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世家研究中，历代学者讨论较多的是世家体例特征以及《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是否“自乱其例”的问题，而历代选家多因《史记》世家的记事虽取材于《左传》《国语》反不如其生动，也不选列国世家，这就造成了人们对世家编纂方法及其所蕴含的司马迁的历史思想特点探讨较少。明清学者对此有零散的阐释，多不成系统。近期也有学者对《史记》世家的写作宗旨和方法作过研究，如陈其泰认为司马迁创立了“世家”一体的目的是来记述这些在历史进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列国和其中的人物，以此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等级制的政治结构和历史人物的活动。^[1]103日本学者藤田胜久则根据《史记》战国世家史料的使用与安排情况，提出司马迁按照各个君王的时代特征来描述各国的兴亡，对于作为转变期来强调的君王时代，特别多选了一些记事资料。^[2]393-395我们认为“世家”一体在《史记》中有其独特性，既有从先秦史著中继承下来的一些特点，也有司马迁独特的创新，二者较好的结合就形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些民族特点。本文主要就《史记》世家中16个诸侯国世家，结合它们在体例上的三个特点：强调国君的个人道德品行对国家盛衰的影响，在一国历史中反复穿插反映历史发展大势的代表性事件以及多记梦卜之言等，来分析《史记》世家在描写列国形象时采用的主要编纂方法，并探讨其中体现的具有我们民族特性的历史观念。

在编纂“世家”的过程中，司马迁首先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认识到历史发展变化有自己的阶段性特点，然后探寻其发展变化的原因，这时他注意到了人事的作用，特别是国君的修德修政与否对国家盛衰变化的影响。因此，他为各诸侯国从先祖至被秦所灭的历史作传，首先从其盛衰变化的关键性事件入手，凡是关乎盛衰的转折性事件就详细写，并在《太史公自序》及“太史公曰”中加以提示确认。这种编纂方法表明司马迁有意要突出君主德行在历史盛衰进程中的意义，将二者结合起来思考使他形成了一些道德评价标准。

这是以君主对人才的态度来判断其对一国盛衰的影响。如关于晋国几代君主，《晋世家》载晋灵公欲杀赵盾，使鉏麑刺之不得，又伏甲攻赵盾，而赵盾曰：“弃人用狗，虽猛何为。”^[3]2019就是借赵盾之口批评晋灵公不君，不得民心。司马迁还在总结中将二人对比：“赵盾素贵，得民和；灵公少，侈，民不附，故为弑易。”^[3]2020记载晋厉公时，“三郤谗伯宗，杀之。伯宗以好直谏得此祸，国人以是不附厉公”^[3]2025。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晋悼公，晋悼公任用祁傒、祁午、魏绛等，遂有“九合诸侯，和戎、翟”^[3]2028的功绩。他还问治国于师旷，师旷教之“惟仁义为本”^[3]2028。至《晋世家》篇末太史公曰：“晋文公，古所谓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约，及即位而行赏，尚忘介子推，况骄主乎？灵公既弑，其后成、景致严，至厉大刻，大夫惧诛，祸作。……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3]2033作为全篇的结语，司马迁特别对君臣之道有所感慨，就是说明君主任用人才是君德的重要体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命运前途。当然，司马迁也认为这对君主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即使如晋文公在这方面也有缺憾。因此，依据善纳谏还是好谄谀特别详写了献公之乱、晋文公之霸、灵公厉公之衰和晋悼公复霸等几个转折期的君主。而在《田敬仲完世家》中写到齐威王与梁惠王夸宝，更是借齐威王之口宣扬了任用贤才对国家兴盛的意义。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借他人之口赞誉善用贤才的君主。如魏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3]2224。并通过《晋世家》中幽公条之口进一步赞扬魏文侯以子夏为师，因此平定晋乱。秦穆公之霸，孔子认为主要原因就是“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缧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3]2315。如此一唱三叹地加以表现，足见其在国家盛衰中的意义。

