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是《史记》的重要篇章，也是体现司马迁卓越经济思想的重要历史文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对其进行宏观研究，从中阐发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包括义利、本末、经商、治生、营销、货币、地理、“素封”等思想观点，研究得比较充分，而对其微观研究，也就是对其文本的字、词、句、段、章等研究，则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最近，笔者参与张大可先生主持的《史记疏证》研究，对司马迁的经济史传《货殖列传》《平准书》《河渠书》进行系统的文本疏证和集注考辨，阅读了古往今来20多种关于《货殖列传》注疏的著作，断以己见，发现其中许多注解枝枝蔓蔓，互相矛盾，抑或说法纷纭，莫衷一是。究竟怎样理解才能符合司马迁撰著《货殖列传》的真实意图，才能切中文本内容的深层含义？对此，笔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新的见解，有的是通过集注分析予以阐发，有的则是独立思考而予以发掘。现对“序言”以及第一部分，也就是从开头到“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将原文句读和注释中的一些“疑难杂症”，择其要点，予以考辨论说，整理如下，敬请指正。

一、“輓”，同“挽”，非“晚”也

原文：“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1]3949

司马贞曰：“輓，音晚，古字通用。”^[1]3949近代，一般都根据这一注释，将“輓”字作为“通‘晚’”来解释。按：司马贞发端于前，“輓近世”便成了“晚近世”，即“晚近”“近世”。殊不知，这样的注释，为误注、误解。司马贞所说“輓，音晚”，固然不错，但“古字通用”，则有误。或许，“輓”与“晚”，确实通用，但用在这里，则不妥。“近世”就是近世，再加“晚”字，不是多此一举吗？对此，前人亦有所指出。如施之勉曰：“古书未见借‘輓’为‘晚’者。自小司马有此注，而俗遂书‘晚近’字作‘輓近’，以为古矣。不知此文，若读‘輓’为‘晚’，于上下文皆不可通。”^[2]1711其说是。这里的“读”，应作“解”来理解。那么，“輓”字究竟应作何解？其准确的解释应当是通“挽”，本义为牵引，引，拉，引申为挽回，扭转。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句连同前后文，即“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是主谓结构的语句，“挽”为动词，表达的是引申之义。对此，前人亦有相应的注解，如张守节曰：“輓，与‘挽’同，引也。”^[3]464张大可曰：“輓：同‘挽’，挽回，扭转。挽近世：把近现代拉回到古代去。”^[4]4193其解得之。

顺说：“輓近世涂民耳目”，“近世”后面应加逗号。“輓近世”后省略了所谓的“衰颓之风”之文，即省略了谓语动词“挽”的宾语名词词组。

二、“新解”“异议”，并非“正解”

原文：“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1]3949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篇首，开门见山地引用了《老子》“小国寡民”的一段话，然后抒发了自己的见解。一般认为，司马迁对《老子》的这段话是持批判态度的。对此，苏诚鉴曰：“《货殖列传》篇首这一段文字，含有两层含义：一是司马迁引用《老子》之说，并非否定，更不是批判，而是赞同，并且明确指出‘必用此为务’，即一定要采用此说去做；二是对‘近世’以及当代的批判，指出是‘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开宗明义有二：一是引用《老子》的主张作为‘货殖’的指导方针；二是批判了‘近世’‘涂民耳目’的政治。据此，篇首这段话的句读应是在‘必用此为务’之下标一句号，意思是必须遵用《老子》的这些话去做。以下则另外起意。”^[5]120李埏曰：“在司马迁看来，‘至治之极’的社会是美妙的。《货殖列传》引录这句话置于卷首，当有深意。在引用这段话之后，司马迁紧接着说：‘必用此为务！’意思是说，必须致力于此。因此，这句话当属上读，绝句。这样才符合司马迁之意，文气也才顺畅。至于‘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一句，则是对晚近时期为奇说谬论，淆乱人民视听者的斥责。”^[6]170按：这样的解说，或“异议”，是否是“正解”？是否符合司马迁之义？其实，这其中牵涉到对“必”“輓”字的解释以及断句问题。对此，张大可先生在修改我的文稿中指出：“‘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传统注家将四个分句作一句读，‘必用此为务’下用逗号，‘必’字作‘果真，假使’的假设副词解读，这句话是批判《老子》小国寡民的主张，强行把日益发展的近现代商品社会拉回到古代去是不可能的。苏、李二氏提出新解，将四个分句断为两句，在‘必用此为务’下用句号，将‘必’字作‘必定，一定’的肯定副词解读，则认为是赞美《老子》的主张，崇尚古代的朴实社会，批判近现代的浮华风气。苏、李二氏的断句新解还涉及到对‘輓’字的解释，作两句读，‘輓’字只能解释为‘晚’，才能自圆其说。”究竟孰是孰非？细考文义，司马迁重视货殖，鼓励治生，提倡“素封”，而《老子》之“小国寡民”思想，顾名思义，则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甘食美服，安俗乐业，长期流传，对汉代发展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极大，如果不予以批判，新的观点就无法树立。因此，只有以此为靶的，破而后立，才能使“货殖之说”彰显出来。可见，司马迁在这里对《老子》之说无疑是持批判态度的，苏、李二氏的断句新解，并非“正义”，不能成立。

