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文化。一个地区的地方性是由该地区长期的文化积累及人们的文化认同决定的，对华阴以及由这片沃土孕育的老腔艺术而言，也是如此。华阴的秀美山川孕育了华阴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华阴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也装点了这里的壮美山河。沿着中华文明的绵绵长河溯流而上，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华阴令人神往的河岳文化与历史遗迹，更是其中流淌着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血脉及其所沉淀的文化基因。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老腔艺术就是在这有着深厚文化根基的华阴地区孕育、发展、壮大起来的艺术瑰宝。近年来，华阴老腔多次在中央电视台乃至国际舞台成功展演，已成为闻名遐迩的“华阴的名片、渭南的符号、陕西的亮点”^[1]。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渭河流域民俗文化的爱好者与研究者，我对于华阴老腔却还未来得及开展较深层次的研究。不过，幸运的是，2016年暑期将尽时，适逢渭南师范学院王衡教授回宝鸡省亲，他顺便送来一本45万字的厚重之作--《老腔文化研究》，我如获至宝，拜读之后，感慨万千。此书材料充实、语言准确、语风洒脱、结构严整、思路清晰，比较准确地解答了有关华阴老腔文化渊源、传承流变、文化品格、文化精神、文化功能、生存现状以及非遗保护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也从中折射出了作者厚重的人生阅历、扎实的学术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刻的学术见解与坚定的科研毅力。与此同时，我们从中还看到了作者对老腔艺术真心实意地喜爱及其对老腔前途命运的深深担忧。在追名逐利的市场经济中，浮躁之气在诸多领域都若隐若现，可王衡先生却甘于寂寞，在地域文化研究中埋头苦干，这不仅是一种热衷于学术研究的文人情怀，更是一种担当意识。概言之，《老腔文化研究》既是作者人生阅历与学术积淀的共同结晶，又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典范之作，还是学术性与实用性密切结合的成功案例。

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学术积淀是一个人学术智慧与灵感的根基和源泉，王衡先生也可能是得益于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深厚的学术积淀，才写出了如此有分量的学术专著--《老腔文化研究》。《老腔文化研究》读来如登雄壮的秦岭，如沐清新的春风，新意迭出，让人不忍释卷，是一部充满学术智慧和艺术灵感的大作。《老腔文化研究》的作者王衡先生童年时期生活在陕甘交界地带的宝鸡市陈仓区凤阁岭镇后排村育马沟，偏僻、落后、贫穷曾经是这里的代名词。不过，这里又是风景秀丽、人杰地灵、文化积淀深厚的黑社火之乡和酒歌之乡。自幼聪颖好学的他在巍巍秦岭和绵绵陇山的怀抱中，在清澈见底的通关河的潺潺流水声和优美动听的西府曲子的陪伴下读书学习、放牛务农。在艰苦而又快乐的童年时代，凤阁岭的青山绿水和地域文化既赋予了他非凡的灵气和坚强的毅力，也培养了他对民间文化的深厚感情，正如他在《老腔文化研究》第五章中所赞赏的老腔的文化精神(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一样，凤阁岭的山水秉性和地域文化早已将这些精神春风化雨般地注入其心灵深处，以至上初中时期，王衡先生就已经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包容、坚韧和毅力。忆想当年，当这个山里娃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进入初中时，因为自卑羞涩且不会讲普通话而成为同学们取笑、欺负的对象。面对同学的歧视，他默不作声，而是倔强地将之化为寒窗苦读的动力。当不少同学因考学无望而犹豫徘徊甚至虚度时光的时候，他却不受周围同学的影响，不畏艰难，刻苦学习。为此，他经常起早贪黑，甚至有时会因为错过吃饭时间而饿着肚子坚持上课。孔子当年无论是自述其志“发愤忘食，乐以忘忧”^[2]94的言论，还是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3]75的言论，都是为了说明“以苦为乐”的治学态度的重要性。我们现在虽不知道当年年幼的王衡是否知道孔子的言论与主张，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行动与孔子主张是一致的。古往今来，无数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人一旦有了理想、志向和精神追求并为之奋斗的时候，其毅力往往是超乎寻常的。

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王衡后来顺利考入了凤翔师范学校。那些年，一大批最优秀的学子被中师学校拔走。对他们来讲，幸也不幸--上帝在为他们打开这扇门的同时也使他们的大学之梦随之湮灭。中师学习期间，好学的王衡如鱼得水，经常徜徉在琳琅满目的书籍中，沉浸于琴棋书画的世界里，并练就了多种技能与特长。按理说，中师毕业理应在小学从教，可多才多艺的王衡一踏上工作岗位就在初中、高中任教。不仅如此，他还以担任毕业班语文教学为主。在此过程中，他还承担过教学管理工作。勤学好问和苦思冥想的习惯让他的教学总是别开生面，丰厚的人生积淀和宽阔胸襟使他的管理工作总是高效有序。在辛勤工作的同时，王衡还通过自学考试，先后拿到了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学历。2004年，王衡通过了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为了求学深造，他冒着巨大的风险，辞掉了公职。天不有测风云，研究生入学还不到两周时间，他就接到了父亲突然病故的消息。怀着万般痛苦的心情办完父亲的丧事后，王衡不得不开始一边求学一边打工挣生活费并供养体弱多病的母亲及身患重病的兄长的艰辛历程。在此期间，为帮兄弟支付搬迁费，他还曾四处借贷。尽管如此，他的学业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读研期间，王衡先生的刻苦勤奋和坚韧顽强曾感动过身边的不少人。不仅如此，王衡先生的聪明好学和初露锋芒的学术才华还让他收获了爱情。200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王衡先生与其爱人都应聘到了渭南师范学院任教。2010年，王衡先生便以优异的教学和科研成绩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15年，年仅37岁的他又以优异的成绩晋升为教授。

