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是西周首封的大国，以营丘为都达200年。周夷王时，胡公迁都薄姑城，后“治临淄”。齐景公时，在营丘建柏寝台等宫室，并在此与晏婴等商讨国家大计。营丘在历史上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是一座非常有名的城市。但至今营丘为何处却说不清楚，笔者读到齐景公在柏寝台上问晏子“先君太公以营丘之封立城，曷为夕”^[1]380时，发现柏寝台在营丘城中。考古证实柏寝台在今广饶县花官镇，山东省在柏寝台立有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单位碑牌，以此可证齐都营丘在今广饶县。因此，笔者根据《史记》《左传》《晏子春秋》《韩非子》等记载，予以考证，以就教于方家。

营丘是周武王首封的姜太公齐国之地，《史记》之《周本纪》《齐太公世家》《货殖列传》等篇章有记载。

《周本纪》载：“(周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2]127

《史记》三家注裴骃的《集解》说：“《尔雅》曰：水出其前而左曰营丘。”郭璞曰：“今齐之营丘，淄水过其南及东。”张守节的《正义》说：“《水经注》今临淄城中有丘云。青州临淄县古营丘之地，吕望所封齐之地也。营丘在县北百步城中。《舆地志》云秦立为县，城临淄水，故曰临淄也。”^[2]128

这两家的注都说营丘在临淄。他们都引经据典，但不顾《史记》之本文。《齐太公世家》说：“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敬，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淄。”^[2]1480-1482读者不难看出，《史记》所记是“都营丘—徙都薄姑—治临淄”，齐献公“徙薄姑都”不是迁回故都“营丘”而是“治临淄”。

《货殖列传》说：“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2]3255司马贞的《索隐》说：“舄卤，碱地也。”^[2]3255营丘在一片盐碱地上，这是其基本特点。为什么是盐碱地？因为靠海。营丘近海，产鱼盐，所以太公才“通鱼盐”。“通鱼盐”是把鱼盐流通出去。营丘的鱼盐在太公之前流通不出去，所以经济不发达，人民寡。太公实行“通鱼盐”的政策后，鱼盐卖出去了，人流物流都涌向营丘，所以齐国开始强大起来。

在谈到临淄的特点时，《货殖列传》说：“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2]3265“地重”是土地厚重。“地重”与“地舄卤”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土地特点，所以“地舄卤”的营丘和“地重”的临淄绝对不会是一个地方。

太公望封于营丘，当时的齐国地面上有不少诸侯，既有占有胶东的莱子国，又有紧靠营丘的纪国，还有商盖^[3]、谭国等。太公的齐国“人民寡”，力量弱小，并没有立即建都。建都营丘是在周成王伐东夷，把商盖等诸侯国之地给了齐国之后，这时太公到营丘已经过了10多年了。周成王“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2]133。“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2]140-1481

周成王伐东夷把商奄、徐夷、淮夷灭掉之后，“商盖服矣”。诸侯国商盖投降之后“迁其君薄姑”，把商盖国的国君薄姑从今阳信县迁到了今博兴县的柳桥。薄姑在此建城，史称“薄姑城”。《史记·正义》说：“薄姑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2]1482周成王为什么把商盖国君放在这里呢？答案是此处靠近营丘。周成王灭掉商盖之后，把大片土地给了姜太公，使其封地扩大了数倍，而且给了齐国“征伐”大权，使齐国成了一个超级诸侯国。周成王为什么这样做？目的是让姜氏齐国在此代行周王朝的权利，监视好商盖国君薄姑等，防止他们再次死灰复燃反叛周王室，只要有风吹草动，齐国不用请示朝廷就可以动武讨伐他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齐太公才下决心在既不靠山又不临河的盐碱地上营建齐国都城的。所以离薄姑城近是齐都营丘的又一特征。

姜太公“都营丘”。“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子丁公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敬，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2]1481周夷王是自武王后的第9帝，周自建国至此约200年。

齐哀公被周烹，是因为“纪侯谮之周”^[2]1481。纪国在今寿光市，纪国邻近营丘，可能听到了齐哀公的一些细密小事，便添油加醋地报告了周夷王。周王听信了纪侯，烹杀了齐哀公。营丘近纪国，才会有此等事。

