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在宏观上对常任侠的汉代画像砖石研究作过介绍^[1]，限于篇幅，未能探讨常任侠画像砖石研究的方法论，亦未曾揭示其画像砖石研究的价值与意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再对常任侠的画像砖石研究作一深入探讨。

一、常任侠画像砖石研究的内容指向

常任侠主要是从画像砖石的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景象、艺术表现手法、分布区域与时代等四个维度，来构建其画像砖石研究的图景。

(一) 画像砖石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常任侠看来，汉代画像砖石，与汉代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尤其是与汉代当时的葬丧礼俗，是密切相关的。经过汉初高祖、文帝和景帝等几代统治者的休养生息政策，汉代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提高，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物质生活的日渐富裕，带来了社会上葬丧礼俗的重大变化，因而厚葬之风在上层社会极为兴盛。汉武帝时期，墓葬出现了“地下宫殿”般的伟制，北京大葆台西汉燕王刘旦墓即是如此。画像砖石遗存较多的四川和重庆等地，人们发现有崖墓葬以及砖墓葬和石墓葬等多种墓葬形式。崖墓和空心画像砖墓的出现，是汉代画像砖石发展的重要一环，由石崖墓代替木椁墓，再到画像石代替石崖，厚葬之俗，在上流社会相习成风，竞相比美。到了东汉时期，便达到了画像砖和画像石墓葬的极盛时期。

在汉人的宇宙意识当中，偌大的整个宇宙世界，自天上到人间再到地下，分别对应着神仙世界以及人间现实世界和地下世界。因而，与汉代人的社会文化思想相表里，其画像砖石艺术在经营位置方面，它的结构非常鲜明地显示着这样的几个层次。表现在画面中的神仙世界，比较普遍的有西王母、东王公和月中灵蟾玉兔，以及原始神话中的伏羲、女娲以及四大神兽苍龙白虎朱雀玄武等；还有与自然现象密切相关的诸路神灵雷公、雨师、风伯、北斗、虹霓等；还有大量反映伦理观念和孝文化的诸如曾参母、闵子骞等行孝故事，以及梁节妇、齐义母、楚贞姜等贞节故事；也有豫让刺赵襄和聂政刺韩王等一系列侠义历史故事；同时还有大量的诸如车马巡游、乐舞百戏等种种社会景象。所有这些，就好像是连环图画一般，相当有层次地呈现于汉代画像石刻艺术之上。

西汉“丝绸之路”的贯通，促进了汉民族与西域各民族之间文化和艺术的交流。使汉代绘画和雕刻艺术在内容、题材和风格等方面获得了更多新的刺激和新的创造。在常氏看来，汉代绘画和雕刻艺术上的这些新变化和新画风，是由两个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是汉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跃进的诸种因素以及来自西域文化的新的营养，给予汉画艺术的影响和刺激；另一方面则是从汉代社会经济基础上所反映的哲学、宗教、伦理观念等，也在汉画艺术上发生着重要作用。^[2]303

(二) 汉画像砖石中的社会景象

汉代画像砖石艺术，犹如一面面镜子，人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各种社会景象。汉代人确信神鬼世界的存在，为了建构一个理想而舒适的神鬼世界，他们会用各色艺术来装扮墓葬。所以，从汉代画像石刻艺术的题材所表现的内容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表现现实社会的生活场景和天堂社会的理想化生活场景，以及反映神怪仙妖传说或图腾的画面与装饰性图案等。^[3]

故而，汉代画像砖石艺术成为再现当时社会图景的重要媒介。四川成都附近的羊子山发现的汉代画像砖，构图极其生动形象，其中描写劳动人民的有劳作、采桑、制盐、收芋、舂米、弋射、庖厨、酿酒、市集、贷粮等众多场面；描写上流社会的有宾客、宴饮、观技、六博、盘舞、弄剑、五案、吹竽、骑吹、骑从、射士、轺车、出行、燕居等各种画面。这些景致或画面，脱出了过去图案式的板滞不灵的构图，布置得疏密匀称，线条流畅，人物的情态能达到形神兼备的造诣。其所刻绘和描述的种种社会景象，皆是当时汉人实际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真实反映和生动写照。

