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寓批判于荒诞

《史记》中的“本纪”，原本指记载某一帝王统治时期的大事年纪，属于编年史。“十二本纪”的前五篇：五帝、夏、殷、周、秦本纪，即从编年体《春秋》发展变化而来；后七篇则是“本纪”与“列传”--编年体与人物传记的结合，有些接近《左传》--比纯粹的编年体式的“本纪”丰满而生动。犹如《左传》比《春秋》读来有味，这是《史记》的圆通处。故后者名篇多，《高祖本纪》就是这种二和体的万字大文。

此篇以刘邦“平定天下为主。前半篇与项羽争天下也，后半篇削平反者以安天下也”(吴汝纶语)，凡属此者，则为“本纪”文，属于史家之笔；开头部分起事前种种“荒诞不经”的怪异，以及后半篇穿插的琐细事，最能见出人物本真与个性，文字亦最为出采，属于文学家的本领。而开头部分所记诸般怪异，最为耐人寻味。

开头记了这位大汉开国“高皇帝”的许多怪异。“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相貌是高鼻子宽额头，犹如《秦始皇本纪》中间的“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史记》言人形貌极少放在开头，刘邦算是例外，其中必然寓有深意；还有“美须髯，左股七十二黑子”，高鼻梁，宽额头，长胡子，这些生理特征，一眼就看出来，而且高鼻宽额者不乏其人，唯有大腿上的72颗黑痣，不大好看。所以，刘邦说他的股痣有多少就是多少。72原本就是个神秘大数，孙悟空的本领那么大，就是因为精通72变，猪八戒的36变，能耐就差得远了。张守节《正义》说：“七十二黑子”象征赤帝。一年360日，按五行金木水火土划分，俱为72，“故高祖七十二黑子，应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左为阳，主赤色，属火，故为赤帝后裔的象征。因秦尚黑，主水，而水火相生相克，故灭秦之水者必是主火尚赤之大人物，非赤帝之后裔莫属--这是汉代人流行的五行观念，也是刘邦处心积虑经营制作的“政治广告”的目的。秦始皇晚年肆行酷政，人心思反，而刘亭长“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是干大事的人物。因区区一小亭长，故革命必须构造出许多灵异“珍怪”，大造舆论。高鼻宽额、长须，加上这么多黑痣，为今后起事在“形象”上便成了皇帝的样子，做好赢得人心准备。其实他的黑痣恐怕连36个都没有，此其一。

其二，刘邦排行为三，人称刘季，“好酒及色”，没酒钱了就赊账，常去的两家酒店都是女老板，当然都要拉长脸。然刘邦“喜施”，能舍得，很乐意花大价钱做广告。一旦有钱，则付“酒雠(价)数倍”。老板娘拿了高费，就舞弄长舌，说刘季一醉，“见其上常有龙”，感到很奇怪，所以连他欠的酒钱都不要了。酒店为稠人广众之所，做买卖谁不爱钱，不摊本钱的买卖，两家老板娘当然很卖力。至于“此两家常折券弃责”，则属于附加性的广告。而“见其上常有龙”出自于“放弃”欠账者之口，可信度就很诱惑人了，而且与股痣相为呼应。

其三，刘邦不但自己制作广告，还拉老婆做帮手。刘邦谋大事，无心思劳动。吕后只好带上儿女下地锄草，有个路过的老头讨水喝，吕后把带的饭给了一点，老头自然要说些好听的话。谓吕后为“天下贵人”，又谓次子即后来的孝惠帝--“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儿也”；还谓其女“亦皆贵”。老父去后不久，刘季来了，吕后告诉他“相我母子皆大贵”，且去未远。刘邦追上老头，问自己相貌如何，老头说：“乡者(刚才)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所谓“贵不可言”，是将为天子的隐语与代言的组合。吃了一点饭，就说这一家人是将来的皇帝、皇后、太子、公主，这在任何时代都会带来灭顶之灾，遑论苛毒备至之秦政；何况年事已高的老头，怎么能犯如此弥天大傻，而置灭族大祸而不顾！至于老头会不会相面还成问题。这节文章最后写道：“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读至此，若真似伪的虚实缥缈之笔，摇曳生姿，犹如《史记·封禅书》的渤海中三神山，去人不远，望之如云。船欲近，风辄引之去。此篇记述种种“珍怪”，当作如是观。如果“知老父处”，肯定会让他死掉而永远消失，因为那些冒天下大险的话，他压根儿不敢说。倘若不处理掉，总会泄露“天机”，那汉高祖的“龙颜”往哪儿放呢？这节文字也实在漂亮，连用六次“贵”字，分别见于对话与叙述中，如湖水荡漾，波光粼粼，而深不可测。特别是故事结尾的“及高祖贵”，此一实笔与前虚用的五个“贵”字，真真假假融为一片，虚实难分。反复是太史公特别钟爱的修辞方式，此一节就显得熠熠生光，神采一片。

