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司马迁及其《史记》始终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逐渐形成了一门历久弥新的学科——“史记学”。以司马迁与《史记》为研究对象的“史记学”，绵延两千多年，其特点与成就，起码可归纳为“本”“注”“评”“著”“歌”“戏”“传”“人”“台”“质”等十个方面，大体涵盖了古今中外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评价、传播及研究学人和研究平台等内容。本文试做梳理，以期概括其成就，明晰其特点，探讨其价值意义，为史记学以至中华文化之研究与发展提供借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本：关于《史记》的各种版本

《史记》自问世以来，在两千多年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地流传，产生了众多的写本、刻本、全本、选本、注本、影印本等，构成了庞大的《史记》版本体系。伴随着多种《史记》版本的出现与流传，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更加深入，《史记》也走进了寻常百姓之家。

《史记》写本。从《史记》版本产生发展来考察，汉魏唐时代，《史记》以写本为主。这一时期的写本大都没有流传下来，仅有两件残本存世^①。到了唐代，学习研究《史记》的人越来越多，传抄《史记》盛行，于是《史记》写本繁盛起来，可惜这些《史记》写本大多亡佚，现存仅9件残卷，即敦煌石窟写本和传世唐写本两类^②。到了宋代，雕版印刷已发展到全盛，从此，《史记》基本告别了写本，有了刻本。此后，写本仅为个别人书抄，存赠阅赏。

① 据张玉春、应三玉《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十二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2页)介绍，汉魏唐时期《史记》写本仅有两件残本存世：一为《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一为《史记集解·郦生陆贾列传》，这两件《史记》残本现藏于日本石山寺。1918年罗振玉曾影印，收入《古写本〈史记〉残卷》刊出。

② 据张玉春、应三玉《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介绍，敦煌石窟写本共三件：《史记集解·燕召王世家》残卷、《史记集解·管蔡世家》残卷、《史记集解·伯夷列传》残卷。这三件写本目前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1947年，收入经陆志鸿整理的《敦煌秘籍留真新编》，由台湾大学影印出版。传世唐写本共有六件，分别是：《史记集解·夏本纪》一卷，东洋文库藏(高山寺旧藏)；《史记集解·殷本纪》一卷，高山寺藏(1894年罗振玉影印，收入《吉石庵丛书》第四集)；《史记集解·周本纪》残卷，高山寺藏；《史记集解·秦本纪》一卷，东洋文库藏(高山寺旧藏)；《史记集解·高祖本纪》一卷，宫内厅书陵部藏；《史记集解·河渠书》残卷，神田文库藏(罗振玉于1918年影印，收入《古写本〈史记〉残卷》中)。

《史记》刻本的出现，标志着《史记》版本定型的开始，是《史记》版本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史记》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太宗淳化五年(994)本，是据众多前代写本整理而成。此本早已失传，但其修补本依然流传，即刊于北宋仁宗景祐年间的景祐本^③。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建安蔡梦弼刻本，是“今所能见到的最早《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1]167。南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5)建安黄善夫刊本，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合刻本。元代出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彭寅翁刊本^④。

③ 参见张玉春《〈史记〉早期版本源流研究》，《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④ 参见张玉春、应三玉《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十二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15页。

明代《史记》刻本的门类广，数量多，这是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所不能比拟的。明代正德到隆庆时期，《史记》被刊刻的版本有8种；嘉靖一朝官刻的《史记》有5种^⑤。明代著名的刻本有：明廖铠刻三家注本、明“嘉靖三刻”三家注合刻本、明南北国子监刊三家注合刻本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明代有关《史记》评点、评抄方面的刻本大约有40多种。诸如茅坤《史记抄》、凌稚隆《史记评林》、沈科《史记钞》等等。

⑤ 参见朱志先《凌稚隆〈史记评林〉探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4期。

和明代《史记》刻本相比，清代刊刻的《史记》要少。最具代表性的是“殿本”“局本” 《史记》^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清代有关《史记》评点、评抄方面的刻本大约有30多种。诸如储欣《史记选》、汤谐《史记半解》、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牛运震《史记评注》等等。

⑥“殿本”《史记》：即清代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据明北监本刊刻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是清代官刻《二十四史》之一，故又称之为“殿本”《史记》。“局本”《史记》：即清同治五年至九年(1866—1870)金陵书局请张文虎主持刊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此本号称是不主一本，择善而从，是清代后期比较好的刊本。

同时，《史记》曾在海外刊刻出版过。“韩国学者1981年12月出版了《奎章阁图书韩国本总目录》，此书1994年修订再版，其中著录了韩国刊行的两部刻本《史记评林》，两种活字版《史记评林》。”^[2]66在日本，《史记评林》被大量的翻刻，有14个版本之多。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刊本也非常有名。

《史记》全本，包括了白文本、全注本、全新注释本，还有白话全译本、文白对照本、评注本、批校本等。白文本即不注、不译、不删节的原文本，就是文白无注本。《史记》最早的白文本，应该是司马迁所撰写的正副两本。在《史记》版本流传过程中，古代出现的白文本《史记》相对较少。20世纪30年代以后，白文本《史记》渐渐多起来，顾颉刚、徐文珊点校的白文本《史记》，是《史记》的第一个标点本。1988年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的《史记》(此本无表)，1994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史记》标点本等，都具有代表性。20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大可、丁德科的《史记通解》(9册)，是集校、注、评和白话全译于一体的《史记》全本。

《史记》注本最早是以夹注本形式出现的。南朝宋时期出现裴骃《史记集解》，后来《史记集解》注文散入《史记》一百三十篇中，从此出现了《史记》的夹注本。明清时期出版的各类《史记》刻本，多为评注本。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点校本(附录三家注)，是目前最为通行的本子。20世纪80年代至今，各种《史记》注本层出不穷。主要有王利器《史记注译》、吴树平《全注全译史记》、马持盈《〈史记〉今注》、王叔岷《史记斠证》等等。在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最具代表性。

《史记》白话本的出现，是伴随着《史记》的传播与普及而出现的。笔者依据张大可“《史记》版本存世书目索引”检索^①，其中，龙宇纯等译，1979年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白话史记》(全六册)，是比较早的《史记》白话本。20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史记》的大众化、普及化，白话本《史记》越来越多。代表性的有吴东顺《史记全译》、杨家骆《〈史记〉今译》、杨燕起等译《白话史记》等等。

① 参见张大可、俞樟华、梁建邦《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二十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04页。

目前，《史记》全本或部分篇章已经被译成俄文、英文、德文、法文、日文、韩文、丹麦文、捷克文、匈牙利文、蒙古文等。韩国李英根于1973年出版了《史记》(共六册)，是第一部韩文全译本^②。俄罗斯越特金和其儿子阿纳托里·维亚特金等，于2010年出版了《史记》九卷俄译本。丹麦古诺·斯万(Gunnar O. Svane)于2007年出版了《史记》130卷丹麦文译本。美国倪豪士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组织人员英译《史记》，目前已经出版了5册，翻译《史记》100多卷。

② 参见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十三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14页。

《史记》选本出现较早。汉代学者卫飒，删减《史记》编撰了《史要》十卷，这便是典型的《史记》选本。到了唐代，出现了从政治角度选取《史记》的本子，如魏徵主持编撰的《群书治要·史记治要》。宋代出现了以文学思想主导下的《史记》选本，如吕祖谦《东莱先生史记详节》、真德秀《文章正宗》等。明清时期，是《史记》选本的兴盛时代。明代有凌稚隆《史记纂》、归有光《归震川评点史记》等等。清代著名的有李晚芳《读史管见》、邵晋涵《史记辑评》等等。在民国《史记》选本中，周宇澄《广注史记精华》、胡怀琛《史记选注》最具代表性。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现在，各种各类的普及性《史记》选本纷纷出现。笔者根据《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现当代〈史记〉论著索引》(1950年—2000年)^③初步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新世纪之交，各种各类的《史记》选本大约有70多种；根据《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04年卷—2011年卷)^④初步统计，从2001年至2011年，各种各类的《史记》选本大约有120多种。这些选本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诸如选读精讲类、鉴赏类、注译类、白话翻译类、故事类、译文类等。

