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学术界对司马迁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统计，本年度共发表有关司马迁研究的论文73篇，其中期刊论文67篇，硕士论文1篇，辑刊论文1篇，会议论文1篇，报纸论文3篇。学者们从经济、史学、文学、军事、音乐等不同角度对司马迁的思想与学术进行了阐发，有力地推动了司马迁研究的发展。

一、 关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研究

司马迁对经济问题十分重视，在《史记》中专列《货殖列传》《平准书》等篇章来阐述其经济思想，形成了独特的见解，对此，学者进行了研究。

孙洪升、宋一淼认为司马迁提出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人的本性是追求财富; 第二，求富的结果不同，导致社会贫富差别，这是自然的社会现象; 第三，农、虞、工、商等部门的经济活动是自然形成的，手工业、商业和农业同等重要; 第四，社会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调节机制，所以最好的政策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1]

邓皎昱通过对《货殖列传》中典型人物经营方式的分析，梳理了司马迁的商业经营思想。指出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以肯定人的趋利本性为基础，阐发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我们应该顺应经济规律，农、工、商、虞不可偏废，市场自身有其调节功能，政府应“善者引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2]

徐慧芳立足于《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淮书》《河渠书》，论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对人性求利求富本能的肯定; 二是较早地提出了社会分工的理论; 三是对商业的重视，素封论的思想; 四是主张因地制宜，以奇求富的思想; 五是对获得财富的路径取向，主张本富，反对奸富，号召人们在致富路上要走得端，行得正; 六是“善因论”国家宏观管理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思想。认为这些思想是先进的，具有前瞻性的，对于我们当今社会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3]

陈奕霏、张智武从“自由”“富利”“善因”三个方面论述了司马迁的道德经济思想，并将其与我国当前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相结合，分析其思想对当前的启示。^[4]

张学博指出，司马迁通过对道家经商治国的经验进行理论提炼，提出了国家治理经济的四个原则：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教而育之，整而齐之。在这四个原则之中，善而因之是其基础与核心，要按照商品经济自身的规律办事。其次是用利益来引导，用教育来引导，然后才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来进行调整。^[5]

马格侠指出，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阐述秦汉经济发展区域性特征的学者。《史记·货殖列传》既按照六大区域对中国各地物产分布及产业特征进行了论述，又第一次对中国经济的区域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认为当时全国经济的重心是在黄河中下游的关中地区，主要产业部门是农业，商业中最发达的产业是盐铁业。当时全国城市的发展呈现出地区发展不平衡，南北不对称的特征。长江及珠江流域的开发虽不充分，尚未形成农业经济的规模，城市发展仍处于点状阶段，但区域经济的特征已初具雏形。^[6]

学者们还把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作了对比研究。任达、乔欢欢、舍怡彤依据《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食货志》，从农商并举还是重农抑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还是为义舍利、富者仁还是为富不仁等方面，论述了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的异同。^[7]吴桂美对董仲舒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作了对比。指出董仲舒虽认为义利都是人生而具有的，只是各具不同的功用，但对人们逐利的行为持贬低的态度，将其看成是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因而主张以义制利，主张国家应采取一系列措施对人欲及经济进行积极调控。司马迁则不仅肯定逐利是人的本性，天生就有，并且认为利可以促成义的形成和施行，因而司马迁对经济更多的是持一种放任、引导的态度。^[8]

二、 关于司马迁的史学成就及其评价研究

司马迁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纪传体通史的编撰者，其所取得的史学成就是令人瞩目的，因而对其史学成就的研究，历来为学者们所重视。

陈其泰认为，司马迁在继承先秦史学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发展。《史记》体系气魄宏伟，由“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种体例互相配合而成，记载了丰富生动的内容，因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司马迁在记述历史时突破了以往单一的视角，发展为多维视角。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时间维度; 二是人物活动维度; 三是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这种运用“多维度历史视野”编撰史书的方法，对后代的史学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

