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思想早期传播和救国救民道路的探寻开始，沧桑百年，中国共产党人孕育和形成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与作风，熔铸红色精神，形成了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红色精神体系，“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流血牺牲凝聚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1]，反映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科学的路径选择、辩证的思维品质和创新的风格特色。红色精神是共产党人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和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动表现，是共产党人对中国思想史和民族精神的丰富与发展，也体现了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等领袖人物的重大思想理论贡献。红色精神的本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民族精神在近现代的新发展，在当代发展为中国精神。红色精神以至中国精神，历久弥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础，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渊薮。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精神”孕育、形成的历史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674从陈独秀和李大钊编辑《新青年》，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筹备新民学会起，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救国救民道路的寻求，开始了真理的探索。这种寻求与探索，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得出了“结论”--“走俄国人的路”，^[2]674为中国的革命找到了方向。这种寻求与探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为“五四运动”的发动作了舆论准备，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五四运动时期的寻求与探索，是共产党人熔铸精神体系的开端。共产党人精神体系的各种精神，称之为“红色精神”。“红色精神”名称的由来源自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他把帝国主义及国内买办势力统治的区域称为“白色区域”，把代表各买办势力的地方政权称为“白色政权”，而把共产党领导的区域称为“红色区域”，把红色区域内的工农武装政权称为“红色政权”。红色是鲜血的颜色，是生命力的象征；红色也是共产党旗帜的颜色，是革命的象征、先进性的象征。于是，人们就把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称为“红色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党和红军的日益壮大，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孕育了十种“红色精神”。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孕育形成的“五四精神”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算起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二阶段是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2]348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划分，我们认为，“五四精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孕育形成的红色精神。

1. 早期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对中国的争夺愈演愈烈。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北洋政府腐败无能，种种卖国行径，使中国逐渐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救亡图存成为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的自觉行动。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他以《新青年》为阵地，从事旨在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引导青年接受民主思想，脱离封建文化思想的束缚，因而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打倒孔家店”的思想革命；二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针对康有为等人掀起的尊孔思潮和袁世凯大搞尊孔活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写了一系列文章，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李大钊以进化论为武器，对孔教进行了批判；陈独秀把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教斗争，引向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结合起来。他反复论证了旧礼教、旧道德与民主政治是完全对立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中国伟大的历史转折--五四运动的到来，作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发动。

2. 五四运动掀起的反帝爱国高潮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爱国、救亡、反帝的特点。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门集会、东交民巷请愿、火烧赵家楼、痛殴卖国贼的一系列行动，形成了五四运动的高潮。到1919年6月，上海各界人民发起了声援北京学生的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工工人约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展到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城市。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的范围，成了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3. 早期共产党人为党成立作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准备

李大钊早在“五四”的前一年起，就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三篇重要文章，这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在中国开始传播。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初步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重点宣传俄国、法国的革命和殖民地的民族革命。1919年4月，《每周评论》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摘评。在1919年5月和11月《新青年》第6卷第5、6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正是在“五四”期间，由他主编的《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刊载了马克思、列宁等人传略，发表了介绍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论文和通讯。这些文章宣传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原理。

五四运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和学者，翻译、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陈独秀也在“五四”之后，写了大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他提出“改造中国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观点，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他和李达在上海组织了第一个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在五四运动中，英勇地出现于斗争前沿的是进步学生，他们起到了先锋作用。中国工人阶级则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的革命精神，成了运动后期的主力军。由于在斗争中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3]14在五四运动推动下，在李大钊、陈独秀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创办先进刊物，形成研究组织和政治组织。毛泽东领导湖南长沙新民学会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了《湘江评论》，1920年9月，又创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周恩来于9月领导天津青年学生组织了觉悟社，并于1920年l月创办了《觉悟》杂志；恽代英也在“五四”之后，在武汉出版了《互助》和《武汉星期评论》，董必武、陈潭秋在1920年10月也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山东的共产主义者王尽美、邓恩铭也于1920年9月在济南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正是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活动的基础上，1921年才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4. 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

五四运动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要求自由民主；在思想上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提倡思想解放；在学术上反对迷信盲从，反对八股、教条，提倡科学精神；在文化上反对文言文、八股文，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毛泽东同志认为“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2]506。毛泽东同志精辟地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2]348

1989年春天，中国学界开展了“五四精神”的讨论。学者们认为五四运动有两大主题：一是启蒙，一是救亡。启蒙在于反对封建主义，救亡在于反对帝国主义；“五四精神”有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4]73两大主题主要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两面旗帜主要体现了进步精神。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论述，结合党史学者的主流观点，五四运动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5]1“五四精神”是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和进步精神。

(二) 建党初期形成的“红船精神”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由于会场遭到包围搜查，被迫转移。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参加会议的13位代表平均年龄28岁，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就是这样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只有50多人，连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不看好的“小党”，依靠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依靠着组织的凝聚和团结，依靠着广大工农群众和先进知识分子的支持，竟然有着卓越的组织力、顽强的战斗力和广泛的号召力。“红船”，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并向中国大地广泛播撒，从此燃起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红船”，标志着共产党人的信念之坚定，创业之艰难，象征着共产党人精神之航帆足可劈波斩浪、无以阻碍、勇往直前。“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6]习近平同志认为，“红船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之源”，“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6]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先提出“红船精神”的概念，并把其内涵界定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6]这一界定，足以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坚实的阶级基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科学的理论基础，有着丰沛的精神源泉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 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

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把井冈山作为立足点。1928年4月，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由此产生了“朱毛红军”。毛泽东同志与朱德同志以“敢闯新路”的英雄气概和敢打必胜的革命信念，领导井冈山军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考，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必胜信念，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9年12月，红四军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以“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主题，毛泽东同志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2]25，从而开创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原则和“党指挥枪”的建军纲领，在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极其深远的意义。

1993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视察井冈山时指出：“井冈山精神有丰富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井冈山精神尤其要弘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第二，矢志不移、百折不挠的精神；第三，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精神。”^[7]105胡锦涛同志的概括符合革命历史的事实，也符合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逻辑。“实事求是”体现了毛泽东同志从当时革命形势的实际出发，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敢闯新路”就是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城市之外，以农村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矢志不移、百折不挠”反映了红军坚定理想信念，粉碎了国民党的五次围剿；“艰苦奋斗、勇于奉献”体现了井冈山斗争的艰辛和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

(四) 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形成的“苏区精神”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经过一年半的艰苦斗争，开辟了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如火如荼，遍及全国12个省、约150个县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即苏区。至20世纪30年代前期，影响甚大的苏区达13个，其鼎盛时期的面积共约40余万平方公里，辖人口3000万，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中央苏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关键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一片神奇土地。

党史研究专家认为，“苏区精神不仅仅是中央苏区的精神”，“应当是代表当时所有苏区的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所铸就的革命精神”，中央苏区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面积的1/5”，但是，“苏区精神”的概括还是“立足于中央苏区”。“井冈山精神”与“苏区精神”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两个阶段历史地形成的两种“精神形态”，“既有各自的个性特点，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前者的核心特点是“敢闯新路”，后者的核心特点是“执政为民”。“两种‘精神’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两个区域的人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集中体现了那个时期形成的革命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深刻凝聚了广大军民在战斗、生产、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理想、意志、情感和价值观念等。”^[8]86

2011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9]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显然是突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9]。

(五) 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形成的“渭华照金精神”

1928年5月爆发的渭华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震撼西北波及全国、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大起义。这次起义是在中共陕西省委、陕东特委的领导下举行的，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为前敌总指挥，许权中为军事顾问，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到少华山、西至临潼东、南至秦岭北麓、北及渭河两岸，方圆200多平方公里，拥有数十万人口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的武装起义，先后建立区村苏维埃48个。渭华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革命的第一枪。作为西北地区武装割据的伟大尝试，推动了渭北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渭华起义的重要策源地--赤水职业学校，是陕西党团组织的建立地、革命思想的生发地、革命力量的聚集地与发展地。

1932年8月，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西北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照金革命根据地。在发展的鼎盛时期，红色武装割据区域扩展到两省14县，为后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是毛泽东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在西北地区的第一次具体实践。刘志丹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10]246所以，在当时有“南有瑞金，北有照金”的说法。照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渭华起义的继续，是秦东地区党的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形成革命思想文化的重要史实依据和载体。