③ 参见张大可、俞樟华、梁建邦《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二十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146－152页。

④ 参见丁德科、凌朝栋等《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04年卷—2011年卷)，陕西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纵观《史记》版本的发展历史，可发现其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

从《史记》各种版本的内容看，文学性的《史记》版本居多。这是众多《史记》版本最显著的特征，其中以《史记》选本为代表。明清时期，是《史记》选本的繁盛时代。从整体上看，明清《史记》选本最显著的特点是从文学方面选取《史记》篇目，通过作品评点形式，评价《史记》的文学性。从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出现的《史记》选读精讲类、鉴赏类、注译类、故事类选本等，无一不重视选本的文学性、可读性。

《史记》各种版本的兴盛与司马迁和《史记》的深入研究、广泛传播密切相关，这几方面共同促进了司马迁与《史记》的大众化、普及化。这是《史记》版本的第二个特征。唐代，随着《史记》被尊为正史，《史记》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在学术界出现了研究《史记》的热潮，《史记》写本呈现出繁盛态势。宋元明清时期，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兴盛，《史记》成为广大读书人的必读深修之书，所以《史记》被大量刊刻印行。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进一步深入，各种《史记》普及本纷纷涌现，从而使司马迁与《史记》家喻户晓，逐步走向普及化、大众化。

《史记》版本是伴随着社会进步、科学文化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扩大的。这是《史记》版本的第三个特征。从宋代开始，随着雕版印书的兴起，《史记》出现了刻本。明清时期《史记》刻本的兴盛，既与当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关，也与明清印刷技术的提高、文学复古大潮的兴起、科举制义的热切需求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文化上，出现了“国学热”，反映了当代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与文化的又一次跃升，对于普及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各种各样的《史记》普及本大量涌现。

《史记》版本研究的进步，是伴随着《史记》研究的深入而前进的。这是《史记》版本的第四个特征。宋代是《史记》版本研究的开创期^①，主要体现在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中。明代在《史记》版本研究上，仍局限于藏书家的著录方面，主要考究宋元本的版本特征。清代是版本学的兴盛时期，在《史记》版本研究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对《史记》版本进行研究的专门性著作。如杭世骏《史记考证》、钱大昕的《史记考异》等。20世纪20年代至今，出现了论述《史记》版本的论著论文，如王重民《〈史记〉版本研究及参考书》、赵澄《史记版本考》等论文，开创了《史记》版本研究的新时代。贺次君《史记书录》、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等论著，都对《史记》版本进行了系统研究。

① 参见张玉春《〈史记〉早期版本源流研究》，《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日本学界对《史记》版本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冈本保孝《史记传本考》、寺冈龙含《史记三家注合刻的创始时代和版本系统考究》、水泽利忠《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等著作，对《史记》版本做了广泛的介绍和深入的考察。

二、注：对《史记》文本的考证、注释与研究

传统史学对《史记》文本的研究，尤其注重对史料的考证与注释，这是《史记》文本研究最基本也是最传统的方法。

最早为《史记》做注的是东汉人延笃，撰有《音义》(一卷)，但早亡。此后，晋代徐广，刘宋时期裴骃，唐代顾柳言、刘伯庄、司马贞、张守节等人，都曾为《史记》做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唐代《史记》三家注，这是《史记》研究史上第一座里程碑。宋元以降，《史记》注释、考证之作逐渐增多。至清代，由于文字狱的不断兴起，迫使学者埋头于考证古籍，在《史记》考据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梁玉绳《史记志疑》、钱大昕《史记考异》、王念孙《史记杂志》等著作，将古代《史记》考据推向顶峰。

由于《史记》史料的丰富多样性，20世纪以来，对《史记》史料考证、文字校勘、疑案探究等仍然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如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崔适《史记探源》、朱东润《史记考索》等，对司马迁生卒年、《史记》亡缺、伪窜、误衍、断限等问题进行考究辨析，都深化了传统的研究内容。

注意把出土文物与书面文献结合起来考证《史记》，这是近代《史记》文本研究的特点，也是20世纪上半叶《史记》研究的新亮点。王国维首次利用考古学的新发现，“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3]4。陈直《史记新证》借助考古发现，对《史记》材料进行考证解释，成果丰硕。时至今天，把出土文物与书面文献结合起来考证《史记》，仍然是学者精确研析《史记》不可或缺的路径方法。

借鉴和运用西方理论研究《史记》，是20世纪上半叶《史记》文本研究的又一亮点。20世纪初，随着近代西方学术思想传入中国，梁启超在史学界掀起“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思想。在这一大背景下，《史记》文本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梁启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史记·货殖列传》，写下了著名的《〈货殖列传〉今义》一文。胡适《司马迁替商人辩护》、潘吟阁《史记·货殖列传新铨》等，理出了司马迁《史记》观点的时代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后，《史记》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史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较好的《史记》选注本，成为最通行的整理本。2005年赵生群团队对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进行修订，并于2013年由中华书局重新出版。20世纪80年代后，《史记》研究从微观文献史料研究向宏观整体研究转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主要体现出四方面特色：第一，许多作者把司马迁和《史记》放到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大背景下，从史学、文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民族学、地理学、民俗学等等方面，论述《史记》百科全书的价值。白寿彝《史记新论》、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韩兆琦《史记通论》、张大可《史记研究》、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何世华《史记美学论》、徐日辉《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赵生群《太史公书研究》、徐兴海《司马迁的创造思维》、俞樟华《史记艺术论》、张强《司马迁与宗教神话》、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池万兴《司马迁民族思想阐释》、陈曦《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王长顺《司马迁与先秦士人》、王晓红《史记纵论》等论著的出现，使《史记》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问题不断深入。第二，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广泛的大背景下，专家学者用创新性研究方法挖掘、研究《史记》这座宝库。最具代表性的是韩兆琦《史记笺证》、张大可、丁德科《史记通解》以及王利器《史记注译》、马持盈《史记今注》等。这些大作，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融学术研究与《史记》大众化使命于一体。第三，运用跨学科研究法、纵横比较法，大力拓宽《史记》研究范围。吴守贤《史记与中国天学》、叶舒宪《〈史记〉的文化发掘》、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惠富平《史记与中国农业》、霍有光《司马迁与地学文化》等著作，运用跨学科研究法，挖掘司马迁《史记》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王成军《中西古典史学的对话：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等著作，李少雍《司马迁与普鲁塔克》、刘清河《从〈旧约〉与〈史记〉的比较试探东方文学的一点规律》等论文，把《史记》放入世界文化发展的更大范围的宏观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齐效斌《〈史记〉文化符号学》、俞樟华《唐宋史记接受史》等论著，大胆借鉴和运用符号学、接受美学研究《史记》的伟大价值。第四，对《史记》研究史的总结，是《史记》研究引人注目的特色。张新科和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杨海峥《汉唐史记研究论稿》、张大可《史记学概要》等研究专著脱颖而出。张新科《史记学概论》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史记学”的学科特点与体系。张大可《二十世纪的〈史记〉研究与文献价值》、陈桐生《百年〈史记〉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等论文，对20世纪《史记》研究进行总结；俞樟华、张新科《四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概述》^①，对台湾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研究进行总结；日本学者藤田胜久《近年来日本的史记研究》，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史记》研究也做了总结介绍。