《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桓公被曹沫劫持被迫答应归还鲁国失地，但后来又想反悔而杀曹沫，管仲进谏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3]1800“于是遂与曹沫三败所亡地于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3]1800显然，齐桓公忠信守义的德行与其称霸诸侯有直接联系。而且齐桓公这种德行还成为当时争霸各国君主的楷模，可谓引领了一时风气。如《晋世家》记载晋楚城濮之战后晋文公行赏，以狐偃为首功，以为“偃说我毋失信”^[3]2013“偃言万世之功”^[3]2013，这就间接强调了守信对晋文公之霸的重要影响。当时，晋文公执曹伯，曹伯的臣子也是用齐桓公助邢、卫复国的事情说服晋文公恢复了曹伯的地位。晋惠公初立，不仅背弃了他与秦国的盟约，还背弃了他此前与里克的约定，所以，司马迁在此下断语曰：“倍秦地及里克，诛七舆大夫，国人不附。”^[3]1996后来，“周使召公过礼晋惠公，惠公礼倨，召公讥之”^[3]1996。召公讥讽的是晋惠公没有作臣子的样子，即不义，这是从不信不义两方面批评晋惠公，也预示了他日后韩原之战被秦俘虏的结局。在这里，司马迁有意把晋惠公与晋文公对比而书，目的就是强调君主忠信守义对于国运的重要影响。

这是为周臣者的第一要义，也是诸侯国君一大德行，如《自序》所言：“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3]4027赵衰曾对晋文公说“求霸莫如入王尊周”^[3]2007，就是说当时的诸侯尊周是为了求霸，但客观上也起到了维护周王室威信的作用。因此，凡是诸侯能尽到辅佐周王室义务的，司马迁都特别提出嘉奖，如“嘉勾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嘉厉公纳惠王，作《郑世家》第十二”，“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嘉威、宣能拔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3]4016-4017等等。《楚世家》中楚昭王为救陈而死于军中，孔子认为“楚昭王通大道”。这里的大道当然是扶危助困以辅弼周室之义。当然，能夹辅周室的典型还是齐桓公。齐桓公救燕伐山戎，“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3]1801。此后，平狄乱立卫君、令管仲平戎于周等等，都是桓公得霸的重要原因，所以司马迁说：“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3]1804这里礼赞齐桓公的德主要是指齐桓公能辅弼周室，帮助周王室调和诸侯之间的矛盾纷争，维护了周天子威信。

民心所向是考验君主德行的重要因素，凡国君能恤民之急，人心和合则国家兴盛。如《卫康叔世家》言：“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悦。……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3]1924-1926《齐太公世家》：“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3]1800《郑世家》记郑桓公为周幽王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洛之间，人便思之”^[3]2121。《韩世家》载韩昭侯早年任用申不害使韩国一度兴盛，但昭侯晚年修高门，“往年秦拔宜阳，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谓‘时绌举赢’”^[3]2264。屈宜臼根据昭侯不恤民情的失道行为判断其“不出高门”^[3]2264。通过记写这些故事司马迁间接表达了这种历史认识，即人心即天意的表现，一旦人君有违背民心的举动小则亡身，大则亡国。

这是国君内德的重要体现，从世家的历史实际来看，一个国家的盛衰变化有很多是由父子夫妇之爱的此消彼长引起的。比如《晋世家》中的郦姬之乱，《自序》中说“骊姬之爱，乱者五世”^[3]4015，可见司马迁将其看作晋国衰乱的转折性事件。同样《赵世家》中武灵王废太子章而立自己宠爱的吴娃之子为赵王，导致公子章的叛乱，自己也饿死沙丘宫，这件事也预示着赵国走向衰微。《郑世家》中公子忽与公子突的争国也是导致郑国中衰的重要事件，因此《自序》说“祭仲要盟，郑久不昌”^[3]4016。《卫康叔世家》中卫庄公爱妾子州吁，州吁好兵并弑君自立，甚至蒯聩与自己的儿子出公演出了父子争位的一幕，《自序》说“南子恶蒯聩，子父易名”^[3]4015。这些就是司马迁感叹的“父子相杀，兄弟相灭”^[3]1940的争国争利的历史。他还在《外戚世家》里进一步加以总结：“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3]2387

综上，《史记》世家中所展示的君王修德及君臣关系的认识是十分丰富的，可谓史家“君主论”的先声。而司马迁在对君王进行道德评价的同时，强调了国君修德是关系国运的大事件，这样帝王德行就与国家兴衰紧密联系起来了。可以说，《史记》世家主要是从国君修德修政与否的内部原因来探求国家盛衰变化的影响要素，由于这些道德评价包含在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总认识当中，就使这些道德评价具有了总结历史经验的功用。而且在总结各国盛衰时司马迁也表现出不以德义为唯一标准的自觉认识，如《郑世家》太史公曰：“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守节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齐，变所从来，亦多故矣！”^[3]2142他比较了甫瑕的见利忘义与荀息的尽忠守节，看到人事的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样他就把诸子学说中的道德评价与史学中历史发展趋势的评价结合起来。这可以说是我国传统史学的民族思维特点，这一点不仅在《史记》“世家”一体中有集中而鲜明的表现，也体现在本纪和相关人物的传记中。由此可见，《史记》是以内在逻辑联系的系统结构来体现一种历史观念，而《左传》只以礼以德就事论事，这也是断代史所欠缺的。

