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儒家文化都是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题。华裔作家根据各自的需求和理解，对儒家文化或呈现，或结构，或推崇，或批判。美国哲学教授霍勒斯·卡伦认为：“美国社会的族裔群体无法从根本上融合……(Horace Kallen)人们的服饰、政治立场，乃至哲学都可以改变，但唯其祖父是永远无法改变的。”^[1]190对于美国华裔作家而言，这里的“祖父”，或者说其文化原型，就是儒家文化。在荣格的心理分析中, “原型”指的是集体无意识在人类文化当中的表现，这种无意识以反复出现的意象表现出来，形成“本能自身的无意识形象”，也就是说，“人一旦诞生于某个文化环境，其文化心理便无时不为与之有关的原型所濡染，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物质性的力量，致使文化本身也显现出特定的倾向。”^[2]105在离散族裔的作品中，原型往往以记忆的形式出现。记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离散族裔传承祖辈文化的重要方式，也是他们的文学表达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离散族裔群体对故国的记忆，不是为了找回过去，而是为了证明现在，是表达“存在”的一种方式。然而对族裔文化根源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追寻往往是艰涩的，因为叙述者仅凭记忆，永远都无法真正地了解他们，想象和记忆的内部结构决定了这是对缺失的根源的追寻。因而，如何处理记忆与同化的关系就成了美国华裔作家一直都在探讨，但永远没有，也不会有定论的主题。但模因论为我们发掘并刻画出族裔作家的记忆路线提供了可能。

模因论源于达尔文进化论，主要用于阐述文化的进化规律。“模因”的意思是“存在于个体记忆当中，且能被复制到其他个体记忆中的一种信息型式”^[3]203。持模因论的主要流派包括信息观、模因符号观、文化进化观、思想传染观等。以贾博拉为代表的文化进化观的研究领域涉及“变形、合并、分裂、传递过程中的误差等产生变异的方式，自然或人为选择等选择适应性变异的规则以及复制和传递选择后的变异方式等”^[3]203。文化进化观常被用于解释语言和文化概念的进化规律。根据模因论的理论，跨文化传播即将某种文化模因传播到异域文化中，使原文化在文化冲突中能够得到准确复制，并成功在异文化中生存。道金斯认为，模因作为一种复制因子必须具备遗传、变异和选择三个特征。只有当某一种文化具备了这三大特征，才可以通过选择、适应和变异三个过程在异文化中进行传播。成功进化的模因有以下三个特征:保真度，即模因越忠于原文化，在异文化中的保真度就越高；多产性，模因复制的速度越快，传播的范围就越广；长寿性，模因复制模式越稳定，寿命越长。在多个模因竞相在异文化生存的情况下，在这三项指标上表现值越高，成功的概率就越大。三项指标处于互相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长寿性是其他二者存在的前提条件，因为如果没有足够长的时间进行模因复制，保真和多产都是空谈。多产性带来的复制能力发挥着中间桥梁的作用，多产性一方面可以延长寿命，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保真度。保真度发挥着质检的作用，没有合格的质检，长寿和多产不可能实现。”^[4]42

儒家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充分体现了模因的特征。早在16世纪时，利玛窦(Matteo Ricci)就将《四书》译成了拉丁文，此后，《论语》等儒学经典先后被引入西方，并且不断被重译，对西方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美国人在探索和养成美利坚民族性格之时也曾从他文化当中汲取营养，富兰克林、艾默生，以及梭罗等美国文学大家的作品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和痕迹可谓不胜枚举。可以说儒家文化在美国华裔文学诞生之前就早已熔进了美国人的民族性格当中，对美国文化兼容并蓄这一主要特征的形成可谓功不可没。如前所述，模因论由生物进化理论发展而来，因此，任何模因要想生存，都必须适应模因库环境。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文化模因也会采取各种适应策略，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以变形、合并、分裂乃至误差传递等方式发生着调整和变异，并在同已有的其他模因在竞争中实现进化。回顾儒家意识在美国华裔文学中传播的历史，可以发现其模因呈现出三种主要变体，即排斥型、智慧型和超越型。这三种变体分别适用于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一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时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转折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为繁荣时期。模因的三种变体在这三个阶段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印证。由于篇幅和能力有限，本研究按照作品的发表时间及其所处的阶段，分别选取了开创期代表作家刘裔昌(Pardee Lowe)、黄玉雪(Jade Snow Wong)；转折期代表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以及繁荣期代表作家邝丽莎(Lisa See)和张岚(Lan Samantha Chang)的作品，运用模因论对之加以分析，研究儒家文化在美国华裔文学中所遭遇的文化冲突或文化融合, 探索儒家文化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的生存和发展路径。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大熔炉”族裔理论所代表的美国单一文化理论在当时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受同化政策和麦肯锡主义影响，在当时美国颇为浓重的种族主义氛围中长大的第二代华裔美国人强烈希望归属于主流文化。加布里埃尔·谢弗(Gabrielle Shafer)指出，当解决了生存的根本问题后，离散族裔面临在同化与不同化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可能选择同化，也可能选择不同化，或者选择认同居住国文化，但保留故国文化传统。采用这种策略时，一些离散族裔减少其民族特征，并断开同故国的联系。^[5]164模因在异文化传播的初期，由于宿主对其源文化体系非常陌生，若采用异化策略，很有可能由于宿主无法解码原模因，从而拒绝受感染和复制能力，进而因为无法传播而死亡，因此这一时期的传播往往会采用归化原则，以渗透为主。然而由于麦肯锡主义带来的美国国内高压气氛，加之其故土中国彼时的贫穷和落后，这一时期的华裔作家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排斥，甚至对故国和原文化加以极端异化，以求彻底与之决裂，全身心地融入美国文化和美国社会。