① 参见俞樟华、张新科《四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概述》，《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台湾的《史记》研究，是我国《史记》研究的组成部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史记》文本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在考证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是王叔岷的《史记斠证》。施之勉《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钱穆《史记地名考》、高葆光《史记终止时期及伪篇考》，都是难得的考证成果。赖明德的论著《司马迁之学术思想》，在探讨司马迁学术思想方面成就显著。黄俊郎《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动机》、阮芝生《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与历史思想》、施人豪《史记论赞研究》、林聪舜《史记人物世界》等著作，思路开阔，挖掘深入。

从1956年司马迁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以后，崇敬司马迁的人就更多，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人也更多了。目前，《史记》研究在日本、朝鲜、韩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方兴未艾。尤其是韩国、日本，研究方式多元，研究程度深入，研究成果多样，惠及读者广泛。

三、评：对司马迁与《史记》的评论

古往今来的中外学者，在学习、研究《史记》文本的过程中，从史学、文学、哲学等角度对《史记》编纂体例、实录精神、《史记》人物、文章风格等方面阐发了众多富有真知灼见的评论。

对《史记》编纂体例的评价。唐代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刘知己，是早先用史学理论评价《史记》体例的大学者。其《史通·二体》云：“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作者将《史记》与《春秋》相提并论，可谓是高度评价，又批评《史记》体例的缺点是记事分散、重复。对司马迁的这一批评，引起百年来对刘知己的批评。南宋史学家郑樵以开阔的史学视野评价《史记》：“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揭示出《史记》体例的价值在于沟通天人、贯通古今，体现出历史的内在联系与演变发展。“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4]1说明《史记》对史学的深远影响在于其开创了纪传体。

清代学者对《史记》纪传通史体例的评价比较全面。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高度肯定司马迁开创纪传体这一历史编纂方法的意义、价值。梁玉绳、钱谦益、王鸣盛、章学诚等均有肯定的精彩论见。近代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评价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5]19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现代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认为：“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高度评价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

对《史记》实录精神的评价。历史上对《史记》实录精神的评价，经过了提出命题、阐释命题、论证命题、扩大命题的发展过程。早先提出《史记》实录命题的是东汉扬雄，班固对《史记》实录精神的内涵做了阐释，即“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唐宋时期的司马贞、张守节等都从不同角度对《史记》实录精神进行评价。明清学者或从取材严谨审慎角度肯定《史记》的实录精神；或从撰史方法，扩大《史记》实录精神的内涵；或从内容之广博、见识之超人等方面整体评价《史记》的实录精神。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学者们对《史记》实录精神评价更有高度、更加深刻。

对《史记》人物的评论。宋代，由于《史记》被大量刊刻印行，阅读、评论《史记》形成了一股风气，其标志是出现了大量的人物专论文章及《班马异同》等专著。众多的人物专论具有鲜明特点：所选取的评论对象，多为仁德贤能、宽厚爱民的明君，或奋发有为、功勋卓越大臣；从评论的目的来看，旨在通过品评人物，探究立国之本、治国方略和为人处世道理；从评论者来看，多为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学者，大多为官吏；由于宋人崇尚“论”这种文体，所以评论《史记》人物时，评论者往往善于抓住《史记》记叙人物的一事或一言，纵横议论，深入分析，得出突破陈见的论断。

明代评点《史记》，视野更为宽广，文学性更强。从选取的评论对象看，帝王将相、大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说客、策士、刺客、游侠等，都在评点之列；从评论的角度看，明人重视从文学角度评点《史记》章法、叙事、写人、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从评论形式看，由于大部分著作都是评点形式，人物评点夹在作品中，常采用画龙点睛法对人物进行概括评价，点出人物特别处，语言简练，通俗晓畅，与宋人的纵横议论不同；从评论目的看，点评者或者抒发在欣赏《史记》过程中的感悟与体验，或者帮助读者提高欣赏艺术的品位，鉴赏体悟艺术，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愈来愈远。

清代学者更加自觉地从文学角度品评人物，探究《史记》的写人艺术。如吴见思《史记论文》、李晚芳《读史管见》、郭嵩焘《史记札记》、章学诚《文史通义》都注重从人物形象塑造、取材等角度评论《史记》的写人艺术。

对《史记》文章风格的评论。从汉魏到明清，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挖掘、研究《史记》文学价值，再到将《史记》视为文学著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发展阶段。扬雄《法言·君子篇》从文章角度，对司马迁与司马相如的文章做了评点。班固、陶潜等人也对《史记》文采有只言片语的评论。唐代，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史记》受到文人的崇敬，学者才真正关注《史记》的文学之美。这是《史记》研究的重大变化。如韩愈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6]63。柳宗元认为《史记》的文章风格是“峻洁”。宋人把司马迁经历与《史记》文章风格联系在一起进行评论，这是宋人评论中的新特点。如苏辙、马存注意探讨司马迁壮游天下的经历对其文章风格形成的重要影响，这是创造性的突破。明清最突出、最鲜明的特点是对《史记》文学性的高度重视和充分阐发。茅坤认为《史记》具有“风神”之美，呈现出“遒逸疏宕”的文章风格，并用“逸”来概括《史记》文章的浪漫特色，具有独到性。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对《史记》“逸”的风格作了形象地诠释：“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现，变化无方，此庄、骚、太史所同。”凸显了《史记》文章风格的飘逸之美。

四、著：对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论著

《史记》论著包括评点类、注释考证校勘类、白话翻译类、专题研究类、文献资料类等。^[7]337据初步统计，从《史记》问世至1979年，研究《史记》的论著约162余部。^[3]2从1980年到2008年论著约150余部^[8]45，且未涉及港台和海外研究论著。据不完全统计，从2009年到2013年的研究论著约646余部^①。纵观这些论著，呈现出普及性、工具性、综合性、理论性等特征，而普及性特征更为明显。

① 参见丁德科、凌朝栋主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09年卷、2010年卷、2011年卷、2012年卷)，商务印书馆。

愈益明显的《史记》论著的普及性，主要体现在许多专家学者致力于《史记》大众传播工作，出现了众多的简约而通俗的作品，涉及白话翻译类、鉴赏类、人物故事类、辞典等。白话翻译类作品主要有台湾十四院校六十教授合译《白话史记》，是近年来较为权威的《史记》白话译本。作者皆为台湾《史记》研究的资深专家，译文忠实于原文，语言流畅典雅。鉴赏类作品有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梁杨、杨东甫《史记传记赏析》，朱靖华、顾建华《史记名篇赏析》。人物故事类有张玉春《史记人物新传》、杨知秋《史记故事新编》、浣官生《史记故事精华》等。诸种普及性著作，角度不同，特色各异，皆于《史记》普及中启迪智慧。

对《史记》研究的各种资料加以整理汇总，并编制成索引等工具性论著，这是《史记》研究史上一个重要工作，也是当今《史记》研究论著第二个特征。杨燕起、俞樟华《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徐兴海《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著专题索引》，俞樟华、邓瑞全《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张大可、俞樟华、梁建邦《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等，比较系统精要，是学习和研究《史记》文本的参考。日本藤田胜久《史记汉书研究文献目录》(日本篇)，介绍了日本“1950年以来的《史记》研究文献目录共550条”^[9]59，据此可了解日本当代《史记》研究。仓修良主编的《史记辞典》是《史记》研究的综合性辞典，收录《史记》人名、地名、民族、职官、著作、天文、历算、音乐、动植物名以及器物典制、历史事件等共计16800余条。渭南师范学院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学者前后20年时间两度合力编撰出版《史记人物大辞典》，收集《史记》人物共6814条目。