有时遇上意外的事情，刘邦也不会忘记为他的事业做准备。他为沛县押送修骊山皇陵的刑徒，一路上多有逃亡，怕赶到时跑光了，还不如提前放走，落上不少人情，以后会用得上。有十多人愿随他一起逃亡，夜经草泽，前行者回报，有大蛇当道，应往回走。刘邦仗着酒醉，拔剑斩蛇，取道行数里，醉卧。后来者至斩蛇处，见一老妇夜哭说：“人杀吾子，故哭之。”又说：“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故事离奇，荒诞不经。然而接着的话，就让你不得不信：

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汉书》作“苦”)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这些刑徒被刘邦放了活命，又乐意跟他一起逃亡。至于老妇所云，其实为“莫须有”。在荒草野泽的深夜，何来老妇？而是刘邦选择贴己暗受机宜，杜撰出来的“政治广告”。如果说“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是“赤帝子”的隐语，而在亡命时就没有用暗语打哑谜的必要，干脆公开亮出“赤帝子”这一招牌。这段文字格外冷静，还有“以妪为不诚”，看似真实写来，然而“高祖乃心独喜”，就悄然暗示出其中的机关，露出麒麟下的马脚来。并以此“自负”，前人说是“自恃斩蛇事”，更重要的还有以“赤帝子”而“自负”。而“诸从者日益畏之”，正是他要达到的目的，让他们日后敬畏地去散布这个诡秘的广告，好有更多人“畏之”，能跟上他去干出一番大事业来。此为“广告”之四。

其五，如此苦心经营“真龙天子”的广告，刺激性的宣传一多，众口腾传，政府自会有所闻，连秦始皇也知道了“东南有天子气”，便亲自东巡镇压。刘邦便亡匿于芒、砀两县间的山泽岩石中。风声一过，接着写道：

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这种夫妇联袂的制作，是事前商定的，还是吕后有过人的智商，司马迁没直接交代，但从“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看来，这样逃难不止一次；而且一找就能找见，不费周折。如果刘邦逃前不告诉地址，吕后就不会这么方便找到。正因如此，还特意每次“与人俱求”，就是请些“见证人”；所谓“常有云气”，即秦始皇所说的“天子气”。“高祖怪问”是双簧剧少不了的细节；“高祖心喜”则是司马迁惯用的“春秋褒贬”笔法，具有鞭辟入里、刺心砭骨之讽刺力。自此“沛中子弟”之“多欲附者”，亦正是极具“皇帝欲”的小亭长所亟须的。

最后，我们看看开头，文章一开头就开门见山端出一则令人不堪的广告：说其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刘邦大约生于公元前256年，下距秦始皇称帝尚有10年。刘邦的父母连名字都没传下来，自然都是小民。他称帝后曾问家大人：“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老二)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看来刘太公只要求儿子们劳动治家，从来不会想到让他们出息得能当皇帝。又因刘邦“不能治产业”而骂他为“无赖”，是游手好闲的泼皮，一个本分的庄稼汉岂能对儿子有“龙子”的奢望。毋庸置疑，这又是出自于刘邦独家经营的“广告公司”。说母亲与动物交配而生己，无论何时恐怕都会啼笑皆非。就是在蛮荒的上古才有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简狄吞燕卵而生契，把原本群婚风俗的野合，还用文明的方式遮蔽起来。到了文明更为进化的秦汉之际，如此炒作，就不免带有出卖母亲贞洁的嫌疑与不雅。刘邦为人“意豁如也”，又具“无赖”之作风，当然对此不会有什么不自在。

以上种种“广告”，在后之起兵反秦时起了极大的“远程效应”。当刘邦随众取沛县后，萧何、曹参均不敢任沛令，恐事不成而族其家，“尽让刘邦。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此为初见成效。而且“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则呼应上文，回味盎然。