“渭华照金精神”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和陕甘以至西北革命根据地革命精神的历史积淀，是陕西早期党史思想文化的结晶，是革命历程中表现出的理想信念、路径抉择、思想维度和风格特色。其丰富内涵可以概括为：“爱国为民、教育引领、务实求真、快乐奋斗。”“其核心理念是坚定地创业创新。”^[11]6

(六)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形成的“百色精神”

1929年12月，在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威震南疆、彪炳史册的百色起义在百色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爆发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红七军、红八军脱颖而出，他们创建了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近150万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百色起义前后，邓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正确地分析形势，以非凡的胆略、耐心的作风和灵活的策略，开展了大量制定民族政策、掌握地方武装、恢复党的组织、发动各族群众的工作，为举行武装起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后来的民族工作、对旧军队的策反工作、对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百色起义所创建的百色精神蕴涵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所培育的崇高精神风貌，百色精神是一面旗帜，是一块丰碑，是一本生动的教科书，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12]7

百色精神的丰富内涵：一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二是坚定信念，立党为公、勇往直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三是敢于斗争，不畏列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四是艰苦奋斗、迎难而进、无私奉献的精神；五是团结协作、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始终不渝的革命信念，是百色精神的灵魂。”^[12]11

(七) 处在中国革命艰难困苦时期形成的“长征精神”

从1934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0多个省，跨越万水千山，终于实现了从东南到西北的战略大转移，胜利走完了长征路。工农红军的整个长征路，经历了三种艰难困苦的斗争：一是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的军事斗争；二是经受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红军战士饥寒伤病折磨的严峻考验；三是与党内博古、李德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路线斗争。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批判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指导思想及其军事指挥，改组中央主要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伟大转折。遵义会议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体现了共产党人顾全大局、勇于纠正错误的求实作风。遵义会议精神丰富了长征精神的内涵。

毛泽东同志对长征的伟大意义作了充分阐述：“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2]65

2006年10月22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伟大的红军长征，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红军长征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弘扬伟大革命精神的胜利。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13]“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13]

(八) 中国共产党发展巩固时期形成的“延安精神”

从1935年到1948年，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党中央在延安制定了党建设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制定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制定了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策略，形成了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总格局，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大后方。

党中央在延安的13年，经过大生产运动、延安整风、延安文艺座谈会、精兵简政、减租减息、“七大”召开等标志性活动，孕育了延安精神。党在延安时期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14]13。“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群众路线”等经典概念成为延安精神的核心内容。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延安和边区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经济状况十分恶劣。国民党对边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使延安和边区陷入异常严重的困难境地。面对饥饿和生存的威胁，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畏惧和退缩，奋力开展大生产运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努力自救，最终战胜了困难，赢得了最后胜利。在抗战的八年中，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始终是八路军坚持敌后作战的战略总后方。中共中央在延安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和鲁迅艺术文学院等院校，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极大地提高了延安地区的文化层次，使延安成为当时中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区域，成为培养抗战干部和人才的革命熔炉。党中央在延安开展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活动，为全国的解放，为解放区的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延安精神有如下内涵：“一是为崇高革命理想自觉献身的精神，崇高的革命理想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二是紧密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核心；三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延安精神的基础，也是延安精神科学性的表现；四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特色；五是民主、团结的精神。民主、团结是延安精神的生命；六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精神的支柱。”^[15]45“延安精神的核心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16]5学者们认为，在延安的13年里，与延安精神孕育的同时，还孕育出了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愚公移山精神。这些都是延安精神丰富内涵的一部分。“延安精神最早是以上述五种精神为基础，经过毛泽东对之进行理论上的系统概括和总结，使之融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形成的。”^[17]4

(九) 抗日战争时期在沂蒙山区形成的“沂蒙精神”

沂蒙山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的最早组织者和领导者王尽美，就是沂蒙人。在他的影响下，一批批优秀知识分子、有志青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通过各种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沂蒙山区早在1926年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活动，曾爆发了闻名全国的日照、沂水、苍山等武装暴动，打出了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旗帜，掀起了革命的波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沂蒙地区党的组织和八路军先后在这里创建了滨海、鲁中、鲁南革命根据地，谱写了沂蒙军民革命斗争历史的新篇章。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八路军第一纵队、新四军、华东野战军曾长期在这里转战。刘少奇、罗荣桓、陈毅、徐向前、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这里成为华东和山东解放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在革命战争年代，英雄的沂蒙人民不仅用红薯、煎饼、小米、奶水养育了几十万人民军队，而且为人民战争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热血和青春。“沂蒙母亲”“红嫂”“沂蒙六姐妹”“孟良崮战役”等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沂蒙人民跟党走、不怕牺牲、英勇献身的事迹，人民群众支持革命军队的万丈豪情，军民鱼水关系孕育了“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

“爱党爱军”表达了沂蒙人民热爱党、热爱解放军、热爱祖国、热爱沂蒙的高尚情操；“开拓奋进”概括了沂蒙人民追求进步、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先进思想意识；“艰苦创业”概括了沂蒙人民不畏艰难、艰苦创业、建设美好沂蒙的英雄气概；“无私奉献”展现了沂蒙人民为国分忧、舍生取义、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精神风貌。^[18]114

(十) 全国革命胜利时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

1948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为了适应即将领导新的国家政权的需要，党中央于1948年的“九月会议”作出决定，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摸索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动员全党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探索和积累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

1949年3月，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奋斗牺牲之后，已经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夜，执政问题已经摆在全党面前，面临着继续探索和创新的任务，建设新中国已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于是，党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同志正确地估计了革命胜利以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向党内提出了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2]651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651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揭示了西柏坡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他的分析和结论则成为西柏坡精神的理论根据。

关于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内容，有学者认为是：“戒骄戒躁的谦虚态度，锐意进取的奋斗作风，保廉戒奢的自律品格，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19]188有学者则认为，“探索、创新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严守纪律、军民一致的团结精神；实事求是、立国兴邦的创业精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自律精神”^[20]。学者们对“西柏坡精神”的概括有一致的地方，也有观察重点不同的地方。前者强调了“忧患意识”，后者强调了“探索和创新精神”。

反复研读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可以看出，两种概括虽不同却并不矛盾。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来看，确实应该把“探索和创新精神”作为核心；从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来看，还是要有“忧患意识”，要善于学习，保持优良作风。正如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指出的：“西柏坡精神，继承了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以及其他革命精神，并有所发展，突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21]2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红色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教育引领下，工农兵和知识分子都对党的红色历史与红色精神有了高度认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自觉传承红色精神，表现出了非凡的创造精神。这种创造精神是红色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而本质都是对共产党人先进性的继承和发扬。

(一) 抗美援朝战争孕育的“抗美援朝精神”

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条件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刚刚诞生一周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得不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强暴、威武不屈、顽强战斗，经过六次重大战役，迫使美军不得不退到“三八线”以南，并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在世界上留下的软弱可欺形象，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也为我国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英勇战斗、不怕艰难困苦、不怕牺牲、顾全大局、协同作战，壮烈牺牲36万多人，涌现了大量英雄人物，如毛岸英、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盛教以及上甘岭战役的英雄群体。他们的英雄事迹铸就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2010年10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阐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缅怀志愿军英烈的献身精神，缅怀中朝友好，精辟概括了“抗美援朝精神”，其主要内容有：“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22]1

(二)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培育和形成的“北大荒精神”

1954年和1955年，按照党中央“屯垦戍边”的方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派遣3万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官兵开赴地处黑龙江三江平原的北大荒，开拓北大荒。1958年，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王震将军率领10万复转官兵挺进北大荒，掀起了北大荒大规模开发建设的高潮。之后，又有20万支边青年、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城市知识青年相继投身垦区的开发建设。他们不畏艰难和困苦，扎根北疆、建设北疆、美化北疆。他们顾全大局，在三年困难时期，为支援内地灾区，自己节衣缩食，忍饥挨饿，用野菜和野果充饥。经过三代人60多年的艰苦创业、开发建设，北大荒荒无人烟的亘古荒原建成了中国耕地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国营农场群，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和外贸出口基地，成为举世闻名的“北大仓”。北大荒人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黑龙江垦区在为共和国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创造培育出“北大荒精神”。“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集中体现了三代拓荒者高度的政治觉悟、崇高的思想境界、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既是北大荒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生动体现，更是垦区不断突破、创造奇迹的力量源泉。有人说，“北大荒精神”是在特定群体中形成的，是北大荒人的精神。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北大荒精神的实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因而是全民族的精神财富。

