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Vol. 32
今天，在加快全球化趋势下，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相比而言，两千多年前曾经辉煌一时的“丝绸之路”却已沉寂太久。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设想。“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虽然有现实客观需求，也有较强的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的内在动力，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存在诸多历史、社会、文化、经济和地理等极其复杂和不利的影响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国家和地区大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地区，还处于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需要从落后经济转变成发达经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到成熟的市场经济，从低级的产业结构转向结构升级，从分散的生产和市场转向区域经济一体化，以至于参与全球化的分工和贸易。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带有比较鲜明的粗放型增长特征[1]，按照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观点，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基础上的生产率的提高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而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没有技术进步意义上的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往往不能持久，创新才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2]。“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似乎还不符合标准的内生增长模式，如何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正在构建中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设想和基础设施在其中的作用是怎样的？本文从新贸易理论、新地理经济学的视角，观察中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考察通信基础设施的作用，通过实证检验来寻找“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和依据。
1. 相关研究综述区域经济一体化一方面表现为地理上相近的国家或地区在经济上的联合，企业面对的市场扩大，资本和其他要素流动，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壁垒和障碍逐渐减少；另一方面表现为跨国家和区域的组织机构的设立与协调。企业生产和贸易要跨越一国边界，从经济内生的角度看，存在两方面的冲突：一方面消费者追求消费品种的多样化，以达到更高的效用水平; 另一方面，在较高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生产者出于对资源约束和成本的考虑而存在生产上的规模经济，通过减少产品种类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水平。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下为这一两难冲突构建了一个简洁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一个规模扩大的统一市场更能够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同时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这一模型如今已经成为新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标准工具。克鲁格曼在此基础上发现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规模经济有关，他在其新贸易理论的开山之作《递增报酬、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非比较优势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国际贸易正是由内化于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所驱动。[3]因此，跨地区贸易可以是国家或地区之间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也可以是扩大市场和促进规模经济发生的一个途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国际贸易是企业追求规模经济、扩大市场的结果，贸易的作用与劳动力增长和地区集聚作用是相似的。[4]
但是，由于国界的存在，要素难以流动，现实中的国家和地区间的空间和地理结构也比想象中的复杂得多。在新地理经济学中，基础设施成本和规模经济之间的权衡是决定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的关键因素。交通运输、通信、金融、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国际贸易、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一体化及地区间专业化分工中具有关键作用。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使信息传输更加便捷、信息获取成本更低的同时，也改变了成本规律，改变了物质要素的替代关系，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来改变生产和收入分配方式。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条件下，传统物质要素的重要性降低，信息要素的重要性逐渐提高，而且及时快速和信息共享的情况下，物质要素的耗费也会减少。[5]基础设施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发展[6]；非平衡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艾伯特·赫希曼认为运输、通信、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是经济未来增长的基础[7]；Yoo和Kwak运用韩国的数据证实了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8]；Datta和Agarwal使用动态面板数据对OECD国家的估计结果也证实了这种关系[9]。由此可见，通过通信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可使不同的地理区位在空间上相连互通，供需和生产、流通信息的传递高效及时，降低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对促进贸易、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具有积极而决定性的意义。
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和测度在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中，陕西战略定位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相对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陕西作为“新起点”有着崭新、丰富、独特的内涵：根据陕西位于全国几何中心的特点，着力打造通江达海的立体化交通枢纽；依托西安国际港务区和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探索内陆地区开展自由贸易的新模式；在扩大开放中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实现结构优化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围绕创新城市形态建设城镇群，努力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承载能力，以通信基础设施投入为引领，加快建设智慧城市步伐；以国际文化教育交流为重点，促进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民心相连互通；顺应多层次沟通交流的需要，打造务实互利的合作平台，不断扩大对外贸易、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本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省份中选取了陕西省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研究。
根据上文对研究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密切相关，通信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可以有效降低成本，扩大市场边界、获得规模经济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本文建立如下经济计量模型：
Yit=f(X1it, X2it, X3it)。