周虹云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摒弃了世俗观念及个人情感，站在一个史学家的高度，对秦始皇、汉武帝等颇受争议帝王的是非功过和成败得失，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记述评价，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姿态，严谨务实的科学精神，秉笔直书，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正是其“史德”的集中体现。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和丰富的历史事件，他采用寓论断于叙事并将叙事故事化的手法，在对故事的记述中蕴含了深刻的处世哲学，这是他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遗产，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10]

赵宇鹏、史海嫣、贾玉洁通过对《李将军列传》的分析，说明了《史记》的每一篇章都蕴含了作者司马迁的实录精神。^[11]王俊杰、赵金广指出，司马迁对孔子以一字寓褒贬，在严谨的措词中表达爱憎之情的“春秋笔法”，非常崇拜。“寓论断于序事之中”就是“春秋笔法”在《史记》中的继承与发展。司马迁以“寓论断于序事之中”的写作方法来书写历史，褒贬是非，劝善惩恶，行使史家对历史的裁决权，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

任刚指出，伍子胥复仇、忠直的行为，在历史上影响大，对其记载较多。司马迁通过梳理选择有关材料，按既定的宗旨与体例，深刻明白地把整个过程叙述出来。梳理选择材料的过程是《伍子胥列传》的成书过程，也是一个“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过程。^[13]

对于司马迁的史学成就在历史上并非只有高度评价一种声音，还存在着批评的意见，对此，学者们亦有探讨。娄梦然认为，苏辙撰写的《古史》一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即是对司马迁的史学批评。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史书的采撰上，存在“不得圣人之意”和“数年不书一事”，也就是失实和缺漏两个问题; 二是在历史人物的品评上，不尊名教，忽视伦理，有失恰当; 三是在历史事实的评析上，过于片面，定论之时只顾眼前事，缺乏深入剖析。^[14]

刘园园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叶适对司马迁破坏孔子所创立的“史法”的批评：一是在史料的选择上，司马迁不重辨伪和不重史义; 二是在撰写方法上，叶适反对司马迁开创的纪传和大事年表之法，推崇简明、直观的编年体例; 三是在史义和史评方面，叶适认为孔子修《春秋》既完善了史书的批评功能，又确立了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史义内涵。而司马迁并不以儒家义理为史义准则，从而毁坏了“史法”中“示法戒”的作用。^[15]

三、 关于司马迁军事学思想的研究

司马迁通识兵书，在《史记》的众多篇章中表述了他的军事思想，对此，学者们亦有关注。

刘洪生认为，司马迁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严明的军纪是制胜的永恒法宝; 二是士兵永远是战争的主体; 三是对战争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指出《史记》不仅是一部古代最完备的战争史，更蕴涵着系统科学的军事理论，深刻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即使今天，仍是世界人民宝贵的思想资源。^[16]刘洪生还认为，《老子》一书包含有丰富的军事哲学思想，司马迁高度认同并自觉接受了老子辩证的军事哲学思想，并将其融汇在《史记》的写作中。老子的军事思想为司马迁所吸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战争的起源——私欲是导致战争的根本; 第二，战争的影响——高度的危害性; 第三，根本战略思想——善战的理念; 第四，对战争复杂性的认识。^[17]

王俊杰、赵金广指出，司马迁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角度对战争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式叙写。他用天象灾异影射天下形势，天道观与“三五之变”观是他天时观的两翼。司马迁广博的地理知识使他写地利时得心应手，他不仅重视地形，而且注重地势在战争中的作用。他通过对历史的实录，向世人反复强调这样一个社会规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司马迁对天下大势成竹在胸, 他叙写错综复杂的战争历史时显得高屋建瓴、宏阔深邃。^[18]

吴名岗分析了司马迁对《孙子兵法》的论述。司马迁认为《孙子兵法》“切近世，极人变”，赞扬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用《孙子兵法》评价张良“无智名，无勇功”。评价田单“奇正还相生”，战胜燕军，收复齐国七十余城。评价《孙子兵法》“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 外可以应变”，将其升华到了“道”的层面。^[19]