在汉代画像石刻艺术所再现的社会图景中，车马巡游和乐舞百戏等场面较为普遍，四川、南阳和山东等地的画像砖石中，都有同类的题材，其情景也都大致相同。汉画中的舞蹈女子，大率长袖细腰，很宽的裙幅。汉画中舞乐画面，正是汉代社会盛行的舞乐游戏的真实写照。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国原有的角抵戏中增加了不少异域新奇的东西，在汉画像石刻中也留下不少此类表演的形象。

(三) 汉画像砖石的艺术表现手法

汉代画像砖和画像石，在艺术渊源上与汉代绘画、雕刻、壁画和漆画等别无二致。汉代画像石刻艺术，即如常氏所云：“在巨大的石材上雕刻绘画，削凿自如，为汉代以前所未有，这可以说是中国美术发展的里程碑。”^[2]319

画像砖石的技法以线条为主，其雕刻技法复杂多样且富于变化。画像石刻艺术所表现的种种物象，就是用富于变化的线条勾勒出来的。使用的线条方法不同，其艺术风格也就不一样。“从雕刻的作风上看，陕北的石刻画像多简拙，南阳的石刻画像多重质，四川的石刻画像多奔放，山东的石刻画像有多样的创造，享堂石室、建筑规模，比较也最宏大。”^[2]326

汉代画像石刻的写实技巧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其所刻绘的动物，形象准确，动态逼真；其所表现的人物，其身体姿势、表情、动态等都各有不同。因此，常任侠指出：“汉画的线条，无论在彩绘上、在石刻上，常表现出一种弹力性，石刻无论阴刻或阳刻，都能得到相同的效果，它所表现的紧张神态、如马之脚、踝、蹄和腹部的肌肉紧张，飞腾时则张开，跃进时则四脚集于一处，各种变化，都可见力的表现。”^[2]326-327

(四) 画像砖石分布区域与所处时代

汉代画像砖石的遗存，从历史上以及画像石刻的出土来看，大多集中分布于四川、南阳和山东等地。常氏认为，从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来看，四川、南阳和山东等地的冶铁业发达，因而这些地方也就成为汉代的富裕地区和工商业城市，吸引大批官僚和富商居住于此，所以这些地方修造和构筑的坟墓最多，因而出土的画像砖石遗存也就最多。正因如此，山东等地的画像石刻中发现有大量的冶铁劳动的画面，图绘着鼓铸熔冶和锤炼的过程，这说明这些地方的画像砖石遗存之多，是与其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东汉时期，画像砖石刻墓葬达到了极盛时期。常任侠通过比较考古发现的两汉画像石刻后发现，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刻遗存要远比西汉时期为多，其雕刻技术也远比西汉更为进步，用途更为广泛，厚葬之风自然也较西汉更盛。常任侠由此认为：“在公元一、二世纪时，(画像石刻)可以说达到一个高潮。到建安以后，统治的力量渐归薄弱，汉墓画像石与画像砖艺术达到的高潮，也就随着下降了。”^[2]310实为肯綮之论。

二、常任侠画像砖石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艺术考古研究是常任侠在几十年的东方艺术史研究当中最为重视的一种方法论。常任侠将文物考古的最新成果与历史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借助现代考古学研究方法来建构其画像砖石研究的美丽图景，是他的汉代画像砖石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他的艺术史研究宏观叙事架构的重要方法论支撑。在汉代画像砖石研究中，常任侠注重实地考察，他将社会学、人类学和考古学通用的田野调查方法具体地运用到了中国汉代画像砖石的研究当中；他除了把古代文献资料视作研究中国汉代画像砖石的重要材料外，同时利用考古最新发现的地下遗物进行“文”“物”互证和“图”“文”互证。^[4]

常任侠1922年入南京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中国美术，1928年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研习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印度和日本文学，并师从胡小石、汪辟疆和陈汉章等著名学者研习宗教民俗史。1935-1936年，常任侠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东方艺术史。20世纪40-50年代，常任侠还曾先后在中国和印度高校讲授文化考古课程和中国文化史课程。常任侠有着多年的田野考察和艺术考古实践，他参与了20世纪40年代重庆沙坪坝汉代古墓的考古整理工作，他在印度期间曾依照《大唐西域记》文献资料的记载，沿古丝绸之路的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搜集整理了大量的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了麦积山石窟艺术的抢救、修复与保护等。所有这些，从而使常任侠获得了艺术史研究的扎实功底，以及从事艺术考古研究所必需的田野考察知识和艺术考古研究的科学方法和实践经历。