在自传作品《父亲与裔昌》(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ent)中，刘裔昌竭力传达着作为主人公的儿子为了摆脱父系的儒家文化，融入自己向往的美国主流文化而付出的种种努力。为了表明对美国的热爱，刘父以美国历史上大人物的名字给儿子们起了英文名字，并去信告知美国副总统，得到其回信嘉许。刘父因此大受鼓舞，对儿子们寄予了厚望，希望他们能在美国取得更大荣耀。受此影响，刘裔昌自幼厌学中文，喜爱英文，并通过不断丑化唐人街和中国文化来证明自己的美国身份。他在自传中称中国音乐是“十足的外国腔调”，华埠“充满着衰亡与病态的气息”，而资本主义国家则“蒸蒸日上”。此外，为了证明刘氏对美国的热爱和忠诚，出版商在《父亲与裔昌》小说的封套上注明作者甫一完成该书的手稿，便迫不及待地投身了美国陆军。与刘裔昌相似，在《华女阿五》(The Fifth Daughter)中，黄玉雪也表达了唐人街的文化已是不合时宜的落后文化这一东方主义偏见。阿五的家庭是典型的儒家家庭，她自幼受家庭文化熏陶，相信长幼有序，男尊女卑，对父母更是言听计从。然而长年的美式教育让她的平等和反抗意识逐渐形成，并开始偏向美国文化身份，当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父母私下给她安排相亲后，她彻底摒弃了家庭传统并视之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甚至以东方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父文化，认为自己身上的优点都是美国文化造就的，缺点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作品中带有半自传性质的主人公成长经历，暗合了白人主流社会所期待的少数族裔美国化的过程，其大肆宣扬的文化的中西合璧在小说中看似无所不在，细读之下则无处可觅。读者看到的只是一个和中华文化渐行渐远，而同美国文化日益融为一体的女主人公。赵健秀认为:“(种族)刻板印象的成功运作导致臣属种族被归化为一种社会的、有创造力的和文化的力量。少数族裔不但不反抗白人至上论，甚至还开始捍卫白人至上论，并依赖他、感激他。”^[6]75刘裔昌和黄玉雪正是这一策略的“受益人”。二人通过作品中表现出的对儒家文化的排斥，强化了白人对华裔乃至亚裔全体“模范族裔”这一新型刻板印象的事实，也切断了模因的传播路径。在模因传播中，长寿性是首要条件，没有长寿性，无从谈及复制和保真性。然而尽管刘黄二人竭力通过摆脱自己的父文化融入美国文化，然而过犹不及，文化融入不仅需要语言形式和表层规范的帖服，更为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贴近。正所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尽管刘黄二人可以掐断了对原文化的模因传播，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在文化上进化成彻底西化的“白心”香蕉。他们在排斥儒家文化的过程中从其间剥离出的勤奋、上进，乃至谦卑本身反而传播了儒家文化，并使之与美国文化融合。“梨人”这个比喻倒是更适合这个群体——黄皮、白肉、黄核。哪怕他们的英语远比汉语地道、遵守美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但一方面儒家意识历经流转早已熔断进美国文化，另一方面，潜伏在其记忆深处儒家意识会永远与其如影随形，只不过他们对此缺乏明确的认识。