四、 关于司马迁音乐思想的研究

李波认为，司马迁在《乐书》中简要记述了尧舜禹直至汉武帝时期的音乐历史，涉及音乐事项相对有限。而班固的《礼乐志》则侧重记述了汉代制乐历史，其音乐史涵盖内容较为丰富。两部史书记载音乐历史相关内容反映出以天子为中心的社会政治音乐史观与以朝廷制乐活动为重心的雅乐史观的不同。其原因与史家的写作思路、文化思潮影响以及社会音乐生活变迁等因素有关。^[20]

杨冬菊通过梳理《史记》中有关李延年的记载，指出司马迁笔下的李延年，既是一位受人厌恶、轻视的佞幸之臣，又是一位音乐才能卓越超群的音乐人。他对李延年的记载是真实的，对李延年的评价也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不论是褒或贬，均表现出司马迁强烈的爱憎和鲜明的倾向性。^[21]

五、 关于司马迁文学成就的研究

李英霞认为，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语言大师，他的高超的语言艺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通俗质朴、灵动活泼是其语言风貌，而传神与传情则是其内在的语言精神。^[22]

可永雪指出，司马迁极为关注人物的“为人”。他为人作传，每每要“想见其为人”。而这一过程，实际就是作者为所写人物塑像、捉魂的过程。司马迁对人和人心的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广度和高度都是空前的:从研究普遍的人性到解剖个体人物，从捕捉和锁定特定情势下人物的心理心态到民族性格劣根性的探掘与曝光，因此，司马迁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懂人心的人。^[23]

徐福义认为，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对五位刺客的事迹进行了生动的描写，通过对这五位刺客的事迹和行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无论是报恩，还是为国家利益而做出的刺客行为，希望得到认可和重用、为知己者死是其共同的文化心理。^[24]

罗开凤分析了“爱奇”在《史记》中的表现、“爱奇”与“实录”的关系、爱奇的原因、爱奇的意义。认为司马迁的爱奇主要表现在“奇闻”“奇人”“奇事”和“奇文”四个方面。司马迁“爱奇”与“实录”的关系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爱奇”实际上是符合“实录”原则的，如记载神话传说等奇闻逸事时遵循“实录”原则，处理史料时谨遵“实录”原则; 二是“爱奇”对“实录”的促进作用，司马迁“爱奇”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实录”的表现方式，也使“实录”原则下记载的内容更加丰富。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楚文化的影响，思想包容、博采兼收以及独特的个人经历是司马迁爱奇的原因。^[25]

六、 关于司马迁与儒学、道学的关系研究

权玉峰认为，儒道两家思想对司马迁有着重要的影响，并贯穿于《史记》全书之中。司马迁对儒道思想的认识，体现在其创作方式上。从儒道两家代表人物在《史记》中的地位，以及记叙各家代表人物的行文措辞和表现手法可以看出，司马迁既有对儒家入世等思想的肯定和对汉儒的反感，也有对道家无为自然的认可和对小国寡民的否定。其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对儒道两家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儒道结合思想。^[26]

王晴从时代文化、家学渊源、个人性情三个方面论述了司马迁与道家思想的关系，认为在司马迁思想中有道家思想的痕迹。^[27]

秦静对主张司马迁作《刘敬叔孙通列传》主旨是表彰刘敬和叔孙通的功绩的看法提出了质疑。通过考察司马迁的政治观、价值观、个人遭遇和笔法，认为司马迁是运用“曲笔”，寓贬于褒，通过刘敬与叔孙通二人的对比来深刻揭露汉代儒者见风使舵、曲意逢迎的丑恶嘴脸，由此表达对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不满。^[28]

陈新宇认为，司马迁的创作与汉代经学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他借鉴了汉代经学的精华，并且不断地推陈出新，丰富和发展了汉代经学知识的内容。^[29]