三、“使”字，宜属下句

原文：“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1]3949

《史记》(修订本)将逗号用于“使”字后，“荣使”一词殊觉费解。一般学者都不作解释，可能也都不知其为何物。仔细推敲文义，“荣使”本来就不成为一个词，而“使”字当属下句，与“俗”字连为一词。韩兆琦认为：“将‘使’字断于上句，与‘荣’字连读，但‘荣使’一词甚生。泷川本将‘使’字与‘俗’字连读，谓‘上使此等流俗渐染人民也’。且云：‘或谓“使俗”当作“流俗”，字之讹也。’^[7]6272按：这句话应为“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使”字，属下句，宜在“使”后用逗号。“使俗”，有两解：一是当作动宾词组，前面省略主语“统治者”。《注译》：“使俗之渐民久矣：统治者使这种恶劣流俗传染给老百姓已经很久了。俗：流俗，风气。”^[8]2711二是作名词，为主语，当作“流俗”解。如前引泷川所言。综合考虑，还是第二种解释为宜，比较直接，不转弯。“使俗”，固然也能解释得通，是指统治者使得这种习俗“渐民久矣”。但在前后文义上不甚连贯，将“使俗”当作“流俗”，即流行、流传下来的习俗，而这种习俗，即上句所说的“虞、夏以来”内容。这样，文气连贯，文义更加通畅。当然，“使俗”可解释为“流俗”，但在简体文本处理上，宜仍用“使俗”，不宜直接改为“流俗”。

四、“埶”，“势”也

原文：“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1]3949

“势能之荣”的“势”，《史记》(修订本)为“埶”。《史记通解》本用“埶”，而在注释中，又改成“势”。考之“埶”，主要有两种读音、两种解释：一是读作“yì”，古同“艺”，是“艺”的本字，本义为种植；二是读作“shì”，古通“势”。“艺”和“势”的繁体字分别为“兿”“勢”，在字形上非常相像。在这里，为“势”，即威势、权势。王叔岷曰：“又，‘埶’作‘势’，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亦皆作‘势’。‘埶’‘势’，古今字，其例习见。”^[9]3426认为“埶”与“势”为古今字，则不妥，其实是通假字。因此，在《史记》简体文本中，宜将“埶”改为“势”。

五、“俗”是人“欲”的社会约定，要因民所欲

原文：“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1]3949

司马迁在这里提出“俗”的概念，俗，是人的行为，所以从人，本义为风俗。温冠英说：“俗，是司马迁关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核心概念，承载着他关于社会经济生活深刻而复杂的理解。人们为了满足对物质资料和精神享受的需要，必须拥有财富。源于人类本性并决定人性基本倾向的‘俗’，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不仅无可指责，而且正是由于‘俗’的作用，使得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充满生机，产生出各行各业，是社会经济的真正动力。司马迁从人的本性出发分析财富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意义，得出追求财富的活动不仅是符合人性的，也是符合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10]75按：司马迁在下一段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可见，并说“人欲”如同“水之趋下”，是自然的，本能的，甚至是万能的，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这种“人欲”的这种排山倒海的力量。社会之“俗”，是人“欲”的社会约定，俗话说“约定成俗”，由“俗”而引出了“欲”。“欲”，本义为欲望。司马迁认为欲望人人皆有，其目的都是为了追求财富；人们的欲望是发展的，发展起来的欲望是不可改变的，要将发展的欲望再封闭在狭隘的“小国寡民”中是不可能的；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为了满足欲望，“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为了追求富贵，“知尽能索”，“终不余力”，并提到了“道之所符”“自然之验”的高度。他在《管晏列传》中阐述管仲“与俗同好恶”，“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此，司马迁认为发展商品经济要因民所俗，从民所欲，凡是民众想要得到的，就给予他们；民众所反对的，就替他们废除。这其中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因民所俗”“因民所欲”经济思想。当然，走向极端，出现个人欲望的恶性膨胀，就不是“俗”，而是“恶”了。如坑蒙拐骗、掘冢盗墓、抢劫贪腐，就不是“俗”字所能概括的，也不是“人欲”，不能与正当的社会习俗与“人欲”混为一谈，因而也是不予提倡的。

六、“眇论”，当为“美妙”之言论

原文：“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1]3949

“眇论”之“眇”，当代学者有三种解释：其一，通“妙”，认为是美妙的言辞。其二，通“渺”，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理论。其三，是作微妙解，认为是微妙的言论。那么，究竟什么是“眇论”？一般认为指《老子》学说，即指《老子》那一套“小国寡民”的理论。按：“眇论”三解，皆通，然而，其中必有一种解释是最为精准的。考究词义，作“妙”解，解释为“美妙的理论”，其含义较为贴切。一般认为，《老子》的理论是妙不可言的理论，而不是微不足道的理论，其对后世的影响较大，故司马迁强调“货殖”，鼓励发展商品经济，首先要破除、批判这种理论，才能确立新的理论观点。这在文章体裁上，是为“驳论文”，先破而后立。如果《老子》的理论是微不足道的理论，还有必要先来批评一番吗？不是多此一举吗？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眇”与“妙”，为通假字，在简体文本中，“眇”可以改为“妙”。

七、“最下”，犹言“最后”，表示序列而言

原文：“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1]3949

与此相同的表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又说：“是以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1]39 70}“最下”二字，如何准确理解？按：从本意来说，“最下”是一种排列顺序的表示，犹如我们现今的“首先”“其次”“再次”。古人著书是右起竖写，“最下”，即“最下面”，亦即“最后面”，也在序列之中，当然不是全盘否定。其中亦有肯定，只是肯定的成分呈递减之势。而这种顺序的排列，当然也并不是指单纯的顺序而言，在其中包含了司马迁的思想感情，寓褒贬于其中。笔者在此前论述中认为：“司马迁提出了五种经济管理方法，被称为‘善因论’，最赞成的是‘因之’，最不赞成的是‘与之争’，‘利导’‘教诲’‘整齐’，则介于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肯定程度的递减序列。司马迁对五种经济管理方法都有程度不同的肯定，绝不是一味的只肯定‘因之’，反对‘争之’。当然，其所指的对象有所不同，对‘因之’肯定的成分要重，认为是‘最善’，对‘争之’肯定的成份要轻，认为是‘最下’。司马迁反对与民争利，对地方豪强巧取豪夺，郡国擅山海之利，谋思不轨，是坚决反对的。这样形成了司马迁完整的经济管理思想体系。司马迁主张实行以放任、‘因之’为主的经济管理方针，赞扬巨富，这对历史上官贵民贱的传统观念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实践证明，司马迁的这一经济管理思想，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探求治世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条重要的治国之道，行之则民富国强，背之则民贫国乏。”^[11]26