(三)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培育和形成的“大庆精神”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诞生于东北黑土地上的大庆油田，成为“共和国工业长子”。大庆人以“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豪迈情怀，以“革命加拼命”“三老四严”的工作作风，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英雄气概，用了三年的时间，建成了年产600吨的大油田，为国家甩掉了“贫油”的帽子，成为国家工业战线的先进典型。1964年2月，毛泽东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

大庆精神是大庆石油人在石油大会战中以“两论”，即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为指导用心血浇灌出来的，是从学习、探索、生产、管理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精神瑰宝。大庆精神是由众多的精神要素构成的。“爱国”“创业”“求实”“奉献”构成大庆精神的基本框架。科学求实的态度和方法，“三老四严”的传统和作风，战胜艰难困苦的智慧和勇气，无私无畏的奉献意识和境界，构成大庆精神的主体要素。“铁人”精神、“人拉肩扛”精神、“干打垒”精神、“五把铁锹闹革命”精神、“修旧利废”精神等是大庆精神的突出表现。大庆精神所展示的最显著特色是方方面面持续不断的自主创新；大庆精神所激励的最高理想是人人事事追求工作中的卓越；大庆精神所昭示的最高尚道德行为是始终如一的勇于奉献；大庆精神的政治本色是爱国；大庆精神的实业至上追求是石油；大庆精神的科学基础是“两论”；大庆精神的主体意识是自创；大庆精神的价值取向是一流；大庆精神的最高境界是奉献。“大庆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23]44

(四)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产生的“雷锋精神”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响彻祖国大地。雷锋同志是一个普通战士，在部队仅工作和生活了两年零八个月，就干出了许多让人称赞的不平凡的事情。他爱学习，以“钉子”精神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和科学文化知识；他爱思考，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去，尤其是善于反思，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记录着他思想的精华；他爱劳动，时常参加一些义务劳动。做好事是他的自觉行动；他热爱本职工作，以“螺丝钉”精神，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热爱集体，自觉维护集体的利益，对损害集体利益的事情毫不留情地抵制；他热爱人民，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给灾区捐钱物；他热爱党，党和领导叫怎样去做，他就不折不扣地按照党的指示去做。他认为，“听党的话，就会开放出事业的花朵”。

50多年来，研究雷锋精神的论文成果非常多。学者们一致认为，雷锋精神具有强烈的道德伦理价值，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雷锋精神的本质特性是：先进性、时代性、民族性、群众性与实践性。雷锋精神对于当下市场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社会教育具有积极意义。雷锋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体现，是实现中国梦的现实力量。来自雷锋故乡的学者全面概括了雷锋精神的八种内涵：一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赤子’精神”；二是“追求崇高、不断学习的‘钉子’精神”；三是“克己奉公、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四是“忠于职守、爱岗敬业的‘螺丝钉’精神”；五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百宝箱’精神”；六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傻子’精神”；七是“英勇无畏、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八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诚实’精神”。^[24]98

50多年来，一个由亿万人民群众自觉参加的学雷锋活动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发展，促进了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提高。雷锋精神的发扬光大仍然具有强大的精神作用、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阐明了发扬光大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他说：“发扬光大雷锋精神，仍然为我们这个时代进步所必需，仍然为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所必需。发扬光大雷锋精神，就要像雷锋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发扬光大雷锋精神，就要像雷锋那样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树立集体主义思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发扬光大雷锋精神，就要像雷锋那样艰苦奋斗勤俭创业。发扬光大雷锋精神，就要像雷锋那样发扬‘钉子’精神，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发扬光大雷锋精神，就要像雷锋那样立足本职，忠于职守，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25]

(五) 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产生的“焦裕禄精神”

20世纪60年代初期，连续三年严重困难，使得国内出现了严重经济困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候，焦裕禄同志担任了黄河故道上著名灾区县兰考县的县委书记。他带领兰考人民治理风沙、内涝和盐碱等“三害”，他心中只装着兰考的老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深入灾害第一线，寻找改变贫穷面貌的根本途径，终因积劳成疾，牺牲在治沙前线，年仅42岁。焦裕禄的英雄事迹感人肺腑，英名响彻祖国大地，受到媒体的重视和报道，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英模人物的杰出代表，成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并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焦裕禄的热潮。“焦裕禄的榜样，鼓舞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战胜严重经济困难，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更大更多的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座精神丰碑。”^[26]697

2009年，习近平同志到兰考参观焦裕禄纪念园和事迹展时，对焦裕禄精神作过高度评价，他指出，焦裕禄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2014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调研指导兰考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深情感怀焦裕禄事迹对一代共产党人成长的影响，深刻阐述了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勉励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要组织党员干部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反复照一照自己，深入查摆自己在思想境界、素质能力、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努力向焦裕禄同志看齐，从今天做起，从眼前做起，从小事做起，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对待群众、对待组织、对待事业、对待同志、对待亲属、对待自己，像焦裕禄同志那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27]1习近平同志关于焦裕禄精神的两次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焦裕禄精神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向导和科学的思想指南。

(六)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培育和形成的“红旗渠精神”

20世纪60年代初期，处于太行山南端的河南省林县人民不仅面临着频繁的自然灾害，而且还面对着严重缺水的困境。在党的领导下，林县人民不向自然灾害和生活困境低头，决心劈山凿洞向漳河要水。于是，林县的当代“愚公”们从1962年2月开始修建红旗渠。他们奋战在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上，逢山凿洞，遇沟架桥。他们靠双手和简陋的工具，在恶劣的施工条件下，团结协作，克服困难。他们在生活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劳动，流血流汗，挨饿受冻。他们用10年时间削平1250个山头，架设了151个渡槽，凿通了211个隧洞，修建成了总长度为1525公里的红旗渠。他们创造了被外国人称为“世界第八奇迹”的人工天河。当红旗在太行山上飘扬的时候，就产生了当代“愚公”用汗水浇灌、用鲜血染红的“红旗渠精神”。

红旗渠的建成，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称之为“新中国两大奇迹”之一，先后有10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为红旗渠题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的题词是：“发扬红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山区。”胡锦涛同志在1995年视察红旗渠时指出：“红旗渠是一个典范，它体现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不仅是林州的、河南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28]79有人曾这样比拟：如果说，大庆油田是工业系统艰苦奋斗的典型，那么，红旗渠则是农业系统艰苦奋斗的榜样了。这样的比拟是恰当的。红旗渠不仅改善了林县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而且成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旗渠是屹立在太行山上的一块不朽的丰碑。

(七) 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培育和形成的“两弹一星精神”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正处于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和核威慑之下。1955年，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决定：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导弹。1958年又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国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导弹；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10月27日，在本土成功进行了“两弹”结合飞行爆炸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实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从而打破了美、苏核垄断、核讹诈，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核武器和掌握航天技术的国家之一。

在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中，广大科技人员在设备和技术条件十分落后，缺少关键材料和图纸的情况下，钻研技术，自制设备，攻克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解决了苏联专家撤走后遗留下来的种种难题。1958年开始建设的导弹发射与核试验基地，是在大西北的戈壁滩上建设的，那里的环境非常恶劣。国防科技界的创业者们住帐篷、睡地窖、喝苦水、战风沙，以昂扬的斗志战胜艰难困苦，创造了许多一流的业绩。不少科学家及许多技术人员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一干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两弹一星”的研制是国防尖端项目，涉及众多学科交叉的科技领域，需要众多研究所和多个工业部门的配合，这些单位以大局为重，只要是“两弹一星”的协作配套任务，就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只要是“两弹一星”任务的需要，就毫无保留地大力支持。

1999年9月，中央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提出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29]18“两弹一星”精神，是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和中国科学院的同志在以“两弹一星”为主要目标的伟大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革命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两弹一星”研制队伍在几十年奋斗拼搏中凝练而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是“两弹一星”事业起步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决定的，是“两弹一星”事业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精神，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依靠集体智慧协同攻关，不断创新、不断攀登科技高峰的生动体现。

(八) 抗击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灾害中孕育的“抗洪精神”

1998年发生在长江流域的大洪水，是继1931年和1954年两次洪水后，20世纪发生的又一次全流域型的特大洪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受灾省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同前来支援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一起，团结奋战，力挽狂澜，同洪水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取得了抗洪救灾的全面胜利。在抗洪救灾中，全国人民心系灾区、情系灾区，发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互助互济的优良传统，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全国一盘棋”的大团结、大协作精神，无私地大力支持抗洪第一线军民。中国大地上涌动起全民族同心同德、团结战斗的澎湃热潮，展现出全民族万众一心战胜洪涝灾害的壮丽画卷。

