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结(complex)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为一种藏在人的神秘心理中强烈而无意识冲动。弗洛伊德体系，或荣格体系的学者们，对情结的特殊指向有很大差别，却都承认并肯定情结的重要性。实际上，情结是心理学一种的描述。在弗洛伊德看来，情结是一种被意识压抑、持续存在于无意识中的内心活动，它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欲望。显然，弗洛伊德的论断得到世人的认同。

古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乡给予一个人的滋养(包括语言习俗)，会伴随影响其一生。无论这个人怎么变化，那些从小培养起来的思维习惯、待人接物方式、为人处事原则，已经潜伏于内心深处，几乎很难被改变。这便是中国人的文化胎记、生命烙印，换句话说就是乡土情结。

乡土社会，是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逐渐积累沉淀下来的。乡土是组成一个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部分，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根基和命脉。它所给予人们的，是物质生活，也是精神世界的享受。所以说，文学意义上的乡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也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碰撞的产物。

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学形态，乡土文学是以表现人类普遍的乡土情怀，以人类觉醒的文化意识与哲学眼光审察我们特定的乡土历史与文化，包括地域风情、乡土习俗、人文心理，以及时代特征。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史告诉我们，乡土小说和乡土散文(统称乡土文学)，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汉语文学创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总之，研究乡土文学就必须搞清楚乡土情结这个概念，它是乡土文学的核心因子，纠缠于每个人精神家园的一方港湾，更被深藏于作家内心的隐秘之处，使之“剪不断，理还乱”。著名评论家柯灵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土地。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想到它。逢年逢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想到它。辽阔的空间，悠邈的时间，都不会使这种感情褪色：这就是乡土情结。”^[1]陈焕新先生更是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得出结论：“乡土情结’现象是诸多文学现象中的一种，它对于乡土作家文学观念的形成，创作方法的选择，艺术境界的追求，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2]

现代心理学通常把人的情感分为愤怒、悲哀、恐惧、厌恶、快乐、喜悦等，而眷恋情结和憎恶情结便处在情感轴线的两极。本文要重点讨论的乡土情结，就包含在眷恋情结中，是作家情感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突然迸发。创作活动本身告诉我们，它是情感宣泄的一种选择，驱使作家将深藏于内心的、无形的情结通过文字这个特殊载体传递出来。显然，作家因由乡土情结激发创作出来的作品，无疑就是情感宣泄的产物。现代心理学把内驱力定义为推动主体采取某种行动的心理动力，而情感便是其中的核心因素。

很多作家的乡土文学创作动力，来自于被现实刺激的乡土记忆。换句话说，作家关于乡土的情感经验，来自他所生活过的乡土情感烙印。这是一种有趣的现象，作家们的写作对象常常与乡土情结密切相连，譬如“鲁迅‘绍兴乡村生活’、沈从文‘湘西乡下’、萧红‘呼兰河畔’、刘绍棠‘京东运河两岸’、汪曾祺‘苏北小镇’，都是和他们的乡土情结密切相关的艺术世界”^[2]。

著名诗人艾青说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3]145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中国作家的心中凝聚着深沉执着、真切炽热的乡土情结，呈现出来的是作品散发着浓郁的乡愁、乡情、乡俗。那是发自灵魂与生命深处的、对于故土家园的情感纠结，渗透着作家对乡土的眷恋皈依与对社会人生的反省体悟。正是乡土情结推动着乡土文学走向繁荣与成熟，并使其区别于其他文学思潮，进而成为众多文学现象中值得深入研究的一种。

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位作家，沈从文与贾平凹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成熟产生了巨大作用，人们对他们的研究已成“沈学”“贾学”之势。沈从文已经是经典作家，具有了世界声誉，而贾平凹走在经典化的路上，也在世界文坛产生着广泛影响。众所周知，贾平凹能取得今天这样骄人的成绩因素很多，一个重要方面来自他自觉向文学大家沈从文学习借鉴，使他笔下的商州世界具有了湘西世界的审美内质。这也给当下的中国文学带来诸多启发与思考。