八、“榖”，树，非“谷”也

原文：“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1]3950

“榖”，从木，又称“构”“楮”，即构树，皮可制纸。而“穀”(简化为“谷”)，从“禾”，为粮食作物的总称。如：“百谷”“五谷”，也指“稻谷”。两个字在字形上只有细微的差别，但含义却不相同。司马迁在这里所写，究竟是“榖”，还是“谷”？司马贞曰：“榖，木名，皮可为纸。”^[1]3950历代学者都根据这一注释，认为是“榖”，即木名，而郭嵩焘提出疑问：“此所云‘谷’者，五谷之属。《索隐》即以‘榖树’为说者，误也。”^[12]450施之勉引张森楷曰：“榖，《索隐》音雊，则是木名，从木，非谷粟之‘谷’也，从禾者误。”^[2]1711按：细看司马迁原文，“榖”前是“材、竹”，后面是“纑、旄、玉石”，并没有说到粮食类。因此，这里是《索隐》所说，即作“榖”，为是。

九、“犀”下有“象”

原文：“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1]3950

泷川曰：“枫本‘犀’下有‘象’字。与《通志》合。”^[13]5138施之勉曰：“《通典》引，‘犀’下有‘象’字。”^[2]1711按：细考原文，“犀”字前面是“丹沙”，后面是“玳瑁、珠玑、齿革”，都是两字的词组，因此，“犀”后即有可能有“象”字。这样，这句话从“丹沙”开始，都是两字一组的词组，比较和谐。“犀象”，指犀角、象牙，极其坚硬，可制作装饰品，是极其珍稀贵重的物品。在《史记》文本中，宜将“象”字补入。

十、“三宝”句当在“虞不出”后，仅为猜测而已

原文：“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1]3950

司马迁在上段曰：“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1]3950所表述的四业顺序，是农、虞、工、商，而这里表述的顺序不同，似乎有些错乱。而“三宝绝”，虽然有多种解法，但一般认为，是指农、虞、工三者所生产和经营的财货器物，而这里又把“虞”放在了最后，使得解释“商”时感到很不顺当。如果说按照重视的程度来排列，也似乎不是，因为在引用四句话后又追加了一句“财匮少则山泽不辟矣”，似乎又在特别强调“虞”，显得比较矛盾。也有一种可能，这里的几句话，在历代辗转传抄过程中，发生了错简或错乱情况，也是未可知。韩兆琦曰：“此处次序不清，前面已首言‘农’，次言‘工’，这里则应接着先言‘虞’，而后再说‘商不出则三宝绝’。三宝即指农所出之‘食’，工所成之‘事’，虞所出之‘财’(材料、货物)。这三者都要靠商贾来使之流通交换，四种人缺一不可，故下文接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今将‘商’插叙在‘虞’之前，而曰‘商不出则三宝绝’，遂使人不知‘三宝’为何物。泷川引中井曰：‘盖以“食”“事”“财”为“三宝”也，则“三宝”句当在末。’”^[7]6275按：这几句话，最理想的标示法，则是“农不出则乏其食，虞不出则财匮少，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其排列顺序和前面所表述一致，也符合当时的产业顺序和实际情况。当然，这种设想是大胆的，只是推测而言，抑或《周书》所表述的就是这样的顺序，目前还没有任何考证证明《周书》所说的是农、虞、工、商的顺序。因此，在《史记》文本整理上，宜保持原貌，不宜改动。对此，张大可在修改我的文稿时说：“泷川氏之言，本之《殿本考证》，可备一说。未必就是司马迁原书。按现存《史记》，前段农、虞、工、商，乃史公观点之顺序，此段农、工、商、虞，是引《周书》的顺序，可对照二者之别，不可妄测滋生漫衍，别生歧义。”

司马迁在上一段讲的顺序为农、虞、工、商，这里又引《周书》讲农、工、商、虞，将“虞人”予以强调，究属何意？对此，郭嵩焘曰：“农、工、商、虞，四者并重，而于虞通山泽之利，尤郑重言之。《周礼》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天地自然之利，一出于虞人。司马迁之言与《周礼》之‘以九职任万民’者相适应。自汉兴，始为重农抑末之说以困辱贾人，今无复有能知此义者矣。”^[12]451可知，“虞”，不仅仅是开采山林，而是“通山泽之利”，是“商”的其中一种。因此，我们在理解上不能过于狭隘。

司马迁将农虞工商四业并举，体现了他的四业并重、四业互利、四业并兴的经济思想以及“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的产业分工思想。他鼓励庶民农工商贾运筹用智致富，把四业并重看成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他认为庶民农工商贾都有求富的欲望，“不召而自来”，从事各行各业都能致富，只要竭智尽力，就能富裕起来；一个国家重视商品经济发展，重视农商各业，才能富裕强盛；他对入货除官、官吏经商、商人做官，都是有微词的，认为商人做官就会操纵财政经济大权，利用掌握官营经济之便，既为朝廷敛财，又趁机中饱私囊，更加制约农工商贾致富；他把四业并重上升到治国的高度来分析，这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放射出特异的思想光辉。张大可说：“司马迁不仅突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而且强调了四业并重，缺一不可，对传统的抑商政策作了彻底的否定。”^[14]38

十一、“故太公望”宜另起段

原文：“故太公望……”^[1]3951

“故太公望”以下，《史记》(点校本)与上一段连为一体，作为上一段的观点说明。其他各个版本受此影响，也都是如此处理。没有任何学者提出异议。当然，这样处理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综合考虑，另起一段，则更加妥当。