1998年10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在同洪水的搏斗中，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展示出了一种十分崇高的精神。这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九八抗洪精神”的实质是，以公而忘私，舍生忘死的共产主义精神为灵魂；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全局利益至上的大局意识为核心；以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为纽带；以不怕困难，不畏艰险，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旗帜；以自强不息、贵公重义、艰苦奋斗、同舟共济、自尊自励等传统美德为血脉为营养。^[30]65

(九) 改革开放新时期培育和形成的“载人航天精神”

2003年10月16日清晨、2005年10月17日凌晨和2008年9月28日傍晚，由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分别载着我国6位航天员成功返航，我国载人航天飞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独立自主完全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之一，是继“两弹一星”后又一座新的里程碑。

全国人民怎能忘记，从茫茫戈壁的航天发射场到浩瀚海洋的远望号测量船，神州大地处处留下了几代航天工作者奋斗的足迹；从试验室到各生产企业，洒下了几代航天工作者辛勤的汗水。航天人舍弃都市生活的繁华，而选择戈壁滩上的寂寞；舍弃求取功名的机会而选择默默无闻的奉献。他们瞄准世界先进技术，知难而进、顽强拼搏、协同攻坚，突破道道技术难关，创造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生产性关键技术。他们为祖国的强盛，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奉献了青春年华、聪明才智和热血汗水，创造了一个个飞天的奇迹。

2005年11月26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的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评价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伟大成就，全面总结了载人航天工程的成功经验，并且将载人航天精神精辟地总结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31]。“四个特别”是中国航天人精神状态、思想境界、意志品格、工作作风的真实写照。

“载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爱国、奉献是载人航天精神的动力源泉；自强、创新是载人航天精神的支撑基点；团结、协同是载人航天精神的时代特征。这些精神将激励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做好本职工作，为知识创新和文化创造贡献自己的智慧。

(十) 抗震救灾过程中形成的“抗震救灾精神”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2级特大地震。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在灾难面前，中国人民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中华民族精神瞬时凝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情就是命令，救人就是任务，抢险就是责任，关爱就是义务。从城市到乡村、从部队到厂矿、从机关到基层、从街道到学校，展开了规模空前的生命大营救。国家领导人亲临抗震一线指挥；各级领导和共产党员身先士卒，组织群众，抢险救援；10万人民解放军将士组成的抢险队伍不怕牺牲、艰苦奋战；大量救灾物资源源不断送入灾区，赈灾募捐活动此起彼伏；20万志愿者参与灾后重建，为灾民劳累奔波；在灾难造成的废墟中，更有许多互助友爱、患难与共、临危不惧、舍生忘死、先人后己的动人故事；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全力以赴，伸出援手，奉献大爱。全国亿万人民同舟共济，协同一致，谱写出一曲气吞山河、感天动地的抗灾壮歌。

这次抗震救灾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和衷共济、团结奋斗的民族品格，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敢于胜利的民族品格，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关爱生命、崇尚理性的民族品格。2008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胡锦涛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在波澜壮阔的抗震救灾斗争中，我们用理想凝聚力量、用信念铸就坚强、用真情凝结关爱，大力培育和弘扬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32]伟大抗震救灾精神，集中体现和进一步发展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和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集中体现和进一步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和当代中国人民的时代精神，是党和人民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红色精神的本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 红色精神的要素与结构 1. 人的精神性及其构成

精神是什么？在《辞海》中，“精神”一词有五项释义：一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二是指神态、心神的集中与指向程度；三是指精力、活力；四是指神采、韵味和做人的基本立足点；五是指宗旨、内容的实质、主要的意义。红色精神一般是取第一、三、四、五项释义。

在人类历史上，对人性的认识是不断扩展的。最早是从人的自然属性认识人的本质。从文艺复兴到德国古典哲学，开始从人的精神属性认识人的本质。到马克思的时候，是从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来认识人的本质。同时，马克思也看到了人的“自我意识”，看到了人的能动性、自主性、选择性和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内在地包含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包括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对情感的渴望、对道德的需要、对美的需要、对生活意义的追寻、对理想信仰的探索，等等。^[33]93人的精神性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从“类”的层面看，人的精神主要表现为与物质世界相对应的人类精神世界，如科学、艺术、文化、哲学等。二是从团体的层面看，人的精神生活，不是纯粹的个人生活，总有一定的归属。“精神生活本质上就是一系列的人与人之间和人与团体之间的交往。”三是从个体的层面看，个体独特的精神世界如理想、信念、意识、智慧、审美、个性、心理情绪、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罗素将个人精神分为认知的、情感的、意志的三个方面。^[34]87

2. 人的精神生活的团体性和团体精神

所谓人的精神生活的团体性是指“人们总是根据一定团体价值标准将自身的精神信念与一个相应的社会集团连接起来，从而构筑成维护团体利益的精神信念”^[34]89。

一个团体的生存，需要靠共同的价值维系团体的利益，这就是团体精神。我们通常说的民族精神、国家精神、集体精神都是指团体精神。红色精神就是团体精神。当然，在红色精神中有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张思德精神和白求恩精神，这只不过是以个人的名字命名而已，其实还是指团体精神，是抽象化、符号化的团体精神。当然也有个人的精神境界、独立人格、高尚品德、坚强意志、积极情感。谁能说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不能代表共产党人的精神呢？

3. 红色精神的要素和结构

(1)指向主体价值导向的先进性要素。理想、信念、宗旨、人生观、世界观、道德人格，表达团体中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追求，表达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根本看法。如“坚定理想”“坚定信念”“矢志不移”“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为崇高革命理想自觉献身的精神”等表达了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坚守；“立党为公”“爱国为民”“克己奉公、一心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表现了党的宗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清正廉洁”“无私奉献”“快乐奋斗”“特别能奉献”“舍生忘死”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道德人格和精神面貌。

(2)指向主体凝聚力的规范性要素。共享的价值观念、道德责任、积极情感、科学态度，表达团体作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有共同的价值认同与价值追求。如“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民主、团结”“团结协作”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爱党爱军”“爱党爱国爱人民”“爱岗敬业”“亲民爱民”“热爱祖国”等表达了共产党人的积极情感。

(3)指向主体精神活力的能动性要素。主体意识、思维方式、思想作风、道德意志，表达团体在实践活动中处理各种关系的方式方法和主观努力程度。“敢为人先”“敢闯新路”“艰苦创业”“迎难而上”“勇于登攀”“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不畏艰险”等是共产党人主体意识和道德意志的体现；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三老四严”“务实求真”“科学求实”“尊重科学”都表达了共产党人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思维方式。

“红色精神”的结构是由其要素组成的。从“红色精神”形成的历史考察，从红色精神的主体和提炼红色精神的主体的逻辑分析，可以有不同的结构。红色精神的基本结构是：主体的理想+主体的信念+主体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主体的作风+主体的实践风格。

4. 红色精神的结构特性分析

(1)红色精神形成的主体。红色精神形成的主体有三种：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理论与实践是形成红色精神的主体。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二是党的部分领导人和红色区域，或者是党和军队的部分成员作为红色精神的主体。如“百色精神”“渭华照金精神”“沂蒙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北大荒精神”“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三是以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为主体，如“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九八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

从“红色精神”的发展历史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加快，人民群众创造性的激发，“红色精神”形成的主体逐渐地演变为广大人民群众，使“红色”内涵有所扩大，“红色精神”的内涵也有所扩大，融合了创新的时代精神，因而与民族精神的内涵接近。

(2)“红色精神”概括的主体。“红色精神”的主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来或着重强调概括的，如“红船精神”(习近平)、“井冈山精神”(胡锦涛)、“苏区精神”(习近平)、“长征精神”(胡锦涛)、“延安精神”(毛泽东)、“西柏坡精神”(毛泽东)、“抗美援朝精神”(习近平)、“大庆精神”(毛泽东)、“红旗渠精神”(周恩来、习仲勋、胡锦涛)、“焦裕禄精神”(习近平)、“雷锋精神”(毛泽东)、“两弹一星精神”(江泽民)、“载人航天精神”(胡锦涛)、“九八抗洪精神”(江泽民)、“抗震救灾精神”(胡锦涛)。一种是由学者根据党的历史研究提出来的，如“百色精神”“渭华照金精神”“沂蒙精神”“北大荒精神”。