然而这些诡怪可异的记述，却往往引发许多误解。如北周文帝宇文泰出生时，“生而有黑气如盖，下覆其身。及长，身长八尺，方颡广额，美须髯，发长委地，垂手过膝，背有黑子，宛转若盘龙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业，轻财好施，以交结贤士大夫”^[1]2；隋高祖杨坚出生时，“紫气充庭”，“忽见头上角出，遍体鳞起”^[2]1；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时，“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3]21。明太祖朱元璋出生时，“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4]1。诸如此类，看似效法《史记》，实则南辕北辙，把讽刺变成歌颂，把揭露变成神化。大背其旨的原因，就是误解《高祖本纪》的一系列珍怪。清人徐经说：“自古帝王受命而兴，必征引符瑞以表其灵异，而谶纬之说，由此兴焉。余谓此皆太史公不能裁之以义，而荒诞不经，遂有以致之。如《高祖本纪》称刘媪与龙交而有身，又高祖醉卧，见其上常有龙，又所居上常有云气。此或当日托言以惊动沛中子弟，故诸从者日益畏之。史公不察，遽采入《纪》。不独赤帝子、白帝子骇人闻见，即‘隆准而龙颜’，何遂妖异？至是则甚矣。史公之好怪也！……史公号为良史，尚为异论所惑，无怪后之作史者，尤尚迂怪，何可为训。”^[5]127徐氏看到帝王兴起“必征引符瑞以表其灵异”，这是对的。但对刘邦借怪奇以表其异，司马迁“为异论所惑”，而《史记》“不能裁之以义，而荒诞不经”，且致“后之作史者，尤尚迂怪”，司马迁便成了“好怪”的始作俑者，这实在是误中出误。司马迁所记怪异，不是被“异论所惑”而记之，而是寓讽刺于怪异之中，蕴揭露于叙述之外，看似秉笔直书，只是叙录怪异本身，实则在客观的叙述中已揭示了“珍怪”的真相。而且在同篇中，以与刘邦最为密切的萧何之口，指出“刘季固多大言”。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治广告”，正是刘邦“大言公司”的惨淡经营的设计炒作。汉承秦制，司马迁对西汉前期诸帝多无好感，几乎篇篇出之讽刺，故被汉代人视为“谤书”。徐经没有体会到司马迁记述怪异的用心，以为“荒诞不经”，致使后之作史者尚怪，犹如明人宗法盛唐诗的雄丽浑厚，而成为只有高腔大调的空壳子，而不能反过来说盛唐诗开了明人有口无心的恶例。

二、刘邦的梦想与痛苦

刘邦在《史记》中许多篇章中都有记述，这里仅就《高祖本纪》以观其人的性格与内心世界。

此文起篇即言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这只是性格做派的一面，也是“本纪”体中应有之言。后一句“为一篇提纲语”(姚祖恩语)，正是从文体与性格两方面言之。刘邦曾在咸阳服徭役，偶值秦始皇在大街兜风，可以纵观，他看到庞大的仪仗与威严的随从，不由得“喟然叹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司马迁叙写人物语言，为人盛称。此浩叹语推出一个活泼泼的“汉高祖”来：在人心思乱的秦末，想称帝称王者不知有几。相当于今日乡长的小亭长出此大言，亦不足为奇。然话语本身生动具有个性，只能属于刘邦而非他人。一是他“常有大度”，故以“大丈夫”自许，是个有大志的大人物；二是他极富健旺的权利欲，乃至于想当皇帝；三是应当的“当”字流溢出理所应当而不得的垂涎，显示展露出“无赖”泼皮的本性。一个小亭长狂妄的由衷之言，移不到拉长年的草莽英雄陈胜身上，亦不属像项羽那样的将官世家。项羽观秦始皇亦说有“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言。王鸣盛以为：“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津津然不胜其歆羡矣。陈胜曰：‘壮士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籍口吻正与胜等，而高祖似更出其下。”^{[6]第三页之次面}都能一语见人性格，王氏所言亦入情理。

沛令有重客，大家去祝贺。做主管的萧何说：“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刘邦平常瞧不起小吏，妄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这正是其父谓他为“无赖”的原因，常有一般人意想不到的做派。对他最为知己的萧何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正是诛心之论。

刘邦给人也有宽厚长者的印象。楚怀王分兵两路西攻咸阳，北边有秦重兵围赵，南边防备薄弱。项羽所过无不残灭，故使之奔北线；“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扶义而西”，所以先入关中，捡了个绝大便宜。智谋之士郦食其为看管城门的监门小吏，以为“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人长者”，就兴冲冲求见。刘邦向来看不起小吏，接见时尚“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所以“宽大长者”只是外在的一面，其实傲慢好骂才是其本性。多亏郦食其为才辩之士，长揖不拜说：“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这才提起刘邦的精神，向他道歉而“延上坐”。郦生为刘邦划策占据陈留、敖仓等，并在楚汉荥阳相拒时，建议联齐孤立项羽，后来游说齐王田广以七十余城归汉，为西进提供了方便。也见出刘邦善于识人用人的才能，随机应变时“常有大度”。李白《梁甫吟》说：“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赞美的就是这一场风云际会。

西入咸阳后，刘邦见“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欲止宫休舍”，这是贪财好色的一面。后来楚汉相争时攻下彭城，便“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羽本纪》)，贪财，“好酒及色”全都表现出来了。楚汉反目，广武相持时，刘邦被项羽射中胸脯，“乃扪足，曰‘虏中吾指！’”，这是刘邦的机敏处，意在安定军心。

