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被鲁迅盛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中《货殖列传》《平准书》两个篇章中有关自由经济思想方面的著述，对后世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整个西方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是一个里程碑，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整个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之作。两位不同时代的巨人，却提出了相似的经济自由思想，通过对他们宏观治国及微观经营方面的理论研究，对我国当今的经济领域改革与发展均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司马迁所阐述的经济理论、经济思想与价值观念集中体现在《货殖列传》与《平准书》等篇章中，其中《货殖列传》从微观层面记录了春秋末期到西汉著名工商业者和富人们的商业活动与经济决策过程，主要阐述了司马迁的商业经济思想；《平准书》则从宏观层面记录了汉初到汉武帝时期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经济制度、国家财政与政策沿革，主要阐述了他的财政经济思想。

司马迁生于国家和社会大统一的西汉时期，之前诸子百家思想为他的思想体系的形成与确立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因此，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他所处的西汉时代，秦末连年战争使得汉初社会经济发展步履维艰，汉高祖刘邦实施“汉承秦制”与“汉惩秦失”政策，在强化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上，恢复社会生产力，巩固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在完成了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转轨之后，随之实施了“与民休息”的政治与经济政策，其中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轻徭薄赋、崇俭抑奢、重农抑商。“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使得国家财政充裕，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代社会经济水平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是谓“文景之治”。另一方面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来自于“黄老之学”，它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本源。“黄老之学”即黄帝老子的学说，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在经济上主张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反对重税和压迫。经济稳定繁荣的社会实践与黄老之学的思想精华都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他对道家的“无为而治”持肯定态度，在对道家思想进行扬弃的同时，批判性地发展了“黄老之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学思想。

亚当·斯密处在18世纪的英国，此时封建制度已经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建立，但是此时资产阶级并未取得彻底的胜利，在经济方面还存在着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诸多因素。此时，就要求有自己的思想家来从理论上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社会优越的原因，以及资本主义要顺利发展就必须经济自由，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就是适应这种需求而产生的。

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来自于诸多思想家对于经济理论的阐述。从配第到亚当·斯密的整整一个世纪中，英国出现了约翰·洛克、大卫·休谟、伯纳德·孟德维尔等一批有影响的思想家，他们在经济思想方面有了很多建树，有关财富、货币、利息、利润、地租以及对贸易的观点，为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大学时代他受哲学教授弗良西斯·哈奇森的影响很大，哈奇森提出人人都有为自己经济利益而自由活动的权利，他的思想对亚当·斯密后来经济自由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他写成《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全书贯穿一个基本思想，那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他在书中提出无论是加强分工，还是增加资本数量、改善资本用途，甚或是价格调节供求、工资和利润走向自然均衡，都是在经济自由状态下通过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自然地促成的，政府应该对市场经济活动放任自由，让每个人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在借鉴前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所处时代的经济实际，亚当·斯密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

司马迁继承和综合了儒、法、墨、道等学说的义利观，并将其辩证地统一于他的义利观中。他在《货殖列传》中肯定了诸多良贾、廉贾的义举，表明司马迁在人性的假设上所提出的逐利行为是合理的，但前提条件是应该遵循义的原则之下的逐利行为。“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1]3171，“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1]3256等描述均表明他认为追求经济利益是人类活动的根本，社会上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无论地位如何，均是为了求富取利。^[2-3]“壮士在军，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奔富厚也。游闲公子，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1]3255。他的义利观在现代也是值得肯定的，每个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法律、法规框架之下，通过自己的勤勉敬业，获取财富是正当的、合理的。

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与司马迁所说的人们自发的趋利求富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均强调人的自利性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都是基于对人性的假定而来，他认为利己是人的本性，提出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总是有利于自身收益的最大化，从利己主义本性中引出分工、交换、货币价值、工资、利润、地租、资本等一系列经济范畴，建立起一套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要为自己赚钱，为了自利，其结果是他把企业做大了，资本积累完成了，同时他也要不断地创新，结果对社会的利润就是利他，即自利的目的，却带来了利他，原因在于他把财富创造出来了，他解决了就业、税收、增长了整个的财富。因此，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提出让个人经济自由的政策是对国家最有利的政策，他认为单个决策主体为了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就会把资本投入到成本最小、获利最大的部门中去，受到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即是斯密的“自利即公益”的经济自由思想。