考古学是以古代人类活动中遗留下来的遗物和遗迹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古代遗物和遗迹的考察，反映古代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生活状况与发展水平，这其中对人类精神文化创造中的遗迹和遗物的考察，则是由艺术考古学来完成的。艺术考古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遗存，包括古代艺术遗迹和遗物。古代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汉代劳动人民建造的地面建筑，由于自然和人为等原因，几乎绝迹殆尽，所能遗留下来的也就是汉代雕塑和地下墓葬、壁画、石阙、画像砖和画像石等等。而相对来讲，从发掘或出土的汉代古代艺术遗物来看，汉代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画像砖、画像石以及陶塑、瓷塑、木雕等工艺美术品，数量之多、种类之盛、题材之广，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艺术成就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通常来讲，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在艺术考古研究中相当重要，这些古代文献资料主要有古代的神话传说、古代文学、礼义与典章制度、葬丧习俗和宗教观念以及古代工艺等几个方面。这些历史文献资料记录了中国古代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政治经济与文化典章制度以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思维观念等等，它们往往从古代某一个时空关系记录了某一个事件发生和发展的情况，成为解释古代艺术品的背景资料。所以，通过古代历史文献资料中记录的历史事件的这个事实，后来人就需要寻找当时与这个事件相关的实物加以印证，这类实物大多是通过考古发掘或出土的大量的艺术遗迹或遗物(艺术遗存)。例如，发掘或出土的汉代艺术遗物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画像砖、画像石以及陶塑、瓷塑、木雕等工艺美术品。这些汉代艺术遗存，质而言之，它们是汉代人的社会意识形态与精神文化的载体。而汉代画像石刻，“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其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在本质意义上汉画像石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5]4。

常任侠具有领悟文献资料的特殊感性和灵感，具有巧妙地综合运用图像资料与文献资料的史学智慧。在汉代画像砖石研究中，他将汉代文献资料、艺术遗迹遗物和历史传说三者结合起来，或引用图像考证，或使用文献考证，或是图像与文献相互参证，对山东、四川、河南南阳等地出土的汉代石棺画像、崖墓与石阙、汉墓遗物、石刻壁画等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考查和研究。画像石和画像砖中常见有人首蛇身交尾像，常任侠联系中国古老的原始神话传说中伏羲和女娲形象以及《楚辞·天问》与《淮南子》等中国古代文献中有所谓“日中有乌”之记载来加以综合考证，认为其画像内容与中国古老的原始神话传说基本相同或者大体相当；河南南阳汉墓中出土的画像石刻大多带有五行神秘成分，常任侠认为这与东汉人极为崇信的五行图谶是分不开的；山东画像石中骑射田猎、车马巡游、乐舞宴饮之类题材最为丰富，常任侠认为山东富于鱼盐之利，富人特别多。他引《战国策》《史记·货殖列传》以及《后汉书·卢植传》等古文献加以说明。汉代古文献的记载可以与汉画中种种画面之写照互相印证，这说明汉画正是汉代社会生活的写实，汉画中的种种社会景象正是汉代社会生活的反映。

在汉代画像砖石研究中，常任侠除了主要运用艺术考古研究外，还大量运用艺术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如上所述，通过对考古发现的两汉画像石刻艺术遗存进行比较后，常任侠指出，东汉画像石刻艺术的遗存明显比西汉更多，表现在石刻雕刻技术上也比西汉更为进步，应用也更为广泛；除了极少数属于西汉石刻外，绝大多数大致是公元一、二世纪的东汉遗物，并且东汉厚葬之风也较西汉尤盛。另外，常任侠还对画像石刻分布相当广的山东、南阳、四川、陕北等区域进行比较，并比较各地画像石刻的技法与风格特点，在此基础上做出科学客观地分析。此外，常任侠还将汉代画像石刻与先秦及唐宋画像石刻进行比较，着力强调汉代画像石刻的写实技法和独特艺术风格。凡此等等，常任侠艺术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突出了汉代画像石刻作为珍贵美术遗产所具备的独特的研究价值。艺术影响研究方面，常任侠在研究中也经常用到，并与艺术考古研究和艺术比较研究相配合。常任侠非常重视社会经济政治因素以及宇宙观念、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社会风俗、审美情感、葬丧习俗等文化因素对于汉代画像石刻艺术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大影响，重视汉代与西域等外来文化艺术交流等因素对汉代画像石刻艺术进步的影响，重视先秦艺术对汉代画像石刻艺术的影响，等等。凡此种种，无不说明艺术影响研究对于画像石刻艺术研究的重要性。