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在美国风起云涌，极大地促进了族裔意识和平等意识的觉醒，为了颠覆主流社会对有色人种的种种“刻板印象”，学术界进行了大量反思、批判和创新。“多元化”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主流意识。这一时期，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看法也从“黄祸”摇身一变，成为“模范族裔”。随着知识层次的提高和阅历的增加，华裔作家一方面意识到无论是从外表，还是从心理上，他们都不可能同故国和儒家文化彻底决裂，另一方面也发觉“模范族裔”不过是糖衣炮弹，意图是断绝其同原文化的联系。因此，如何在作品中解构或重构儒家文化，使之与美国文化乃至华裔文化兼容，如何消解“模范族裔”带来的新殖民主义的隐性影响，或者说如何让儒家文化的模因在多元化的美国社会传播扎根，进而更好地进行传播，成了这一时期华裔作家们努力的方向。出于这一目的，作家们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妥协策略，儒家文化模因的多产性和长寿性成为这一时期华裔作家致力于实现的传播方向，保真度也因此大打折扣。

这一时期，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男性华裔作家钟情于在其作品中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英雄传统”。在名噪一时的《大哎呀》(Big Aieee！)当中，赵健秀借关公为图腾突出华裔男性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并借以对抗美国主流文化对中国男性形象的歪曲。这一做法看似是在儒家文化的寻根，实则不然。事实上，作为移民二代乃至三代，赵氏在中国文化中寻根看似是在向中国文化靠拢和妥协，实则投机取巧地借中国文化中的男性英雄形象改变并重建美国人对华裔的固有印象，因此在寻根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排斥和疏离。其笔下的男性形象似乎只在字表上体现了“英勇”和“雄性”。在龙年《The Dragon Year》中，华裔导游弗雷德表面对游客谦卑有礼，但行程一结束就在暗地里用英语对游客破口大骂，脏话连篇。在赵健秀看来，这种纯发泄行为正是华裔男性英雄气概的直接体现。然而如此的“英雄事迹”只会同“仁”“忠”“孝”“礼”“义”“智”“信”等儒家文化精髓渐行渐远。如前所述，在传播的过程当中，模因的适应性非常重要，而赵健秀对儒家文化的传播一方面脱离了其母体，缺乏保真性，另一方面在异文化中属于陌生的他者，无法为宿体接受，因而也就无力复制，无从长寿。急功近利的赵健秀指望具有中国国籍的英雄人物潜入美国文化中，以原汁原味的外来户形象去拯救美籍华裔，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角度，成功率都很渺茫。因此，赵健秀的作品并未引起大的波澜。这种弄巧成拙的效果并未赢得任何一方的尊重，让赵健秀陷入了与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都渐行渐远的狭隘的美国华裔意识的窠臼之中。相反，误打误撞也好，有意为之也罢，以汤亭亭为代表的华裔女性作家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儒家文化模因在这一时期的传播规律。

