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如今，我国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4%，达到国际标准。作为教育事业的一部分，公共教育受到了政府部门和公众的普遍关注。而研究公共教育的受益者——社会群体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则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对满意度的相关研究最早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后公共服务领域也有了对满意度的探索。从公共教育满意度的过往研究中，可以看到有的学者从公众角度分析，得出家长对义务教育满意度不是太高的结论。^[1]有的学者则通过分析认为上海市家长对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总体满意度水平不断提高。^[2]但是也有学者从分层模型视角出发，认为公共教育满意度在城市层面的变量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但是个人层面的变量如性别、职业、学历等对公共教育满意度有较强的正向或负向影响。^[3]公共教育满意度作为评估研究的新取向，研究视角已呈现多学科特征。^[4]例如胡平和秦惠民从社会学视角讨论了户籍、教育水平及社会职业层级与义务教育满意度的关系。^[5]而在管理学视角下，研究者则提倡将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理念引入到当前的公共教育满意度测评当中，以实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目的。^[6]

现有的文献虽然较少直接提及家庭收入和公共教育满意度的关系，但已有研究表明收入与满意度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在收入水平、收入比较与员工薪酬满意度的研究方面，有研究从社会比较理论的视角加以分析，认为员工的实际收入虽然对工资满意度无显著影响，但通过收入的比较却对薪酬满意度有正向影响。^[7]姚伟峰从分析收入与居民满意度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他认为，单纯依靠增加居民收入并不一定会有更高的满意度，人们只有在与自己过去的收入或他人收入相比较时才会获得更大的满足。^[8]还有一些学者从社会阶层与人居环境满意度的关系进行研究，从而得出高收入阶层相比低收入阶层对居住满意度更高的结论。^[9]

虽然现有文献对满意度的研究比较成熟，但是仍有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对公共领域的满意度研究大多只到公共服务这一层面，对于更深层次的公共教育满意度研究较少，且目前成果多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小城市的相关研究几乎没有；第二，在收入与满意度的关系上，以往研究侧重于个人收入对满意度的影响，但笔者认为，家庭作为亲属之间(尤其是夫妻之间)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家庭收入相对于个人收入对满意度更有解释力；第三，在社会阶层的分类上，目前大多采用职业分类(如工人、农民等)或群体比较(如高薪阶层、普通白领等)作为评价依据，这样对阶层的认识难免与特定职业相混淆，在研究阶层与满意度关系时数据的说理性就被削弱了。

因此，相对于以往学者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研究，本文试图更深入一步，研究公共教育的满意度，同时以家庭收入和社会阶层作为影响因素而加以考虑。具体来说，用家庭收入来取代以往个人收入作为影响因素，用明确的定距变量来表示社会阶层而不是以往的分类变量加以分析，从而使数据的分析更加有说服力。本文的后续部分将先构建待估计的模型，然后通过对CGSS2013数据的统计分析来检验这一模型，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度(CGSS2013) 数据，该年度数据共有11438个样本。经过筛选，在剔除关键变量缺失以及无效回答的样本后，共得到有效样本4838个。从样本性别来看，男性占51.36%，女性占48.64%；年龄分布在17岁到95岁之间；从教育程度上看，未受过正规教育(包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和仅受过私塾教育)的占12.94%，接受过义务教育(包括小学和初中文化)的占51.74%，高中或中专学历(包括技校)的占19.28%，大专或以上学历的占16.04%；样本中的农业户口(包括农业户口转居民户口)占比59.69%，非农业户口(包括非农业户口转居民户口)占比40.31%。

(二) 变量与模型

在公共教育满意度的测量指标上，我们参照CGSS2013的调查问卷(A卷)将其分为4个维度：学前教育满意度、九年义务教育满意度、高中阶段教育满意度、职业教育满意度。

学前教育作为我国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幼儿身心健康及今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取得较大进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已达到56.6%。^[10]但是，学前教育在我国各级教育中依然是一个薄弱环节，而高昂的学前教育费用无疑也给家长带来负担。魏聪和王海英通过分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数据和调研数据发现，公众希望政府能够合理分担学前教育成本且分担比例应当在一半以上；同时，家长也希望幼儿园也能分担一部分教育成本。^[11]