歼灭项羽后，诸侯与将相共请尊刘邦为皇帝。他说：“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与其说这是推辞，毋宁说皇帝大位非我莫属。看他先言只有贤者才能称帝，有谁能像他有才能而称“贤者”；次言光凭嘴巴功夫，也不是看守皇位的人选。就把武将、谋臣两句话都排斥在外。最后一句话，实是逼拥戴者摆他的大功。于是群臣皆曰：“大王起细微，诛暴逆，平定海内，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一摆功劳，话就长了。并表示如果不是大王来当，而任何人来当，我们都会怀疑而不相信。最后发誓“以死守之”，非大王不可。这样话就长了，刘邦听得虽然高兴激动，但等得实在不耐烦了，便急忙说：“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多年的梦想--“大丈夫当如此也”--终于实现了，激动得心花怒放，话就说得急，一急就结巴起来，一结巴就语无伦次。一句话没说完成了半句话，半句话一情急又成了两半截。两个“便”字重复，“便国家”的急促与语不成句，千古之下，都可想见当时急不可耐的情景，犹如俗话所说的“喉咙里伸出手来”，或者把刘邦的心从腔子里掏出来，给读者看了个究竟。

刘邦便以洛阳为都，置酒大会群臣，要群臣畅所欲言，说说“吾所以有天下”与“项氏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高起与王陵认为：陛下虽然待人傲慢，然对有战功者多有赏封；项羽虽然仁义爱人，然妒贤嫉能，有功者不予封赏反加疑害，此即失天下的原因。刘邦说他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刘邦意见确比臣下要高明得多。“汉之三杰”的说法，是说有足智多谋的一流参谋长，有供应不绝的出色的后勤部长，有战无不胜的大将军，我都不如他们。但我能重用他们，拧成一股绳，所以成功了。项羽连一谋臣范增都不能信任，所以失败了。在楚汉相争，守关中的萧何，在刘邦失利时，源源不断供给人马与粮草；韩信离楚投汉后，曾一度又离汉，刘邦虽然疑虑重重，但还是放手使用。张良出谋划策，始终言听计从。能识人用人这确实是他的长处，政治裁决“常有大度”，确能高明过人。这些都是文章开头所说的“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的一面。

刘邦自知之明的另一长处，善于纳谏，能及时采纳高明的建议，改变自己的主张。他打算“长都洛阳”，因他与功臣大多是丰沛人，比起关中距家乡要近得多。当时齐地人娄敬要戍守陇西，路过洛阳，劝说他建都关中，刘邦立即“是日驾，入都关中”。刘邦的乡土观念也很浓厚，但他能从政治大局出发，控制个人感情。正如他也特别忌害人，同样能控制自己而重用“汉之三杰”。

《高祖本纪》绝大部分叙述刘邦如何平定天下，头绪纷繁，占了文章的绝大部分，这是“本纪体”重在纪事少不了的文字，属于史家的重要笔墨。而刘邦的为人除了开头装神弄鬼制作广告以外，就是称帝后的国事家事处理，最见其性格。

就在汉五年十月，才称帝不久，燕王臧荼造反，刘邦亲自剿灭。接着降汉的项羽故将利几疑恐刘邦害己而反叛，刘邦又得“自将兵击之”。这两次反叛，弄得聪明过人的刘邦疑心重重。因为他出身“细微”，他能当皇帝，那么什么人都有机会当皇帝，他便疑心人人都有造反的可能。次年有人告发楚王韩信“谋反”，他原早有疑忌，采用了陈平的谋划，以游云梦为名，趁机逮捕了韩信。韩信最能打仗，他知道论起带兵不是韩信对手。韩信被擒，这才松了口长气，脸上才露出笑容。于是，“是日，大赦天下”。有个叫田肯的人趁机贡谀献计：抓了韩信，又治形胜之国秦中，凭山河之险，持戟百万，“秦得百二”之便，“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就不怕任何诸侯了。只有靠海的齐地，悬隔千里，地域广阔，“齐得十二”，可谓东方之秦。故“非亲子弟，莫可使王秦矣”。这番话解除了刘邦的心病，正中下怀，故得赏金五百斤。刘邦在诸臣中最为担心的是韩信，便以“谋反”的罪名废掉他的楚王为淮阴侯。又分其地为二，尽量缩减他的控制区。