海利根(Heylighen)认为“模因有同化、记忆、表达和传播四个生命周期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选择标准。其中同化阶段最为重要。无法度过同化阶段，对模因而言意味着生存的终结。在同化阶段，模因需要吸引宿主的关注，并尽快为之理解和接受。因此，这一阶段的模因必须具备新颖独特、简单明了、认知合一等特征并富有权威性。唯其如此，在记忆阶段模因才能长时间在宿主的大脑中停留，才有可能被复制、表达和传播。”^[7]418汤亭亭的成功充分体现了模因传播的这一特点，在《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中，她以猜测式的想象、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维叙述视角，出神入化的文笔，和充斥着神魔鬼怪的故事这一模因复合体给美国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忆)，开篇之句“You must not tell anyone what I am about to tell you ”一度成为美国学生见面的口头禅(表达)，由此模因的长寿性发挥到了极致，继而引发了多产性(传播)，使作品长期位居畅销榜前列。然而就保真性而言，汤亭亭在作品中表现出对美国文化的妥协却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在《女勇士》中，花木兰、蔡文姬等家喻户晓的中国古代人物形象经过汤亭亭的艺术加工后摇身一变，成了美国华裔版的现代霹雳娇娃。汤亭亭通过树立女勇士中美结合，古今交融的形象对“孝”“忠”“和”三种儒家文化精髓的透彻理解巧妙地对之进行了协商、对抗和消解。“女勇士”一方面传承着“孝”——为女为妻为母的妥协，另一方面通过摒弃男尊女卑思想，表现出对儒家父权文化的“不孝”；一方面表现着对家国和自我的“忠”，另一方面，又通过弑君象征着对儒家父系文化的不忠；一方面表达了文化冲突带来的种种“不和”，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两种文化之间可以产生共鸣的“和”。儒家意识中凡是不利于其融入美国文化的成分，均被其加以批判和抛弃，凡是有利于融入美国文化的成分，加以继承和弘扬。如此汤亭亭巧妙地利用了模因的传播规律，即在传播初期侧重多产和长寿，待模因度过生存阶段之后再提高保真度。可以说，汤亭亭在美国华裔文学当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作用。随后的谭恩美、黄哲伦等华裔作家效仿了汤氏的模因传播之道，亦取得了各自的成功。汤亭亭的妥协策略一方面打破了前辈作家对儒家文化的偏见，不再将其视为完成“美国化”进程中的障碍物，以及恪守中国文化的父母与融入美国文化的子女之间冲突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她让后辈作家开始寻求突破和超越，打破族裔身份和文化的束缚，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重新认识和解读儒家文化，发现其中包含的普世哲理和济世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后登上美国文坛的华裔作家大都出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处女作时年龄均在三四十岁左右。这批作家出生于美国民权运动的高峰时期，成长于多元文化已为美国社会主流认可的20世纪80年代，文化取向也好，价值观也罢，都有多元化的倾向。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的发展，新移民的大量涌入，全球化逐渐开始取代多元化，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这一代作家已经开始淡化作品的国籍概念。他们深谙东西方哲学，关注的不再是文化冲突和宏大叙事，特别注重挖掘作品的哲学内涵。相较前辈华裔作家，他们侧重于挖掘儒家文化的全球化内涵，采用异化策略充分展示其哲学内涵和语言风格。在模因的传播中，他们更重视模因的保真性，其次才是长寿性和多产性，因而他们进一步淡化了以往美国华裔小说中浓重的族裔味道，倾向于描写更普遍题材的故事，力图从中发现建设人类美好未来的启示。他们享受着让模因跨越国界和文化传播的快乐和自由。经过复魅的模因变体回归了儒家文化追求明心见性、圆融贯通境界的本原。

邝丽莎是与谭恩美、任璧莲、伍慧明同为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美国华裔。邝丽莎成名的时间晚于上述几位作家，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发表作品的华裔女作家中，她是十分高产的一位。从1995年至2010年，邝丽莎先后出版了7部作品。在儒家文化模因的传播中，邝丽莎将保真性置于首位。在《雪花和秘密的扇子》(Snow Flower and secret Fan)这一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品中，邝丽莎不可避免地谈及了儒家文化的核心主题“孝顺”。与华裔前辈作家不同的是，邝丽莎笔下的“孝”在爱的名义下与“美国梦”的碰撞。升华成一种“大爱”，包容并消解了前辈作家“义正词严”并带有政治、阶级和族裔色彩的叙事。她传递出的不仅是对具有普遍人性问题的关注，还有对中美文化和谐统一的努力和愿望。在《上海姐妹》(Shanghai girls)中，邝丽莎对历史、东西哲学和伦理观，乃至信仰都有了更加深入和成熟的理解。同样是描写华裔女性移民的故事，这部以金山移民为背景的故事并没有像汤亭亭的《女勇士》一样，借女性移民的辛酸历程重塑女英雄形象，修正历史。《上海姐妹》中的珍珠和梅在上海时养尊处优，纸醉金迷，在战火中辗转到了洛杉矶的唐人街。母亲被杀，日军强奸、移民审查，丈夫自杀等接踵而至的不幸并未击垮两姐妹，每每痛不欲生时她们总是想到母亲的教诲。母亲深谙儒家思想，虽然她也受男尊女卑等思想的影响，但她更注重教诲女儿们在不幸中看到希望，在挫折中越挫越强。儒家文化中诲人修身的经典不胜枚举，《论语》中就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等名言。邝丽莎以母亲对女儿言传身教的方式诠释了儒家文化的智慧和本原所在。长期以来，华裔作家，特别是女作家一直在其作品中批判男尊女卑，长幼有别等不合时宜的儒家意识。但邝丽莎跳出了这一囹圄，她在书写主人公的不幸时并未刻意突出在某个国家和文化中遭遇的不公或是他们生活的艰辛。她无意修正历史，而是轻描淡写的带入历史，叙述华裔先辈如何踏上美利坚的土地；她想要告诉每一位读者，任何种族和性别的人都得面对生命中无所不在的无常与变数。只要不放弃希望和梦想，只要具备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勇气，终会得到命运女神的青睐。这是母亲在儒家文化中领会到的智慧。女儿在困境中深刻理解了这些理念，并将其传授给在美国出生的后代。这一过程隐喻着儒家文化模因在美国的不断复制和传播。这种不回避儒家文化，甚至刻意突出儒家文化异质性的写法，正是出于将儒家文化当作一种世界哲学和未来哲学的创作意识，有助于提高儒家文化模因在异文化宿主中的保真度。这种创作理念和手法在同时期华裔作家张岚的作品中也得到了体现。