人们求富逐利行为的结果是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司马迁没有像一般士大夫一样鄙视工商业^[4]，而是提出“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1]3254，认为各行各业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5]。他在《货殖列传》中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出现地区分工的倾向，“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1]3257，司马迁认为由于各地资源特色、区位优势以及由此形成的当地人的个性特征不同，“楚越之地……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沂、泗水以北，地少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1]3257。这些都导致了地区分工的形成，有的地区适合农业生产，有的地区商业发达，有的地区则有畜牧业、蚕丝业的比较优势。对于价格能够自动调节市场中的供求关系的论述，司马迁提出“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1]3254，意即商品贱极即为返贵之征兆，贵即又为返贱之征兆，正由于这样的商业内在规律，人们就其业、乐其事。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是中国古代鲜有的主张自由经济政策的学者，他认为农、工、商、虞的社会分工并不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而是人们的逐利行为导致的。

亚当·斯密的全部经济理论，是从分工开始的，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财富增加的原因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是劳动数量的增加，在这两个因素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重要，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是分工的结果，分工可以从三个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是提高劳动技巧，二是可以节省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所耗费的时间，三是便于改良工具和发明机器。对于分工会受到什么约束，斯密提出分工受到市场的约束，即市场越大，分工就可以越细，市场越小，分工就可能不需要那么细，因此分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市场的约束。在分工的基础上，亚当·斯密还提出了价值规律，他提出生产的商品一定有自然的价值，就是它有生产费用、工资，但这个商品，市场上能卖多少，则取决于市场价格。市场经济的秘密就在于价格机制的调节，因为如果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就有经济利润存在，那么企业或者个人会把有限资源投资到这个行业，由此资源就被引导到最有效的部门，随着供给的增多，它的价格会回落，当市场价格等于自然价格的时候，经济就走向了均衡。如果生产过多，供给增加，价格回落低于自然价格，利润消失，很多企业就会撤出，价格上升重新回到市场均衡价格。

司马迁的“农工商虞说”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均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可以达到国家财富的增长。

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司马迁融会贯通“黄老之学”及其他汉初治国思想，提出了“善因”论，他主张国家“无为而治”，反对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过多干预和控制，他提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1]3253，句中“因之”意即顺其自然，指出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善者，是顺其自然，他主张政府应该遵从经济规律，对民间经济活动应该不加干预而以“利导之”，这样才能“上则富国，下则富家”^[1]3255。但是，司马迁所主张的政府“无为而治”并不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这从他的义利观中也可以看出。他提出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前提条件是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而良好的社会秩序则是由政府来规范的，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道德教育和刑罚制裁，从而为人们正常的求富逐利行为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对政府职能的论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几乎毫无例外地必定是无用的或有害的。^[6]在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时候，他厘定了国家和市场的边界，认为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就是鼓励每个人去创造财富的制度，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利的，需要给他创造好的体制，让他去创造财富。因此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一定要为每个人创造财富提供最好的环境，这实际上的结果就是社会的进步。但是，私人创造财富追求自己利益会导致社会进步，有一个约束条件，就是社会的制度、司法的公正和公平。政府要做的就是维护市场的秩序，在他看来，要增加一国财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给私人的经济活动完全的自由。他提出，在经济自由的情况下，政府的职能有三：一是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二是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保护社会公民不受其他人的侵犯；三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也就是政府提供整个社会的公共产品。这三项职能就是国防、司法与行政以及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建设与维护，这实质上就是要求国家要能保证私人有一个和平、安全地开展自由竞争的经济活动环境。