胡公自营丘迁出到薄姑城，不是因为营丘有什么自然灾害和变故，而是因为胡公被周王室立为齐君不受齐国人民欢迎，特别是感受到营丘人的不满，鉴于这种不满乃至反对的环境，胡公才迁到薄姑城的。胡公在薄姑城大概没有多久，“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袭薄姑都，治临淄”^[2]1482。

齐献公搞的这次政变是“袭攻”成功的，他的武装是“营丘人”，这表明营丘离薄姑城很近，如果较远，献公集结营丘人向薄姑城而来，则容易走漏消息，难于偷袭成功。

从《史记》的记述来看，齐都营丘建在一片盐碱地上，靠海较近，离在今寿光的纪国不远，距薄姑城较近，不会是在离临淄很近的地方，因为营丘“地舄卤”，临淄“地重”。那么，营丘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前人注“营丘”，只在字面上做文章，不合乎《史记》所记事实。营丘是座都城，如果能找到城中的某一载于史册的建筑物，那么营丘城就找到了。就像是天安门所在城市是北京一样，找到天安门，自然就找到了北京。柏寝之台就是载于《晏子春秋》《韩非子》等古籍的齐都营丘之著名建筑，柏寝台所在就是齐国始建之都城营丘。

姜太公“都营丘”是建都营丘。诸侯建都，一要筑城，二要建宗庙，三要修社稷，四要建宫殿，四者具备才算完整的都城。齐国的都城营丘建成后，一定会有这四项建筑物。

《春秋·庄公三十二年》载：“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4]139这是孔子对鲁庄公死于“路寝”的记述。《公羊传》解《春秋》说：“路寝者何？正寝也。”^[4]139天子、诸侯的正寝叫路寝。何休曰：“公之正居也。天子、诸侯皆有三寝，一曰高寝，二曰路寝，三曰小寝。”^[4]139正寝就是后世说的“正宫”。“路寝”是对天子、诸侯“正寝”的统称。周天子、鲁侯、晋伯的“正寝”都称“路寝”。《诗经·鲁颂·閟宫》：“松桷有舃，路寝孔硕。”^[5]165是说鲁僖公的路寝很大。

柏寝首见于《史记·孝武本纪》：“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2]454《封禅书》有与此完全相同的记载。

汉武帝有“故铜器”，上面刻有“柏寝”等文字，这是客观事实，不是李少君妄言鬼话所能导致的。汉武帝的这件铜器当是一件非常宝贵的重器。不然，汉武帝那样的大汉天子，那样气吞山河的人物是不会把它摆在自己宫殿的显眼处的。这件铜器的铭文有“柏寝”字样，说明在建造之初就是要把它供奉于柏寝的。柏寝是个什么地方呢？齐桓公为什么要专门铸造铜器“陈于柏寝”呢？

柏寝就是路寝，是齐国国君的正宫。

“柏寝”亦称“路寝”。《韩非子》所述景公与晏子“登柏寝之台而还望其国”^[6]229, 《晏子春秋》作“景公与晏子登路寝之台而望国”^[1]146。《齐太公世家》所记:“景公坐柏寝，叹曰：‘堂堂！谁有此乎？’”^[2]1261《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为：“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7]1547可见“柏寝”在当时亦称为“路寝”。“路寝”是对宫殿的一般称呼，“柏寝”则是对齐侯路寝的称呼。“柏寝”是齐侯的正宫，是齐国国君的“路寝”。天下有很多处“路寝”，“柏寝”则只有一处，只有齐国始建之都营丘齐侯的“正寝”称为“柏寝”。因为是写齐景公事，称“柏寝”为“路寝”，在当时人看来是无需加其他定语的。

柏寝是齐侯之路寝，亦即正寝，是齐国的宫殿，它一定是在齐国的都城之中。

柏寝既指主要宫殿，又指这一群体建筑，即柏寝宫。“柏寝”与“柏寝台”是两个不同而相关的概念。柏寝是齐国在营丘建都之后，在城内建立的齐国宫殿, “柏寝”所在之地也就成了地名。“柏寝”既指齐侯之正宫，也指周围的宫廷园林，但“正宫”以外的具体建筑物不能称柏寝。“柏寝之台”是建在“柏寝”宫中的一个高台。在《景公登路寝台不终不悦晏子谏十八》说：“景公登路寝之台，不能终，而息乎陛，忿然而作色，不说，曰：‘孰为高台，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节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无罪也。今高，从之以罪，卑亦从之以罪，敢问使人如此可乎？’……遂下，再拜，不果登台。”^[1]142这足见“柏寝台”是齐景公“使人高之”，等到他登台时因太高而累又怪罪建台的人，晏子谏其“今高，从之以罪，卑亦从之以罪”，使景公认识到“是寡人之罪也”。