义务教育指的是宪法所规定的适龄儿童或青少年都必须接受的国民教育。当前，我国法律所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包括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教育。赵丹基于西北五县的实证调查表明，公众对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的总体满意度和合格率较高，但是农村贫困学生和留守儿童家长的满意度较低。^[12]戚晓明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加以研究，结果表明家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评价总体上不是很满意，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13]陈艺和刘洋洋基于成都市的调查数据，却得出了与前者相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公众对义务教育均衡的满意度较高，仅有乡镇学校家长的满意度偏低。^[14]由此可见，基于不同的视角及不同的地域，研究结果可能会有所差别。

高中阶段教育主要包括普通高中教育和职业高中教育。现有的研究更侧重于公众对高中课程设置的满意度而较少提及他们对高中教育的总体满意度。吴刚平和王俊基于全国16省12000多个个案的研究表明，高中生群体相对于社会人士和教育工作者在高中课程实施的基本条件及实施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上往往表现出更大的不满意。^[15]但鉴于这一研究成果发表时间较早，在当今社会是否适用还留有疑问。

职业教育侧重于对受教育者职业能力的培养和训练。目前学者也更重视学生对职业教育的评价。欧阳河的研究表明学生的总体满意度为76.2分，与2007年英国147所本科大学满意度调查的81分相差甚远。^[16]刘峥和史歌对陕西高职院校毕业生的调查表明学生对高职院校服务质量总体满意度超过中值，但在个别层面上还有提高空间。^[17]但是，职业教育对就业的正向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刘万霞以农民工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2010年全国农民工调查发现，是否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情况，对农民工就业单位性质和职业类型有重要影响，同时，技术培训对提高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职业教育存在的必要性。^[18]

考虑到CGSS2013调查问卷是从总体层面上询问被调查者对于公共教育各阶段的满意度，本文将其转化为虚拟变量，其中，原问卷中回答“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赋值为1，其余为0，如表 1所示。

因此，本文将公共教育满意度的取值定义为将上述各阶段满意度相加后除以4所得到的平均数，即有0、0.25、0.5、0.75、1这5种取值，其中0表示被调查者对公共教育各阶段都不满意，1表示被调查者对公共教育各阶段都满意。得数越接近1，则被调查者对公共教育满意度越高。

此外，本文将家庭收入和社会阶层作为自变量，问卷询问了被调查者14岁时所在家庭社会阶层，由于有24岁的被调查者，该题与问卷中的另一题所询问的“调查者10年前所在社会阶层”相类似，故不再将该题纳入测量指标。具体的自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

本文还选取了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户籍作为控制变量，探讨公共教育满意度是否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其描述性统计如表 3所示。

基于以上提出的各类变量，我们提出待估计的计量模型，表达式为：

Satisfaction=βX+μ

其中：Satisfaction表示被调查者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X表示影响满意度的各自变量，μ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 公共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tata 12.0分析软件对公共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模型进行估计，在分析过程采用逐步加入变量的方法，在模型1中，公共教育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家庭收入”对应的3个变量作为自变量；与模型1相比，模型2的自变量中新增了“社会阶层”对应的3个变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额外加入了4个控制变量进行分析，所有模型都已经消除可能出现的异方差问题。经计算，Ramsey Reset检验的F值为0.41，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误差。根据表 4的估计结果，分析如下。

1 家庭收入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被调查者的年家庭收入越高，则他们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越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类的需求就像阶梯一样，最低层次为生理需求，最高层次为自我实现需求。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吃饱穿暖的愿望早已实现，他们更加关注精神层面的需要如何更好地被满足，公共教育就是一个例子。相对于低收入家庭，他们的收入可以保证其个人或其他家庭成员有更大的选择面，因此对公共教育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在同等条件下，低收入家庭或许会因为获得公共教育的机会而表示满意，而高收入家庭则可能会因为教育单位硬件设施不完善等原因而不满。

