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应邀为陕西省韩城市司马迁祠文化广场撰写碑文，曾六易其稿，形成了《史圣颂》^[1]4-5，全面、深入地概括了司马迁撰著《史记》的历史功绩，对《史记》的价值进行了全新的评价，认为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国学之根柢，资治之宝典”。其中前两句是鲁迅从史学、文学的角度对《史记》的评价；后两句是张大可集中了时人的研究，从国学、思想方面对《史记》的评价。这四位一体，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史记》的实质，对《史记》的价值作出了科学评论。如果少了其中的一个方面，都是欠缺的、偏颇的。这一评价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方方面面，一下子很难说得深透，本文选择其中的一个角度，就是通过司马迁撰著《史记》对孔子作《春秋》的继承与创新，具体阐述《史记》为“资治之宝典”的深刻含义。

《史圣颂》明确阐明了《史记》与《春秋》的承继关系，认为是“春秋再现”。也就是说，《史记》是第二部《春秋》，《史记》与《春秋》有着重要的历史渊源关系。笔者早年曾对《史记》继《春秋》进行探讨，撰写了《论司马迁继〈春秋〉而撰史》^[2]48-76，携文参加了1985年的全国司马迁与《史记》研讨会。30多年过去了，意犹未尽，与张大可老师商量，借助于新的研究主题，共同对这一问题再进行一些深入思考。

对于司马迁继《春秋》撰著《史记》这样一个命题，历来有不少学者开展研究，从不同的角度予以阐发，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目前检索到的研究论文，认真翻检，发现其中有不少的闪光点，但也有不少的缺漏和需要继续思考的地方。本文在对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的研究心得，再进行综合研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以求教于诸家。

一、 继《春秋》撰著《史记》研究概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较早进行司马迁继《春秋》撰著《史记》研究的，是李继芬、吴汝煜、朱枝富、赵生群。他们在1984—1986年期间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文。

李继芬认为，《史记》继《春秋》又不同于《春秋》，司马迁对《春秋》是十分尊崇的，继《春秋》写一部宏伟史书，是他的最高理想。司马迁提出继《春秋》，说明了他的雄心壮志，也说明他对自己这部论著的重视程度。班固、扬雄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不与圣人同是非”，正是《史记》不同于《春秋》之处。司马迁通过撰史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起到总结历史、拨乱反正、防微杜渐、永垂后世的作用。《史记》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坚实的社会基础和作者的炽热感情。^[3]

吴汝煜对孔子与司马迁的治史态度从“直”“慎”“微”三个方面进行比较，认为孔子主张秉笔直书、主张“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的治史态度，是值得肯定和效法的，对司马迁有深刻影响，而司马迁在秉笔直书、治史慎微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形成了更优秀的“太史公笔法”。^[4]

朱枝富以《司马迁继〈春秋〉而撰史》为题展开研究，认为《春秋》是司马迁撰史主要依凭的典籍，司马迁效法孔子，继《春秋》而撰史，意欲写成一部继之《春秋》而又胜于《春秋》的空前的史学杰作；司马迁反复阐发和推崇《春秋》，意欲借助于名重一时的《春秋》，表明自己所撰史书与《春秋》同样具有深远微妙的大义，通过撰史而探求治国之道；继《春秋》是司马迁撰史的内在动力和获得极大成功的重要因素；司马迁对孔子作《春秋》的精神、态度、大一统思想、推崇礼义等诸方面都有所继承，并推陈出新，具有更为卓越的史识和进步的历史观，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擅名千古，垂法后世，把中国史学推向新的高峰。^[2]48-76

赵生群将《史记》与《春秋》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认为《史记》是继《春秋》而作，表达了作者追步孔子并成为第二个孔子的强烈愿望，从《史记》中看出司马迁刻意效法《春秋》的苦心, 并从创作背景与目的、主题思想、歌颂与讥刺、作史方法论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5]

以上几位学者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敢于尝试全新的研究内容，所得出的结论也比较中肯，具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接着，袁定基从“空言”与“实录”、“春秋笔法”与“史记笔法”等方面对《史记》与《春秋》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撰作异同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两者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内容上，《史记》强调古代史官的实录精神，言必有据；《春秋》把史事作为“空言”高论的载体，难免有失实之讥；在形式上，《春秋》言简意赅，笔法精妙；《史记》体制宏大，笔法多彩。其论说比较全面，分析也比较深入。^[6]

而后，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探讨越来越具体。

常德忠专论《史记》中的“春秋笔法”，认为孔子作《春秋》以寓褒贬，其文简约，其旨微奥。其“春秋笔法”，一是寓褒贬，别善恶；二是以责贤者，既是孔子修订的《春秋》“微言大义”“刺讥褒贬”的笔法，也是《春秋》以后各种史书简言达旨、褒贬劝善的笔法。司马迁运用“春秋笔法”，使《史记》冶文史于一炉，匠心独运，笔削讥评，惩恶劝善；创造人物传记，序列一生事迹，全面褒贬，注重文采，以明是非，表达爱憎，使《史记》达到传记文学的高峰。^[7]