韩信虽不反，但反的确实不少。因为刘邦疑神疑鬼，好多功臣侯王都感到身在怀疑之列。汉七年，韩王信与匈奴联合在太原反，相邻的赵地亦起兵呼应。高祖又“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指者十二三”。又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七日，多亏陈平出计，方脱险而去。次年又亲自东击韩王信的余寇。在平城刘邦不仅吃了不少苦头，还面临灭顶之灾的惊吓。以后警惧心便提得更高。经过赵国叫“柏人”的地方，“高祖心动，因不留”，感到很“迫人”，便不敢住下来。果然被他感应中了，赵国宰相贯高等人因刘邦对赵王张敖痛詈侮辱，欲谋刺刘邦。刘邦的心悸使他躲过了这一劫。汉十年七月刚安葬了太上皇，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于代地，刘邦又“自东往击之”。好在陈豨不谙军事，手下诸将又都是商人，便用收买办法瓦解，还算顺利。然次年陈豨在外地的将军又先后折腾起来，不免弄得他手忙脚乱。攻东垣一月多不下，且天天受到赵卒辱骂。后来投降，便“令出骂者斩之，不骂者原之”，可真是睚眦必报。就在这年春天，陈豨造反尚未平息，又听说在长安的淮阴侯韩信要谋反，他回不过神来，这回多亏吕后设法除掉他心头最大的“隐患”。刚到夏天，梁王彭越又“谋反”。平陈豨时，曾命彭越出兵，然彭越称病。刘邦怒，吕后使人告发彭越谋反，便夷灭彭越宗族，事详《彭越列传》。秋初，刘邦还没喘过气来，淮南王英布又反。无缘无故地杀了韩信，英布“心恐”；彭越又蒙冤被诛，并用了剁成肉酱的酷刑“醢之”，而且“盛其醢遍赐诸侯”。英布“见醢，因大恐”(《黥布列传》)，逼得神经错乱，便造了反。英布善战，别人不是对手，韩信、彭越又都杀掉，偏不偏他又病了，太子刘盈仁弱，“固不足遣”(《留侯世家》)，便只好带兵“自往击之”。

事息还归，已到了十二年十月，过沛召集所有故人纵酒，喝到面红耳热分儿，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并令沛中儿和唱。“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对沛父兄说：“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并表示永远免去沛地赋税。沛父老请求也免去丰邑赋税。高祖说：“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刘邦因了乡友雍齿一度弃他降魏，故恶及丰地，可见他的心眼很小，并非处处“豁如”大度。

刘邦在出击英布时中箭，半道上就病了，而且因此搭上一条老命。回长安后病得厉害。吕后命良医诊治，“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刘邦当了7年皇帝，为此兴奋，也为此流泪，更为此担惊受怕别人造反。7年间，臧荼、利几、韩信、韩王信、陈豨、彭越、英布，还有卢绾都造了反，除了韩信卢绾是吕后与手下所诛，其余六七次都是亲自出击。在平城吃尽受冻与惊吓的苦头，仅平英布一役即折腾了一年又四月。7年皇帝当得心惊肉跳，还因此受重伤以致濒临垂危。所以他太痛苦了，痛苦到了痛不欲生，因为这只是“本纪”里写的，还有其他的痛苦与烦恼写在别处。如《吕后本纪》所写的吕后与戚夫人的争夺亦是你死我活的程度。无尽的痛苦与揪心的苦恼折磨他，还有猛将诛尽，“安得猛士守四方”的忧虑更使他招架不住，以至于老泪纵横。所以活着受天大的罪，死了一切皆休，这个梦寐以求让他得意的皇帝，实在不愿意再当下去，所以却医不治。由于超前死去，故临终时还保持故有的识人明智与政治上的清醒。当吕后以后事问相位相继人选，他说到曹参与王陵：“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后来的事实，说明他的识人之鉴还是英明的。

他当上皇帝对刘太公还行家人父子礼，刘太公觉得家令“奈何令人主拜人臣”的说法严重，便拥篲迎门，见驾却行。刘邦知道根底后则“心善家令言”。让他确实高兴了一阵子，当皇帝不仅威重天下，连老爸也不敢乱天子法。萧丞相营建未央宫“宫阙壮甚”，刘邦觉得“过度”而怒。萧何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一听“重威”天下，他连老爸都要知道“威重”，怎能不让天下感到“重威”呢？壮丽的未央宫建成，高祖置酒前殿，大朝群臣。向太上皇敬酒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大多是他早年结交的“无赖”，刘邦原本就是“无赖”的头儿，所以群臣跟着得意的刘邦，“皆呼万岁，大笑为乐”。然而得意为乐不久，“高皇帝”便带着这些不三不四的哥儿弟兄，折腾了七八年去平叛，接着怀着不尽的痛苦提前死去。

《大风歌》犹如他人生的“三部曲”：平定天下，称帝后诛尽猛将，忧虑大汉江山无人看守。他是成功的英主，却又滋生无限的凄凉；项羽失败了，《垓下歌》是走向失败的呜咽，然却不失为英雄的悲伤，获得后人不少的同情与好感，然而成功的刘邦却落得更多的则是他的负面。

三、《史记》互见法中的刘邦其人

《史记》中的《高祖本纪》，因为要写一个开国皇帝，如果把他的种种不雅都记在其中，从刻画人物性格统一与“本纪”体的要求，都不方便。其中的大量篇幅记载如何西进咸阳、楚汉相争、削平“叛逆”，都是“本纪”少不了的文字。纪传体必须采用互见法记叙人物，特别是像刘邦这样重要的人物，就得把与之相关的篇章参读，才能看清完整而真实的全人。缘于此，《高祖本纪》虽然并非《史记》中的一流文字，而《史记》中的刘邦却是刻画最生动的人物之一。