(3)“红色精神”形成的基本逻辑。“红色精神”形成的必要条件一是理想信念的方向性指引，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主要是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依靠群众”的政治路线。“红色精神”形成的充分条件：一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无私奉献”的宗旨；二是“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协作”“顾全大局”“创新”“创业”“尊重科学”“勇于登攀”的共同价值追求；三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求真务实”“谦虚谨慎”“严守纪律”“清正廉洁”“敢为人先”“敢闯新路”“快乐奋斗”的作风；四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爱军”“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感。

在20种“红色精神”中，理想信念的内涵有所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精神”中理想信念是“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色精神”中理想信念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红色精神”中“理想信念”的语言表达随形势而变化。在中国共产党还很弱小的时候，中国革命低潮时期，党和红军处境艰难困苦的时期，“理想信念”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红色精神”在语言表达上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如“红船精神”中“坚定理想”，“井冈山精神”中“矢志不移”，“苏区精神”“百色精神”中“坚定信念”，“长征精神”中“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在一些红色精神中体现为“爱国”“为民”，如“渭华照金精神”的“爱国为民”。当中国共产党发展成大党的时候，“理想信念”虽在主体的意识中存在，但在语言的表达上就不那么显著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色精神”中“理想信念”的内涵发生多样性变化，但仍以“爱国主义”“爱国”“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四种表达形式为主。

有些“红色精神”中没有“理想信念”的语言表达，并不表示“理想信念”不重要了，而是表达方式不同。在“红色精神”形成的历史事实中，“理想信念”发挥着方向性、目标性的引领作用；在“红色精神”形成的思维逻辑中“理想信念”仍然支配着实践主体的政治立场、政治觉悟、思想境界，仍然是其立足点、出发点。

(4)“红色精神”的逻辑演进。“红色精神”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在演进中贯穿了四条基本逻辑主线：一是科学的信仰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信念就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要排除万难，就要紧密团结，顾全大局，协作共事。二是科学的路径选择。路径选择既涉及政治路线，也涉及思想路线，还涉及战略策略问题。路径选择就是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即坚持立党为公的宗旨。立党为公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就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加强组织成员的思想作风建设，其次要解决依靠力量问题，即科学的路径选择要依靠群众的创造智慧，要走群众路线。要了解群众的需求，维护群众利益，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要团结大多数，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再其次是要解决理念引领问题，即要以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为旗帜，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精神贯穿着在民族存亡中救国救民的意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精神贯穿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意识。三是辩证的思维品质。辨证的思维品质首先必须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信奉权威，不信奉教条，破除迷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辩证的思维品质要以追求真理的精神，注重调查研究，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及时地总结经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四是进取创新的风格特色。一方面表现为敢为人先的胆略。这是对“敢闯新路”的继承。敢为人先就是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另一方面表现为快乐奋斗，坚持创新创业，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待创新创业，要尊重科学，勇于登攀科学高峰，勇于文化创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红色精神”沉淀为思想养料，给后人以智慧启迪，沉淀为优秀文化传统，为后人提供了精神食粮。如“延安精神”中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就为“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所继承；“延安精神”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至今都是共产党人的思想武器；又如“井冈山精神”中的艰苦奋斗的传统，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其他“红色精神”所继承，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红色精神所继承。

(二) “红色精神”的本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从上述“红色精神”的结构分析可以看出，二十种“红色精神”都有以下特征：一是都以“理想信念”为方向性的引领，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二是都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三是都以民主、团结、科学、创新、爱国、奉献为共同价值追求；四是都以实事求是作为思想原则。这些特征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都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需要，都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因此，其精神实质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之所以说“红色精神”的本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红色精神”在历史形成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文化养料。例如，毛泽东同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工人运动上。后来经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后，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是取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建立“工农武装割据”。井冈山的斗争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井冈山精神”就是“实事求是”思想和“敢闯新路”实践相结合的结晶。

又如，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内工人阶级人数少、文化程度低和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分析，首先提出了思想建党问题，认为思想建党的方法就是理论学习。他要求共产党员研究马列理论、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他深刻地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2]286毛泽东同志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视为思想建党的原则。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性、态度和方法，他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格言来解释，他从中国古代儒家修身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智慧。

在延安，毛泽东同志从思想、文化、军事、党的建设多个方面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理解和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创新性的转化，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既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借鉴的，又是立足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认为，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出发，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567的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就是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54，独立自主，把我们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2]610，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正如我们前边所说，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础。因此，也可以说，“延安精神”涵盖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就从多个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精神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之所以说“红色精神”的本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红色精神”是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的实践形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成果。邓小平同志在论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指出：“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35]354确实，像“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等都是英雄模范人物对“红色精神”的创造，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模范实践。同样，在“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红旗渠精神”“九八抗洪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中，都体现着特定群体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精神风貌，以及群体英雄事迹、高尚人格、朴实作风、科学态度、集体智慧、奉献精神、道德观念，这些都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模范实践。

四、红色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发展 (一) 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 1. 民族精神的概念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通过共同社会生活、共同生产实践、共同人生体验，形成的民族大多数成员认同和接受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社会心理，是民族传统的历史积淀，是民族文化的集体创造，是一个民族思维特征、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性格的综合体现。

2. 民族精神的要素和结构

民族精神与“红色精神”在三类要素上是一致的。

(1)指向主体价值导向的先进性要素：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进步向上的社会信念、价值取向和道德风尚。

(2)指向主体凝聚力的规范性要素：民族认同意识、民族利益的自觉感知、民族尊严的自觉感知。这种要素与爱国主义的核心价值有关。

(3)指向主体精神活力的能动性要素：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民族道德素质。这些要素决定了民族的创造性。民族精神的结构是主要由“民族活力、积极的价值取向和社会信念、健康的民族意识、鲜明的民族性格”^[36]5构成。

3. 民族精神的基本特点

(1)民族精神是一种积极、进步的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2)民族精神体现民族的思维方式，是民族意识和民族性格的决定因素；

(3)民族意识是民族精神中的凝聚力量，是民族活力和民族凝聚力的基本要素；

(4)民族精神由民族历史上的一些特殊事件和历史人物来体现，这决定了民族精神是开放的体系、发展的体系、有无穷创造性可能的体系。

4. 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特点

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从春秋战国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古典时期”。在古典时期，形成了以唯伦理思维为特征的古典民族精神；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近代时期”。在近代时期，形成了以唯政治思维为特征的近代民族精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成为“当代时期”。在当代，则形成了以唯经济发展思维为特征的当代民族精神。“古典民族精神反映的是自然经济、宗法社会条件下道德至上、贵和尚中、求稳求安的守成精神；近代民族精神体现的是内忧外患挤压之下反抗侵略、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的狂飙突进式的革命精神；当代民族精神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改革开放背景下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开拓创新精神。”^[37]250

5. 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党的十六大对民族精神的概括。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38]7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涌现了无数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医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以渊博的知识、高尚的品德、勤奋的探索、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丰富的文化典籍，为中华民族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受到了后人的敬仰和尊崇。无数先哲志士和劳动人民在同自然界作斗争及不断改善生存环境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勤劳勇敢、不怕苦难、顽强奋斗的品质，孕育和培养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主要有盘古开天地、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等，它们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写照。正如有学者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对中华民族精神作了丰富、充实的概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具有文明创造精神、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人格养成的道德精神、博采众长的会通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等。”^[39]12

(二) 红色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现代的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十分重视，有着清醒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阐述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时，对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作了概括：“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40]623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强调了中华民族革命精神中“自力更生”的内涵，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2]65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很重视弘扬民族精神和“红色精神”，他曾说：“‘愚公移山’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35]232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继承了中华民族的这些传统，而且创造了民族的批判意识、救亡意识、自强意识和复兴意识。