雷戈则从时代的角度比较孔子与司马迁的史学价值，锁定从乱世之《春秋》到治世之《史记》进行研究，认为孔子生于乱世而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这种褒贬鲜明的“春秋笔法”构成普遍的时代精神，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种“乱臣贼子惧”的尖锐有力的制约性的文化道德规范，将早期中国文化的“空言”传统彻底改造为一种全新性质的“行事”规范。生于治世的司马迁巧妙地消解了历史学、历史学家与乱世之史、治世之史之间的内在矛盾或本质冲突，以治世之史代替乱世之史，著《史记》而天子、大夫乐，把历史著作的乱世批判精神变为治世的歌颂风格，诗人气质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8]作者是右《春秋》而左《史记》的，其说法是否妥帖，表述是否准确，有待推敲。

申友良则对《春秋》与《史记》的历史观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春秋》与《史记》的经世致用的根本观点是一致的，孔子修《春秋》，是要对春秋时期的史事以“微言大义”作是非褒贬，表达维护“周礼”的政治理想，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司马迁著《史记》，虽以继《春秋》自任，却以“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作为对自己著史的要求，从多方面开创了中国史学的传统，成为以后近两千年中国传统史学所遵循的原则和方向。^[9]

进入21世纪以来，不少学者陆续进行《春秋》与《史记》的比较研究。

董运庭论述《史记》的“虽背《春秋》之义”，对孔子的“春秋笔法”与司马迁的“太史公笔法”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春秋笔法”是一字褒贬，微言大义，基本特征是站在周天子的立场上诛伐“乱臣贼子”；“太史公笔法”表现在敢于秉笔直书、无所畏惧、客观、公正地反映当代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揭露统治者和社会政治的黑暗面，孔子则不具有这种批判精神。司马迁的“实录”，是经过史学家眼光的审察评判，又经过文字的艺术化处理而展现出来的历史真实性和本质真实性。^[10]

赵彩花进行《史记》对“春秋笔法”的渊承与创新研究，认为司马迁通过论述口吻变换、丰富多彩的修辞技巧来传达“微意”，《史记》的具体实践使古老的“春秋笔法”成为一种内涵丰富、魅力无穷的叙述范式，并赋予它在时间流中生生不息的自新能力。^[11]

董要华论述《史记》中的“春秋笔法”与史笔精神的矛盾统一与超越，认为“春秋笔法”是司马迁从《春秋》中认真借鉴并实际运用的方法；实录精神是司马迁作为史官所坚持的记录原则，两种看似矛盾的叙事方法在某一点上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即“直书其事”。“春秋笔法”是曲笔的典范，以《春秋》暗寓褒贬而称名；史笔精神直书其事，不盛夸其美，不隐讳其恶，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被誉为“太史公笔法”。^[12]

赵丽、李波从著史目的、撰述方法、编纂体制、史料处理等方面研究司马迁对孔子《春秋》的继承与发展，认为司马迁对著史目的的阐述要比孔子更加明确、彻底、丰富；司马迁继承了孔子“属辞比事”的方法，创造了“寓论断于叙事”的撰述方法；孔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实为致命弱点，司马迁则推崇秉笔直书的精神，敢于对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汉武帝提出批评；《春秋》把史事作为“立法以垂教”的载体，难免有失实之处，《史记》虽然其最大目的乃在发表“一家之言”，但始终强调了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以求言必有据。^[13]

陈文杰从文质之辨、君臣之际、《论六家要指》的意义等角度，详尽辨析了《史记》的继《春秋》之说，形成专著，认为司马迁以《春秋》为自己著《史记》的榜样，用以堂皇宣示《史记》接续《春秋》之褒护周室而扶正汉室的著述意图，并透露司马迁著书继圣、显扬后世的雄心抱负；《春秋》蕴含了孔子于困迫中奋发有为的精神力量，继《春秋》亦是继孔子隐忍、笃志的内修之德，更有一层抒胸中块垒、表奋勉之志的意义；《史记》的拨乱反正意见，旨在匡汉立名的一家言不致沦为空疏之论、效颦之谈；欲表幽显微之余，未尝无自附“青云之士”而声施后世之想，其意不在尊圣，而在褒己，借重圣人声名功业以辅己志。^[14]274-275

王俊杰、赵金广认为，“寓论断于序事”，就是“春秋笔法”在《史记》中的继承和发展。司马迁以“春秋笔法”书写历史，行使史家对历史的裁决权，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史记》作为私修之史，司马迁不唯朝廷马首是瞻，而是秉持史家的实录精神，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运用“春秋笔法”褒贬圣贤，指斥当朝，用他的一支笔行使着史家对历史的裁决权。皇家的世俗权力与史家的历史裁决权力，进行着此消彼长的拔河式较量，最终史权会从皇权的奴役下翻身。^[15]其论述颇有新意。