文学现象自有惊人相似的地方，比如好些初学写作者是从模仿成功作家开始的，贾平凹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先后向庄子、苏东坡、冯文炳、沈从文、福克纳等大师级作家学习借鉴，潜心汲取他们的艺术养分，精心打磨自己的艺术才华。这其中沈从文对贾平凹的影响最大，因为他们有着相似的创作心理、价值取向、文化意识、审美选择、乡土情结。著名文学史家、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曾经总结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贾平凹是文学史上沈从文的重复和延续。沈从文书写美好的湘西社会，抗战时期后出现了残酷，他就没有写这种残酷。贾平凹的成功是他把沈从文后面没走完的路走下去了，他的长篇小说《秦腔》就是一曲乡村衰败的挽歌。”^[4]盐城师范学院教授陈非在论文《贾平凹早期小说中的“《〈边城〉图式”》中指出，显然贾平凹“早期的多部中长篇小说套用了沈从文的‘《边城》图式’，如‘一老一小’的家庭结构、‘一女二男’的爱情模式、以‘绳渡’为支撑的叙事平台以及将爱情故事与民俗传奇血肉交融”^[5]。而后的许多论者也指出了贾平凹向沈从文学习的证据。

贾平凹也从不掩饰自己对沈从文的热爱与赞赏，他曾对青年评论家章学锋说过：“接触了沈从文的作品以后，才知道沈从文写了那么多好东西……我给出版社写信——这辈子给出版社就写过这么一封信，为沈从文这书，我跟他们说，以后再有这人的书咱能不能多给搜集点儿来。”^[6]读过《沈从文文集》后，贾平凹非常钦佩地说：“信手来写，放得开，收得合，而开合间的圆润之处，沈氏大知。此等文法，必得天资好的人用之，必得文笔补救，其没骨写意法。文章作得随意如水，沈氏是大天才也。”^[6]作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院长，贾平凹曾给学生开过写作课，专门讲过沈从文的生平作品与创作风格，从温暖、阴柔、唯美和神性等方面分析沈从文作品的审美特质。他曾坦言沈从文作品对自己创作的启发和领悟，大意是这样的：文学才能不是在学校培养的，是“大自然的产物”，应该“写出人的理想，写出人对自身的追问”；社会和文坛复杂多变，一个作家的精神要“浩淼无涯，与天地往来”，特别是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你可以不反抗，但要能“隐忍”，要静水流深。^[6]

凝结于作品中相似的乡土情结，对于两位作家的影响和意义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乡土情结成就了沈从文、贾平凹，使他们及其作品走出国门享誉海外；第二，他们创作的成功，带给当下中国文学许多启发；第三，贾平凹对于沈从文的自觉学习借鉴，也为繁荣陕西文学指明了一条路径。

沈从文、贾平凹多次谈到自己的“乡下人”身份，以及对故乡的挚爱与怀恋。这种对乡土的深情，就是作品中表现出的、浓得化不开的乡土情结，既是他们创作的审美支点与动力源泉，也是其乡土文学具备独特性的重要因子。对乡土的眷恋，对沈从文、贾平凹的创作有着重要影响，是他的乡土文学作品区别于其他作家作品的重要特征之一。他们的作品充满对乡土的眷恋和赞美，以及对都市的蔑视与排斥，形成一种乡土文化与都市文明相互对立、尖锐冲突的人生领域和文化环境。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作成书最多的作家之一，沈从文一生结集出版《萧萧》《三三》《边城》《长河》《湘行散记》《湘西》《从文自传》等80多部作品，其出手速度之快、作品数量之多，令同时期文坛同仁惊讶。他以“乡下人”那种令人敬佩的迂执、以卷帙浩繁的个体文本构筑出了一个令无数读者向往的世界。那里承载着健康、完美的人性，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正是沈从文全部创作所担负的使命，也是他的创作走向世界的奥秘之所在。“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因有了沈从文而以一个无比淳朴的、自由的、溢满了生命力的王国出现在世人面前。他成为湘西人民情绪的表达者，他本人即是湘西的魂魄所在。”^[7]显然，沈从文是从幽僻的“边城”走向世界的。湘西世界已不再是他个人的故乡，也渐渐幻化成亿万读者为之沉醉的文学“原乡”。可以说，湘西世界奠定了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也对国际华文文学发生着强大影响。马悦然在论及沈从文时曾说：“鲁迅与沈从文则完全有资格跻身诺贝尔文学奖……沈从文是五四以后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8]2-3