红色精神继承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它以爱国主义为主线，构建了忠诚爱国的民族情怀；以勤劳勇敢为基石，培育了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以自强不息为动力，铸就了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体现了共产主义的核心观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红色精神”，都是中华民族处于危机存亡、危难困苦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和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以救亡图存、民族解放为旗帜，以推翻压在全民族头上的三座大山为目的，通过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在英勇卓绝的民族战争中形成的。主要体现了以革命精神为特质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和创新，主要体现为作为一个全世界最大和历史最长的政党在思想、作风、组织、领导等方面的伟大创新、卓越能力和主体能动性。这种革命精神中表现出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对自强不息精神品质的传承；这种革命精神中表现出来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对古典民本思潮的扬弃和创新；这种革命精神中表现出来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挖山不止”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对爱国主义传统的弘扬和发展；这种革命精神中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是对注重践履、知行统一的思维传统的创新和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红色精神”，都是中华民族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旗帜，以抵制帝国主义的封锁和颠覆为目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农业、国防，发展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和教育事业中形成的。这个时期的“红色精神”继续弘扬了爱国主义思想传统，继续传承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民族精神的创新。在党的领导下，各条战线捷报频传，涌现了许多先进集体和英模人物。他们最基本的形象特征是：热爱祖国、热爱集体、忠于职守、奋发进取、埋头苦干、钻研业务、技术革新、吃苦耐劳、助人为乐、廉洁奉公、团结协作。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创新者。正是他们的模范行为，才创造了“北大荒”“大庆油田”“红旗渠”的奇迹，才有了“两弹一星”“航天载人”的领先技术，才有了战胜自然灾害的全民空前大动员，才有了学习雷锋的一个又一个高潮，才有了许多维护党的光辉形象的“焦裕禄”式领导干部。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没有丝毫动摇，确立了一系列发展战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向前进。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孕育和发展了体现科技创新力的“航天载人”精神，体现“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体现“开拓、创新、团结、奉献”的“深圳精神”；涌现了“蓝领专家”孔祥瑞、“金牌工人”窦铁成、“新时期铁人”王启明、“新时代雷锋”徐虎、郭明义、“知识工人”邓建军、“马班邮路”王顺友、“白衣圣人”吴登云、“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等一大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正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和英模人物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创造，才使我们的国家在短时间内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才使我们有了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使我们的民族复兴梦得以早日实现。

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红色精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红色精神”，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生成的“中国精神”，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培育、凝练、升华的中华民族精神成果。而这种培育、凝练、升华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人的因素，非常重视人的精神成长，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紧紧把握事业发展的政治方向，引导人走积极、进取、团结、和谐的道路。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人的因素，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要靠人的“自觉的能动性”。^[2]186邓小平同志说，“人的因素重要”，“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35]190。这是中国共产党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思想作风建设、具有丰富精神财富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华民族精神中“民本”思想、“厚德”观念、自强意识、群体意识的表现，是中国共产党吸收传统文化中“正心”“诚意”“修身”“克己”“持志”“内省”“志于道”“止于至善”等人格养成的精华，创造出来的启发人、教育人、引导人的精神成人路径。世界上再没有哪个政党能这么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人的主体精神，也没有其他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从传统文化中吸收精神养料。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取得革命胜利、建设成就、丰硕精神成果的法宝。

五、中国精神：红色精神的崭新形态 (一) 中国精神内涵的丰富性 1. 中国精神的内涵

习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41]精辟地概括了“中国精神”的内涵。这足以说明：中国精神生发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传统，贯穿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过程。“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和现时代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了表征自己文化血脉与时代镜像的国家精神，即中国精神。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绵延更续的文化血脉，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发展创新的时代镜像，二者密切联系、交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中国精神的核心内容。”^[42]36

2. 中国精神凝结着全部红色精神的内涵

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厘清了中国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中国精神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双重维度”^[43]16，不仅包含着民族精神，也包含着时代精神。以“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为显著特征的民族精神是一种追求进步的精神动力；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当代追求，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全体中国人的价值共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中国精神也内在地凝结着全部红色精神的内涵，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科学信仰、科学能力、科学品质和科学精神。^[44]16我们也应该看到，红色精神作为当代的民族精神，也内在地包含着创新精神。如“红船精神”的“敢为人先”，“井冈山精神”的“敢闯新路”，“渭华照金精神”的“坚定地创业创新”，“西柏坡精神”的“探索和创新”；从另一方面看，“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都是突出地体现了创新的时代精神。在其他红色精神中，也都有创新的意涵，也都体现了时代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信仰为引领，以科学能力为支撑，以科学品质为基础，以科学精神为武装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动品质和精神状态。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培育形成的红色精神，体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民族解放斗争的时代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聚焦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更加重视文化发展、文化创新、文化交往，更加重视科技现代化建设，更加重视创新和探索；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感受了中国道路的正确和中国制度的优越，感受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无比威力，激发了无比坚实的创造潜力，焕发了无比丰富的创造活力，使得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科学发展成就超过了资本主义几百年取得的成果。

(二) 中国精神具有文化先进性特征

文化先进性特征主要体现在“红”的本质属性，一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原则；二是实现中国梦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三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价值取向和汲取世界先进价值取向为内容的核心价值观；四是构建具有导向、凝聚、激励等多重功能的共同精神家园。

1. 中国精神奠基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一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重“民本”的价值取向，对中国精神具有奠基作用。从《尚书》中的“民为邦本”，到《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从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都体现了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忧患意识”，心系黎民百姓的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

二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自强”“维新”的品质，对中国精神具有的奠基作用。“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超越性，显示出刚健有为、勤劳勇敢、积极向上、革故鼎新、披荆斩棘、攻坚克难的精神品格及其生命意志。

三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厚德的传统，对中国精神具有奠基作用。从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到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从孔子的“仁”“义”和“言忠信”“行笃敬”，到孟子的“与人为善”“养浩然之气”，都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从注重内在的道德修为到提倡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实践，形成了以重视礼义廉耻、奉行仁孝忠公诚信为核心的传统美德体系。

四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包容的特点，对中国精神具有奠基作用。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中庸》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提供了思想资源。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中国优秀文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 她善于吸取、融合国内各民族文化, 也善于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 她并不武断地排斥其他文化。” ^[38]6中国文化包容性特点保证了其始终能够保持先进性。

2. 中国精神奠基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创新实践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者，是中国精神的创造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349毛泽东同志认为，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了马克思关于“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的基本观点。这就为中国精神的文化先进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创新实践的先进性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看重人的因素，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重视共产党员的修养，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武器，达到解决党内矛盾、加强团结的目的。重视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思想作风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廉洁自律教育。二是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强调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以卓有成效的宣传思想工作，促进全民的价值认同，重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习近平同志强调：“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45]164三是重视发挥榜样的引领作用，强调弘扬劳模精神和劳动创造精神。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用自己的先进思想、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全社会，不断为中国精神注入新能量，始终是弘扬中国精神的楷模。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英雄模范人物的引领作用，树立了张思德、白求恩、王进喜、雷锋、焦裕禄、邓稼先、蒋筑英、钱学森、吴大观、孔繁森等一大批英模人物，发挥他们的榜样作用。通过媒体宣扬道德模范和“感动中国”的好人好事，为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正能量。四是重视文化创造，提高文化自觉意识，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交流，加强文化传播。文化创新实践产生了五个方面的成果：文艺创作日益繁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具规模；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化遗产保护成效显著；中外文化交流日益活跃，开创了文化建设新格局。五是重视科技创新，建立了学科齐全的科学研究体系、工业技术体系、国防科技体系、地方科技体系。从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到改革开放后迎来“科学的春天”，党中央多次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和科技创新大会，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确立了“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46]的科技事业发展目标。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治策略。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47]291通过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监督，在巩固工农联盟的同时又保持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把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和对资本家个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变革生产关系同时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可以说，社会主义改造为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47]349提供了条件，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社会主义改造的文化创新意义在于通过所有制改造和相关政策，引导、教育、感化了私营企业者，以至涌现了“红色资本家”，反映了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感召力量。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积极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教育创新，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既顺应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又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既改造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根基、思想意识和文化影响，又创造了以“红色精神”为载体的先进文化。

(三) 中国精神是红色精神的崭新发展

理论界认为，中国精神的形成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这个实践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积极参与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48]3改革开放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弘扬，体现着对“红色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处在和平发展时代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顺应新的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大潮，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交融多元化的需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冲破了教条主义封闭思想的藩篱，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实行了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面改革，实现了科学技术领域的全面突破。改革创新已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主旋律。改革创新已经成为人们积极探索、乐于创造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体现着人们大胆想象、突破常规、追求创新的思维方式，体现着人们尊重客观规律的务实求真、实事求是的思维品质，体现着人们不甘落后、奋勇争先、追求进步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体现着人们快乐奋斗、坚忍不拔、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社会精神状态，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弘扬。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作为“红色精神”现代化发展的改革创新，其表现形式依次为：冲破思想观念障碍、打破利益固化藩篱、破解发展难题、强化发展软实力、释放改革红利、共享改革成果。总之，改革创新是中国精神的时代表达。^[43]20