无论是司马迁的“道法自然”经济思想，还是亚当·斯密经济自由思想，均要求应该由市场自主决定。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那么，什么样的环境对促进增长力量的出现最为有利？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探讨哪类制度对增长有利，而哪类制度对努力、革新和投资是有害的。斯密等一大批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在于正确的制度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不需要关心作出努力的意愿，知识的积累和资本的积累等一切都是人类天生的反应。亚当·斯密认为社会经济要发展，国民财富要增长，要有一个自由的制度、自由的秩序，以及一个保护这种自由的政府。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换档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性政策的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这个转型时期，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为了保持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就必须切实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优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依据司马迁和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形式，我国目前要充分发挥市场中“无形的手”的作用，运用价格机制自动调节市场的供求关系，达到市场出清。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完善市场体系，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要让市场去做。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要进行价格体制改革，使全社会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调节的比重大大提升。要基本放开金融领域的利率管制，使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提高。要深化多层次资本化市场，进一步建设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

但是我们仍然要清醒地认识到，市场不是万能的，过多强调市场化与自由化，会影响和限制对企业、个人供给管理政策的有效性，导致难以实现政府供给政策的有效性。^[7]正如司马迁与亚当·斯密在主张经济自由的同时，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只是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不必要的干涉。由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所在，会导致垄断、负外部性、公共产品提供、信息不对称等领域的市场失灵现象，此时则需要政府在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等弥补市场失灵方面有所作为，在厘清各自边界的前提下，政府发挥监督、引导、调节作用，通过监管、逆周期调节以及公共品提供等方面来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转提供良好的环境，履行政府“守夜人”的职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随着投资、出口的拉动力越来越小，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越来越高，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紧，导致长期以来我国依靠国际产业链低端嵌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人口红利的消失、环境污染的加剧、资源的过度消耗等约束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经济失衡表现出新特征。^[8]这些新特征的出现使得目前以需求侧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方式面临着诸多矛盾，这些矛盾的产生，需要新的改革思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需要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减税降费，为企业良性发展创造优越的政策环境。

依据司马迁与亚当·斯密对于人性的假设，单个决策主体在做决策时，均是为了追求收益的最大化，消费者为了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了实现各自收益的最大化，在市场上应该达到供求结构的匹配。但是一直以来，我国制造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一方面企业存在着大量的产能过剩，大量的产品积压，另一方面我国消费者的海外消费却在上升，近年来，从奢侈品到普通生活用品，每年有上万亿元人民币消费在国外，市场上存在着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的现象。从供给侧方面分析，存在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而企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关键技术一旦欠缺，又无国外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会导致低质量产能过剩。这种劣质的供给结构无法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从而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张，消费者或者持币待购，或者海外消费。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应该从之前高污染、高能耗、低价格、以量取胜的利润获取方式转变为以质量取胜，以高质量的供给满足市场需求，以企业核心竞争力占据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

分工是市场经济中最普遍的现象，也是最本质的特征，分工使企业可以运用更多的知识和资本以及利用较有利的机会进行专业化、贸易和投资。工场手工业时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依靠分工，当前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成果的不断获取，都是依靠越来越细化的专业化分工，尤其是供应链上的分工，能够使供应链上的每个节点企业专注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整体上提升整个供应链的竞争力，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越高，生产效率就越高，但是随着分工程度的提高，交易成本也会越来越高。也就是说，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带来经济效率的极大提高，另一方面又带来交易成本的上升。这就需要加强供应链上各个节点企业的合作，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与一体化，供应链所面临的是全球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供应链上各个成员企业在与其他企业成员在竞争中合作，通过相互之间的战略联盟关系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9-12]。供应链企业是以资源外用为特征的集成企业网络，为了共同抓住市场机遇，达到双赢，结成“横向一体化”的战略联盟，供应链节点企业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合作是为了双方共赢而共同努力的一个交互过程。因此，以制造商为核心企业的供应链，制造商要与其供应商建立深层次的合作关系，对供应商进行有效激励，保证供应商也有一定的利润可以赚取，保证它们有更大的积极性去进行产品开发、工艺革新，供应链上制造商也依靠与其供应商的紧密合作来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以及在产品创新方面与对手进行竞争，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为了更加紧密地与供应商进行合作，制造商应该与供应商建立“联盟体系”，在这个联盟中，制造商与供应商一起不断学习、不断改进、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