柏寝台是齐景公所建。除上述齐景公登柏寝台不果之外，《景公成柏寝而师开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亦提到“景公新成柏寝之台”^[1]379，《景公路寝台成逢于何愿合葬晏子谏而许第二十》中说“景公成路寝之台”^[1]148，在《景公登路寝台望国而叹晏子谏第十九》记述了齐景公登上柏寝台远望而叹，忧其姜氏齐国不保之事。^[1]145《晏子春秋》中的这四篇文章足以证明是齐景公新建了“柏寝之台”。

除了“柏寝之台”，当还有“柏寝之亭”“柏寝之池”什么的。“柏寝台”只是“柏寝”宫的一个具体建筑物，所以《晏子春秋》《韩非子》说是“柏寝之台”。“柏寝”是“台”的定语。

柏寝宫虽然比不上明清的故宫，但也一定很广大。《鲁颂》说：“松桷有舃，路寝孔硕。”^[5]165就是说鲁国的路寝很大，齐国大于鲁国，其柏寝不会比鲁国的宫殿小。宫殿大，其院落也一定大，其辅助建筑物一定不少。早在齐景公建柏寝台之前150年即公元前676年，齐桓公曾铸铜器“陈于柏寝”。

《诗经·鲁颂·閟宫》说：“路寝孔硕，新庙奕奕。”^[5]165说明宗庙和路寝不远。齐国姜氏的宗庙应该也在“柏寝”之不远处。汉武帝的那件“故铜器”极可能是齐桓公为其宗庙专门铸造的祭祀器皿。这表明，齐桓公时，齐国的宗庙还在故都营丘。营丘为什么能完好地保存到齐景公时期，除了那里有众多的居民和发达的商业之外，除了保留了昔日的宫殿之外，姜氏的宗庙应该也保留于营丘，不然齐桓公造刻有“柏寝”字样的铜器并“陈于柏寝”就无法解释。汉武帝的“故铜器”证明，柏寝所在的城邑有姜齐的宗庙、社稷。因此，故都营丘得到了很好的保存

汉武帝的故铜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证明齐桓公之前早就有“柏寝”，

说明齐景公建柏寝台的地方至少在齐桓公之前就有齐君所住的正宫，证明齐国的宗庙在齐桓公时仍在“柏寝”。国君“正寝”和国家宗庙所在的地方是何城邑？当然是国都了。

柏寝台在柏寝，柏寝在什么地方呢？

作为齐君的路寝，柏寝当然是在齐国的都城之内。这有什么证据吗？《晏子春秋·景公成柏寝而师开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在探讨柏寝新建之室为什么偏西时，齐景公无意说出了柏寝在营丘之事。

景公新成柏寝之台，使师开鼓琴，师开左抚宫，右弹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师开对曰：“东方之声薄，西方之声扬。”公召大匠曰：“室何为夕？”大匠曰：“立室以宫矩为之。”于是召司空曰：“立宫何为夕？”司空曰：“立宫以城矩为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太公以营丘之封立城，曷为夕？”晏子对曰：“古之立国者，南望南斗，北戴枢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国，国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蹴然曰：“古之臣乎！”^[1]379

齐景公建成柏寝台后，在柏寝宫让乐师开在室中弹琴。师开安放好古琴，面正南而坐，左手按宫键，右手弹商键，弹过之后说：“室偏西(背阴)。”景公说：“依据什么知道新房偏西？”师开回答说：“东面的声音紧迫，西面的声音远扬。”这表明琴东的空间小，琴西的空间大，因为琴的安置与屋的方向不一致，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景公召见负责宫殿施工的大匠问道：“这里的房屋为什么偏西？”大匠说：“建房以宫殿的方向为准。”于是召见负责宫殿建设的司空问道：“这里的宫殿为何偏西？”司空说：“建立宫殿以城的方向为准。”第二天，晏子朝见景公，齐景公说：“先君太公以营丘之封地建立都城，为什么让它偏西呢？”晏子回答说：“古人建立都城，南望南斗六星，北戴枢星七斗，它怎么会偏西呢！然而，以现在的都城偏西来看，是周之建国，国都在西方，偏向西方是为了尊周啊。”景公很恭敬地说：“(今人是)古人之臣啊！”