对此，笔者阐述的理由是：一是上一段说的是司马迁对经济发展的总的观点，即“农虞工商四业并举，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是统率全文的，并不是只管领这一段，下面所说的越王勾践、范蠡等，也都是这一观点的说明。因此，没有必要单把齐国这一部分放在段中；二是就齐国的发展，以上所写，并没有说完，下一自然段也是用“故”字开头，作为承接，也是继续说齐国之事，在齐国富强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通过齐国的事实提出新的观点，即“衣食足而知荣辱”。因此，“故太公望”以下，应当分段处理，这样比较合适。对笔者阐述的理由，张大可先生修改为：“另起一段，论说层次更加分明。‘故太公望’与下一段‘故曰’云云，皆用‘故’字开头，这两个自然段应合为一段，均是对总论的说明，完全可以合为一大段。为了层次分明，既然‘故曰’云云另起一段，则‘故太公望’云云也宜另起一段。”

十二、“繦”，不宜作“襁”解

原文：“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1]3950

“繦”，读作“qiǎng”，本意为成串的铜钱，引申为穿钱的绳子。又，通“襁”，背负小儿用的布带。因此，“繦至”，又形成了两种解释，即一是用本义解，即络绎不绝而来；二是用通假义解，背负小孩而至。对此，韩兆琦认为：“繈：即所谓‘钱串子’，用以穿起铜钱。繈至：像钱串子穿连的铜钱那样一个挨一个地投向齐国来。《汉书·儿宽传》曰：‘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繈属不绝。’师古注：‘繈，索也，言输者接连不断于道，若绳索之相属也。’有人解‘繈’为‘襁’，背小孩的布袋，‘襁至’，即背着小孩投奔齐国。意思虽通，但与‘辐辏’不相对称。”^[7]6276按：两解皆通，络绎不绝而来与拖家带小而来，都像车之辐条集于车毂那样，奔走于途中，齐聚于齐国。原文文本是用“繦”字，本义可以解通，就无需再用通假之义来解。这样更加简当，不必越弄越复杂。对此，张大可先生继续写道：“凡本字可解者，毋另生枝节以求通假，应是一条训诂原则。”

十三、管子“三归”，言其富矣

原文：“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1]3951

“三归”，历来有不同的解释。韩兆琦作了概括：“三归，众说不一，《论语·八佾》集解引包咸曰：‘三归，娶三姓女，妇人谓嫁曰归。’即有三房家室。《说苑·善说》：‘管仲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此则为台名。《晏子春秋·内篇》：‘(晏子)身老，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此则为地名。郭嵩焘曰：‘所谓“三归”者，市租之常例归之公者也。桓公既霸，遂以赏管仲。’此则指税收。”^[7]6277按：结合孔子说“三归”的原意、司马迁《管晏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所引公孙弘语以及这里的下句来分析，司马迁在这里是从富的角度来说管仲“三归”的。《论语》曰：“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15]36意即孔子说：“管仲的器量很狭小嘛。”或者说：“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有三处家业田产，官事却不佐助，怎么谈得上俭约呢？”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曰：“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1]2596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曰：“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于君。”^[1]3575这里的下句：“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1]3951可见，司马迁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孔子说管仲的原意，即肯定管仲之富，认为管仲治齐，不仅使齐国富裕强大，自己也富了，有了三处田地(庭园)。当然，孔子说管仲，是讥其不俭，而司马迁表达的却是富而好，认为管仲这样，有什么不好呢？

十四、“小人富”，含有褒义

原文：“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1]3952

“小人”一词，有中性和贬义两种解说。中性，指社会下层细民，为以劳力作业的农民、手工业者。贬义，指那些喜欢做些搬弄是非、挑拨离间、隔岸观火、落井下石之类的品德恶劣的人。那么，司马迁在这里说“小人富，以适其力”，其中“小人”究竟是表达的哪一层含义？按：这里的“小人”，显然是指社会下层以力自食的人。张大可认为：“适其力：乐用其力于公事。”^[4]4196说明“小人”富了，凭自己的力气来做事，并且是做好事，这无疑是件好事，司马迁是予以肯定的。而有的认为适其力指肆意逞强，横行于社会，说明“小人”富了也不是好事，更加飞扬跋扈，对社会不利。细读原文，司马迁对“小人富”是予以肯定的。他提出的重要观点，就是人富了，就能“知礼节”“知荣辱”，接着用事实来说明这一观点，“君子”富了，肯定是如此；即使是“小人”富了，也会向着“知礼节”“知荣辱”的方向去努力，凭着自己的一点力气，去做力所能及的事，为社会做好事。可见，司马迁笔下的“小人富”，是含有褒义的，司马迁对“小人富”是予以肯定的。

十五、“夷狄益甚”，不宜单独为句

原文：“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1]3952

《史记》(修订本)将“夷狄益甚”单独为句，在“不乐”后用句号，成为孤悬插入的句子。韩兆琦认为：“以而不乐，夷狄益甚，按：八字不知所云。泷川引中井曰：‘“以而不乐”句疑有脱误。’”^[7]6278按：其实，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这是一个省略句，在“夷狄益甚”前省略了“中国如此”四个字，而不是中井所说的“脱误”。“以而不乐”是说整个中原地区都是如此，是“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而“夷狄益甚”，是说夷狄少数民族更是如此，也是非常势利。四句连贯，词顺意通，则“夷狄益甚”不应单独出句，“以而不乐”后宜用逗号。

十六、“不死于市”，体现“天下皆为利”思想

原文：“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1]3952

“不死于市”，有两种解释。一是不犯杀身之祸。意即千金之子知荣辱、耻犯法，不犯杀身之罪。古代在闹市执行死刑，并暴尸街头，称为“弃市”。二是即使犯了法也不会死于市。韩兆琦认为：“富儿犯法，家有金钱打点，亦可不使‘死于市’。《越王勾践世家》所记之范蠡救子即是，汉代更公开设有花钱赎罪之法。”^[7]6278施之勉引黄生曰：“死市，大辟之罪也。言其当可脱死罪也。”^[2]1712按：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司马迁在这里首先说明富而“知礼节”“知荣辱”的道理，“千金之子”因为富有，而懂得礼仪、荣辱，故不干犯法之事，当然“不死于市”了。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富儿即使犯了死罪，也因为有钱赎罪而逃避法律的制裁，因而“不死于市”，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正因为如此，大家都在为“利”而来来往往，大家都害怕贫穷。因为一旦贫穷，连用来赎罪的钱都没有，只好“死于市”了。于是，由这一句话又引出了司马迁“天下皆为利”的重要思想观点。