从总体上看，历来对《史记》与《春秋》的比较研究，主要笔墨还是集中在司马迁对“春秋笔法”的继承和运用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占到研究总量的60%以上，虽然说法有些不同，甚至有些翻新，但其精神实质基本上是一样的，有些则是重复研究，无甚新意。而对于司马迁继《春秋》撰著《史记》的一些实质性问题，特别是涉及继承动机、撰述宏旨、大义阐发、资政方略等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是涉猎较少，或者语焉不详，颇多遗憾。对司马迁继《春秋》撰著《史记》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还缺少系统的统筹思考，绝大部分呈现出来的还是“碎片式”研究，没有多少突破性研究成果，也缺少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著、杰作。这说明，司马迁继《春秋》撰著《史记》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这一命题的研究，还需要继续深入和发掘。

二、 自比《春秋》与推重《史记》

司马迁对孔子、孔子作《春秋》以及孔子所撰著的《春秋》，都十分推崇，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什么呢？有什么目的和动机呢？这是我们研究司马迁继《春秋》撰著《史记》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

司马迁推崇孔子，在《史记》中是显而易见的，他立孔子为“世家”，尊称为“至圣”, 使孔子在中国史学领域的地位一下子飞升上来，似乎到了无以超越的境界，并给予高度评价，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16]2356无须再列举了，诚如明人陈仁锡说：“观其作《史记》，于孔子则立《世家》，于黄老则立《传》；至论孔子, 则曰‘可谓至圣’，论老氏，但曰‘隐君子’。非知足以知圣人而能是乎？”^[17]492陈氏可谓深得司马迁格外尊崇孔子的意蕴。

对于孔子为何作《春秋》，司马迁说：

周失其道而《春秋》作。^[16]4017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16]4006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16]2352

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16]3785

可见，司马迁阐述孔子作《春秋》的缘由，一是因为困厄，发愤而作，欲传名于后世；二是因为周道衰微，欲通过作《春秋》来予以警示；三是借助已有的历史资料，通过作《春秋》来体现自己的思想观点；四是自负其才而世不能用，因作《春秋》而显其才华。

而对于孔子所作《春秋》的称赞，集中体现在《太史公自序》中：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16]4003

司马迁对《春秋》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孟子和董仲舒的影响。

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8]138

董仲舒，是司马迁同时代人，司马迁曾师事董仲舒，对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窥园，是非常佩服的，在《太史公自序》中用“余闻董生”，阐述董仲舒的观点而予以肯定，含有一种引经据典的意思，表明董仲舒的观点是自己评论《春秋》的依据。

司马迁如此推崇孔子，推崇孔子作《春秋》，推崇《春秋》，有着自己的深沉目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尊崇“先人”司马谈，不忘教诲，继承遗志。

继《春秋》撰著《史记》，是司马迁父亲司马谈的宏大意愿。他因不得参加汉武帝的封禅大典气愤而死。他在生前不能实现这一意愿，临终时就托付给儿子司马迁，要司马迁为之效命。司马迁记叙其父的意愿，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继《春秋》而撰著《史记》：

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16]4001

司马谈在这里表示了一种意欲撰史的志向，要司马迁当第二个孔子，写出一部歌颂贤君忠臣的史书。在他看来，从周公到孔子，从孔子到当今，这期间的间隔都是约五百岁，自己身为太史，继孔子作《春秋》，是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但他没有能够完成这一宏大任务，希望司马迁毫不犹豫地担当起来。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后，就着手完成这项伟大工程，实现其父的意愿。当然，在撰著《史记》的目的上，则略有不同，司马谈的意愿主要是歌颂，歌颂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而司马迁却转换思维，通过褒贬当世，提供资治借鉴，这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

二是以孔子自比，效孔子作《春秋》而撰著《史记》。

司马迁要效法孔子，立志撰写出一部《春秋》式的史书来。他转述其父司马谈的话，其中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接着说：“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表明自己处在“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当口上，继《春秋》而撰著《史记》，是当仁不让，俨然要当第二个孔子，肩负起撰著《史记》的历史重任。

对于这一点，后之评论者多数不能领会其真意，有的拘泥于事实，如梁玉绳认为：“周公至孔子，其年岁不能的知，恐不止五百岁。若孔子卒至汉太初之元，三百七十五年，何概言五百哉？盖此语略取于孟子，非事实也。”^{[19]1466-1467}其实，司马迁意不在此，至于千年五百岁，他是不大计较的，而是表示一种述著之意。“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是孟子之言。司马迁引用此语并不在此，而是借这五百之期来表明一种志向，表明要继《春秋》而撰著《史记》，别无他意。我们不可拘泥求之。

可是，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写了一大段赞扬《春秋》并意欲继之的话后，当壶遂提出“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时，司马迁笔锋一转，又否定了继《春秋》而撰史的说法。他说：

唯唯，否否，不然。“……《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16]4005

司马迁一会儿说自己继《春秋》撰著《史记》，一会儿又不同意这种说法，岂不自相矛盾？其实不然。在这里，司马迁表达了多层意思，有对孔子作《春秋》的理解，认为《春秋》非独刺讥，亦有褒善；有对自己撰史的表白，认为撰史主要是记载“明圣盛德”，述著“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有对自己撰著《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的区别，认为孔子是“作”，自己是“述”；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曲折复杂的心境。