三、常任侠画像砖石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常任侠汉代画像砖石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其一，常任侠构建的汉代画像砖石研究范式；其二，常任侠汉代画像砖石研究的文献价值；其三，常任侠汉代画像砖石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一) 常任侠汉代画像砖石研究范式的构建

常任侠的汉代画像砖和画像石研究，主要从四个维度来建构其研究范例，即汉代画像砖石的社会文化背景、画像砖石中的社会景象、画像砖石的艺术表现手法、画像砖石的分布区域与时代等四个方面。艺术作为对人类精神活动的认识和把握，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风俗乃至技术的全面包围和直接影响之中，总是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所以说，社会文化背景是汉代画像石刻艺术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背景资料。所谓社会文化背景，“主要包括社会秩序以及时代哲学、政治、经济、宗教、法律、文艺等构成的社会思潮，直至与作品取材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之具体的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因素”^[6]。事实上，社会环境对艺术观念、艺术活动及艺术现象的发生和发展的影响，早已为艺术史研究所重视，正如法国艺术史家丹纳所言：“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气候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7]9所以，无论是就汉代画像石刻艺术的产生来说，还是就画像石刻图像的释读来说，其社会文化背景都是必不可少的背景资料，而在此基础上对画像砖石的释读，毫无疑问是行之有效的科学而客观的方法。再就画像砖石艺术的本体及其内容与形式构成来看，画像砖石的材质与物象图案构成了其内容的主体，而物象图案的艺术构成及其审美意蕴则、不同区域与时代的画像石刻的形态特征等，构成了其形式的主体。所以，常任侠对于画像砖石艺术的本体研究，从内容与形式层面，亦即从画像砖石中的种种社会景象(物象图案)与艺术表现手法(艺术构成及其审美意蕴)层面，来建构其画像石刻艺术本体研究的基本框架。而画像砖石艺术的分布区域与时代，构成其艺术的基本形态。显然，对画像石刻不同形态的分析必不可少，这自然就构成了常任侠汉代画像砖石研究的第四个层面。

常任侠建构的这种研究范式，无论是对画像石刻艺术的释读，还是关于画像石刻艺术的本体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画像石刻艺术提供有益的参考。而且在对汉代画像砖石详细而深入的研究中，常任侠提出了许多相当有创见的观点，他对画像砖石艺术的评价也十分中肯，即使今天，他的许多观点仍为研究画像石刻艺术的学者所引用或参考。

(二) 常任侠汉代画像砖石研究的文献价值

常任侠在汉代画像砖石研究方面撰写了一系列专题性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数是他多年来坚持田野考察和艺术考古的心血和结晶，成为汉代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宝库。他在汉代画像石刻研究方面的许多主张或观点，至今不断为后来人所引用；他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为后来人所检视。所以，常任侠的汉代画像石刻研究成果，作为珍贵的文献资料，极大地丰富了史学家对汉代史料的认识，丰富了汉代画像砖石研究的资料库，成为今天人们进一步研究汉代画像石刻艺术、了解汉代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极为珍贵的文献价值。近些年来，正是在常任侠等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当代学者不断更新观念，促进理论创新，使画像石刻艺术研究有了新的更大的发展。

(三) 常任侠汉代画像砖石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常任侠艺术考古研究的科学方法，开拓了汉代画像石刻艺术研究的新视野。他在研究观念与方法上的创新，为画像砖石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价值和意义非同一般。

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炊格尔曾经在《时间与传统》中说过，考古学有三个目的，那就是“重建文化史；重建史前文化形态；解释文化过程”^[8]。所以，艺术考古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就文化史和艺术史的阐释与建构抑或重构来讲，“不应该局限于对艺术遗迹和遗物的描述、分类及断代，而是需要透过古代艺术品所表现的各种艺术形式，分析它们所表达的艺术题材，探究隐含在古代艺术品造型与装饰图案中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寻觅隐含在题材中的古代人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找出推动中国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发展规律”^[9]。这就是说，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特征的艺术考古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纯粹图像意义的阐释，而进入人类观念和思想的领域，成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涵盖了整个人类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

因此，运用艺术考古研究的科学方法，对中国古代艺术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精神文化的研究和阐释来说意义重大。常任侠几十年来的艺术考古实践，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奠定了坚实基础，为重新阐释中国古代文化现象和艺术现象、重新建构中国古代文化史和艺术史，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