首先在用人上，刘邦确实具有识鉴过人的英明，而且豁达大度。张良相貌如弱女子，司马迁非常诧异地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画像)，状貌如妇人好女。”长得秀气，谁能想到在战争年月，能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大本领。当陈涉对酷秦首先发难，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道遇率领数千人的沛公。《留侯世家》说：“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连张良这样智囊人物都很服他的明智。韩信先从项羽为郎中，《淮阴侯列传》说：“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遂弃楚归汉，经夏侯婴、萧何推荐，便由连敖、治粟都尉径直拜为大将。经过对项羽为人与战略决策不当的分析，认为“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加上萧何，“汉之三杰”都围绕在他的周围。《陈丞相世家》谓陈平“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即日“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喧哗，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军长者！’汉王闻之，愈益幸平。”后又以陈平为亚将，周勃、灌婴都说陈平盗嫂受金，为“反覆乱臣”。刘邦便责备陈平“信者固多心乎”，陈平说：“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刘邦一听便厚赐，拜为护军中尉。楚围汉于荥阳，刘邦问天下何时可定，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由此可见，刘邦用人不拘操行品德，而在于能力。正如向刘邦推荐陈平的魏无知所言：“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如果仅看《高祖本纪》中高起、王陵回答刘邦楚汉得失的原因的话，则不会全面了解刘邦集团所具有的“无赖性质”。

其次，刘邦善于听取采纳高明的意见，而不固执己见。刘邦进入咸阳，见“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经樊哙、张良劝阻，便“还军霸上”。汉四年，楚围刘邦于荥阳，情势危急。韩信已平定齐地，未前去援救，反而要求封他为假(代理)齐王。刘邦发书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刘邦足，因附耳密语，刘邦立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急转弯转得确快，利用他的“善骂”，变化精彩，使者自不会有所觉察；见出善于改变自己，控制愤怒。当时汉处劣势，不然变生，后果不堪设想。事见《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与《淮阴侯列传》。汉元年平定三秦后东击楚，在彭城大败退至下邑时，刘邦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张良提出捐之韩信、彭越、英布，可破楚，后来终赖“此三人力”。汉三年项羽急围荥阳，刘邦恐忧。曾为刘邦出谋划策而取得大功的郦食其提出“复立六国后世”，则“莫不乡(向)风慕义”，“楚必敛衽而朝”，刘邦以为“善”。“趣(促)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张良后至，陈述“八不可行”，若封六国之后，则日夜望咫尺之地的天下游士无望，则离之而去，那么“陛下与谁取天下乎？”而且所封六国也不会臣服于汉。刘邦“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陆贾常称说诗书，便以“乃公”詈骂，但一听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便能让著秦汉得失。陆贾每奉上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看他从善如流而“呼万岁”。在裁断大事上确有从善如流、雷厉风行的大气度。事见《留侯世家》。汉四年楚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而东，刘邦亦欲西归。又是张良、陈平劝刘邦趁机袭楚，今释弗击，则养虎遗患，亦为刘邦采纳。追至固陵，所调韩信、彭越约期合力击楚，韩、彭兵不至，楚则大破汉军。张良谓若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不能则事未可知。刘邦即分封韩、彭大片封地，于是两家会集垓下，最终围歼了项羽。事详《项羽本纪》。它如刘邦欲建都洛阳，听了娄敬“都关中”之说，则当日进发关中。陈平用重金离间项羽与范增、钟离昧的关系，伪游云梦擒拿韩信，群臣争功而先封“数尝窘辱我”的雍齿，平城之解围脱险，对陈平、张良等人都能言听计从。英布反时，刘邦“病甚，恶见人”，樊哙“排闼直入”哭谏，即带兵出击；刘邦欲废太子，周昌廷争盛怒，口吃语不成句：“然臣期期知其不可”，“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此事即止。罢朝后，吕后跪谢周昌：“微君，太子几废。”事见《张丞相世家》。诸如此类，见于《史记》者不少。以上两点是刘邦成功的主要原因。