这是因为，司马迁正在对继《春秋》说得洋洋得意时，壶遂提出的问题太突然了，也太难回答了。既然是继《春秋》而作，春秋之时是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那么，汉兴以后是否也是这样呢？对于这一点，司马迁是无法从正面回答的，“唯唯、否否”四个字充分表达了这种矛盾心情。其实，司马迁在这里否定自己继《春秋》而撰史的真实用意，是为了掩人耳目，防止祸从口出，防止意外的事情发生。诚如赵恒分析说：“此段有包围周身之防，而隐晦以避患之意。”^[20]4317司马迁在这里正是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继《春秋》撰著《史记》的真正意图。

司马迁继《春秋》撰著《史记》，还可以从他所表明的史书终讫上反映出来。在《太史公自序》中，表明史书终讫是“至于麟止”。汉武帝获麟在元狩元年，即公元前122年，铸麟趾钱在太始二年，即公元前95年。据后之学者研究，这两种年份并非史书下限。而他写“至于麟止”的真实用意，乃是继孔子作《春秋》，有伤麟绝笔之意。对此，后之评论者多所指出：

张晏说：

武帝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纪黄帝，下至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16]4007

服虔说：

武帝至雍获白麟，而铸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迁作《史记》止于此，犹《春秋》终于获麟然也。^[16]4007

梁玉绳说：

史公作史，终于太初而成于天汉……若所称“麟止”者，取《春秋》绝笔获麟之意也。”^[19]1471

柯维棋说：

隐约之士意有所弗遂，故或咏之为诗，或著之为书，以传于来世，如文王、孔子是也；……鲁郊呈祥，至汉武再见，故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迁之自任亦重矣。^[17]745

这些说法归结到一点，就是司马迁撰著《史记》“至于麟止”，并不是真正表明史书的断限，而是欲效孔子感麟而作《春秋》之意，表明自己所撰著《史记》，是继《春秋》而作。

司马迁继《春秋》而撰著《史记》，其意是要写成第二部《春秋》。他看到，自孔子去世后，不少人都依照《春秋》而撰文，但大多不合孔子《春秋》之义。他志欲通过撰著《史记》来整齐之。这在《十二诸侯年表》中透露了心声，说：“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16]648-649

从这里看出，自春秋以来诸家采《春秋》之文或意而著书，大都是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取其一点，有的甚至有悖于《春秋》之义。司马迁对这些极为不满，他要全面完整地继承《春秋》，并要撰写出一部史书，盖过一切诸子百家言《春秋》的书。这样，以达到“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俟后世圣人君子”^[16]4027的目的。

总之，司马迁效法孔子，继《春秋》而撰史，写成的《史记》是继《春秋》的一部空前的史学杰作。诚如章学诚所说：“司马迁著百三十篇，自语‘绍明世而继《春秋》’，信哉，三代以后之绝作矣。”^[21]405而班固说，司马迁撰著《史记》，“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22]4。显然，他在这里忽略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司马迁继孔子所作的《春秋》而撰著《史记》。虽然，班固也列了“据《左氏》”，但《左氏》不等于《春秋》，《春秋》是“经”，是“纲”，而《左氏》只是“子”，是“目”。因此，班固的这段话宜为“继《春秋》，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才较为允当。

三是将《史记》比作《春秋》，借《春秋》以自重，体现《史记》的资治价值。

司马迁推崇《春秋》，实质上乃表明自撰史书在治世中的价值。他在《太史公自序》中阐明了《春秋》之义乃是治世，又进而阐明了《春秋》对于治世的重要与作用，说：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16]4004

司马迁把《春秋》看成是无所不包、君臣父子人人皆要领会其旨的政治百科全书；《春秋》是礼治的准则，比法律条令不知要重要多少倍。《春秋》的作用可谓大矣！

司马迁这样推崇《春秋》，一方面固然是受当时时代风尚的影响，一方面则是将自己所撰的史书自比《春秋》，借以表白自撰史书的价值。可以说，司马迁推崇《春秋》，一半是就《春秋》而言，一半乃在评价自己的史书。这要从当时的时代风尚说起。

司马迁生长在汉武帝崇尚儒学的时代里，从汉武帝到朝廷文武百官都十分推崇孔子《春秋》。汉武帝即位后，曾发生了两次儒道之争，但结果都受到尊崇黄老学说的窦太后的竭力反对而失败。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尊儒便公开而明显了。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出焉。二人皆治《春秋》。董仲舒精于《春秋》之义，给汉武帝献上“天人三策”。在其中，他以《春秋》来立论，以为《春秋》怎么样，汉之治世就应该怎么样，这种出发点和举动无疑是十分荒唐和可笑的，但把《春秋》的地位和作用在无形中抬高了。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一开头，就明白说明：“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22]2498“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22]2501在其中像这样以《春秋》之言来立论的有数十处之多。最后，董仲舒提出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纲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2]2523这里的“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实质上就是指孔子《春秋》而言。