在改革开放初期，习仲勋同志主政广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提建议，做决策，为突破旧体制，创立经济特区，为改革开放事业和特区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广东省广大党员和群众，以敢想、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了很多新的突破和成功经验，有力地推进了特区的建设，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邓小平同志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35]51“开拓、创新、团结、奉献”^[49]46的深圳精神，也丰富了中国精神的内涵。

创新贯穿在改革开放的全部实践之中，体现于时代精神的各个方面，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也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爱国的具体表现，也是民族精神弘扬的表现。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精神是红色精神在当代的崭新发展，是红色精神的崭新形态。

六、红色精神的现代价值

红色精神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其现代价值表现在满足主体的各种需要。这种现代价值是以人的文化本质为基础的，主要是人文价值，确立人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创造性。而要确立这“四性”就必须确立人的科学信仰、生成人的科学能力、养成人的科学品质、培育人的科学精神。在社会人类学家看来，人的“未特定化”特质决定了人具有追求完善、追求进步、追求创造的要求，是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必然要实现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人越来越追求精神生活的质量，用各类精神文化资源满足个体的发展需要，满足团体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同时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得以转变，人的智慧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可见，人在文化创造中创造自身。

基于此，红色精神具有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这些价值归根结底是通过红色精神文化资源的“化人”价值来实现，通过人文价值来实现，通过科学信仰、科学能力、科学品质和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养成来实现。红色精神的经济价值在于，通过提高人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提高人的创新创业能力，提高经济管理水平，提高社会劳动的效率和质量，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红色精神的政治价值在于，通过提高人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觉悟，把人的思想意识引导到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形成共同理想，引导人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通过提高人的法治意识和民主意识，提高人的法律素养和民主素养，提高社会自治水平，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里，我们着重讨论红色精神的文化价值。

(一) 红色精神的文化价值

精神动力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红色精神具有引领力、凝聚力和主体精神活力等动力作用，因而具有文化价值。

1. 红色精神的双重维度实际上是“双重动力”

红色精神的民族性维度，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在全体人民的心中确立了对祖国的归属情感和认同情感，这种情感就是一种凝聚力；爱国主义的情感也作为全体人民处理个人利益与祖国利益、民族利益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规范着人们的言行，可看作是一种约束力和向心力；爱国主义的情感和行为准则必然激发人们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乐观奋斗的感召力，并且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活力。总之，中国精神的民族性维度有着向心力、凝聚力、感召力和精神活力的动力作用。

红色精神的时代性维度，以改革创新为核心，在全体人民中形成改革创新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崭新局面，激发了人们的创造热情和积极性，也具有引导力、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和创造活力的动力作用。这个“双重动力”发挥作用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培养人、教育人，使人有主体意识、进取精神、系统知识和实践能力，使人有认同感、责任感、使命感、动力感；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以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以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塑造人，以英模人物的事迹和伟大建设成就鼓舞人。

2. 红色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以百年的艰苦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红色精神体系。红色精神的三项要素都贯穿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组织成员的意识起引导作用，二是对组织成员的行为起规范作用，三是表达组织成员的精神诉求。因此，由20种红色精神构成的体系从多个方面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这种体系是经过百年积淀历史地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体现了红色精神三项要素的价值体系，也是构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因此，红色精神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础。

3. 红色精神为发展先进文化提供价值导向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就必须“发展先进文化，创新传统文化，扶持通俗文化，引导流行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有害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必须发挥红色精神的政治导向价值。红色精神中主体价值导向的先进性要素，核心是政治导向。政治导向或政治方向是就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导向而言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原则的体现，是政策和策略的生命，是先进性的保障。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思想，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523。文艺批评，要“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2]523。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最早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后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目标上，确立了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为文化机构创新传统文化，扶持通俗文化，引导流行文化；为社会大众改造落后文化，抵制有害文化提供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发展先进文化要把精神支撑与价值导向相结合。红色精神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资源。

4. 红色精神为文化创新提供思路和原则

文化创新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在广义上界定文化创新：“作为统摄整个思想和精神领域的文化创新，包括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学术创新、思维创新、观念创新、艺术创新和科技创新等丰富内容。”^[50]152一种是狭义上定义的文化创新：“文化创新不仅是文化内容的激活，更应当是文化模式或文化范式的革命性转型。它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内容：文化价值观念创新、文化知识体系创新、文化思维方式创新、文化体制创新。”^[51]56前者是在广义的文化概念上界定文化创新，而后者是在文化哲学意义上定义文化创新。在这里，我们也从广义上讨论文化创新的思路和途径。据此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和脉络。

(1)红色精神提供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现实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基本思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2]348这就提供了文化创新的基本思路，就是要解决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文化人类学也是从历史和传统入手，研究文化的本质所在，创新出发点所在。文化人类学者认为：“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52]32文化创新是在文化积累、文化继承基础上的创新。继承是寻根，吸收养分；创新是生发，是生命延续。在红色精神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中，就伴随着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的过程。回顾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西柏坡时期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从事的文化活动，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有无数文化创造从中华文化传统中汲取养料和精神力量。

(2)红色精神提供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关系的基本原则。文化价值观念创新、文化知识体系创新、文化思维方式创新都要求正确对待外国文化。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要从中得到启发、寻找镜鉴，把外国先进文化“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2]348。在红色精神形成的过程中，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国际经验？曾经出现过毛泽东同志与教条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教条主义者照搬马克思列宁的语录，导致产生错误的政治路线，把党和革命带入歧途；教条主义者照搬别国的经验，导致出现军事战略上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中获取正确处理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关系的思想原则。

(3)红色精神提供了克服保守僵化思想，开展文化创新的思想武器。观念上的创新是实现文化创新的先导。文化创新首先是文化理念的更新和新的文化意识的形成。文化理念创新就是从对文化的教条主义理解中解放出来，从各种对文化片面性和狭隘性的理解和认识中解放出来。

红色精神的孕育与形成本身就是文化创新。在20种红色精神的孕育和形成过程中，都是观念创新起到先导作用，都是在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而突破“洋教条”和“古教条”的观念束缚。我们可以想一想，“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西柏坡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决策是怎样形成的？“拼命拿下大油田”的精神是怎样产生的？“红旗渠”“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的成就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中华民族“实事求是”“务实求真”的思维品质是怎样血脉相承的？从“君子之乐”到“乐观奋斗”的行为风貌是怎样熔铸更生的？我们党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就是要克服保守思想、克服教条主义、克服经验主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从而“超越权威、超越前人、超越自我”。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然成为文化创新的锐利思想武器。

(二) 红色精神的教育价值

人的本质的精神属性决定了人有精神生活的需要。为什么有些人勤奋好学、孜孜不倦，有些人却懒惰散漫、无所作为？为什么有些人精神矍铄、生活充实，有些人却精神空虚、萎靡不振？为什么有些人思想深邃、富有远见，有些人却思想贫乏、鼠目寸光？为什么有些人志存高远、积极向上，有些人却胸无大志、不思进取？这些差别，完全取决于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方式，取决于个人精神世界的丰富状态与和谐状态。可见，精神的个体价值在于为个体的发展提供动力，提供精神支撑。精神的社会价值也是有动力学特征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非常重视精神的作用，强调精神的力量，许多学者撰文阐发“精神的力量”。精神有什么样的力量呢？

我们在分析“红色精神”的要素和结构时，提到了三类要素：指向主体价值导向的先进性要素、指向主体凝聚力的规范性要素、指向主体精神活力的能动性要素。这三类要素分别具有四种“力量”：引领力、凝聚力、驱动力、活力。这四种力量是对团体而言的。对个体来说，有一个驱动力的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人生的动力”。包括“潜力的开发”和“活力的激发”。学校教育的价值不仅在于给学生提供生成信念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知识载体，提供一个自主发展的驱动力，还在于通过学习和实践活动，开发学生的潜力，激发学生的活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实用主义、消费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消极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也连同资金、技术涌进来，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造成了冲击，低俗、庸俗、媚俗的文化充斥着人们的眼球，进入一些人的脑海，对大学生成长中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面对日益激烈、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压力，面对家庭和社会越来越高的期望，面对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当代大学生对成长成才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消极悲观、被动应付，结果是越应付越被动；另一种是积极进取、迎难而上，在提升自己、战胜困难中赢得主动。现实表明，前一种情况是少数，后一种情况是主流。当然，还有不少大学生对待职业发展的态度在理想与现实、期待与迷茫中摇摆。少数大学生有依赖父母的心态，没有清晰的职业目标，在迷茫、幻想之中还想通过继续读书的方式逃避生活压力。为什么会产生消极性的人生态度呢？除了客观因素和他人的影响之外，大学生自身的主观因素如人格特质、自我力量和内在需要是关键性影响因素。一些大学生自我认知不透彻，对生活意义的思考不深刻，缺少现实生活的历练，缺少理想信念的引领，缺少对社会人生的深度理解。种种事实表明，这些大学生缺少精神上的“钙”。因此，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进行研究，最重要的是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使他们逐步获得人生的动力，挖掘他们的潜力，激发他们的活力。