刘邦的赏罚出自爱憎，本性刻薄而危及家人，疑忌心极重，而诛杀功臣，“善骂”好色，带有“无赖”习气，也表现得特别出色。先看前者，《留侯世家》载，张良对刘邦说：“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萧丞相世家》记歼灭项羽后，论功封赏，“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引起功臣普遍的不满。刘邦谓萧何是“发踪指示”的“功人”，而其余人是“徒能得走兽”的“功狗”，既狡辩又谩骂，“群臣皆莫敢言”。关内侯鄂君看准了他的心理，说“萧何第一，曹参次”。于是“多封萧何”，并“惠封何父子兄弟十余人”，还给萧何增封两千户，“以帝尝徭咸阳时何送我独赢(多给)钱二也”--司马迁狠狠揭穿了高祖的老底。又在《萧相国世家》论赞里说：“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刘邦的偏心眼，于此揭露无余。《陈丞相世家》说沛人王陵任气好直言，“高祖微时，兄事(王)陵”，初反秦时，“陵亦自聚党数千人”，“不肯从沛公”，又与刘邦不睦的雍齿交好。归附刘邦晚，“以故晚封”。《楚元王世家》说，刘邦早年常带一帮不三不四的朋友到长嫂家“打秋风”。长嫂寡居、生活艰难，每逢带人来，便用锅铲把锅边铲得乱响，来客便不欢而散。刘邦偶尔发现锅中有饭，“由此怒嫂”。及为帝，昆弟封遍，就是不封大侄子。刘太公说情，高祖则言：“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于是就封为“羹颉侯”--克扣饭的侯，以示侮辱，为后代帝王恶作剧起了始作俑者的先例。

其次看本性刻薄。刘邦的自私刻薄出了大名，《高祖本纪》不便记，便记在《项羽本纪》立。汉三年春，彭城大战失利。“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为他赶车的夏侯婴都看不惯逃命时只顾自己，又因三番五次地“收载”，车慢了，“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余”事见本传。至于早先骂他为“无赖”的老爸，就更不会要。楚汉广武相持数月，项羽乏粮而急，把刘太公放在高桌的砧板上，威胁刘邦退兵，不然“吾烹太公”。没料刘邦说：我们在怀王时为友军，这就是“约为兄弟”。既是“兄弟”，那么，我的老爸就是你的老爸，如果要烹你的老爸，就巴望分给我一碗肉。如此“逻辑”与“无赖”无二，正如陈平说他的手下都是“顽钝嗜利无耻者”，他正是“无耻之尤”的领班，后世谓之“流氓皇帝”，并不委屈他。刘太公早年骂他“无赖”，不仅因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恐与刘邦宣扬自己是“龙种”有关：说其母在大泽中，有蛟龙伏在母身，于是有了他。并且说是老爸亲见，老实种地的刘老公蒙此羞辱，怎能不骂他“无赖”。为此，称帝后，他在未央宫大朝群臣宴会上，报复老爸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惹得一帮群臣喧呼大笑。做了皇帝亦不改旧时泼皮习气，“无赖”得到位极了。《汉书·高帝纪》与《后汉书·章帝纪》章和元年注说：刘邦称帝后招魂葬其母，并追封为“昭灵夫人”--龙在其母身上显灵，还在为他是“龙种”制作“后广告”。好议论的宋人晁伯宇便有《昭灵夫人词》诗说：“杀翁分我一杯羹，龙种由来事杳冥。安用生儿作刘季，暮年无骨葬昭灵。”钱钟书先生《管锥编》“高祖本纪”条引此诗说：“意谓汉高既号‘龙种’，即非太公之子，宜于阿翁无骨肉情。”^[7]280是说杀翁分羹不认老爸，原因在于他是“龙种”。还又诬老娘与“龙”野合，死了后还说她“昭”了“灵”。带有双重讽刺，就是针对他的刻薄而言的。

再次是疑心很重。萧何早年与刘邦最为要好，多次以沛县主吏掾身份庇护犯事的刘邦。楚汉相争，萧何留护关中。汉军多次溃败，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缺，帮了刘邦的大忙。汉三年楚汉京索相拒数月，便派人多次“慰问”萧丞相，疑有异心。萧何急忙使子孙昆弟全上前线作“人质”，刘邦这才“大说”。所以称帝后以萧功第一。萧助吕后杀掉韩信，去掉刘邦心中一块大病，便拜萧何为相国，邑封五千户，令率五百人为护卫。召平提醒萧何：高祖以韩信新反，故疑及丞相，“置卫卫军，非以宠君也”。萧何急忙“让封不受”，并“悉以家私财佐军”，“高帝乃大喜”。平英布费时一年多，萧何因高祖在军，尽力抚勉百姓，“悉以所有佐军”。有人相劝：高祖担心他镇抚关中十余年，得民心，恐倾动关中。可贱价强买田地自污。萧何从其计，“上乃大说”。英布被诛，刘邦返京。萧何代民请求把上林苑空地退苑还耕。刘邦大怒：“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把萧何下了狱。后听人辩白并无反心，才悻悻然赦放。萧何一出狱光着脚拜谢，刘邦说：“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明明是疑心造反，下了大狱，又恐人心不服，却说了一番“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二不曾偷”的话。就像韩信要封“假齐王”，他说什么“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一样都是诳人的“无赖”语。只有“桀纣主”一句话为真，因为他的铁哥们周昌就骂过“陛下即桀纣之主也”。刘邦在位七年间，总疑忌功臣造反。诸如燕王臧荼、韩王信、赵相贯高等谋弑，赵相国陈豨、韩信、彭越、英布，除过韩信、彭越被杀于长安，其余每次都是亲自出兵。最后带兵平英布时负伤，回来后不久就死了。几乎在平叛中度过七年皇帝岁月，遭诛杀者都是被逼得造反。连最贴己的萧何都在怀疑之列。张良不愧为智者，自刘邦入关称帝，即“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吕后逼他出计护太子位后，便声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要避谷学道，实是吓得吃不进饭了。适“会高帝崩”，这才安心地吃起饭来。