张岚是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文坛上堪与谭恩美、任壁莲齐名的美国华裔女作家。学院派出身的让西方文艺理论融入了张岚的创作意识当中。《遗产》(Inheritance)同样描述了一对定居美国的中国姐妹，母亲因为怕父亲纳妾而投湖自尽，两姐妹从此相依为命，先后从大陆辗转到台湾再到美国。姐姐君安自幼读“孔子”，深受儒家文化和意识影响，在妹妹面前俨然家长。妹妹茵安表面柔弱，内心叛逆，在姐姐怀孕时与姐夫私奔，终生未获姐姐原谅。在张岚的精巧构思下，姐妹分处记忆和遗忘的两端。姐姐无论身处何处，一直坚守着儒家文化，而从妹妹背叛姐姐那一刻起，也背叛了其父文化。姐姐对父文化的遗产念念不忘，而妹妹则选择努力遗忘。张岚并未指出姐妹二人孰对孰错，她以开放式的结局向读者表明，在原文化模因的传播过程中，模因携带者必须努力在记忆和遗忘之间平衡其隐性和显性的影响，并充分衡量融入宿主环境的收益和损失。张岚深谙西方文艺理论，她清楚地意识到对文化原型而言，不念想才是真正的念想，不遗忘才是真正的遗忘。她通过姐妹二人的爱恨纠葛传递了她对儒家文化的深刻理解——只有挖掘出被移民藏在心底的记忆，让割裂的历史重新黏合，才能正确地、完整地、从更好视角面对自己的内心，才能在其间而不受其制，在两种文化中游刃有余。这一认识暗合了“执两用中”的儒家思想。《遗产》的英文名称“Inheritance”前未加定冠词The, 说明这份遗产并不都属于某一个群体，而是属于全人类。从这一点来讲，张岚在创作时并未考虑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传播儒家文化模因，她只是在展示其哲学内涵和语言风格的基础上从中寻求建设人类美好未来的启示。这种“超越型”的模因传播模式实乃对儒家文化的真正回归：“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实际上，不仅是张岚和邝丽莎，“90后”华裔作家的作品中均已经开始发出在其他经典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终极探索：摆脱文化和族裔藩篱的束缚，以博爱的胸襟在自然和本能中找到宁静温馨和谐的精神家园。这既是自我救赎的过程，也是拯救全人类的过程。

从刘裔昌、黄玉雪，到赵健秀、汤亭亭，再到邝丽莎和张岚。每一代华裔作家因时代和阅历的不同，对儒家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述，也逐步实现着儒家模因在美国文化当中的同化、记忆、表达和传播。荣格认为，“一位作家在创作中，越是煞费苦心地想从个性及主观上排除掉无意识，越会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流露出自己真实的无意识，尽管还达不到流露出大部分无意识的地步。”^[2]105因此，无论美国华裔作家愿不愿意，儒家意识永远都是潜藏在他们心底，流淌在他们意识当中的一部分。从“族裔性”书写到“文学性”书写，华裔作家们看似同儒家文化渐行渐远，实际上在更深层次上回归了儒家文化本身。正所谓“叩其两端，取其中道”，一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不仅要在中国文学与文化中追根溯源，也要继承美国文学与文化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淡化族裔性，突出文学性也成为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最新趋向。然而无论时代怎样发展，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而言，儒家文化都是其难以回避，也无法回避的父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儒家模因在传播当中面临着种族主义、女性主义、沙文主义、同化主义以及东方主义等冲击和调和，不断调整着生存和发展的策略，向着理想状态迈进。相信随着一代代美国华裔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儒家文化模因复合体的内涵和特征将完整地呈现在美国文化乃至世界其他文化宿主面前，并最终在其中实现复制、传播，乃至融合。研究儒家文化模因在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流变，有助于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发展和革新道路。中国一贯反对文化霸权与文化本质主义，主张文化和政治在全球范围求同存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因为与中国文化的特殊关系，美国华裔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索文化多元化、建构民族文化与异国文化和谐关系的范例，这对中国文化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实现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