列国世家有一些反复书写的事件，古之学者称之为“经纬相间”，如清代吴见思说：“传虽备于一国，而事通于天下，故以本国之事为经，而他国之事插入为纬。”^[4]154即把西周、东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穿插在列国世家的记述中，反复书写。而邹方锷进一步阐释说：“国有大故，一国之兴亡理乱系焉，天下之兴亡理乱亦系焉，以一国之故而系天下，虽在他国，例得书也。”^[4]155并认为这是司马迁得之于《春秋》书法的地方。近现代学者认为这是“互见法”^[5]302-303的一种，或称之为“迭见法”^[6]16，都认为这种编纂方法表现了司马迁不同以往史书的义例。总体来看，《史记》列国世家中反复书写的内容主要有三类：

比如对春秋时期，司马迁所注意的主要是周室衰微、各诸侯国弑君与五霸之始称霸及其卒年，则“犬戎杀幽王，秦始列为诸侯”“齐桓公始霸”“齐桓公卒”“晋文公卒”“秦穆公卒”等，这些标志性事件就屡次在不同春秋世家中提及，其选择依据与《十二诸侯年表》所序列的历史发展趋势基本相合：“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彊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国迭兴，更为伯主。”^[3]647而战国时期所反复书写的大事件基本上与《六国年表》序所指出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事件相同：“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僣端见矣。……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攻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3]835而其中贯穿始终的是秦的逐渐兴起和诸侯国的渐趋衰落。世家这样的编纂方法，好处是“能大大增强读者的历史感，当读到这些里程碑式的事件时，即可联系天下大势，明了这一诸侯国至此所发生的事件，是处于西周或东周时期的某一特定历史阶段”^[1]106。而挑选这些里程碑式事件的关键是司马迁对历史发展有阶段性的认识。据此，司马迁反复书写的历史大事主要是某个诸侯国自身历史大事件的重复累书，体近编年，主要围绕天下趋于统一的趋势来选择重复书写的事件，如“秦始列为诸侯”，《管蔡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陈杞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均有记载，标志秦统一天下之志的显露；“田氏代齐”，包含“田常弑简公”和“田和始为诸侯”，《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郑世家》《田敬仲完世家》有记载，是田氏篡取姜姓政权的重要步骤；“韩赵魏始列为诸侯”至三家分晋，能与秦争雄的晋国分裂，《楚世家》《齐太公世家》《燕召公世家》《郑世家》《晋世家》《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均有记载；六国相王，其标志性事件是魏、齐、秦、韩、燕相继称王，《鲁周公世家》《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楚世家》《韩世家》《赵世家》《秦本纪》均有记载，体现了周道之衰微。因此类例证研究者多有排比，本文不一一罗列。

主要是揭示国与国之间形势变化的大事件。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征伐不断，因此，除了要展现一国内部的盛衰变化，还要看到这一国与他国的关系变化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一些反映国与国之间关系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就被反复书写。如“秦齐称帝，燕入临淄”是反映秦、齐关系的主要事件。公元前288年秦昭王为西帝、齐湣王称东帝，但又马上取消。《秦本纪》《魏世家》《楚世家》《赵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均有记载。使齐秦对峙形势改变的关键就是燕入齐都临淄这件事，《燕召公世家》《魏世家》《楚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等均有记载。燕入临淄后田单虽复国，但齐湣王被杀，从此齐国一蹶不振，齐王建不与五国联合抗秦，导致最后亡国，齐秦两国对峙局面结束了。这为秦统一六国造成了有利条件，是战国时期一件重要的事情，因此司马迁在相关世家中反复书写。“楚怀王客死于秦”是反映秦、楚关系的大事件，《鲁周公世家》《秦本纪》《楚世家》有记载。秦国要打破秦齐抗衡的局面，其中重要的一步是破坏齐楚之间的联盟，此时楚国正是楚怀王当政，怀王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后来秦骗怀王入秦并扣留他，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秦楚绝。秦楚关系中楚怀王的故事是贯穿始终的，因此楚怀王和张仪、屈原是事件发展的关键性人物。“吴王入郢、勾践灭吴”，这是反映南方吴、越、楚关系的大事件，包含吴楚之争、吴越之战，涉及国家较多，《齐太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楚世家》《吴太伯世家》《鲁周公世家》《楚世家》《越王勾践世家》《赵世家》《孔子世家》多有记载。《吴太伯世家》描写最为详细系统，前半部分围绕吴楚之争展开描写，后半部分则以吴越之争为主线，而贯穿这两条线索的就是伍子胥的生平。