董仲舒还夸大了《春秋》的作用，说：“至于杀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23]200汉武帝全盘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定儒学于一尊，乃至于以后诏举贤良对策，也明确要“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

经儒学大师董仲舒这样推崇、宣扬《春秋》，以及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肯定，《春秋》成了举朝上下人人钻研的必修书，不少人都以《春秋》来论证事理，来指导行动；或用来求取功名。请看以下所举的典例：

汉武帝在诛伐大宛后，意欲困胡，乃下诏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16]3518汉武帝以《春秋》之义来统一抗击匈奴的行动。

董仲舒治《春秋》，其弟子及子孙平步青云：“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孙皆以学至大官。”^[16]3800治《春秋》成了步入仕途的“敲门砖”。学生吕步舒，官至丞相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16]3799-3800}。《春秋》之义成了朝廷官员办事的准则和依据。

《春秋》之学渗透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朝廷官员也以雅好《春秋》来标榜自己，抬高自己。酷吏张汤也迎合当时风气，“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16]3811。公孙弘治《春秋》，官运亨通，数年便位列三公，以丞相封侯，打破了汉初以列侯为丞相的惯例。

可见，《春秋》在汉武帝时代的地位之显赫，作用之巨大，成了汉武帝治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朝野上下人们求取功名富贵的晋身阶梯和重要手段。

生长在这一时期的司马迁，不可能不受到这种时代风尚的影响。他曾师事董仲舒，向其学习《公羊春秋》；他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思想，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想在政治上干出一番事业，也想“立言”于世，成就“名山”功业。后来，他遭李陵之祸，在仕途上的进取心消失了，撰史而流传于世的心情愈来愈强烈了，立志写出一部上至黄帝，下至当代的史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偿前辱之债”。

司马迁的这种举动受孔子作《春秋》的影响很大。他在《史记》中一再申说，自己所撰的史书是继《春秋》而作，阐明自撰史书乃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在探求治国之道，要起到《春秋》那样的重大作用。

司马迁明确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16]1050在这里似乎是说，要务求治国，必须注重研究汉代治政的得失。这是发生在眼前的事情，以此为借鉴，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当今的治世者一味地效法《春秋》，忽视治政得失之经验教训，则是当时的社会通病，必须克服才是。而自撰史书，就是要着重总结当世之得失，为治政者提供借鉴，敲响警钟。因而，自撰史书对于治世，比《春秋》更有价值。

但是，要使自撰史书的价值充分显示出来，只好借助于在当时名重一时的《春秋》，通过将自撰史书自比《春秋》，继而十分推崇《春秋》对于治世的价值，曲折地反映出自撰史书对于治世的重要。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乎！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焉能施于后世哉？”^[16]2588对此，张守节说：“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见述作之意，令万物有睹也。孔子以后五百岁而己当之，故作《史记》，使万物见睹之也。”^[16]2589司马迁在这里认为，一个人要显名于世，必须要有名人的宣扬、推崇，否则则名湮不称。

可见，司马迁撰著《史记》自比《春秋》，就有这种用意在。《春秋》名重当时，义垂后世，他表明自己撰史是当仁不让的继《春秋》之作，并且认为自撰史书写古今历史，为治政者提供借鉴的价值乃在《春秋》之上。因而，自撰史书在治世中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这乃是司马迁赞扬和推崇《春秋》的真实用心所在，即推重《史记》！

三、 《春秋》“道义”与《史记》“资治”

既然司马迁推崇《春秋》，自比《春秋》，借《春秋》以自重、扬名，那么，司马迁继《春秋》撰著《史记》，究竟要表达什么样的思想内容？有什么样的良苦用心？这也是需要弄清楚的一个实质性问题。

对于《春秋》的思想内容，历来的学者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庄子说：“《春秋》以道名分。”^[24]148认为《春秋》最主要的含义是“正名”，是为了明确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上下尊卑关系，以稳定社会，达到社会和谐，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为政必先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25]134。所谓“名不正”，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因此，庄子认为孔子的《春秋》之义是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左丘明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26]317这其中实际上只有“惩恶而劝善”是表述《春秋》之义的。这比庄子的“正名”说则进了一步，认为不仅要正名，而且要善则劝，恶则惩，对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则有惩戒之意。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杀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18]138孟子则认为《春秋》写的是“天子之事”，无形中把左氏“惩恶劝善”的范围缩小了，表明《春秋》专门是为天子说话，惩罚那些行为不端的乱臣贼子。

庄子、左丘明、孟子都认为《春秋》具有深刻的含义，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但各人都以自己的见解来阐发其义。到了汉武帝时代，由汉初的信奉黄老道学转而推崇儒学。被称为儒家始祖的孔子，自然被抬高了身份和地位，治《春秋》则成为一种高于任何学问之上的专门学问。《春秋》之义被发掘、阐微，甚至被说得神乎其神。其代表者主要是董仲舒。

董仲舒治《春秋》，下帷讲诵，三年不观于舍园，他阐发《春秋》的大义是：“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16]4003“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22]3509他还说：“《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23]178“《春秋》别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义；采摭托意，以矫失礼，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以纯其美，别贤不肖以明其尊。”^[23]178