最后谈谈“善骂”与好色。好色似乎是帝王的通病，好骂则是“无赖”之本性。《郦生陆贾列传》说，郦食其要觐见刘邦，刘邦的骑士对他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不仅对儒生如此，见英布时亦“方踞床洗”，全然是无赖的做派。一见面即骂郦生“竖儒”。后来为他出了好多主意，帮了他大忙。但因建议封六国后裔事，刘邦又骂“竖儒，几败尔公事”。郦生比刘邦年高十岁有余，骂起来就像老子骂儿子。陆贾曾从刘邦定天下，常居左右。刘邦称帝后，陆贾时时称诗书，便骂：“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汉七年韩王信与匈奴欲共击汉，娄敬使匈奴还报匈奴不可击，因只见羸瘠老弱，恐有埋伏，与前使者意见相反。当时汉兵已行，刘邦就怒骂：“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结果被围平城七日。英布被逼造反，他问“何苦而反？”英布按照刘邦的心理与用语回敬说：“欲为帝耳。”惹恼了刘邦，便“怒骂之”。刘邦从平城解围经过赵，赵王张敖的王后是刘邦长女鲁元公主，“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赵相贯高等人“义不辱”欲谋杀刘邦未成。两年后谋泄，刘邦逮捕赵王、贯高等人。吕后屡言女婿不反，“上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而女乎！’”包括萧何在内，他的诸臣很少没有被骂过。而且只许己骂人，不许人骂己。平叛陈豨时，守城卒骂刘邦，后便“令出骂者斩之”。谩骂自少至老未变，临终前还骂给他治病的良医。刘太公批评他是“无赖”，此盖其中原因之一。

刘邦好色也很有名。《高祖本纪》无暇也不好详言，只说了一句“好酒及色”。楚汉相争时攻下彭城，便“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结果吃了大败仗。范增曾谓其人起事之初，即“贪于财货，好美姬”，事见《项羽本纪》。又在《万石列传》记载：东击项羽过河内，听小吏石奋说“有姊，能鼓琴”，即“召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徙其家长安中戚里，以姊为美人故也”。周昌在非上朝时入奏事，见“高帝方拥戚姬”，转身就走。搞得刘邦下不了台，就赶上推倒周昌，骑在脖子上，问“我何如主也”。周昌为人倔强敢直言，说“陛下即桀纣之主也”--即以“好色”下结论。因“爱幸”戚姬，“其子如意几代太子者数矣”。所谓“如意类我”，则是以“好色”为转移。宫中的薄姬与管夫人、赵子儿早年相善，曾约“先贵勿相忘”，而管、赵“先幸汉王”而笑被冷落的薄姬。“汉王心惨然”，“是日召而幸之”。薄姬说：“昨暮夜梦苍龙据吾腹。”刘邦说：“此贵征也，吾为女遂成之。”然而“其后薄姬稀见高祖”，再也得不到“同情”。

刘邦作为开国英主，多有过人之处，然而诛戮功臣与谩骂的习性，似乎把他固定于不光彩的历史耻辱柱上--流氓皇帝。元人睢景臣的《高祖还乡》极尽讽刺，就体现了普遍的看法。创天下时能广泛用人，称帝后又猜疑杀人；既任意称性骂人，又能知过而遽改；也有常人怀乡之情，却能以政治家冷静予以控制；骂人是他的短处，却又借此以假为真或化尴尬为“自然”；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故善于改换角色面孔。鸿门宴上乖觉伶俐，礼葬项王的发哀泣之，都是他多变的政治手腕。跋扈地驾驭人，却又能采纳比自己高明的意见。想方设法地自称“龙种”，又极尽“变色龙”的角色。在用人上不拘形迹，豁达大度，所以成功了；成功后过度使用聪明，把敏感扩大到神经紧张，所以尽诛功臣，却滋生了巨大忧伤与孤独，以至于却医不治，要提前死去。实际上亦属于悲剧人物，由“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到痛苦的“孤家寡人”却医不治地超前病死，从自我满足到自我讽刺，完成了嬉笑怒骂风云变化的一生。

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采用精心经营的“互见法”，从文学与史学、正面与负面多维度地刻画刘邦--当朝汉武帝的曾祖。秉笔直书的无畏精神，百代之下，仍然使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