司马迁把在列国世家中精心选择的历史大事件与每一历史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传记紧密关联起来，就好像为历史人物的活动铺设了广阔的活动舞台，从而凸显了历史人物活动的重要性和生动性。比如，乐毅、田单、屈原、伍子胥这样关乎国与国之间盛衰变化的人物，一般在相关世家中都要反复记写，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关乎天下时局变动的人物，司马迁也把他们的生平行事穿插在各世家中详加描绘。春秋中后期主要突出周游列国的孔子，而战国合纵连横政策兴起中张仪是重点。

《十二诸侯年表》序载：“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3]650由此可见，司马迁是以孔子一生为春秋纪年依据之一。因此，孔子在列国的活动及孔子卒年就被反复书写在各世家中。《周本纪》《秦本纪》《吴太伯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魏世家》中都有记载。其中，“孔子相鲁”“孔子卒”和孔子之评被重复书写的次数最多。^[7]53然后《孔子世家》又完整记写了孔子自鲁适周问礼、适齐学韶见景公、返鲁夹谷之会、季桓子受齐女乐而孔子去鲁之卫、过匡过蒲、卫见南子、去卫过曹适宋、郑、陈、自陈迁蔡、楚昭王迎孔子、自卫返鲁的历程。这种写法不仅如前代学者所说是出于对孔子的崇敬，更主要的原因是孔子亲身经历了春秋后期社会动乱的现实，目睹了“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3]4003的种种历史悲剧。司马迁以孔子生平穿插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中，不仅突出了孔子为“从周”理想不断奔忙的努力，还进一步证实了孔子作《春秋》的历史背景及其“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3]4005与“存亡国，继绝世”“拨乱世反之正”^[3]4003的史学价值。这些记载与《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形成一个整体，共同反映了这一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因此，有学者认为司马迁以孔子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枢纽人物，“孔子卒”标志王道文化传统的中断。^[8]61但孔子整理的六经使得王道传统可以继续为后人接受和发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孔子是文化精神转变期的关键人物。司马迁以人物行事纪年是对年代纪年的一种突破，是从更高的文化传统层面来反映民族文化精神的盛衰变化。这样就赋予历史记载以新的功能，即如六经一样能够接续王道文化传统，注重从人文精神视角观察历史盛衰变化。因此具有了经的内核，而形成史学经世的基本内容。

张仪是战国主张连横政策的主要人物，他先后相秦、魏、楚、说韩、齐、赵、燕等，对秦统一六国有巨大贡献，司马迁借李斯之口评价张仪之功：“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3]3086“张仪相秦”不仅是六国存亡的关键，还是秦统一天下之关键，因此得以反复书写，《秦本纪》《魏世家》《楚世家》《赵世家》《韩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均有记载。这些世家就与列传中的《张仪列传》和《苏秦列传》构成纲目关系，互相联系，在结构上形成有机的整体。司马迁把张仪和苏秦看作是主宰天下命运的一时俊杰，认为：“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3]2798可以说，战国士阶层崛起的最典型的代表应该是这些能安危天下的纵横家。司马迁看到了这些追求功名利禄的游说之士对天下形势的影响，并肯定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一种对个人能力的自信、为实现个人理想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把握历史发展大势的高度智慧。这些人格精神与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共同构成了推动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因而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总体而言，世家中一国兴衰与一代大事穿插反复描写的编纂方法，确与《春秋》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司马迁还选择了能够影响天下发展趋势的人物反复书写，这些人物或关乎一国成败，或系天下兴衰，或为继承王道大统而努力，或用智巧将天下事运筹于掌中，共同反映了从春秋战国至秦统一过程中，仁人志士们在天下归于一统的洪流中艰辛探索，并形成了刚健奋发、自强不息的人生价值观，从而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