《史记》研究论著的综合性是当今《史记》研究论著第三个特征，主要体现在众多《史记》研究论著，不仅在内容思想上融汇丰富，而且在各种方法手段上借鉴创新。韩兆琦《史记笺证》(9册)，达550万字，收集资料宏富，大量引证考古新材料，注释详尽，颇有新意。张大可、丁德科《史记通解》(9册)，学术研究与大众化普及相结合，集注释、评论、译白于一体，力求简约明晰，考论相辅，探求古今，使读者在阅读中与古人对话，感悟时代意义。特别是2015年渭南师范学院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在中国史记研究会指导下，由张大可、丁德科主编，30位专家学者合作，编纂出版《史记论著集成》，共20卷，包括《司马迁评传》《史记题评与咏史记人物诗》《史记学概要》《史记论赞与世情研究》《史记精言妙语》《史记集评》《史记人物与事件》《史记史学研究》《史记文学研究》《司马迁思想研究》《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史记疑案研究》《历代史记论文粹编》《从〈老子〉到〈史记〉一统思想论稿》《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名栏论文粹编》《史记地名汇释表》《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本丛书是集史料性、工具性为一体的专门学术论著集成。

注重理论研究是《史记》研究论著的第四个特征。在两千多年的史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关于司马迁行年、司马谈作史、太史公释名、《史记》断限、《史记》残缺与补窜等问题，成为长期以来争鸣未竟、悬而未决的疑案。第一个对司马迁行年做系统研究的是王国维。其《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年为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王国维对司马迁生年的考订，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影响，学者或信服，或反对，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许多有价值的论文相继发表。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认为司马迁生年为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李长之《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赞同郭沫若说法；钱穆《司马迁生年考》则赞同梁启超观点。从此，两种观点并行，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讨论。20世纪80年以来，许多学者致力于《史记》疑案研究，出版了许多颇具价值的专题论著。尤其是关于司马迁行年问题的研究，取得重大的突破。袁传璋《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新证》、吴汝煜《论司马迁生年及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张大可《司马迁生卒年考辨》、李伯勋《司马迁生卒考辨》、郑鹤声《司马迁生年问题的商榷》等文章，对此问题做了深入研究。施丁《司马迁行年新考》是探讨司马迁生年的专著。众多多样化的论著，充分说明《史记》研究与普及相伴而来的历史脉络。在学术研究队伍不断发展的同时，学习《史记》的人群在日益扩大，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是研究与普及的基本特征。

五、歌：传诵司马迁与《史记》的诗歌

传诵司马迁与《史记》的诗歌，是两千年以来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的重要成果。这些诗歌既是对司马迁与《史记》的接受、传咏和颂扬，也是对司马迁与《史记》大众化形式的创新、丰富和延续，更是用诗歌形式评论司马迁与《史记》的特殊形式。诗歌里的司马迁与《史记》，更为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是史圣及其经典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的良好路径。

传咏《史记》人物诗，大多是在记叙或议论《史记》佳篇人与事，表达作者对人物、事件的见解，属于《史记》的论赞。如梅尧臣《项羽》云：“羽以匹夫勇，起于陇亩中。遂将五诸侯，三年成霸功。天下欲灭秦，无不慕强雄。秦灭责以德，豁达归沛公。自矜奋私智，奔亡竟无终。”^[10]1210短短诗句，项羽崛起陇亩、建立功业直至自刎乌江的过程及灭亡的原因，一生重大节点可见人生轨迹，褒贬得当，是一篇简约的人物诗评。明清时期的《史记》评点与这种诗评有异曲同工之妙。

历代咏司马迁与《史记》的诗歌很多。张天恩、冯光波《历代咏司马迁诗选》收录有100多篇^①，宋嗣廉、梁燕玲《史记题评与咏史记人物诗》收录有535篇^②。纵观这些诗评可见，司马迁与《史记》诗评，经过了一个发端、发展、成熟、兴盛、深化阶段。班固首次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缇萦救父的故事改编为《咏史诗》，这是以诗歌形式评论《史记》人物的发端。汉魏南北朝时期是发展期，出现了汉末阮瑀歌咏荆轲的《咏史二首》，曹植咏周公的《怨歌行》，晋陶渊明《咏荆轲》(五首)等诗歌；唐宋时期随着《史记》文学地位的确立，诗歌形式进一步发展，司马迁与《史记》诗评进入成熟期。著名诗人陈子昂、李白、王维、杜甫、高适、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李贺、陆龟蒙、罗隐等，都留下了评价《史记》人物的优秀诗篇。宋代王禹偁《读汉文帝》、苏轼《屈原塔》、王安石《张良》《乌江亭》《范增》、司马光《屈原》、晁补之《读蔺相如传》、苏辙《虞姬墓》、张耒《项羽》《韩信》、杨万里《读子房传》等都是佳作。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了评价司马迁其人其事的诗篇。唐代诗人牟融的《司马迁》是评论司马迁的第一华章，其后，王安石、秦观、尹阳、李奎等也有诗歌传咏。明清时期，随着文人学士对《史记》的极力推崇，司马迁与《史记》诗评进入兴盛期。明代徐渭、袁宏道、李攀龙、方孝孺、陈子龙、建文帝、吴伟业，清代纳兰性德、陈恭尹、曹雪芹、袁枚、郑燮、秋瑾、黄遵宪、顾炎武、龚自珍、谭嗣同、王国维等文史大家、社会名流都在研读《史记》，歌咏其人物。近现代，《史记》诗评继续发展，出现了郭沫若《题司马迁墓》、文化名人徐慧夫《史记赞》等诗篇。

① 参见张天恩、冯光波《历代咏司马迁诗选》，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② 参见韩兆琦、张大可、宋嗣廉、梁燕玲《史记题评与咏史记人物诗》，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04页。

从诗评内容分析，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议论司马迁其人其事的诗歌(包括司马迁祠墓)，二是传咏《史记》人物诗。历代传咏司马迁其人其事的诗歌内容丰富，或赞颂司马迁在史学、文学方面的卓越成就，或景仰其人品、同情其不幸遭遇。最早传咏司马迁祠、墓和庙诗句的是牟融。其《司马迁墓》云：“落落长才负不羁，中原回首益堪悲。英雄此日谁能荐？声价当时众所推。一代高风留异国，百年遗迹剩残碑。经过词客空惆怅，落日寒烟赋黍离。”^[11]1盛赞司马迁的绝世才华，深深同情其不幸的遭际，感叹司马迁祠的残败。金代文学家高有邻《司马太史庙》云：“汉庭文物萃君门，良史独称司马尊。七十卷书终始备，三千年事是非存。李陵设若无先见，王允何由有后言。古庙风霜香火冷，白云衰草满平原。”^[11]18称赞司马迁秉笔直书，具有良史之才，肯定《史记》记载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的功勋。这种评价，与班固、裴松之、钱大昕、曾巩等评论一脉相承。