其中：Yit表示各年度各地区经济增长，X1表示区域经济一体化向量，X2表示通信基础设施向量，X3表示各地区人口规模，以衡量市场规模大小。另外，本文采用各地区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其经济增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算方法上，不同的研究采用的方法不同，选取的指标大致有五类：一是劳动力流动; 二是区域间价格水平的差异和波动；三是投入产出表中的国内贸易流量；四是资本流动；五是市场潜力。这些指标各有利弊，但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因为要能够直接地反映出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往来程度，采用贸易流量来衡量区域经济一体化最为理想。[10]考虑到本文研究的区域经济个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因此采用各地区每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测度各地区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由前文分析可知，通信基础设施越便利，生产和流通成本就越低，本文使用电话普及率即以每百人电话数来衡量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固定电话是人们以及企业与外界进行信息沟通交流的重要信息通信工具，后来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移动电话开始成为主要的大众信息通信工具。本文的电话普及率数据综合考虑了固定电话与移动电话的代表意义。2000年以后移动电话逐渐成为最主要的通信设备，尤其是企业经营者和市场开拓者更是最早使用移动电话的一类人，伴随生产、市场和商品流通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移动通信成为21世纪的主流通信模式，本文采用各国或地区的通信密度(即百人电话数量)来衡量X2向量。人口规模的增长释放出更加高涨的需求，对经济增长起着基础性的促进作用，是考察一个地区经济增长不可舍弃的控制因素，因此, 本文选择各地区的人口密度作为控制变量以衡量市场需求的规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仅直接体现在地区间贸易的增长，地区间是否建立起合作组织或者协调机制也是衡量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制度保障层面重要的考量，一个地区是否参与或者成为合作组织对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影响是深远的，但因其不可量化性，故本文设计合作虚拟变量来代表对这一因素的考虑。由此，本文构建以下面版数据模型：
lnGdpit=C1+α1lnTrait+α2lnComit+α3lnPopit+α4Corit+εit。
其中：C为截距项，ε为误差项，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陕西省统计年鉴》、各年《陕西省各设区市通信业务统计数据》、各年《陕西通信业统计公报》等。除缺省的数据外，为防止异方差均取了自然对数。其他各变量的说明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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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说明 |
考虑到截面成员在历史、文化、政治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模型会出现较大的截面异方差，经过比较，本文对混合型面版数据选择广义最小二乘估计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拟合优度明显提高，残差平方和减小，同时各变量的显著性程度提高，杜宾—瓦特森统计量提高。回归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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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型的回归结果 |
模型1是对全变量的回归结果，由表 2可见，国际贸易对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较复杂，其中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产出弹性较大，且分别通过了显著性水平1%和10%的统计检验，乌兹别克斯坦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出现了无法解释的负值，其他国家和地区均不显著；在去除了国际贸易变量后再次回归，发现回归结果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具体见表 2模型2所示。在不考虑通信基础设施条件下进行回归发现，国际贸易的影响只有陕西、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分别在10%、1%和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外(见表 2模型3)，其他3个国家和地区均出现了无法解释的负值。以上回归结果说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并不密切，也就说明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和地区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并不高。通信密度对各地区GDP的影响普遍较大，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表现不显著外，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1%的统计检验，吉尔吉斯斯坦通过了显著性水平5%的统计检验，且产出弹性都很大，说明通信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对经济发展存在的强劲推动作用。人口密度在模型中全部高度显著，且均显示出很高的产出弹性，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均普遍存在较强的人口红利。
4. 结论与政策建议通过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并不高，通过创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促进各地区经济进一步增长应有较大的空间；各国家和地区政府应在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共识基础上密切合作，建立多种形式的政府间及金融机构间的合作与协调组织，对合作国家和地区间的合作方式及矛盾冲突的解决提供政策性指导和争端协调机制，制定有利于企业主体开展经济活动的法律框架和协调组织，提高管理效率、降低协调成本，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为各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释放创新制度红利。
(2) 目前通过通信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除个别国家和地区外，显著促进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虽然对个别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但通信基础设施的增加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有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却是普遍的。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进一步改善通信基础设施条件、降低生产和流通成本还有很大的空间。在陕西和中亚五国目前的历史、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状况下，我国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规划者和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国家，应发挥更加主动和积极的作用，激励各投资主体进一步扩大投资力度，积极创建更高更稳定有效的通信设施，为不断降低成本、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物质保证，为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创造更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
(3) 逐步开放更多的贸易口岸、创建自由贸易区，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激发企业投资、贸易的积极性。经济组织的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11]，让企业在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活动中不断积累经验、提高效率、创新产品和服务，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中创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时代。
(4) 政府应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扶持和优惠政策的制定，激励企业投资高科技、低消耗或环保产业；通过限制和约束政策，促使企业淘汰和放弃低价值、高消耗产品的生产。以实现经济的集约化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5) 积极鼓励和投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拓宽信息合作领域。基础设施包括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我国政府近年来加大了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以刺激经济，从以前的固定电话通信到如今的移动互联通信，通信技术的发展大大改变了人们生活、消费和工作的方式。
(6) 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智慧城市的建设步伐。加快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提高信息网络的承载能力、通信基础设施的综合利用率以及信息通信集聚辐射的能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变传统网络宽带的传送能力，实现智慧城市服务；为了实现城市资源共享，加大投资智慧城市服务和城市管理系统无线城市建设。二是加强城市无线网络的建设力度，进行三网融合建设，即要考虑两方面的主要内容：广电和电信业务的三网融合建设，将广电、电信业务进行双向推进，最终建设完成三网融合业务运营模式。三是加强对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的力度，以便能够形成具有强大处理能力、强大储存能力、稳定性高、应用范围广、布局合理的云计算环境。四是融合应用物联网、互联网、移动通信等各种信息技术，发展社区政务、智慧城市系统。在综合应用现代不断更新换代的通信技术的基础上，为企业及社会各类经济活动提供更好更优质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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