《史记》列国世家中记载了很多梦卜、预言等神异之事，如《陈杞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多次记载周太史和齐懿仲的占卜，《魏世家》《晋世家》记载毕万之卜。这些材料大多来自《左传》《国语》等先秦古籍的记载。司马迁保留这些记载，一方面如实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占卜盛行、“以易说史”的社会风气^[9]，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认同其中的一些观念。比如《宋微子世家》载：“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荧惑守心。……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3]1969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在《自序》中强调“景公谦德，荧惑退行”^[3]4015。《左传》并没有“荧惑退行”的记载，而司马迁的补写表明他虽然认同星象变化预示人事的一些变化，但他更强调人事的作用，认为人可以改变天命。他还在《楚元王世家》中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3]2417此句本出自《礼记·中庸》“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10]916。韩兆琦译注《史记》，认为司马迁在引用时加以变化就把原来神秘的东西改成了以用贤与否来判断国家的兴衰，极富唯物特征。也可以说，司马迁明确指出了所谓“祯祥”就是贤人得用，而“妖孽”之类显然是指小人乱臣得宠。这就为我们理解《史记》中众多神异之事指明了基本方向，即不论“祯祥”“妖孽”为何，其根本判断的依据仍是人事的变动，尤其是国家贤才是否真正得以任用。

占卜、观星等本是古代史官观察历史发展变化的一种方法，司马迁本身也是熟知这些方法的，但他并没有夸大其神秘性，而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那些能够预测历史变化的人，并称赞他们是“通人达才”^[3]2305“闳览博物君子”^[3]1781。如司马迁还在《吴太伯世家》《晋世家》《赵世家》《韩世家》多次写到了季札观政、预言三家分晋的事情，并赞扬道：“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3]1781意思是说季札能从细微的事情预见兴衰变化，大概是因为他博通古今历史，并对仁义德行有深刻的理解，掌握了评价历史是非善恶的准确标尺。可见，要成为通人达才这两条是很重要的修养。

同样具备这种预测历史发展走向能力的还有齐晏子、晋叔向。《齐太公世家》载：“三十二年，彗星见。景公坐柏寝，叹曰：‘堂堂！谁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谀甚。’景公曰：‘彗星出东北，当齐分野，寡人以为忧。’晏子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恐弗胜，茀星将出，彗星何惧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来，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万数，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胜众口乎？’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故晏子以此谏之。”^[3]1819这里晏子对于天人关系的认识已经很客观了，他认为既然通过人的祝祷可以使神来，也可使神去，那么神之来去当取决于民意。因此，晏婴并没有用什么神异故事来戒惧齐景公，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天生异象只是厚赋重刑等人事行为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要解决问题也只能从民心所向上入手。晏婴是太史公极推崇之人，司马迁显然是认同这个看法的。同样，《晋世家》还记载：“齐使晏婴如晋，与叔向语。叔向曰：‘晋，季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晏子然之。”^[3]2029就进一步说明了这些当世贤才判断历史走向的重要依据仍然是人事。如果我们觉得此前季札观政的预言似乎还有些玄妙的成分，那么，晏婴、叔向的历史预言所表现的天人之际就比较鲜明了。

比较全面地表现了司马迁关于天人之际认识的是《田敬仲完世家》。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讲：“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3]2305看似周太史和懿仲的占卜引导了历史发展趋势，这里面固然有司马迁作为史官对于易术的理解，认为其中包含了一些能够预测人事发展的成分。所谓“盖若”是不肯定的意思，大概在当时人们看来历史发展竟然与占卜预言的结果一致，觉得是神秘的、不可解释的。而我们再读传记的具体内容就发现，其中主要讲的不是通过占卜来预测时势的发展，而是以此来印证一些通人达才对历史发展趋势的预见能力。如晏子因看到田釐子“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廪予民以大斗，行阴德于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3]2281而谏景公，并预见“齐国之政其卒归于田氏矣”^[3]2281。晏婴恰恰是根据自己观察到的历史事实来预测的。《郑世家》开篇记载周太史伯与郑桓公的对话，太史伯预测周衰之后齐、秦、晋、楚将兴起，依据有二：一是这些诸侯国的先祖皆“尝有功于天下”^[3]2122，二是“有德”^[3]2122。由此可见，这些能够预见历史发展大势的通人达才更多依据一个长时间段内人事的变化来判断历史变动。这就说明人们可以通过历史过往来预测时势的变化，而不仅仅依赖于占卜，这样一来，就破除了其神秘性，并且使那些能够预言的君子及其所具备的修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说，司马迁在运用这些梦卜事件时，更多强调了人事在事件发展中的作用，即使结果确与预言相合，而观史者却会从中领会更多的必然性。