董仲舒所阐发的《春秋》之义概括起来，则是“达王事”“正是非”“矫失礼”“长于治人”。这不仅吸收了庄子、左丘明、孟子等人阐发的《春秋》之义，而且有所发展，更强调《春秋》之义中的“礼”，明确指出《春秋》是“长于治人”。

司马迁曾师承董仲舒，《史圣颂》中说他是“闻道董生”。他撰著《史记》，也反复阐明《春秋》之义，说：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16]4003

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旨博。^[16]3785

《春秋》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16]648

司马迁阐发《春秋》之义，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不仅继承了庄子、左丘明、孟子、董仲舒等人所阐发的《春秋》之义，而且有着自己的深刻见解。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即“明王道、辨人事”，“拨乱世反之正”，“礼义之大宗”，以“当王法”“制义法”。总之，《春秋》“道义”，“长于治人”。

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突出地阐明《春秋》是治世之史，宗礼、道义，治君、约臣，简直就是一部后王之法，为后王立法。近人李长之概括司马迁笔下的《春秋》，是“是非”的权衡，是“王道”的纲领，是一切人“通权达变”的指南^[27]149，这很能切中司马迁之意。司马迁太看重《春秋》了，《春秋》在司马迁的心目中简直成了治世的纲领、救世的法宝。

《春秋》果真有这样的大义吗？历来评论者亦持之两端，信其有的，如刘勰说：“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28]283-284刘知几说：“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籍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29]11

而言其无者，郑樵说：“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30]747

其实，《春秋》不是单纯的史书，是孔子不以空言立道，而借史以资治的史书。一言以蔽之：《春秋》“道义”。其实，《春秋》以前的史书就赋有史义。如《楚语》载申叔时论教太子，要“教之春秋，而为之崇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这是古来写史者的传统。孔子作《春秋》，连他自己也认为赋予了一定的惩恶劝善的史义。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18]138但这种史义究竟有多大，是否真正起到“乱臣贼子惧”的作用？这显然是一种夸张之辞。后人阐发《春秋》之义，大多数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都是具有一定的目的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反复阐发和推崇《春秋》之义，其用意就是借阐发《春秋》之义来表明自己所撰之史和《春秋》同样具有很深奥、微妙的史义，是在通过撰史而探求治国之道。这种含义，在《史记》和《报任安书》中多处表现出来。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1]4332这几乎是对撰史目的兜心底的表白，撰史是为了弄清天人关系，考察历史上成败兴亡的规律，以形成自己独特的关于治世的看法和主张，使后之治世者从而观览，从中得到教益。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明创作《史记》五体，都是从治世的角度出发而精心安排的。如作本纪，他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即科条之矣。”^[16]4027通过记载“王迹”的兴起衰落，从中探求治国的得失教训，并以此作为全书“科条”来统领全书。对此，刘知几曾评论说：“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29]11

司马迁撰史，其选择史料，编次人物事迹，都是从治世这一角度出发的。他在《留侯世家》中说：“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16]2487这种撰史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史记》的其他篇章。

司马迁继《春秋》而撰史，表明所撰之史是资治之作，梁启超曾论说道：“孔子所作《春秋》，表面上像一部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然其中实孕含无数微言大义，故后世学者不谓之‘史’而谓之‘经’。司马迁实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故其《自序》首引仲舒所述孔子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若曰：‘吾本有种种理想，将以觉民而救世，但凭空发议论，难以警切，不如借现成的历史上事实做个题目，使读者更为亲切有味’云尔。《春秋》旨趣既如此，则窃比《春秋》之《史记》可知。”^[32]4628这段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史记》是资治之史，是通过撰史以探求治国之道的史学杰作。

《春秋》“道义”，《史记》“资治”，虽然其含义非常相似，但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道义”，是阐明义理。孔子通过作《春秋》，把他所认为正确的一些主张和意旨阐发出来，作为君臣的借鉴和对“乱臣贼子”的告诫，是一种行为约束，至于如何治理国家，为治国者提供借鉴，《春秋》中几乎没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是《春秋》的遗憾。而司马迁撰著《史记》，对资政、治政，有着明确的意图和整体的思考，是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31]4332，“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16]4027，比孔子作《春秋》考虑得更深一层，更透一层。

至于司马迁撰《史记》以资政的具体内容，张大可在《〈史记〉为后王立法，是一部治国宝典》一文中阐述为“国家建构要与时俱进，不断更化革新”，“塑造明君正面形象，给社会以正能量”，“树立以人为本、智慧办事的贤臣，提倡为官清廉、理政为民”，“实行贤者在位、言路畅通，实施开明政治”^[33]四个方面，论之甚详，这里不再叙述。

四、 《春秋》“微言”与《史记》“实录”

既然《春秋》“道义”、《史记》“资治”，那么，他们是如何表达这种撰史旨意？司马迁又是如何继承与创新的？这和以上的两个问题是联为一体的，也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作出明确的回答。