齐景公再三追问新建房屋为什么偏西后说：“先君太公以营丘之封立城，曷为夕？”这句话的逻辑是：抚琴之室因为遵照宫殿的方向而偏西，宫殿因为遵照都城的方向而偏西，所以先君太公以营丘之封地所建立的都城是偏西的。“曷为夕”是问晏子：先君太公当初建营丘城为什么偏西？晏子的回答是为尊周。因此，齐景公才由严肃甚至气愤转变为恭敬的态度说：新建筑依据古建筑所定下的方向准则，今人遵从古人，今人臣服古人啊！

这段对话，语境严肃而认真。柏寝之“室夕”是因为齐国先君太公所建都城营丘夕，所以“室夕”。也就是说，抚琴之室在营丘，因营丘的方向偏西而偏西。齐景公的话无意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柏寝台在齐都营丘城内。

齐国从营丘迁都的是胡公，胡公迁都薄姑，在周夷王之时，约在公元前880年。齐景公在柏寝与晏子说这话时，距胡公从营丘迁都到薄姑，已有350年。景公身为齐国国君，他对自己的国都情况当然是熟知的。齐景公的话是可信的，这是到目前为止所见对营丘的最早记述，比《史记》早了400多年，《史记》的记载与此完全一致。可以以此断定：柏寝台在齐国的始建国都营丘城内。

这段文章除景公追问柏寝的房屋方向有些偏西外，还透露出如下信息：(1) 柏寝建有新的宫殿，师开鼓琴之室就是新的建筑。(2) 新的建筑依据老的宫殿规划而建。(3) 室在宫中，宫在城中，室因宫而建，宫因城而建。可见这时的营丘城还是依照当年的规划。(4) 齐景公在此宫中住宿，文中“明日，晏子朝公”证明了景公住于此。景公在此住了多长时间不得而知，但从齐景公对“室何为夕？”问大匠、问司空，直到第二天还问宰相晏婴来看，景公对柏寝是很喜欢的，因此，他常驻于此是自然的。这些信息综合说明，柏寝仍是齐景公的安寝之处。

营丘是齐国的始建都城，胡公迁都时没有发生什么战乱，营丘并没有遭受什么破坏。从《左传》《晏子春秋》《韩非子》《史记》等的记载来看，柏寝有齐君的寝宫，有各种美好的建筑，也是齐景公经常去住的地方。柏寝所在的营丘直到齐景公时仍保留着其故都地位。

景公之时，都城已不在营丘，因为是故都，景公常到营丘。他不仅在营丘继续建造宫殿、台榭，到这里游览、休息，还在柏寝与晏子等讨论国家大事。关于陈氏将取代姜姓而有齐国的著名讨论就是在营丘的柏寝谈到的，营丘俨然是景公时期的副都。

《齐太公世家》载：

三十二年，彗星见。景公坐柏寝，叹曰：“堂堂！谁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谀甚。”景公曰：“彗星出东北，当齐分野，寡人以为忧。”晏子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恐弗胜，茀星将出，彗星何惧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来，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万数，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胜众口乎？”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故晏子以此谏之。^[2]1504

晏子在柏寝谏齐景公“好治宫室”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柏寝台”等就是齐景公“高台深池”的证物，是“赋敛”百姓的结果，也是引起民怨的原因。晏子说“茀星将出”谓客星侵近边侧主星，欲相害。暗喻陈氏欲侵夺姜氏齐国。齐景公三十二年是鲁昭公二十六年，对此，《左传》的记载是：

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曰：“无益也，祗取诬焉。天道不謟，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徳不回，以受方国。’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公说，乃止。^[7]1546

这段有关“禳星”的文章与《史记》中晏子与齐景公关于禳星的对话应该是一次，司马迁不述《左传》中的这段，可以避免重复，可相互补充。晏子有据有理的进谏，制止了齐景公要人“禳星”这种无益的迷信活动。紧接上文，《左传》继续写道：