十七、“天下皆为利”，为桑弘羊最早利用

原文：“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1]3952

司马迁在这里说，所有的人无不为谋求一己之利而奔波忙碌，只要是一个心理健全的人，就会不遗余力地去追求、索取，而不肯将财利让给别人。可以说，这是司马迁提出的“天下皆为利”说的理论。王乃琮认为：“这种认识，同于《管子》和韩非，但不像韩非那样把人的动机说得那么丑恶，比《管子》和韩非更有说服力，可算得上是集《管子》、韩非之大成。这种认识是有现实基础的，绝不荒谬，但也有偏颇的一面。人固然有谋利之心并为利而奋斗，但所有行为却不只是仅为‘利’，同时还追求‘名’。”^[16]243按：司马迁“天下皆为利”的理论为桑弘羊最早利用。韩兆琦引陈直曰：“《盐铁论·毁学篇》云：‘大夫曰：司马子长有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赵女不择丑好，郑妪不择远近，商人不丑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并曰：“此段完全节括《史记·货殖列传》原文，(桑)弘羊当为引用《史记》最早之一人。”^[7]6278“史公此数语之意义非凡，其一，揭出了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本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其二，痛斥了上流社会的假清高，是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污蔑下层人民的有力回驳。”^[7]6278

十八、《货殖列传》“序言”界说

原文：“《老子》曰……最下者与之争。”^[1]3949

《货殖列传》的前面部分，是“序言”，先引老子之言以破之，而后正面提出自己的观点，来统贯前文。由于古代行文是不分段的，那么，其“序言”究竟到什么地方为止，而以后是正文呢？现在一般认为是到“而况匹夫编户之民哉”，是大序，把叙写太公望、管仲的事迹也包含在里面，共5个自然段(其实应为六个自然段，第四自然段从“故太公望”而后，宜分段)，其理由可能是在叙说太公望、管仲后面有一段重要的议论，阐发了道德与经济的关系。其实，这是由于这篇传记的文体所决定的，通篇都是叙中有议，叙议结合。按：仔细推敲，《货殖列传》的“序言”，就是前面两个自然段，一破一立，破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立因民之欲，顺其自然的经济发展思想，以及实行“善者因之”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以下全文，都是围绕这一主导思想来阐发和叙说的，无有例外。这样，“序言”更加言简意赅，主旨更加突出。而后面的三个自然段，则是正文的第一段，即全国各地的地方特产，都是民众所喜爱的，需要农、虞、工、商合力开发和经营，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太公望和管仲这样做了，就能够既富国，又富家，这正是“序言”中“善者因之”的有力体现。

十九、计然、范蠡，明暗两线

原文：“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1]3952

“计然”，有人认为，是范蠡所著书篇名，而不是人名，如果是人名，为什么在其他典籍中没有记载？也有人以为是文种，是传抄之误，认为即使是人名，也不能与范蠡齐名，只有文种才能与范蠡相称。其实，计然就是计然。王叔岷对此进行了考辩，引蔡谟曰：“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耳，非人也。谓之《计然》者，所计而然者。群书所称勾践之贤臣，种、蠡为首，岂复闻有计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于范蠡，而书籍不见其名，史迁不述其传乎？”又引颜师古：“蔡说谬矣。《古今人表》，计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计研’。班固《答宾戏》：‘研、桑心计于无垠。’即谓此耳。计然者，濮上人也。尝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书则有《万物录》，著五方所出。又《吴越春秋》及《越绝书》作‘计倪’。此则‘倪’‘研’及‘然’，皆声相近，实一人耳。何云书籍不见哉？”并说：“唐正元中，马总所述《意林》一书，抄类诸子百余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计然者，蔡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之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状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知著，其志沉沉，不肯自显，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号曰‘渔夫’。范蠡请见其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据此，则计然姓名出处，皎然可见。裴骃注《史记》，亦知引《范子》。”^[9]3428按：计然，是越王勾践的谋士，其策略非常高明。司马迁写越王“乃用范蠡、计然”，非常精炼，言简意赅。从这一自然段的记叙来看，主要是写计然谋略，乃是越王灭吴的根本之策，不可忽略，而不被常人所知晓，则谋士乃“幕后英雄”。在这里似乎没有涉及范蠡，范蠡只是担了空名，或许有人认为这里改为“乃用计然之策”更为合适。其实，司马迁在这里是用了明暗两条线，明写计然，暗写范蠡，出谋划策，发展经济，是计然的功劳；率领士兵，征战沙场，则是范蠡的功劳。这一自然段是写越王“富国”，而下一自然段则是写范蠡“富家”，以应前文所写的农、虞、工、商四业并举，“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的重要观点。

二十、金穰、水毁，大概之论

原文：“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1]3952

张大可引倪思曰：“金穰、水毁，皆大概之论，非谓必然。以下六穰六旱十二年饥，亦然。一水一旱，有时作，无时备，不畏常稔、常旱也。”^[4]4226韩兆琦认为：“有丰有穰，穿插交互，是自然法则；但说得过于绝对，则缺乏理性。此等语与《天官书》中的‘木星与土合，为内乱，饥；今在南曰牝牡，年谷熟’等许多说法颇似，皆接近唯心。”^[7]6282按：其实，这是古代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自然规律，绝大部分是被实践所验证的。当然，如果绝对化，则是不妥的。司马迁在这里引用的目的，就是鼓励人们运用自然规律，以抵御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灾难，做好预测，采取应对措施。“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1]3952等等，就是对这种自然规律的智慧处世方式。吕庆华认为：“司马迁认为，在农业社会中对付农业生产丰歉循环中出现的饥荒年代，最主要的是采取合理的价格政策，尤其是合理的粮食价格政策，来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做到农工商俱利。这种合理的‘幅度价’，正是司马迁为了避免自由放任经济在循环中遭到破坏，而设想出的一种稳定措施，这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所采取的粮食储备制度也是相似的。”^[17]32

