关人”,也同样适用于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人们对于跨文化翻译的认知,已不应该是“主客二元”的单向传播式翻译或单向抵抗式翻译,而是双向接纳的协商式翻译。在这协商的过程中,文化的兼容性自然使之衍生出既非传者语言文化也非受者语言文化的、可供商榷缓冲的第三方文化空间,搭建起双向交流的语言桥梁和文化平台。而跨文化翻译也唯有努力使之处于此桥梁和平台上,才能更好地发挥新形势下的跨文化传播的译介作用。在跨文化翻译领域内,文化特色词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运用,较能清晰地体现跨文化翻译的传播与交流的译介作用。近年来,中国特色文化词汇常见于国外各大报端,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文化特色词翻译策略的运用,也一改往日单纯以源语文化为主的异化翻译策略或以目的语言文化的归化翻译策略,而是呈现一种两者混合的协商式翻译,即以异化归化渐变体形式存在的异化归化翻译策略,如:“仁”译为Ren,a collection of all virtues including benevolence goodness,kindness,love, humanity and generosity; “老子”译为Lao tzu(a Chinese philosopher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风水”译为Fengshui,the ways to predict fate and luck in Chinese people’s life。
本文以《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中国特色词翻译为例,基于国内学者黄艳春的异化归化渐变体的新提法,分析说明异化归化翻译策略的第三方存在的现实合法性。笔者从2013年6月—2014年6月中英双语《纽约时报》中的539篇涉华报道中得到198个有效的中国特色词翻译,分析其所运用的翻译策略并进行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归化策略在《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运用占中国特色词翻译的15%,异化策略占18%,异化归化渐变体的运用达到67%。本研究分析得出异化归化渐变体广泛应用在于:兼顾两国文化、注重词汇背后蕴含的文化信息;同时考虑两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吸引两国目标受众;在双方受众均能理解新闻传达的基本信息的前提下,满足其对异国文化的好奇和探索。表 1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选取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特色词翻译并对其异化归化渐变体的应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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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纽约时报》中国特色文化词翻译中英文译本 |
如上所示,中国特色词“扫黄”被译为“sweep yellow” campaign called that because “yellow” in Chinese can refer to things of an erotic,lewd or sexually illicit nature。其中既有按源语本身表层含义直译成“扫黄”二字的“sweep yellow”,以保留源语特色的异化策略,也有诠释中国特色“黄”的异国文化深层底蕴来增强异化效果的目的语言归化表达。此种翻译既非异化也非归化,而是一种异化归化的动态调适后的特殊样态。而此种样态也正是两种策略渐变交错、两种文化协商契约后的第三方文化空间的存在。再如,例2中的“城管”也是通过直接音译“Chengguan”保留异质文化的语言表达,又运用归化的解释使“城管”在异质文化中更易理解。这种异化归化渐变体的使用即是一种异化归化翻译策略的第三方存在,便于两种文化以互相认同的方式进行交流来达到双向接纳的效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微信”和“光棍节”在异化归化渐变体中第三方样态与以上所说略有不同。“微信”和“光棍节”的翻译除了音译(Weixin)、直译(Singles’Day)和意译的方式保留中国文化的异质性,以归化的语言和表达传递异国文化因子之外,它们还以目的语言中类似的事物(如WhatApp、WeChat和Valentine’s Day)为目的语给读者呈现更好的归化效果。此类翻译能较均衡地运用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构建一个两种文化同时相遇并产生共鸣的场域,从而达到异化归化渐变体在动态调适中的最佳位置,也是异化归化翻译策略的第三方文化理论在跨文化翻译中的最好诠释。
以上分析可知,基于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的翻译策略在《纽约时报》中的中国文化特色词翻译实践中得以广泛应用。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的提出旨在说明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不应存在某一种文化上的偏重或倾向,而应基于两种文化互相平等的前提下,形成互相平等交流的第三方文化平台,文化才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对话。
四、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在跨文化传播各领域内具有首开先河的理论意义,它让人们认识到世界的本质不是由矛盾对立面组成,而是矛盾并非对立的两面及其与之相关的第三方存在共同组成。该理论是对近年来的跨文化传播领域内“二元对立”定式思维方式的自我返视与救赎,并为其寻求合法性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支撑,以在尊重文化个性与多元前提下,转换认知视角,更加注重文化交流的过程及其在交流中第三方文化空间的产生。另外,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在跨文化传播的其他各个领域也有其首开先河的现实意义。
第一,在跨文化人际交往方面,第三方文化空间摆脱“你”和“我”二维对立思考模式,给予每个“权威”以个体互相交流的空间,以培养“他者存在”的交往理性,构建整体和个体相融合的内部和谐社会和全球公民社会。
第二,在国际交往方面,第三方文化空间以民族国家主义为出发点,搭建国际交流平台,营造跨国公共空间,在跨国第三方空间及国际交往过程中给予参与方更多的跨文化人文主义关怀。
第三,在文化(文明)间交往方面,摒弃“东方”和“西方”的二元思考框架,主张发展“关系理性”和“天下体系”来促进跨文化合作,以天下观天下,以兼容和协调各种不可归化的异质文化,使发展世界公利的世界集体理性行为成为可能。
第四,在新媒体虚拟空间交往方面,第三方文化空间有助于塑造全球共同文化身份,树立新的跨文化道德和伦理。该伦理有助于虚拟平台的参与方建立互惠性理解文化间接性模式,加强文化对话,以更好地遏制网络暴力和虚拟殖民主义。
五、结语世界除了主客体之外,本就存在着一种叫作觉知流的世界本源,大千世界中的各种文化的融合并非是一个“主体+客体”的零和过程,而是一个在主客间的觉知流中随着认知维度的增长不断产生文化创新与文化增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创新和增值可为当今文化地理的重构和虚拟现实的扩张而日益凸显的冲突提供一种更为缓和的解决路径。有鉴于此,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的构建顺应了全球本土化趋势日渐发展的时代背景,重新解读了国内外跨文化传播研究惯性的传统的主客二元认知视角,开辟了跨文化交流与传播过程中主客参与方之外的第三方文化存在,尤其是其在跨文化翻译领域的创新性应用,进一步丰富了跨文化传播理论。
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不同文化可以相互转化,以实现“你的文化有我,我的文化中有你,你越来越像我却不是我,我越来越像你却不是你”的良性循环。如此在动态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第三方文化空间中流动着的各种文化才更具有生命力,如此样态的跨文化传播才有意义。而这也是跨文化传播之于世界的本质意义,即全人类共同繁荣、共建和谐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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