根据这些“精神力量”的概述，我们认为，“红色精神”的教育价值有如下几点：

1. 为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精神动力”的意义，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精神动力。”^[35]63精神动力是精神因素对人的活动的推动力量。这些精神因素包括：思想觉悟、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情操、顽强意志等。^[53]17涉及教育过程及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精神动力，如科学信仰的引领力、科学能力的内发力、科学品质的潜在力、科学精神的激励力。除了上述精神因素外，还应该包括大学生的非智力心理因素，如人生态度、热情、兴趣、情感和意志等。

大学生的成长成才需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人生态度作为人的一种精神状态，不是孤立的、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它是指人面对生活所采取的心理意向，包括对学习活动、日常生活、社会实践活动、求职就业、家庭婚姻、人际关系、未来发展等方面的认识与评价、心理倾向和价值判断。因此，学校应该“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研究和培养人固有的积极潜力上，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人的潜能、动机和能力，关注健康、勇气、乐观、希望、快乐、信仰、毅力等，通过培养或发掘人的这种积极力量而使之成为真正健康并生活幸福的人”^[54]315。

首先，培养积极的情绪，获得快乐的体验。“红色精神”中蕴含的崇高价值具有培养积极情绪的作用。积极情绪和快乐体验不仅具有内在驱力的作用，也具有挖掘潜力、激发活力的作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艰苦的岁月里，都能保持一种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有“天天奋斗，天天快乐”的座右铭。“苦不苦，想一想长征两万五。”通过“红色精神”的教育，使大学生深刻理解什么价值是崇高的，追求自己的价值理想；使大学生体验什么是苦，什么是难，对待挫折应该具有何种态度；使大学生深入理解苦难对于成人、成才、成功的意义。

其次，设置生活目标，开展有价值的活动。“红色精神”中蕴含的目标都是远大的，令人振奋的。但对于日常生活来说，目标又是具体的。设置有价值的目标，由目标驱动人的活动、激发人的创造活力，同时可以形成人的良好体验。可以想一想，伟大的革命家、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焦裕禄，大庆人，“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的研究者，还有许多成功人士、创业者、先进模范人物，他们的哪一天不是在从事有价值的活动，他们的每一天都是有意义的。“红色精神”的教育，就是要让大学生不要虚度光阴，要自我设置目标，既有大的追求，也有具体活动。

再次，强化社会实践的锻炼，增强责任意识。“红色精神”中蕴含的理想信念不仅具有引领导向的作用，更有砥砺品行、完善人格的作用。英模人物都是在革命、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克服困难、磨炼意志、增强信心，得到锻炼成长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大大激发人的活力，挖掘人的潜力。这也得到一些大学生深刻体验的佐证。当问及青年大学生在大学生活里最难忘记的事情时，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提到实习和社会实践，因为实习和社会实践能使学生自主参与，能有充分的互动，能有深刻的体验。因此，高校在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顶层设计和培养方案中，应该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锻炼机会，设置有一定责任的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体验，挖掘自身潜力，提高实践能力，增强责任意识。

2. 为大学生“四个科学”理念教育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

习近平同志认为领导干部“三严三实”的问题，应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得到镜鉴。他指出：“中国人历来崇尚气节、崇尚严谨、崇尚务实，讲良知、守信用，严和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本内容，是传承民族品性、倡导社会新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55]1习近平同志要求领导干部“立根固本，挺起精神脊梁”。这对大学生的教育也是适用的。大学生的成长不是在温室里的成长，而要在社会的大熔炉里成长。大学生的社会化就是要“立根固本，挺起精神脊梁”。大学生只要遵循民族传统美德，将勤奋、严谨、务实、诚实、守信的价值在求职过程中和职业生涯中严格履行，就会有高质量的就业，就会有求职的成功，并获得职业幸福感。

“四个科学”理念教育首先是“务实求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能力、科学精神教育。让大学生养成浓厚的学习和探究兴趣，养成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其次是科学品质和“修身”教育，即大学生的自我教育，“有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职责”，经常“打扫思想灰尘、祛除不良习气、纠正错误言行”^[55]1。再次是民族共享价值观教育，即科学信仰教育。民族精神中蕴含的爱国爱民、自强不息、勤劳勇敢、崇尚科学等价值取向，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有导向、激励、陶冶的作用。回想一下，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那些思想家、科学家、民族英雄，他们的思想、品德、处世方式是怎样影响了后人；想一想那些革命家、无数革命先烈，他们的理想、信念、事迹是怎样感召着下一代；想一想那些抛弃了优厚待遇、排除重重阻碍归国的老科学家们，他们的故事、业绩、严谨作风会给我们提供怎样的精神财富，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3. 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提供教育资源

“红色精神”可以转化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教育资源，也可以拓展“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途径。处于革命老区的大学、与革命老区有历史联系的大学都把“红色精神”看作是可以转化的思想教育资源，把“红色精神”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了切实生动、富有成效的探索。主要做法有：一是揭示“红色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内在联系，如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引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内容体系；二是揭示“红色精神”与科学思想的内在联系，如实事求是的科学思维方式、科学信仰、科学态度、科学方法与科学道德等，引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内容体系；三是确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明确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目标和方向、内容和途径，把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功能和规律；四是开发校本课程，推行“红色精神与当代大学生”课程的研究式教学；五是拓展“红色精神”教育途径，开展实践教学和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将大学德育课堂从校内扩展到社会；六是建设校内红色精神教育的环境载体，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教育氛围；七是在探索“红色精神”转化为教育资源的同时探索“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模式”。

七、结语

红色精神以至中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贡献。党领导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形成的红色精神体系，体现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科学的路径选择、辩证的思想品质、创新的风格特色，是共产党人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和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动表现。红色精神的本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民族精神在近现代新发展，在当代发展为中国精神。红色精神以至中国精神具有历久弥新的现代价值，即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是“化人”的教育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础，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资源。

红色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必然地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上社会的政治、经济方面去探索思想意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并通过思想的研究反过来看社会的面貌”^[56]64，必然地贯穿着在对革命对象、性质、任务进行思考的同时，也思考人自身的问题，思考着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法。红色精神是一种思想体系，贯穿着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一切经过试验”的思想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治立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态度，“摸着石头过河”的创新精神；“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战略思想，“协同创新”的关系思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全局观念等等。红色精神也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科学思想、教育思想、人才思想、军事思想等等，发挥着理论思维的统领作用。

中国精神中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包括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核心价值观，体现中国特色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社会思想。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等领导人物的观点论述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领袖人物的观点论述，体现了共产党人对中国思想史和民族精神的理论丰富与发展，也体现了他们个人和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智慧与理论贡献。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和强调对党的历史经验的了解和研究，对红色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他指出：“历史上的重要经验，包括正面的、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反面的、失败的教训，以及党面对重大问题是怎样认识、怎样解决的，留下了一些什么论述和决策，都值得了解和研究。”^[1]“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这些优良传统、优良作风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流血牺牲凝聚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1]要清楚“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45]405习近平同志从多个方面论述党的历史经验：“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2]366他认为，党的力量来自人民^[45]367，“在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始终要求全党同志坚持光荣传统、发扬优良作风，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45]366。“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遇到了种种艰难险阻，我们的事业成功都是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奋斗取得的。”^[45]402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有无数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英勇牺牲了，支撑他们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 ^[45]414“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45]414这就足以说明：任何一个政党，要有足够的领导能力必须先有精神动力的支撑，再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还必须有自己在实践中的探索，不断汲取新的养料。最重要的是，“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要兴旺发达，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必须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力量，要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一个没有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和精神支撑的政党，是站不住的”^[57]。在世界政党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是最具有精神财富的政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她只代表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她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从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汲取精神力量。

红色精神的百年发展是对中国思想史的丰富和发展。红色精神以至红色精神的当代形态--中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