二十一、“息币”，较“息弊”义长

原文：“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1]3952

“币”，《索隐》本、《正义》本作“弊”，据此则“无息弊”，意即没有停滞、滞销的弊病。泷川曰：“币，作‘弊’，义长。”^[13]5143韩兆琦认为：“无息弊，即不要贮藏劣质的商品，与上句‘务完物’相对成文。有人将其解释为‘不要在手里积压着钱，要使资金周转起来’，这当然也是赚钱营利的重要的原则，但司马迁这里乃是讲‘积著之理’，是讲买进商品，故仍以‘无息弊’者为长。”^[7]6282王叔岷认为：“‘弊’‘币’，古通，《考证》谓‘作“弊”义长’，未达通假之旨。”^[9]3430按：今本《史记》皆作“币”。“弊”，与“币”的繁体字“幣”字形十分相近，含义在古代也相通。而在现今，两字在理解上则有很大的差别，“币”为货币，“弊”为弊端。究竟是“币”，还是“弊”？在此处两义皆通。现在要究求司马迁的原文是用“币”，还是用“弊”，恐怕无从说起，我们只能从对司马迁文章的理解中去寻求答案。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务完物”与“无息币”，是相对应的，“物”与“币”相对，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而“物”与“弊”，则不相对，词性不对。再说，“务完物，无息币”，表达的是两层含义，即对“物”与“币”都提出了要求。而“务完物，无息弊”，只是表达了一层意思，就是单指“物”而言，“无息弊”只是“务完物”的进一步申说。再从文章的内容来说，“积著之理”，是包括后面一段文字，其中也讲到“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与“无息币”的含义相同。因此，“无息币”，更符合司马迁原文之义。

二十二、“易”字属下，“食”为“蚀”义

原文：“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1]3952

这段话的句读，《史记》(修订本)在“贸”后用逗号，其他版本仿之。泷川曰：“八字为一句读。”^[13]5143“八字”指“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意即在“易”后用逗号。仔细权衡，在“贸”后用逗号，后一句的意思较好，即容易腐败的货物不要存留，而不是等到货物腐败后不要存留，在意思上更进一层。

这句中的“食”字究作何解？有三种解释：一是释为“蚀”，损耗之意。张大可认为：“食：通‘蚀’，损耗。易腐败，损耗大的货物，不要久留。”^[4]4197韩兆琦引李笠曰：“食，蚀也。”^[7]6283二是释为“消”，销毁之意。郭嵩焘引杜预注《左传》：“食，消也。”并说：“此‘食’字亦当作消毁之意，言货物久留即易腐败，则消毁之耳。”^[12]452三是释为“自食”。泷川引方苞曰：“务取完善之物，可久藏且易售也。其腐败者，则自食而无市于人。^[13]5143仔细考校，当以第一种解释为长。“易腐败而食”，即“容易腐烂而蚀损”的意思。

二十三、“鸱夷子皮”，感于子胥而名

原文：“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1]3954

“鸱夷子皮”，司马贞引大颜：“若盛酒者鸱夷也，用之则多所容纳，不用则可卷而怀之，不忤于物也。”又引《韩子》：“鸱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齐之燕，子皮乃从之也。盖范蠡也。”^[1]3954韩兆琦认为：“适齐为鸱夷子皮：到了齐国，就叫‘鸱夷子皮’。鸱夷：皮口袋。师古曰：‘言若盛酒之鸱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怀，与时张弛也。鸱夷，皮之所为，故曰‘子皮’。按：司马迁此说可疑，盖齐国当时之权贵田常门下有唤‘鸱夷子皮’者，范蠡安得与之同称？”^[7]6284王叔岷认为：“事田成子之鸱夷子皮，非范蠡，其人足智而谦让。范蠡与之相似，或慕其人，因以为号耳。”^[9]3431按：“鸱夷子皮”，范蠡所取的这个名字怪怪的。然而，他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其中有什么深刻的含义？以上诸所解释，恐怕没有说到点子上。“鸱夷”，《伍子胥列传》曰：“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1]2650可知“鸱夷”是一种革囊，可盛放东西。伍子胥为吴王尽忠，吴王赐死，盛以鸱夷，浮江而去，这使范蠡非常寒心，子胥如此下场，自己也是一片忠心为越，而越王比吴王也好不到哪儿去，心灰意懒，便浮江而去。同样是浮江，子胥身败名裂，自己却自寻他路，就权当是如同子胥而已，从此抛弃功名，隐姓埋名，“重新做人”。因此，他戏称自己为“鸱夷子皮”，有感于伍子胥而称此名也。对此条的“考辨”，张大可评说：“此‘按’独特，有新义。”

另，“鸱夷子皮”宜加引号。“为鸱夷子皮”，实际上是“名为鸱夷子皮”，而不是“是鸱夷子皮”。“鸱夷子皮”是借用前人的“戏称名号”，故宜用引号。

二十四、“不责于人”，即不苛求于人

原文：“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1]3954

“不责于人”，有两解：一是指求责于人。司马贞曰：“谓择人而与人不负之，故云‘不责于人’也。”^[1]3954二是将“责”作为“求”“讨”解。韩兆琦认为：“不责于人：不是有目的地赚某人、坑某人。责：求，讨。”^[7]6284三是指出债于人。张守节曰：“言顺时积居，不出责于人。”^[3]468这里的“责”，通“债”，“出责”，即放债，犹言借债给人。按：以上所说，各有道理，考之“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是说范蠡非常重视研究市场供求关系，随时逐利，而不苛责于委托的经营者，成功了固然可喜，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让委托的经营者能够放开手去逐时求利，这实际上是既重时，又重人，尊重人才，激励人才，因而能够迅速成为巨富。因此，当以第一种解释为佳。至于将“责”解为“出责”，则是用其通假之义。“责”可通“债”。既然“责”字本义能够解释得通，而且其义很好，为什么还要求之于通假呢？