如《赵世家》载赵孝成王梦“衣偏裻之衣”^[3]2197，紧接着就写了韩不能守上党而以上党十七邑入赵，赵豹认为不能接受，但孝成王在赵胜、赵禹的支持下接受了上党之地，“今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年历岁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币吾国，此大利也”^[3]2197。这段话分别通过赵孝成王与赵胜、赵禹之口重复两次，赵国君臣见利忘义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了，可见他们接受上党并非出于救危扶困之义，而是贪图眼前的利益。而上党郡守冯亭又以三不义罪己，也间接说明孝成王接受上党之邑是不义的。司马迁还把之后长平之祸归咎于孝成王不听赵豹之言而接受上党这件事。长平之祸写得极简，而受上党地写得极详，详略之间揭示出了赵国衰亡的必然性。《赵世家》最为论者注意的就是它以“四梦”点缀全篇，在结构上看，这四梦起到了勾勒历史发展线索的作用，而从撰述宗旨上看，则起到了提示历史盛衰之变的作用，如李景星所说：“赵盾之梦，为赵氏中衰赵武复兴伏案也；赵简子之梦，为灭中形氏灭智伯等事伏案也；赵武灵王之梦，为废嫡立幼以致祸乱伏案也；赵孝成王之梦，为贪地受降丧卒长平伏案也。”^[4]482虽然采用了占梦的叙事形式，正如我们所分析的赵孝成王之梦，其他几梦都在具体叙事中强调了人事对于历史盛衰走向中的作用，所以它们奇幻的外衣并不影响人们去理解其中蕴含的历史趋势，反而使占、梦具有了史学价值。

通过这些记事，司马迁想表明历史人事的变化是可以预测的，但不仅是根据占卜、梦境，他最终要强调的是贤人达才的历史预见能力，即人的智慧与力量。甚至《史记》还记录当时民间的谚语和儿歌，表现一般民众对于历史发展的预见。如《田敬仲完世家》中分别在田常复修田釐子之政以邀民心时，引齐人歌谣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3]2283御鞅据此谏简公“田、监不可并”^[3]2283。篇末齐王建亡国后，又引民歌“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3]2305来批评齐王建用人不谨。司马迁记写这些民间谣言不是因为好奇，而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田氏代齐问题的普遍看法，反映了一般老百姓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相比于那些掌握幽明之术的通人达才，一般民众更多是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来预见历史变动的，但由于受到主观认识能力的局限，他们只是从自己所处的很短的时段内来判断，而不能从更长远的历史发展时段来观察历史，因此就影响了他们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理解。比如人们批评齐王建用奸臣，批评魏王不用信陵君，只看见了他们的用人失策，而没有看到这是长久以来秦统一天下的必然趋势。这些看法司马迁都有意识地进行了辨正，表明他意识到对同一个历史问题，历史观念不同，修养不同，所认识的层次也不同。^[11]100-101他要通过记写历史人事的变动“观往知来”，以解答天命无法解释的问题，“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3]2585这样天命人事兼而有之的历史观念就形成了，这本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本已具有的，司马迁用来总结历史经验，从而使之成为中国史学民族特色的表现。

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在编纂列国世家时运用了很多先秦史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有些思想认识也来源于这些史书。比如，《史记》重人的思想认识就与《国语》有密切关系。^[12]45-46但在具体剪裁史料的过程中，经过精心的安排，他将这些材料和观点综合成一个有机体，形成了自己关于历史和史学的新认识，从而使中国古代史学的新旧特征融会起来，初步塑造了它基本的思想体系，并以此为指导形成了独特的编纂方法。《史记》中列国世家是连接本纪、表、列传必不可少的一种体例，它具体的编纂方法是司马迁根据自己对历史发展大势的阶段性认识及对历史盛衰变化影响因素的认识，选择历史转折期的代表性君王和标志性事件详细书写，并在其中贯穿一些对于一个历史时段有全局影响的人物行事，这样就使历史大事记与人物传记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立体的系统。可以说，司马迁的历史编纂方法是在其历史思想指导下必然的选择，表现了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编纂宗旨。它所传达的历史观念就是他相信道德品性是影响历史盛衰的关键，但不是唯一要素，故选择“从吾所好”；他相信历史不管如何起伏变化，总有一股精神力量是不变的，不过需要一代又一代贤人君子前仆后继，艰辛探索；他相信天道，但也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具备预测并运用天道的能力，但可以在有限的生命中努力去追寻。这些不就是我们史学中具有民族特性的精神内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