《春秋》，是以历史事件为撰述中心，但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其中寓含着一定的事理。即所谓《春秋》之义，通称为“春秋笔法”，其实质是“笔削之法”，主要就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取舍、撰写而寓褒善贬恶于其中。司马迁阐述说：“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16]2352

对于这种笔削之法，后人很为赞赏，如章学诚，称其为“春秋家学”。他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之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参天地而泣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21]470-471

但是，《春秋》的这种笔削之法，也有其致命的弱点。正因为撰史者“独断于一心”，其笔削之义比较隐晦曲折，深奥难懂，其他人无法理解，无法领会和掌握；正因为要通过笔削之法来表达微言大义，则往往不顾事实，有时甚至歪曲事实，忽略作史的直书传统；正因为要体现笔削之义，则往往失之于简陋，使人看得不明不白，无从领会。因此，《春秋》之义，从其本身往往难以看出其义旨所归，而要通过《左传》的叙事体现出来。

对于这一弱点，桓谭指出：“《左氏传》之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34]正经篇}纪昀也认为：“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35]史部总叙}

司马迁为了表达他的政治理想，为了阐述他的治国主张，在继承孔子微言大义的笔削之法的基础上，敢于实践，勇于创新，运用多维、立体思维，至少从以下五个方面予以体现，给读者提供丰富多彩的视觉盛宴。

(一) 创立五体

孔子作《春秋》，是以鲁国为主的春秋时期的编年史，最显著的特点是有明确的时间顺序，一般的记事都具备年、时、月、日，即使有时无事可记，也标出年、时、月。但这种编年史有着明显的缺点，就是缺乏历史人物活动的完整的历史，往往是记录了一些流水账，被后人斥之为“断烂朝报”^[36]，即破烂的官方文告。

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史书形式不能满足风起云蒸、英雄迭出的时代要求，不能鲜明生动地反映那些叱咤风云的倜傥非常之人的活动历史。司马迁发凡起例，创造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并存的全新的史书形式，以人物活动作为历史的中心来叙写，不仅纵向地反映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三千多年的历史，而且横向地反映出发生在每一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事实以及所产生的英雄人物。与编年史比较，显得更加丰满、充实、完整、系统。

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分析了二体的优劣，较为完备。他先论述《春秋》，说：“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介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29]28-29

接着，刘知几又论述《史记》，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与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之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29]30

刘知几的分析，指出二体之长短，基本上是正确的、中肯的。但说纪传体互见为短，同类相编为短，则是无识。殊不知司马迁互见之妙用，乃是对历史人物褒贬之一法；同类相编，乃反映了司马迁在历史剪裁上的一大贡献，后之史家无不效法。郑樵说：“自《春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37]春秋考}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38]30总之，司马迁创纪传体通史，其功绩深远，在表达“资治”的丰富内涵上，是孔子《春秋》所不能比拟的。

(二) “行事”褒贬

司马迁评论《春秋》，引用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6]4003“空言”，意即只起褒贬作用而不见用于当世的言论主张。对此，司马贞说：“空言，谓褒贬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乱臣贼子惧也。^[16]4004其实说白了，“空言”，就是空有其言，没有历史事实为依据，因而没有说服力，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行事”，指所行之事实，即历史事实，将道理蕴含于其中。孔子已意识到“行事”的重要，“空言”的无用，而就实践来说，孔子作《春秋》，虽然是在叙述历史，但只是记载历史事件的提纲，充其量，只是一本“加料”的“流水账”，让人无从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因而也就削弱了“道义”的深刻含义。而司马迁却通过记载历史事实，寓褒贬于其中。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司马迁记载当代史、评论汉武帝。

从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来看，汉武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开创了汉朝强盛的局面，开辟了辽阔的疆域，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毛泽东评论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39]司马迁对“当今”皇上的看法，主要是通过记载当时君臣的“行事”体现出来，比较典型的是《平准书》《封禅书》《酷吏列传》等，如张汤，是汉武帝时期的酷吏，司马迁如实记载他死时，“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16]3817，并评论说：“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16]3827并借大行李息之口说：“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16]3778在经济文献《平准书》中写道：“张汤死，民不思。”^[16]1730这说明，张汤得到汉武帝的重用，而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反映了张汤为人的另一个方面。司马迁通过对张汤的撰写，如实地反映了汉武帝时代政治的一个侧面，即运用严刑酷法，打击豪强、不法分子，使国家能够平稳运行，而对民生则关心不够，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产生了不安定因素和不满情绪，甚至是反抗情绪。这也说明，司马迁撰著《史记》以资治，观察深入细致，剖析综合全面，既顾及当时之治，也思考到未来之治，“述往事，思来者”，“俟后世圣人君子”。

(三) 互文见义

司马迁继《春秋》，在历史人物的本传叙事中，保持了历史事实的完整性，保持了历史人物的整体性，而在其他篇章中捎带叙述一些特别的事例，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褒贬方法，即互见法。吕祖谦看出这一点，他说：“太史公之书法，岂拘儒曲士能通其说乎？其旨意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意起于彼，若有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踪迹者矣。读是书者，可不参考互观，以究其大旨之所归乎！”^[40]200他看到《史记》寄意深远，指出读是书要“参考互观”，是很有见地的。