二十五、“废著”，指坐贾行为

原文：“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1]3955

“废著”一词，究竟是何意，历来的注释很多，令人眼花缭乱，有必要总结归纳一番，弄清其真正的含义。裴骃引徐广：“《子赣传》云‘废居’。著，犹‘居’也。”^[1]3955司马贞曰：“著，《汉书》亦作‘贮’。贮，犹‘居’也。《说文》云：‘贮，积也。’”^[1]3955近人亦多有注释，各抒己见。有的主张“废著”为弃、取之意，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有的主张“废著”为发贮，既卖又买，即“物贵而卖之，物贱而买之”；有的主张“废著”犹废置、积贮，只是具有囤集居奇之意。其义差不多是既卖又买或囤积待售。按：而将“废著”与“鬻财”连贯起来解释，可能更能说得清楚。“废著”，即囤积货物，犹坐贾行为；“鬻财”，即出售财货，犹行商行为。这与《平准书》中所说的“转毂百数，废居居邑”^[1]1720的含义基本一致，“废著”犹“废居居邑”；“鬻财”犹“转毂百数”。

二十六、司马迁列子贡于《货殖列传》，崇矣

原文：“子赣既学于仲尼……益彰者乎？”^[1]3955

司马迁为什么把孔子的弟子子贡列入《货殖列传》，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梁玉绳曰：“列子贡于货殖，非也。”^[18]1459按：司马迁写孔子“得势而益彰”，前文有“富者得势益彰, 失势则客无所之”，此谓孔子得到子贡的资助，增加了扬名的机会，能力和作用得到充分展示，名声更加显扬。司马迁推扬子贡经商。韩兆琦引崔述曰：“樊迟请学稼，孔子以‘小人’斥之；若子贡学道而为商贾之事，孔子不知当如何斥之！且谓孔子之道之显，子贡先后之可也；谓子贡以富故能显之，岂圣人之道亦必藉有财而后能行于世乎？此乃司马氏愤激之言，后人不察，遂以子贡为若商贾者然，谬矣。”并按：“诸儒皆以子贡经商为耻，而司马迁则极力推扬之，并夸大其词曰：‘孔子之所以能名扬天下，都是靠着子贡的力量。’此中固有司马迁之‘愤激’，然其经济思想之卓越，固非一般儒生所能望其项背。”^[7]6287王叔岷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于此，则谓孔子名布扬于天下，因子贡先后之而亦彰。司马迁固有慨而云然，然亦实情也。孔子之道，固不必因子贡而显；然因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而宣扬孔子之道，使孔子之道益显，则不虚矣。……子贡学道，兼行商贾之事，亦何伤乎！《汉传》改司马迁此数语为‘然孔子贤颜渊而讥子贡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意则屡中。’盖已不赞同史公之意。不知孔子讥子贡货殖，乃与颜回之专乐圣道比较而言。非子贡货殖，遂无可取也。”^[9]3434

二十七、白圭非“当魏文侯时”

原文：“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1]3955

白圭是否是魏文侯时人？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如果是魏文侯时人，则与后面的所说“商鞅行法”不相吻合。梁玉绳引《史记志异》：“白圭当魏文侯时，而商鞅佐秦孝公，孝公即位，距文侯薨已二十五年，不得如《史》所言。”^[18]1459韩兆琦认为：“观史公此文，似白圭即魏文侯时人，且似与李克同僚者，但事实多有争议。张文虎认为：‘商鞅入秦，在秦孝公初，当魏惠王十年后，去魏文侯远矣。《吕氏春秋》有惠施与白圭、匡章问答，则与孟子同时。’姚鼐《惜抱轩笔记》曰：‘“当魏文侯时”五字专属李克说，言旧有此务地力之教而已；其后由白圭乃别用一术，非谓圭亦文侯时人也。白圭言“吾治生产，若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若文侯时人，亦安取称述后进如吴起、商鞅者乎？’按：司马迁原文模糊，姚氏的提示很重要。或者司马迁即以白圭为文侯时人，至其自己矜夸经商决窍时遂乘兴言之，忘乎所以，未加细择，须知此乃史公之‘代言’也。”^[7]6287按：以上诸说虽然繁琐，但有一定道理，如果在“而”字后加“先前”二字，变为“而先前白圭乐观时变”，则不至于把白圭理解为魏文侯时人，文中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二十八、“下谷”上涨空间大，故“长钱”

原文：“欲长钱，取下谷。”^[1]3955

“长钱”与“下谷”，其中有必然的关联吗？张大可说：“想多赚钱，就买进价格低廉的粮食。价低，易于出手。”^[4]4199韩兆琦说：“下谷价廉，可以大量购入，至贵时卖出，可获大利。”^[7]6288按：长钱，即增加收入。想要增加收入，为什么要购买“下谷”，而不购买“上谷”呢？原因何在？以上诸说，虽然意思到了，但没有说透，还是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实，下等谷子价格低，同等的钱币可购得更多的谷子，待到价格上涨时，“下谷”上涨的幅度更大，而数量又多，故而能多赚钱了。这是经商的一条重要的生意经。

二十九、上种，上等良种

原文：“长石斗，取上种。”^[1]3955

“长石斗，取上种”，这句话究竟是什么含义？有的认为是谷物成色好，则每石每斗的重量就增加，“上种”则指上等谷物。其实这句话十分清楚，比较准确的解释，就是要增加粮食产量，就要不计价格购买上等的种子。因为使用上等的种子，出芽率高，生长健壮，就会提高产量，获得好的收成。产量越高，赚的钱就越多。“石”“斗”，都是计算粮食数量的容器，十斗为一石。“长石斗”，即提高产量。