进一步分析发现，被调查者满意度的高低还可能因家庭收入的比较而不同。虽然从绝对收入上看，高收入家庭的满意度不如低收入家庭，但是当问卷中问到“家庭经济在所在地水平”以及“家庭拥有的房产数”时，家庭经济状况越是高过当地平均水平，以及家里拥有更多房产数的被调查者对公共教育满意度就越高。笔者认为，这些家庭收入相对比较高的群体正是由于在与其他低收入家庭群体的比较中发现自身或其家庭成员的需求能够更好地被满足，这种由于其经济地位带来的“满足感”也影响了他们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低家庭收入群体也可能因为对高收入群体在公共教育等方面因其经济地位能够获得更多资源而流露出妒忌或失望等情绪，这使得他们在被调查时更倾向于对公共教育满意度表达不满。所以，虽然在绝对收入上看，家庭收入越高，他们对公共教育满意度越低，但是从相对收入加以比较，这些群体又会对公共教育满意度更加满意，这一发现也与前人所研究的比较收入会正向影响满意度相类似。

2 社会阶层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尽管人们当前所处的不同社会阶层对公共教育满意度的影响无法获得证实，但是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所处的10年前和10年后的不同阶层却显著影响着他们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笔者认为，相对于当前的社会阶层，被调查者对自己10年前和10年后社会阶层的认识更多地反映他们的生活态度，因为被调查者对当前阶层的认识可以以收入、职业、情感状态等实际为依据，而对过去阶层和未来阶层的认识则需要一定的想象。或许被调查者10年前相对处于社会底层，但是由于他(她)在回想这段经历时感到有意义，抑或对10年后的未来充满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自己阶层的认识会比同类的其他人偏高，对社会生活在内各方面的不顺利也会表现出更大的宽容，因此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也会更高。

3 年龄的影响

年龄对公共教育满意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高龄人群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要比低龄人群来得高。一般而言，年龄的增长意味着社会阅历的增加、心理的成熟以及更好的社会适应力，即“年龄成熟效应”。这样，他们更会调节好自己的情绪，把行为和观念的冲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19]这样，当公共教育在某些方面和他们的预期有差距时，他们更会说服自己接受这一现实，而不是一味抱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的公共支出也增加，公共教育建设在各方面的水平相比之前也有了很大提高。这些变化是高年龄人群所亲身经历的，他们更会对这些成就充满感激之情，所以在问卷中就表现出更高的公共教育满意度。反观低年龄段人群，这一群体更容易因为某些不公平的社会现实而产生不满的情绪，所以如果公共教育的某些方面不合他们的期望，他们就更倾向于给出偏低的得分。现有的研究也表明了老年人群体更容易依照年龄成熟效应下的模式指导自己的行为，从容应对压力。^[20]

4 户籍的影响

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不同户籍的人群对公共教育满意度有明显的不同。持农业户口的被调查者相比非农业户口的受访者表现出更高的公共教育满意度。虽然在当今社会，户籍对教育的阻碍作用在逐渐减小，但不可否认的是，因为不同的户籍，非农业户口人群在入学、升学等各方面都占有比农业户口群体更多的公共教育资源，因此，这些非农人群会对公共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希望能提高自身今后的就业质量乃至获得更好生活品质的机会。反观农业户口人群，教育资源的欠缺或许会使受教育者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教育机会，他们也不太可能像非农业人群那样对教育的品质有更高的期待。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这些农业户口群体早已迁往城市，只是受到落户的种种限制而被要求在升学考试时返回原籍地，但是他们会因为自身(或其子女)接受了比原本在老家质量要好的教育而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更高。

(二) 公共教育各阶段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为了研究公共教育每个阶段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本文将学前教育满意度、九年义务教育满意度、高中教育满意度、职业教育满意度作为独立的因变量，分别放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其中，模型4、模型5、模型6中的自变量或控制变量与模型1、模型2、模型3完全相同，因变量则替换为学前教育满意度；同理，模型7、模型8、模型9和模型10、模型11、模型12以及模型13、模型14、模型15除了因变量分别为九年义务教育满意度、高中教育满意度和职业教育满意度外，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也和模型1、模型2、模型3分别对应，最后分析结果如下：