前边已经做过分析，沈从文对贾平凹的影响最大，从沈从文这里获得熏陶启发，贾平凹把创作的根扎在故乡商州，他是“饱含深情地歌颂商州那神奇优美的地域风光，弘扬生活其上人们健康、纯净、高尚的道德品质；作为游走于都市的边缘人，时刻疏离排拒着现代都市文明，形成一种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相互对立、尖锐冲突的人生领域和文化环境。乡土情结构成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审美支点，促使他爆发出神奇的创作灵感，取得巨大实绩”^[9]。自1970年代步入文坛，至今已创作发表作品逾千万字，出版散文、小说、诗歌作品近百部。仅就长篇来说，《浮躁》《废都》《土门》《怀念浪》《高老庄》《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极花》等近二十部，获得包括茅盾文学奖、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等国内外100多项文学大奖，作品被译为法、英、日等60多种语言，还有大量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特别是他倾注心力构筑的“商州世界”，确立起贾平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贾平凹成就了商州，让偏僻闭塞的商州名扬天下走向世界。可以说，他站在鲁迅的乡土写实派立场，赓续沈从文的乡土浪漫派传统，不仅吟唱“田园诗风”，而且在对乡土的描述中融入国民性批判，在现代乡土文学的“两大母题”之间持续发力，将新时期乡土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比如长篇小说《秦腔》，就写出了中国乡土世界的衰败和传统文化的式微，以及整个乡土生活秩序被瓦解之后，城市的疯狂扩张和渗透把乡土文明那最后一块柱石也销蚀掉了。1930年代，沈从文以《边城》创造了一个人心往之、多姿多彩的乡土乌托邦，时隔70多年，贾平凹却以长篇小说《秦腔》给消解得云烟无存。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大轮回，也是现代化大潮裹挟下中国乡土文明的必然命运。

可以说，沈从文、贾平凹他们在现代文明与传统观念冲突的特殊场域挖掘出乡土中国文明进程的历史趋向，努力寻找融汇着“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崭新结构。这是一种宽广的文化视野，可以说，文学上的“湘西”与“商州”垫高了20世纪中国文学，而“湘西世界”“商州世界”与现代都市的对立与互补，显示出对峙两端的文化价值所在。也即，他们俩以“乡下人”的眼光审察民族文化，以现代人的思想意识与忧患精神观照民族命运走向，倾注着对民族文化心理、人类文明前景的深切思考。国内学者赵学勇教授最早对沈贾进行比较研究，指出：“沈从文和贾平凹的小说是风俗画，也是地方志，他们对湘西、商州的地域景观与乡俗民情的发掘垫高了各自文学领地的文化品位。”^[10]268

考察中国文学史进程得知，作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最先以艺术的审美对湘西民俗文化肯定赞颂，改变着五四新文学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批判否定；50多年后，另一个“乡下人”贾平凹继承沈从文的创作理念，以诗意的情愫彰显商州民俗文化，改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当代文学对传统民俗风尚的遮蔽。他们的努力实践，纠正了100多年来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缺憾谬误，给艺术审美提供着新质活力，更是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

沈从文、贾平凹孜孜以求、勤奋耕耘，使乡土文学大观园开出艳丽的花、结出硕大的果实，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读者和历史是作家及作品最公正的裁判。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沈从文与贾平凹的作品持续升温，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持续的热点。受到研究者们的热捧，已然有成为“沈学”“贾学”之势，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能出其右者只有鲁迅等寥寥几人。

沈从文、贾平凹创作的巨大成功，我们已经作了具体分析。他们因乡土情结创作成功的本身，也给当下的中国文学带来诸多启发与思考。

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离不开政治，必然要受到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作家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分子，如何处理好创作与政治的关系显得微妙而复杂。文学绝缘于政治和商品，沈从文以其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给出了肯定答案。他对于政治保持着距离和警惕，尽力避开政治争斗的漩涡，努力寻求一种独立的作家身份，既不从党派政治的视角切入，也不从现代商业文化的角度展示，而是自立于海派文学与左翼文学之外，坚持那种地域和民族的文化历史立场，建构他自己心目文学的“希腊小庙”。由此，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寂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期的冷遇，便成为自然不过的事。然而，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无法被时代和历史遮蔽的。沈从文是坚韧而倔强的，无法坚守自己的文学理想时，哪怕放弃写作改行从事中国服饰研究，也不写那些跟风的、歌功颂德式的文章。沈从文为此付出了代价，然而，近半个世纪后，曾经倍感寂寞的沈从文，正以一个纯粹知识分子的伟岸人格与端庄品行走进千千万万个读者心中，也永远定格于历史。