司马迁的互见法既完整地、清楚地把历史事实反映出来，又能反映历史人物的全貌，全面地表达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表达作者的憎爱感情。对于这一点，李笠说：“史臣叙事，有缺于本位而详于他传者，是曰‘互见’。史公则以属辞比事而互见焉，以避讳与嫉恶，不敢明言其非，不忍隐蔽其事，而互见焉。《游侠传》不载朱家之事，而述于《季布传》；《高祖本纪》不言过鲁祀孔子，而著于《孔子世家》，此皆引物连类而举遗漏者也。《封禅书》盛推鬼神之异，而《大宛传》云：‘张骞通大夏，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又云‘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高祖本纪》谓高祖豁达大度，而《佞幸传》云‘汉兴，高祖至暴抗也’。此皆恐犯忌讳，以杂见错出而正论也。”^[41]216对司马迁“互见法”以避讳与疾恶解之，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对。其实，司马迁是要通过杂见错出的方法生动地再现历史人物的全貌，寓褒贬于其中。这种互见法要比孔子作《春秋》的笔削之法高明得多。

(四) 直言实录

孔子作《春秋》，由于一味地强调笔削之法，寓褒贬于其中，结果有时简直不顾事实，对尊者、亲者、贤者采取讳饰态度。刘知几对这种做法已予以批评，说：“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29]504

从刘知几所举的两例，就可以看出孔子修《春秋》的讳饰态度。孔子在《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中说：“天王狩于河阳。”左丘明释言说：“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云云，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26]对此事，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

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16]2352

二十年，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16]194

冬，晋侯会诸侯于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叛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阳。壬申，遂率诸侯朝王于践土。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于河阳”者，《春秋》讳之也。^[16]2013

司马迁在这里把历史的真实情况写出，再写孔子要贬诸侯，褒周室，而为王者讳。他这样撰写，显然有一种批评之意。

再如刘知几所举的灭卫不书，孔子在《春秋·闵二年》中说：“狄入卫。”实际上是“不言灭而言入者，《春秋》为贤者讳。齐桓公不能攘夷狄救中国，故为之讳”^[26]2390。

司马迁不取这种讳饰态度，而是忠实于事实。清代学者梁启超说：“旧史官记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其怀抱深远之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实者，惟迁为兼之。”^[32]215分析得很对。

其实，司马迁对孔子的这种讳饰态度不是怎么满意的。他说：“孔子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16]3525-3526}他写汉高祖刘邦，既写他宽怀大度，善于用人，又写他的流氓无赖相以及忌害功臣甚至在危急时连子女性命都不顾的凶残本性；写汉文帝，既写他省刑缓法，与民休息，称赞为“至德君子”，又写他阴忍狠毒，以及不遵守刑法，欲随意定人之罪；写当今皇上汉武帝，既写他开河渠、塞河决等功绩，又写他信鬼神、好征伐、劳民伤财等举动。即使是他极为尊重的“汉之飞将军”李广，也既写他身经七十余战，匈奴闻风而丧胆，也写他私仇公报，斩杀霸陵尉等等。

司马迁的这种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不为贤者讳的撰史实录精神，赢得了后人的称颂。诚如班固所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2]2738

(五) 直发议论

为了表达“资治”的思想内容，司马迁不仅通过“行事”来阐明，还通过“太史公曰”的形式来直接发表观点，抒发感慨，阐明资治的道理。可以说，每篇的“太史公曰”，都是比较精彩的史论。而这种议论，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不是凭空发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这里仅举一例，例如，对于秦朝的灭亡，司马迁在有关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中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其灭亡的原因，启示人们从秦亡中思考成败得失，以得出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治国理念。

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16]922指出秦朝“无尺土之封”并不能达到长治久安，国家兴衰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封侯，而在于是否行德。

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说：“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16]3108-3109}且不说李斯是秦朝兴衰的功臣还是罪臣，就论李斯的行为对秦朝兴亡的影响，司马迁认为李斯不注重补主上之缺，只是一味地顺从皇帝，导致秦朝严法酷刑，民怨沸腾；认为李斯患得患失，被赵高挟持，而废掉比较仁慈的长子扶苏，立了只知贪图享受、不顾民生的胡亥；认为李斯在秦朝土崩瓦解的时候才想到要谏争，实在是无济于事，过错已经犯下，简直是不可饶恕。因此，可以说，李斯对秦朝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像这样的评论很多，可以说是见解非常深刻，引人深思。

综上，司马迁继《春秋》撰著《史记》，自比《春秋》，推重《史记》，在继承孔子笔削之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创立五体、行事褒贬、互文见义、直言实录、直发议论等多种方法，立体地体现出《史记》资治的深邃思想，使得《史记》更加含蕴丰厚，更加光彩夺目；也使得《史记》对于资治，为后王立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更有价值，真正成为“资治之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