1 学前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如表 5所示，除了原有的收入、阶层和户籍的影响，性别和教育程度成了新的影响因素，这主要表现在男性比女性对学前教育的满意度更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相对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也表现了更低的满意度。同时，不同年龄人群在学前教育满意度上的差异变得不显著。笔者认为，这一结果可能说明男性和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受访者对学前教育抱有更大期望。而年龄在该阶段满意度中变得不显著的原因，则可能是绝大部分的高龄群体在年幼时因为家庭经济困难等原因而未能接受学前教育，这就使得他们对学前教育不甚了解，也难以对其满意度给出适当的评价。

2 九年义务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表 6的结果说明，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收入依然是影响其满意度高低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在绝对收入上表现为家庭收入与九年义务教育满意度负相关，在相对收入上则呈现正相关关系。此外，仅有小学或初中文化人群比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群对九年义务教育满意度的满意度更高，而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年龄或不同户籍在九年义务教育满意度上的差异并不明显。笔者认为，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虽然在不同地区、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的质量仍旧有所差别，但是目前我国所普及的九年义务教育基本能够保证每位适龄儿童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高收入家庭势必对义务教育质量有更高的要求，但在这一阶段，提供高质量义务教育的私立学校甚少，他们难以通过更多的教育花费使其家庭成员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对义务教育的满意度反而更低了。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程度为小学或初中的人群对九年义务教育满意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对于只接受过义务教育的受访者而言，这段教育经历对他们而言可能是终生难忘的，相对于那些没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群，他们也更加明白义务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对九年义务教育这一阶段的满意度更高。

3 高中阶段教育和职业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从表 7和表 8中可以看出，这两个回归模型的影响变量与公共教育满意度回归模型的影响变量相差无几，少有的区别在于不同模型之间显著性水平的不同，以及家庭房产数的多少对职业教育满意度无显著影响。通过对数据的重新解读，我们发现，虽然家庭房产数的多少可以视为家庭收入的一个指标，但是家庭里有一处房产的受访者占比81.11%，而有一处或两处房产的受访者占比92.54%。这一指标不显著，主要反映出房产数为一处或两处的受访者对职业教育的满意度差异较大。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有些受访者对职业教育的定义、作用等方面还存有偏见，尽管有的受访者把职业教育视为人生的另一选择，但另一部分受访者却把职业教育看作是上不了普通高中或大学的权宜之计，而有这一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甚至在部分教育决策人员的潜意识中，都把职业教育看成是普通教育的次等教育，是普通教育的补充。^[21]这就使得职业教育哪怕办得再好，由于一些受访者不能正确认识其作用而都给出较低的满意度评价，从而在总体上看比较集中的数据指标(如家庭房产数)变得不显著。

总体来说，家庭收入不同，对公共教育各个阶段的满意度也不同。但是社会阶层、性别、年龄等其他变量则可能在某些阶段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满意度差异，而在其他阶段又表现得无异。

四、结语

本文考察了家庭收入和社会阶层对公共教育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表明，不同家庭收入、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也不同。

家庭收入数值越大，则被调查者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越低；但是，如果将家庭收入按所在地水平加以比较，则越是高于当地平均水准的人群就会比那些低于平均水平的人有更高的公共教育满意度。也就是说，家庭绝对收入负向影响公共教育满意度，但家庭相对收入则对公共教育满意度产生了正向的影响。

被调查者当前所处的社会阶层与公共教育满意度的关系并不显著，但是他们所认为的自身10年前与10年后的社会阶层却显著影响了其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他们对10年前和10年后自身社会阶层的评价越高，那么他们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也越高。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如何提高公共教育满意度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一，既然高收入群体对公共教育满意度低的因素可能是他们对公共教育的要求更高，那么作为政府部门，就应当努力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教育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第二，针对比较收入的差距导致相对低收入人群对公共教育满意度不高的现状，有必要提高他们的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保障其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促进教育平等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平等的内涵之一；第三，应当创造条件，努力提高百姓对未来社会地位的预期，从而提高他们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 第四，发展公共教育，可以适当向九年义务教育之外的其他阶段倾斜，以改变当前公共教育其他阶段满意度受到比九年义务教育满意度更多影响因素的现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