无疑，沈从文的政治境遇给了贾平凹一些鉴戒，使得他不像沈从文那样独断坚硬，而是与强大的政治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纵观他的创作历程，贾平凹是在艺术自由与政治颂歌之间走钢丝，努力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羁绊，时时游离于时代主流话语与个性语言之间，崇尚豁达退让隐忍，追求“青天一鹤见精神”的超然境界，孜孜以求地建构自己理想中的艺术世界。贾平凹认为，作家“摆脱不了政治”，每一位作家都“有责任记录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要关注现实和人类文明进程。^[11]我们不能不佩服贾平凹的聪明，他显然很清楚自己虽然生活在一个开放和平的社会，但主流意识形态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文学的控制。因为《废都》中过多而过露的性书写，贾平凹遭受了一些来自政治与社会的压力，但与沈从文1949年前后的经历相比，他所承领的压力非常有限。这表现在，贾平凹并没因此搁置手中的笔，依然勤奋耕耘于文坛，之后又创作出版多部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秦腔》还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是官方对他的最大肯定。因为，此时的文学环境已发生很大改观，政治不再直接干预文学，作家享有了远多于20世纪50年代的个性与自由。

文学受制于政治，也离不开政治，但文学不能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必须与政治保持适当距离。略萨曾说：“文学是一种行动方式，要反映并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不过在创作时，文学要与具体问题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太近，否则会失去文学作为艺术的感染力和影响力。”^[12]这句话说起容易，但做起来非常艰难。

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优秀代表，他们的文学作品分别肇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70年代末以后。当时的社会大变革吸引着作家们投身于文学创作事业，遗憾的是大部分作家被政治形态、主流话语所左右，创作出的作品失去文学的本真，经不起岁月的淘洗，已然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沈从文、贾平凹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异类”。这两个天才型作家独辟蹊径，以彰显个性的价值选择与孜孜不倦的文学追求自立于时代文学潮流之外，把自己看作“乡下人”与都市里的边缘人，用诗化而瑰丽的语言分别营造出理想化的湘西、商州精神家园，使他们与其作品一道走出国门，为中国文学赢得世界声誉划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两位不同时代的作家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源于他们高贵的文学理想与不懈的创作实践，更来自贾平凹对沈从文的自觉学习与借鉴。

总之，“乡下人”与边缘人的身份认领与坚守，是沈从文与贾平凹给予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和启示。创作必须要有自己的根，要有自己的价值选择和艺术追求，要与政治保持适当距离。

前边曾谈论贾平凹对沈从文的自觉学习借鉴，以及这种学习借鉴对中国乡土文学的意义，为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特别是陕西文学繁荣发展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正是由于向沈从文学习汲取养分，加之自身不懈追求，贾平凹才成长为文学领域的参天大树，葆有旺盛的艺术活力，拥有无数的中外读者，其影响已延伸到世界各地。

贾平凹的成功，带给我们很多启示。陕西是文学大省，但在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叶广芩、红柯等之后，陕西文学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断代现象。不可否认，这些作家之后，几乎没有中青年作家、作品在全国文坛整出大影响。振兴陕西文学、再次发起“陕军东征”，便显得非常迫切重要。这个事说难也难，因为文学已经边缘化，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少了，也更加功利了；说容易也容易，因为文学是个体劳动，最好的捷径是从阅读借鉴大家的作品起步。在这方面，陕西写作者有着先天的独家优势，成功的贾平凹就在身边，他的作品又多，拿来好好阅读学习就是。显然，贾平凹已是陕西文坛众木成林的一棵大树，他学习借鉴沈从文弄成了事，我们不妨就以阅读借鉴他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