歌咏《史记》人物诗，内容广泛，所评人物众多，比之宋人《史记》专论、明清《史记》评点，范围更广，上至帝王将相，大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下到说客、策士、刺客、游侠、女性等。特别是对《史记》中女性人物的诗评，是史记学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史记》中有大量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他们或参与政治，大权在握；或机智勇敢，果敢叛逆；或深明大义，识见高远。如吕后、漂母、赵太后、卓文君、缇萦、聂嫈等。对于这些女性形象，宋人专论中未涉及，明清评点也涉及较少。而这些以《史记》人物为题材的诗评，拓宽了《史记》人物研究的范围，虽然歌咏女性人物的篇目不多，但意义重大。据笔者统计，在《史记题评与咏史记人物诗》所录535篇传咏《史记》人物诗中，评论女性的诗歌共有22首，涉及的女性人物有褒姒、聂嫈、虞姬、缇萦、卓文君等，其中歌咏最多的是漂母、虞姬等。元代诗人黄庚《题漂母饭信图》、清代诗人靳应升《漂母祠》等诗评，使漂母饭信的故事深入人心，代代相传。苏辙《虞姬墓》、元代乃贤《虞美人草祠》、清代吴永和《虞姬》等诗评，使虞姬形象由模糊走向清晰，由单薄走向厚实。

从诗评形式看，有古体诗、近体诗。其中，唐以前以古体诗为主，如班固《咏史诗》、陶渊明《咏荆轲》等；唐以后，格律诗居多。因为唐宋时期是司马迁与《史记》人物诗评的成熟期，而格律诗已经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要形式，文人学士纷纷运用格律诗品评《史记》人物，表达自己的见解。可见，司马迁与《史记》诗评，使《史记》研究成果丰富多样、姹紫嫣红；这些诗评，与以文章形式所取得的成果异曲同工竞相媲美，并与之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史记学的发展。

六、戏：以戏剧形式反映司马迁、传播《史记》的史记戏

“‘史记戏’，顾名思义，指剧作家所创作的以《史记》为本事来源的历史题材的戏剧。”^[12]96这些戏剧，不仅角色为《史记》所记载的历史人物，而且剧情、背景、主要事件都是依据《史记》或者由《史记》敷衍而来。所以，史记戏不仅是《史记》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杰作，也是《史记》文学化的产物，更是两千多年来史记学发展的重要成果。

梳理史记戏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南宋末年诞生的《赵氏孤儿记》剧作，标志着史记戏的诞生^①。元明清时期，史记戏进入鼎盛时期，文学样式主要是杂剧和传奇。根据近人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考，元杂剧史记戏约180多部^②，但大多散佚。据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考证，取材于《史记》的元杂剧史记戏现存约16部^③；明代史记戏约50种，现存约23部；清代史记戏约28部，现存约16部^④。近现代时期，随着《史记》传播的多样化，史记戏趋于精品化。根据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粗略统计，取材于《史记》的京剧剧目多达50余出^⑤，如《赵氏孤儿》《卓文君》《刺王僚》《将相和》等都是经典。秦腔戏《荆轲刺秦》《斩韩信》《八义图》等都是深受老百姓喜爱的史记戏。

① 参见俞樟华《史记与古代小说戏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108页。

② 参见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③ 参见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④ 参见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⑤ 参见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中华书局2008年版。

元明清时期的史记戏呈现出三方面的特点：内容与形式的时代性，虚实相生的艺术构思，寓教于乐的教化功能。

首先，在内容与形式上，史记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在政治上对汉儒精心建立起来的中原文化即封建思想伦理体系不重视，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大环境，促使元代史记戏走向兴盛期。元代史记戏在内容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或揭露封建统治者残害忠良的行径，如金仁杰《萧何月下追韩信》、尚仲贤《汉高祖濯足气英布》等；或歌颂忠臣义士的气节，如郑光祖《周公摄政》、狄君厚《晋文公火烧介子推》等；或表现快意恩仇的题材，如郑廷玉《楚昭公》、李寿卿《伍员吹箫》等。在表现形式上，元代史记戏主要以杂剧为主。

明代前期，承元杂剧余风，史记戏的文学样式主要是杂剧。在明传奇大力兴盛的时期，史记戏的文学样式以传奇为主，杂剧为次。在内容方面，明代前期，史记戏以爱情剧为主线，于是有“十部传奇九相思”之说。如梁辰鱼《浣纱记》，取材于《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写吴越兴亡，并敷衍西施与范蠡的爱情故事贯穿其间，将政治和爱情相结合，开创了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手法，对后世传奇创作有很大影响。汪道昆《陶朱公五湖泛舟》、赵明道《灭吴王范蠡归湖》等，都是著名的范蠡、西施题材戏。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不安，战争不断，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呼唤救世主式的英雄人物横空出世，整顿乾坤，安正天下。于是，史记戏中的英雄戏、刺客戏，纷纷登台亮相。演绎张良刺秦王的历史剧有王万谶《椎秦记》、无名氏《(张子房)赤松记》、丁耀亢《赤松游》、范希哲《双锤记》等，演绎范雎故事的历史剧有无名氏《绨袍记》等，演绎荆轲刺秦的历史剧有徐沁《易水歌》、茅维《秦廷筑》、汪光被《易水歌》等。这些历史剧，表达了剧作家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和渴望英雄救世的情怀。

虚实相生的艺术构思是史记戏的第二个特点。虚实相生是中国美学自古以来的一个重要法则。史记戏是剧作家以《史记》为本事来源而创作的历史剧，是《史记》文学化的产物，作者通过虚实相生的艺术构思，在传承《史记》基本历史文化精神的同时，又对简约的历史事实进行连缀、补充、发挥，使史记戏由历史真实走向艺术真实。“赵氏孤儿”故事最具代表性。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左传》，司马迁经过搜集、整理有关历史和传说，写成了令人荡气回肠的《赵世家·赵氏孤儿》，从此以后，“赵氏孤儿”故事不断被演绎，改编成各种戏剧。纪君祥《赵氏孤儿》取材于《史记·赵世家》，其故事情节、人物大致与《史记》相同，但增添和变动了许多情节，强化了故事的戏剧性和悲剧性，突出了赵氏孤儿复仇的主题。从整个剧本看，作者把搜孤、救孤、保孤的故事上升到忠义与奸佞斗争的高度，通过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保孤、救孤的壮举，强化了忠义的色彩。作者通过虚实相生的艺术构思，使《赵氏孤儿》成为一部著名的悲剧。正因为剧作家高明的艺术构思，使史记戏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受到老百姓的喜爱。

寓教于乐的教化功能，是史记戏的第三个特点。从作者角度说，史记戏的创作不仅要适应观众的心理，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享受，还要受作者社会责任心的驱使，在创作中寄寓普通民众的理想愿望，从而起到很好的教化作用。如徐元的明传奇《八义记》，在《史记·赵世家》、元杂剧《赵氏孤儿》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周坚替死”情节，使赵朔得以保全性命；以及公主被囚冷宫、后去守陵等情节。剧末，随着赵氏孤儿报仇雪恨，赵家夫妻父子大团圆，广大观众也“转愁成喜，破涕为欢”，一时忘却人间世俗的困扰和迷离人生的烦恼，得到了超凡脱俗、自由释解的快乐，而作者的创作宗旨也得以展现传播。

目前学界关注史记戏的创作，研究者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论著。江君《论“史记戏”带给观众的心理满足》《由史而文，融雅于俗——元明清“史记戏”特点论略》分析了史记戏特点、社会功能；丁合林《元杂剧史记戏对〈史记〉的继承与重构》，探讨了史记戏与《史记》创作、接受的关系。俞樟华继《论史记戏研究的深化》《论京剧“史记戏”对〈史记〉的改写》等，出版了《史记与古代小说戏曲研究》论著，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了史记戏的全貌。

七、传：以多种形式，使《史记》故事、语句、人文观念广为流传颂扬

在两千年的悠悠长路中，不同时代、不同价值观的文人学士乃至民间艺人、各地各级政府通过不懈努力，特别是新型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的加入，使《史记》成为全社会所共学、共识、共享的广为流传的根柢珍品。