三十、“产”字疑衍，“生”后有“者”

原文：“吾治生产……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1]3955

“治生产”，即经商谋利，与前文“治生”含义相同。 “产”字疑为衍字。泷川引李笠：“《汉书》无‘产’字。生，即古‘产’字，疑一本作‘生’，一本作‘产’。后人误而两存之也，上文‘故善治生者’，下文‘天下善治生祖白圭’，并可证。”^[13]5148其说是。“生产”二字为同义复词，在古代含义相同，“治生”二字，是司马迁津津乐道的“货殖”用词，形成了卓越的治生经营思想。在《史记》中，宜将“产”字删除。

韩兆琦说：“言治生祖白圭：做买卖的人都把白圭当作祖师爷。”^[7]6289按：“治生”后缺一“者”字。“天下言治生”，是“者字结构”词组，即天下言治生的人。王叔岷曰：“《御览》引‘生’下有‘者’字，《汉传》同。”可知，“者”为脱字。

三十一、“乌氏”，姓也

原文：“乌氏倮畜牧……”^[1]3957

“乌氏”，有四解：一是以“北方少数民族名称”解；二是以“关隘名称”解；三是以“县名”解；四是以“姓氏”解。按：四解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其地点都认为是在今甘肃平凉西北的地方，那里有关隘，盖乌氏一族就常年生活在那里，不断繁衍，其中有的即以地为姓；后来，秦国置县，将乌氏之地置为县，其县名便是乌氏县。因此，乌氏就有了多种解释。那么，乌氏倮，比较贴近和确切的解释，到底是什么？很有可能就是以乌氏为姓。因此，“乌氏”作“姓氏”解，为正解。

三十二、“奇缯物”，珍奇的“缯物”

原文：“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1]3955

“奇缯物”，有两解：其一，认为是“奇物”“缯物”，“奇”与“缯”，为并列之词，指用卖牲畜的钱购求奇异之物和丝织品。其二，认为是奇异的“缯物”，指将其出卖牲畜的钱买进各种丝织品。其实，“奇缯物”，当以珍奇的“缯物”解。当时的丝绸制品非常珍奇，戎人常年马上生活，对中原的这些产品非常羡慕和渴求，而乌氏倮投其所好，倾其家当，献上“奇缯”，戎王喜出望外，故十倍以偿。

顺说“间献遗”，有两解：一是“间、献遗”，即偷偷地“献遗”，“献遗”是同义复词，含义相似，为并列词组。二是“间献、遗”，悄悄地送、给。司马贞曰：“间献，犹私献也。”^[1]3957如果将“献”“遗”二字分开解释，则“献”，进献；“遗”，读作“wèi”，给予，馈赠。“间献遗”，理解为悄悄地、偷偷地送给，“间”作为副词，“献遗”作为双动词、并列词组，这样解释为佳。

三十三、乌氏倮之富

原文：“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1]3957

“用谷量马牛”，极形容其多。《注译》：“以山谷为计算单位来计算马牛的数量，意思是给他若干条山谷的马或牛，而不是给他多少‘匹’马或多少‘头’牛。表示给的太多，无法以‘匹’‘头’计算。”^[8]2717韩兆琦认为：“无须具体点数，极言其慷慨豪侠之状，有如今之‘大款’用尺寸量钞票。”^[7]6290按：乌氏倮的致富，是最有趣的，他用畜牧的钱买通了戎王，戎王一高兴，送了他很多的牛羊，多得无法计算，一下子发了大财，而且居然得到了秦王的重视，真是做梦也笑醒了。其实，这是一种风险投资，也是孤注一掷，投中了，能够发大财；投不中，钱都打了水漂儿。吕不韦也是用的这种方法，投资秦公子子楚，掌控了秦国的权柄。乌氏倮倾囊相送，戎王十倍以偿，也真是慷慨大方，自古以来，棒不打送礼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乌氏倮看准了这一点，取得了成功。

三十四、“怀清”，怀念巴清也

原文：“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1]3957

“怀清”，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巴寡妇清，姓怀，名清；二是“怀”为动词，怀念巴寡妇清。有的专家认为，如果把“怀”字当作动词，则“女怀清台”就应该理解为“女子怀念巴寡妇清之台”，这显然不是秦始皇的本意。如果把“怀”字当作姓氏来理解，文意就畅通了。并由此推断，巴寡妇清最大的可能性是姓“怀”，名字叫“怀清”。这样的分析可能比较武断，怎么“女子怀念巴寡妇清”，就不是秦始皇的本意？施之勉曰：“《初学记》二十四：‘台之事对，有慕许，怀清。’注：‘许昌大城东北，有许由台，邑人慕德，故立此台。清，寡妇也，秦始皇以为贞妇，为筑怀清台。是则慕为思慕，怀则怀念。怀，非寡妇清之姓氏也。”^[2]1715其说有一定的道理。按：在秦始皇心目中，巴寡妇清的分量远远超出了当时所有的女性。一是用“贞妇”二字对巴寡妇清作出高度评价；二是把巴寡妇清当成贵客对待；三是为巴寡妇清筑“怀清台”，旌表其德业。而巴寡妇清得秦始皇的最高礼遇，是将自己的巨额财富捐给长城工程，同时为秦始皇的骊山陵墓提供大量的丹砂和水银。所以，秦始皇十分感动，将她迎去咸阳客居以颐养天年，并为她筑“怀清台”以示彪炳。秦始皇生前骄横跋扈，性情怪异，威震天下，目空一切。巴寡妇清，一个穷乡寡妇，却在他的心中分量如此之重，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因此，“怀清”二字，应为怀念巴寡妇清而言。尽管巴寡妇清是女富豪，但秦始皇注重表彰她的贞洁，是“以为贞妇而客之”，筑台纪念，让天下的女子，以巴寡妇清为榜样，做贞女，发大财，可谓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