七、 关于司马迁精神的研究

丁德科、马雅琴、梁建邦指出，司马迁精神，核心是礼义一统。基本内涵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铁肩担道义”，反映了司马迁《史记》强烈的历史使命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史圣的崇高致世信仰; 二是“妙笔著文章”，是司马迁实现礼义一统社会政治理想的重要途径，体现了司马迁作为文人的处事作为; 三是“理性并辩证”，概括的是司马迁《史记》认识分析事物的思维品质与方法，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哲人的思维特质; 四是“尚古更崇实”，反映了司马迁《史记》以历史的经验教训警世醒世，唤醒人们的切实追求，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学者的人文风范。^[30]

邓紫晨从苦难是财富、信仰是真正的精神支柱两个方面，分析了司马迁的精神。^[31]可永雪指出，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后，受到春秋时代“三不朽”思想的启示和古圣先贤榜样的感召，“隐忍以就功名”，在生死炼狱中悟出、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死观、荣辱观，并将其从讲究气节，维护人格尊严的层次，提高到实现人生价值的层次，坚定了通过“发奋著书”实现人生理想的信念，决心为中华述史，为民族写心，最终完成了《史记》的写作。^[32]

柯镇昌指出，司马迁在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与其贵族精神密切相关。其贵族精神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作品体现出深邃的哲思，常常流露出对历史与现实的超越; 二是作品中表现出关爱社稷民生的思想，展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三是热爱荣誉、追求高远的强烈意识; 四是在艺术创作中体现出勇敢创新、追求自由的美好精神。司马迁鲜明的贵族精神的形成，与其出身、成长经历及坎坷命运密切相关。西汉盛世造就贵族精神的张扬，汉武帝专制又导致贵族精神的消解，司马迁的贵族精神属于时代之顶峰。^[33]

八、 关于司马迁学术史的研究 (一) 对司马迁学术渊源、学派归属研究的回顾

何发甦梳理了学界关于司马迁学术渊源、学派归属的诸种观点，即学归儒家或儒家为本说，学归道家或道家为本说，儒道相通或互补说，学归墨家说，综合取义、自成一家说等。认为这些观点大体都能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这正揭示了司马迁思想的综合性。就司马迁的思想倾向而言，司马迁是推崇儒学的，《史记》的撰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应该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达。^[34]

(二) 对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回顾

石超从关于“发愤著书”的说法、“春秋笔法”的理论、“立言扬名”的思想、传记文学的创作理论、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整体分析、司马迁审美观念的详细解释六个方面，对学界研究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整理。认为在对司马迁文学思想的研究中，梁启超、鲁迅的相关研究成了分水岭，在此之后，该领域的研究呈现出系统化、条理化的显著特征，并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使其不断延伸，广度以及深刻程度达到了较高的层次，为该领域的研究体系最终系统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

(三) 对司马迁研究学术会议的综述

2015年10月24日至26日，由中国史记研究会与渭南师范学院联合主办，汇集了近150名海内外研究学者，以“《史记》与人文精神”为主题，“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学术会议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在渭南师范学院召开。朱枝富对这次学术会议的情况进行了述评，指出在会议期间，除开展学术交流和讨论外，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祭奠司马迁，参观《史记》研究展馆，考察鸿门宴遗址公园、古潼关岳渎阁、函谷关。每一项活动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从中领悟到许多书本上读不到的知识。^[36]

综上所述，2016年关于司马迁的研究，仍然成为秦汉史研究的一大亮点，具体表现为：一是研究的涉及面较广，包括司马迁的经济思想、音乐思想、军事思想、史学成就、文学成就、学术史回顾等诸多方面; 二是研究的队伍数量可观，以教授、博士为主体，硕士研究生成为新生力量，为研究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 三是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且不乏颇有影响力、质量较高的成果; 四是《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继续保持着司马迁研究主要阵地的地位，其教育部名栏“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栏目共发表有关司马迁研究的论文22篇，占到总数的30%，不仅发文数量多，而且引用、转载率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