由于政治原因，《史记》在汉代只是在上层小范围内流传。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史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史记》得以广泛流传。唐朝把《史记》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于是《史记》也成为读书人的必读深修之书，流传更广。到了宋元，随着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史记》由抄本嬗变为刻本，被大量刊刻印行，从而拓宽了《史记》传播和读者群。在这些接受群体中，以文人学士为主体，也有书商、更有百姓大众，这主要得益于应运而生的通俗文学——话本、戏剧等的广泛宣传。

在话本中，讲史话本最为流行。《史记》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气势恢宏，博大精深。其精彩故事、传奇人物就成为讲史话本的重要内容之一。《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四《党太尉》条引《杨丈公谈苑》中云：“党进过市，见缚栏为戏者，驻马问：‘汝何为所焉?’优者曰：‘说韩信。’”^[13]850这里的“说韩信”，就是说韩信故事。通过讲史、戏剧等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形式，将《史记》搬上舞台，传之街头巷尾，这似乎是宋代始有的创造。现存元代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本《全相平话》中的四部讲史话本^①，是话本的代表作，是依据《史记》中的历史故事经过讲史艺人加工敷衍而成的。

① 俞樟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指出这四部讲史话本包括：《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又名《秦始皇传》)、《前汉书续集》(又名《吕后斩韩信》)。

元明清是通俗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在通俗小说方面，出现了明代洪楩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卷四《张子房慕道记》《风月瑞仙亭》；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三十一卷《闹阴司司马貌断狱》，《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卓文君慧眼识相如》；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六《聂政》，等等。可以说，元明清时期，《史记》中的人物故事经过戏剧、小说等世俗化的图解后，以鲜活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但从阅读角度看，对《史记》文本的阅读，还局限在文人学者的范围，百姓中不同知识文化水平者则千差万别，只能靠戏剧话本、民间传唱了。

清末民国时期，《史记》已经拥有众多读者，除了文人学士外，还有广大的青年学生。在《史记》普及宣传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梁启超先生。梁先生在深入研究《史记》的同时，还利用大学讲台为青年学生讲授《史记》。认为《史记》是一部博大谨严著作，“凡属学人，必须一读”。为此，他撰写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特意开了包括《史记》在内的共有二十五部书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同时，推荐《史记》中《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等十大名篇为精读之篇目。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学者在普及宣传《史记》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现了许多普及性的注译选本和通俗性的读物，形成了普及宣传司马迁与《史记》的热潮。20世纪80年代至今，各种新的传播媒介纷纷加入普及传播《史记》的行列，从而使《史记》人物故事家喻户晓；《史记》已经由文人的案头物扩大为普通老百姓的读物，逐步走向普及化、大众化、娱乐化的方向。

《史记》在日本的流传范围相当广泛，出现了上至天皇、下至幼童，包括僧徒都在阅读《史记》的景象，甚至学生入学还要考《史记》^①。

① 参见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十三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38页。

梳理两千年《史记》普及宣传的历程，可以看出话本、通俗小说、戏剧、影视等是其普及宣传的主要途径；从两千年《史记》普及内容来看，主要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及《史记》的传奇人物、精彩故事、丰富内容和司马迁其人，不仅要让国人知道司马迁和《史记》，也要让外国人知道。这是最基本的普及。第二个层次是普及司马迁人格、思想、精神以及《史记》的伟大价值等。第三个层次是研究成果的普及，目的是让这些研究成果发挥社会和经济效益，将研究成果通俗化，普及到更广的领域中去^②。这三个层次由浅入深，层层深入，使《史记》水到渠成地走入千家万户。

② 参见张新科《史记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页。

《史记》人物故事是两千年来《史记》普及的主流。改革开放以来，对司马迁精神与《史记》价值的普及宣传，为学人重视。1997年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由杨洁导演、中央电视台制作的18集电视连续剧《司马迁》，“为忍辱负重的中国知识分子唱一首苍凉的挽歌；为忍辱负重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灵魂塑像！为中国人的灵魂来一次刻骨铭心的洗礼；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再现一座历史的丰碑!”^[14]372015年由陕西韩城籍艺术家冯远征主演、北京人艺精心打造的大型历史话剧《司马迁》精彩亮相，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司马迁生活化地呈现于现代舞台，使观众倍感司马迁博大精深的情怀和坚持真理的风骨。

《史记》不仅是青少年学生学习古文的典范，更是帮助青少年学生培养健全人格精神的宝库。有名的《鸿门宴》《屈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信陵君窃符救赵》《陈涉世家》《项羽本纪》等都纷纷走进中学语文、《大学语文》《古代汉语》等教材中，让青少年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不仅如此，《史记》还是高考语文命题取之不尽的材料宝库。1979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就选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多多益善”的广为人知的小故事。1980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选自《史记·留侯世家》“张良纳履”的趣味隽永的故事。之后，《史记》就与高考语文结缘。高考语文命题所体现的《史记》方向，促使中学重视《史记》、中学生学习《史记》，不少大学开设《史记》研究专题，使《史记》成为青少年学习成才的必读之书。由此，《史记》的精读群体中又增加了广大的大学、中学学生。

司马迁是语言大师，《史记》中许多名言、谚语、故事，经过长期流传，已经成为含蓄隽永、富有哲理的成语典故，为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口口相传。诸如著名的“破釜沉舟”“拔山扛鼎”“先发制人”“鸿门宴”“霸王别姬”“无颜见江东父老”“四面楚歌”“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怒发冲冠”“刎颈之交”等等，经过老百姓口耳相传，已经深入人心。

八、人：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的学人

从古及今，每一个时代都有众多学者研究、传播《史记》，从而形成了《史记》研究的文化血脉。据初步统计，历代以来，研究《史记》的作者达两千余人^③。具有真知灼见、成一家之言者众多。

③ 参见张大可、丁德科《史记通解·序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0页。

古代史记学人首推汉代学者扬雄和班彪、班固父子。由于司马迁《史记》的伟大贡献，也由于他们的史家卓识，首开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先河。唐代刘知己首次用史学理论评价《史记》的体例，韩愈、柳宗元从文学角度肯定《史记》的文学价值，司马贞、张守节注释《史记》，建言当代，启迪后人。宋代郑樵首先肯定《史记》对史学的深远影响在于其开创了纪传体；苏洵、苏轼、苏辙等的人物专论，开启《史记》评论风气。王安石、晁补之等诗人的《史记》诗评别具一格。元代著名戏剧家纪君祥、郑光祖通过戏剧创作，使《史记》人物形象别开生面地活跃在元杂剧的大舞台上。明代茅坤、凌稚隆等评点《史记》，于亮点阐释中抒怀醒世。金圣叹首次尝试《史记》的小说体裁，探索《史记》人事走进小说，使《史记》通俗化、民间化。清代梁玉绳、钱大昕、王念孙等，将《史记》考据推向顶峰；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把《史记》艺术研究推进到了新阶段。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史记》研究学者中，当数著名文史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鲁迅、钱锺书、李长之等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史记》研究家有白寿彝、季镇淮、陈直、郭沫若、程金造等著名学者。在台湾的学者当数施之勉、王叔岷。日本著名学者泷川资言、斋堂正谦等，是日本史记学人的杰出代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记》研究空前繁荣。有学者统计，研究作者多达1400多人。可永雪、韩兆琦、施丁、杨燕起、张大可、袁传璋、安平秋、王立群、徐兴海、徐日辉、梁建邦等，台湾学人李伟泰、林聪舜等，长期致力于《史记》研究，老当益壮，成果丰硕；陈桐生、俞樟华、张强、赵生群、张新科、丁德科、池万兴、凌朝栋、田志勇、陈曦等，是中青年学人，活跃在《史记》研究前沿，集成创新，力推佳作，蔚为大观。海外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态势看好！日本藤田胜久，韩国朴宰雨，美国巴顿·华兹生、倪豪士，俄罗斯越特金，丹麦古诺·斯万等都是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大家。