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曰：“敢问何谓也？”公曰：“吾以为在德。”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钟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曰：‘虽无德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后世若少惰，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矣。”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对曰：“唯礼可以已之。”^[7]1547

齐景公提出了“美哉室，其谁有此乎？”这一忧虑齐国不保，今后谁将有齐国这一重大问题。景公和晏子都认为要保住自己政权的关键在于“德”，在于“有德于民”，在于“让人民有所得”，陈氏“厚施”得到了人民的归附，齐君“厚敛”被人民离弃，对齐国的这种发展趋势，晏子的对策是一方面要求景公放弃“高台深池”等劳民伤财、追求个人奢华的行为，减轻人民负担；另一方面，对陈无宇家族只能是“以礼已之”，按照当时的礼法停止陈氏笼络民心的行为。陈氏就是后来篡齐，变姜姓齐国为田姓齐国的陈氏，陈氏夺取了齐国政权后，改陈姓为田姓。陈无宇是著名军事家孙武的曾祖父，孙武因祖父伐莒有功被景公赐姓而改姓孙氏。

《晏子春秋·景公坐路寝曰谁将有此晏子谏第十》载：

景公坐于路寝，曰：“美哉其室，谁将有此乎？”晏子对曰：“其田氏乎，田无宇为垾矣。”公曰：“然则奈何？”晏子对曰：“为善者，君上之所劝也，岂可禁哉！夫田氏国门击柝之家，父以托其子，兄以托其弟，于今三世矣。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鱼盐蚌蜃，不加于海；民财为之归。今岁凶饥，蒿種芼敛不半，道路有死人。齐旧量四量而豆，豆四而区，区四而釜，釜十而钟。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以家量贷，以公量收，则所以籴百姓之死命者泽矣。今公家骄汰，而田氏慈惠，国泽是将焉归？田氏虽无德而施于民。公厚敛而田氏厚施焉。《诗》曰：‘虽无德于汝，式歌且舞。’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国之归焉，不亦宜乎！”^[1]454-455

“夫田氏国门击柝之家，父以託其子，兄以託其弟，于今三世矣”，是不见于其他典籍的内容。田氏虽非卿，但却是“国门击柝之家”且“于今三世矣”，说明田氏子孙为将士，实际在齐国掌有兵权，为齐国把守国门。这与《左传》所载陈无宇之子孙书为将伐莒是一致的。

《韩非子》对此也有记述《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载：“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登柏寝之台而还望其国，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后世将孰有此？’”^[6]229“还望其国”是望其国都营丘，“泱泱”是赞其宏大，“堂堂”是赞其建筑庄严大方。

这四段文章，同时记述了齐景公在柏寝与晏婴讨论对付陈氏的问题。在营丘讨论陈氏问题，有避开陈家耳目的考虑。《韩非子》说“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说明“柏寝台”不在国都临淄，而是在“少海”。“少海”是哪里呢？《词源》说：“【少海】渤海。也称幼海。《韩非子·外储左上》：齐景公游少海。”以“少海”代“营丘”，可见营丘在渤海边。

《史记》《左传》《晏子春秋》《韩非子》等对齐景公在营丘所论防范陈氏夺权之事都有记载，内容相互补充。以此足见在柏寝所论陈家事之重要，亦为史家所重视。

“美哉！泱泱乎！堂堂乎！”是至今所见对营丘唯一的描绘和赞美。

《史记·武帝本纪》之《正义》引《括地志》注“柏寝”云：“柏寝台在青州千乘县东北二十一里。”^[2]319《通典·州郡十》“千乘县”注亦云：“有柏寝台，齐景公与晏子游处。”^[2]380今广饶县花官镇有柏寝台遗址，其位置与《括地志》所记相合。所以齐国始建都城营丘在今广饶县柏寝台遗址之地。

齐国始建都城营丘有齐君之柏寝，齐桓公有铜器“陈于柏寝”，齐景公在柏寝建“柏寝之台”“柏寝之室”，在柏寝讨论如何防止姜氏齐国为陈氏所有，晏子献“以礼已之”之计。这些重要的历史记述，无意中也记下了柏寝台在营丘这一事实，使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找到西周初期的齐国都城营丘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