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史记学人，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他们既是《史记》研究家，也是《史记》人文精神的践行者。这些史记学人，有内地大江南北的学者、港澳台学者，也有海外学者。虽然从事的职业不同，但都是司马迁的敬仰者、学习者和研究者，是司马迁思想的践行者、传播者、宣传者。

其次，众多学人发挥职业优势，为《史记》的传播与普及做贡献，这是史记学人第二方面特征。新时期的史记学人，来自各行各业，其中以高校教师为主体。他们以三尺讲台为依托，传播、宣传、普及《史记》，并为《史记》研究培养出一批学术研究力量，使《史记》科学研究队伍富有朝气与活力。

开设《史记》研究课，是众多高校学人传播、普及《史记》的重要途径。《史记》教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史记》研究课真正进入高校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可永雪、张大可、韩兆琦、袁传璋、梁建邦等较早开设《史记》研究课。进入21世纪后，不仅面向研究生，而且面向本科生、函授生、远程教育的电视大学学生等。层次多样的《史记》课程，使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学习《史记》，了解《史记》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深刻感受司马迁的人格魅力，沐浴在《史记》的人生智慧之阳光里，于内心深处热爱优秀传统文化。从事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进入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队伍，正得益于此。

编写《史记》教材，是众多高校学人从事《史记》课堂教学研究的结晶，也是传播、普及《史记》的重要途径。较早开设《史记》选修课的学人，诸如张大可、韩兆琦、梁建邦等，都是以自己的《史记》研究成果为主导，编写教材，在本校使用。随着《史记》教学多层次、多方位的拓展，2002年3月，中国史记研究会组织28所高校史记学人，安平秋、张大可、俞樟华为主编，编辑出版了《史记教程》，旨在为高等院校开设《史记》课程提供通用教材。2009年，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主编、多所高校学人参与撰著《史记概论》(《史记导读》)教材，先后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史记》教材，倾注着学人对司马迁与《史记》的敬仰挚爱，凝聚着学人的心血与智慧，透视出中华人文精神。

立足新时代，从事《史记》传播的学术活动，使更多的人了解《史记》，传承《史记》所反映的人文精神，是当代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王立群从2007年起，连续五年做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系列人物。2007年，韩兆琦做客北京电视台“中华文明大讲堂”，主讲《史记》系列专题。2010年，张大可做客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主讲《史记》22个专题。张新科、俞樟华、张强、赵生群、凌朝栋等，以切实的学术活动从事司马迁与《史记》的研发与传播。

从事媒体、出版、行政等工作的史记学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史记》的普及和传播努力着。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史记学者丁波编审，主持策划出版一系列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著作，如20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史记通解》《史记论著集成》《史记论丛》三大系列性、标志性、高质量著作；2018年将推出《史记疏证》(2000万字)著作，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最新重大成果。

九、台：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平台

学界普遍认为，传统《史记》研究，基本上都是个人自主做，没有集体交流与协作。笔者在对古代书院的逐步研究中发现：在古代书院里，师生不仅学习《史记》，也进行一定范围的学术交流。书院在某种程度上是古人传播、普及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平台。

《史记》在唐代奠定了史宗的地位以后，到了宋代，成为书院学生学习的内容之一。宋代朱熹、司马光、范仲淹，明代金圣叹，清代章学诚、李兆洛、钱大昕、刘熙载、吴汝纶等著名学者，既是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的大家，也都做过书院的山长。他们将书院作为学术研究与创新的基地，利用书院这个平台，或向学生讲授《史记》，宣传自己的学术观点。如朱熹先后在20所书院讲学，从事教育事业50余年，开领书院讲学之风。当学生问读史之法时，朱熹提出应“先读《史记》及《左氏》，却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次看《通鉴》”^[15]175。朱熹对弟子说：“如司马迁亦是个英雄，文字中间自有好处。只是他说经世事业，只是第二三著，如何守他议论！……不直截以圣人为标准，却要理会第二三著，这事煞利害，千万细思之！”^[15]2419朱熹肯定司马迁“亦是个英雄”，也承认《史记》文字中“自有好处”，但批评司马迁把经世事业放在次要位置，要学生们认真研究思考^[15]175；或倡导、引领学生学习《史记》等典籍。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在书院的教学中，他大力倡导史学，要求学生学习《史记》等史书。“学论赞，必读司马迁书。”因为“史迁论赞之文，变化不拘，或综本篇大纲，或出遗闻轶事，或自标其义理，或杂引夫《诗》《书》，其文利钝杂陈，华朴互见。所以尽文章之能事，为著述之标准也”。认为《史记》“尽文章之能事”，是后代史书的楷模，是学习写作的标准范本，因此，他引导学生学习《史记》等史书。“家若稍有余资，则经部之《十三经》与《大戴》《国语》，史部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皆不可缺”；或著书立说，在讲学过程中完成自己的学术成果。如著名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主讲上海龙门书院14年间，撰成文艺理论著作《艺概》。在《艺概》中，刘熙载对司马迁与《史记》进行了多角度的评断。“大抵儒学本《礼》，荀子是也；史学本《书》与《春秋》，马迁是也；玄学本《易》，庄子是也；文学本《诗》，屈原是也。后世作者，取涂弗越此矣。”^[16]36认为《史记》是史学上的经典之作，后世难以逾越。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史记》的日益普及，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网络化的研究平台。有《史记》研究的学术机构，有发表《史记》论文的学术期刊，有研究年鉴，有中国史记研究网和重视刊登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动态的网媒等。这种以学术机构为核心，有组织、有计划、有机制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格局，使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走向常态化、体系化、信息化。

关于现今《史记》研究的学术机构，我们先从司马故里韩城说起。1985年3月，韩城市成立司马迁学会，这是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个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学术机构。3年后的1988年，陕西师范大学成立史记研究室，后更名为史记研究中心。又4年后的1992年，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成立。又3年后的1995年，地处司马故里渭南市的渭南师范专科学校(后更名为渭南师范学院)成立史记研究室，该校在此基础上于2013年建立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这些研究机构的成立，使陕西成为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的重地。2001年4月，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2013年12月，北京史记研究会成立，表明我国学术界对于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已经形成良好格局。这些学术机构，各自开展司马迁与《史记》学术研究，更相互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与普及广泛深入开展。

司马迁与《史记》学术会议，是团结国内外专家学者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也是相沿相通并进一步协同攻关的学术沙龙。1955年12月22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东方学部和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在莫斯科举行“纪念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会议”，“这次会议，是《史记》研究史上第一次学术性会议”^[7]306。可查到的最早一次全国性的《史记》学术会议，是1987年5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北京全国《史记》座谈会”^①。韩城市司马迁学会成立后，曾举办多次专题研讨会。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成立后，举行了多次国内、国际《史记》学术研讨会。如1995年8月与陕西师范大学、秦始皇兵马俑等联合举办的“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至今，先后成功举办了14次年会。在司马迁故里，陕西韩城市2005年8月举办“‘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韩城国际《史记》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四届年会”；渭南师范学院2015年10月举办“《史记》与人文精神——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学术会议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

① 参见张新科《史记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2版，第307页。

为了及时把握学术热点，跟踪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新内容，渭南师范学院的全国优秀社科普及基地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积极、切实、创造性地开展研究工作，创办“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网”，编撰出版《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办好《渭南师范学院学报》教育部名栏“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组织学人协同创新，撰著出版重大课题研究成果，深入广泛开展学术研究，推进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大众化，是《史记》研究平台最重要的成绩。中国史记研究会出版了高质量的会议论文集《史记论丛》(12册)，发表论文897篇^②。中国史记研究会与渭南师范学院合作推出《史记论著集成》(20卷)、《史记通解》(9册)、《史记论丛》(6卷)。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专家学者出版《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23册)，编辑出版《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9集)。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编辑出版《司马迁祠碑石录》《司马迁与太史祠》等20册著作。陕西师范大学史记研究中心组织出版《史记文学研究典籍丛刊》5册；张新科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渭南师范学院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编辑出版《〈史记〉选本丛书》(17部)。

② 参见张大可、俞樟华、徐日辉、丁波等《“〈史记〉与人文精神”学术论坛(二)》，《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3期。

促进海内外史记学者的广泛交流与对话，推动《史记》研究与普及国际化，这是《史记》研究平台又一方面的成绩。国内各种形式的《史记》研究机构及其举办的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既为海内外学者提供了以文会友、以文交友的平台，为推动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国际化做出积极而重要的贡献。

促进《史记》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为当地文化旅游发展出谋划策，这是《史记》研究平台接地气的成绩。“中国史记研究会2001年举办‘泰伯奔吴’研讨会，启动了吴文化研究，如今已成为无锡市常年举办的吴文化艺术节的主题内容。”^[17]712006年8月中国史记研究会在河南荥阳市举办“《史记》与楚汉战争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与会专家学者到古成皋城遗址实地考察，看到成皋古城墙岌岌可危的现状，颇为震惊，遂发起拯救成皋古城的倡议。“2006年9月1日，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知道此事后，立即批示有关部门和领导采取措施，协调解决保护问题。”^[18]91如今成皋城遗址已经成为河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十、质：司马迁精神，或曰《史记》精神

司马迁精神，或曰《史记》精神，不仅是司马迁与《史记》的精华所在，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仁人志士所弘扬。历代研究者立足《史记》文本，探索、阐发、提炼、概括司马迁精神，进而对其内涵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发表了许多富有见地的观点。

学者们对于司马迁精神，或曰《史记》精神的研究，经历了由只言片语的评论到长篇专论的论述，由微观局部研究到宏观全面、深刻、系统把握的过程，使司马迁精神深入人心，历久弥新！

汉魏六朝是《史记》研究的开创期，也是司马迁精神阐发、挖掘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出现的零散的《史记》文学评论表现了对司马迁精神的关注。东汉扬雄在《法言·重黎》云：“《太史公》，曰实录。”明确道出司马迁精神的特质，肯定是“实录”。扬雄提出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命题之后，历代学者对《史记》实录精神持续进行讨论和丰富，《史记》实录之内涵与特征得到充实和发展。对于《史记》五体编撰方式，当时有模仿和首创两种观点，班彪认为《史记》五体非模仿而为司马迁所“作”，晋人张辅进一步肯定了司马迁在体例上的创新精神。到了唐代，尊《史记》为正史之首，《史记》研究走向全面与深入，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及司马迁精神。史学家司马贞、张守节、刘知几、皇甫湜等对司马迁《史记》易编年为纪传编纂体例进行了评论，肯定司马迁的创新精神。宋代，刊刻《史记》和评论《史记》，成为这一时期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宋代学者从《史记》互见法、多样风格、语言运用、章法结构、文章韵味等方面肯定了司马迁的创新精神。元代由于整个社会学术风气不浓，可以说是《史记》研究相对薄弱的时期。在数量不是很多的《史记》评论中，仍然显示出元代文人探究司马迁精神的努力。元人继承宋人的观点，对《史记》“创法立制”功绩是肯定的，对所体现出的司马迁的创新精神是高度赞赏的，如刘因指出：“史之兴，自汉氏始。”同时，元代学者赵汸肯定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认为：“《平准书》是讥人臣横敛以佐人主之欲，《货殖传》是讥人主好货，使四方皆变其俗趋利。”^[6]452明人在《史记》研究方面最大的成就是评点《史记》。在明人丰厚的《史记》评析中，关于司马迁精神的许多观点富有新意，涉及司马迁的实录、唯物史观、创新精神、侠义、“察时变”等，探究和分析，多有新见。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高峰期，司马迁精神也得到进一步探索与阐释。学者深入挖掘《史记》的文学价值，全面评价《史记》纪传通史体例，高度称赞司马迁作为“史圣”的独创精神。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者更多的是从史学角度，肯定司马迁的创新与创造。卢南乔的《司马迁在祖国文化遗产上的伟大贡献与成就》《论司马迁〈史记〉编纂的创造性和思想性》、吴寿棋的《司马迁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等，都有论述。

20世纪80年代至今，关于司马迁精神这一课题，探讨更为深入和深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首先，深化了传统的论题。当今学者进一步深化了有关实录、批判或唯物、侠义、创新创造等传统论题。如王克绍《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实录精神》、王绍东《司马迁的求实精神》等文，系统论述了司马迁的实录唯物精神。李世萼《司马迁的侠义精神》、张宏赋《司马迁与侠义精神》等文，对司马迁的侠义精神进行了论述。过常宝《司马迁批判精神探源》、王长顺《司马迁〈史记〉批判精神探源》等，对司马迁的批判精神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刘秀慧《司马迁〈史记〉创造精神》、张新科《史记所体现的创新精神》等文，对司马迁的创造精神提出了新的观点。

其次，扩大了司马迁与《史记》精神的内涵。司马迁与《史记》的人文精神、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悲剧精神、怀疑精神、人格精神等集中成为学界的关注点，从而挖掘和拓宽了司马迁精神的内涵。赵明正《论〈史记〉的人文精神》、郝正全《论〈史记〉的人文精神》等文，探讨了司马迁与《史记》的人文精神。池万兴《史记民族精神》论著^①，对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与《史记》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做了比较深入系统地研究。单瑞永《论〈史记〉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英文)、曲哲《司马迁：中华民族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丰碑》等文，研究了司马迁与《史记》的爱国精神。韩兆琦《殉道与超越——论〈史记〉的悲剧精神》、关秀娇《论〈史记〉的悲剧精神》(博士论文)等，对司马迁与《史记》的悲剧精神进行探讨。田平《司马迁的人格精神探析》、张斌荣《家世传统与司马迁的人格精神》等，对司马迁的人格精神展开了探究。

① 参见池万兴《史记民族精神》，齐鲁出版社2009年版，第370页。

第三，出现了从宏观上全面、深刻、系统论述司马迁精神的论文。向晋卫《司马迁精神与当代知识分子》认为：司马迁精神主要体现在其“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以道自任的宗教承担精神、人文关怀精神、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勇于开拓创新等几个方面^[19]13。丁德科、马雅琴、梁建邦《论司马迁精神》一文，对司马迁精神做了更为全面、深刻、系统的论述。文章认为：司马迁精神的核心，一言以蔽之：礼义一统！贯穿司马迁《史记》始终的是，反映礼义，赞颂礼义，树立礼义，建设礼义一统的国家。这是司马迁毕其一生探究、尽其一书追求的理想。为实现此理想，司马迁及其《史记》表现出这样的精神素养：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理性并辩证，尚古更崇今。^[20]5该文被《新华文摘》2016年第6期转载。

回顾两千年史记学研究，历史悠久，成就辉煌，我们倍感自豪；展望史记学的未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充满信心！我们相信，经过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广大史记学人的努力，史记学研究必将不断得到新的更为辉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