近年来，在教学之余，王衡先生主要从事关陇地方文化及文艺学的研究工作。先后主持省部级项目2项、厅级项目5项、校级项目8项，出版学术专著2部，合作专著2部，参编教材2部，在《文艺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福建论坛》《宁夏大学学报》《船山学刊》《教学与管理》《名作欣赏》《四川戏剧》等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50余篇，多次获省级、校级教学、科研奖励。当前，王衡先生系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渭南师范学院后备学科带头人，渭南师范学院学术带头人，陕西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合作培养导师，渭南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王衡先生之所以年纪轻轻就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在我看来，这与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坚韧的人格品质和丰厚的学术积淀是有关的。理解王衡先生艰难、坎坷、曲折、丰富的人生阅历，诚实、朴素、木讷、宽容的性格禀赋，勤奋、刻苦、坚毅、顽强的精神品质，既是我们读懂王衡本人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理解其长达45万余字的《老腔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从通关河源头戏水的顽童到渭水之畔挑灯夜读的少年再到钻研学术的青年，从坪头高中的骨干教师再到渭南师范学院的年轻教授，他的事业之路与学术之路既可谓艰难曲折，又可谓五彩缤纷，然而其背后的支撑和铺垫无疑是其艰难曲折、豪情万丈的人生之路。《老腔文化研究》一书学术思考的深刻正是源于其数十年如一日筚路蓝缕的心路历程和坚毅执着的人格品质，《老腔文化研究》一书学术视野的宏阔正是基于其乐于读书、勤于思考、善于创新的治学精神。

多学科交叉研究虽然经常被人们提到，但真正开展这种范式的学术研究又谈何容易，因为其不仅需要有宏阔的学术视野，而且需要有深厚的学术理论功底做保障。从现有资料来看，当前，有关华阴老腔研究的许多论文往往只是从某一方面或某一角度入手展开专题研究，且常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只重视局部性研究而不重视整体性规划，只重视单一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而不重视多学科交叉研究。这种研究范式出产的成果虽然从总体上来看也涉及了老腔艺术的诸多方面, 但由于缺乏在大文化视野下对研究对象的宏观把握，而使总体的研究状况常常显得方向杂乱且轻重失衡。不仅如此，在研究深度上也往往不尽人意。当前，在有关老腔艺术的诸多专题研究中，现象描述较多而对其文化根源的追溯、文化功能的解析、文化价值的发掘、发展策略的探寻还比较少，且一些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老腔原本是一种草根艺术，由于其早已融入了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其无疑也隶属于民俗学的范畴。因而，对老腔艺术的研究必然要广泛搜集整理散落在民间的各种文献与实物资料并运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作出科学的解读。王衡先生在深入细读钟敬文先生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乌丙安先生的《民俗文化新论》《中国民间信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刘魁立先生的《民俗文化》等民俗学奠基之作的基础上，依托广泛而深入的走访调查，对老腔艺术进行了综合研究。为了获得对老腔民俗及其文化更加系统而深刻的认识，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王衡先生综合运用民俗学、文化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戏曲学、音乐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学、伦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从多个层次与角度对老腔的文化根基、传承流动史、文化品格、文化精神、文化功能和社会作用开展了系统而富有特色的研究。在深入探讨老腔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品格及其在华阴地区源远流长的深层原因的同时，他还剖析了新的时代背景下老腔艺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并提出了应对策略。在此过程中，王衡先生不仅视野宏阔、方法独到、分析透辟、眼光深邃，而且还得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结论，并形成了颇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显而易见，《老腔文化研究》无疑是一部对老腔艺术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刻研究的力作，堪称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典范。

王衡先生在《老腔文化研究》第一章对“老腔的文化根基”的阐释中，第一节“农耕文化”和第二节“祭祀文化”涉及了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第三节“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西岳庙会、说唱习俗)”，第四节“丰富多彩的民间表演艺术(华阴迷胡、华阴锣鼓、华阴社火)”，第五节“精湛绝伦的民间工艺(华阴剪纸、华阴皮影)”，第六节“辉煌灿烂的民间文学”都以民俗学为基础兼及美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音乐学、美术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从著作文本来看，作者几乎对本章所涉及的每一个民俗事项都作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对其来龙去脉、文化内涵、特别是其与老腔艺术之间的相互依存或相互渗透的关系作了深刻而透彻的民俗学的解读与分析。从参考引证文献来看，仅就从戏曲、戏剧起源的角度入手论证老腔的起源问题而言，引用的参考文献就多达40余种。与此相仿，《老腔文化研究》对诸多问题的研究都做到了既能博采众长又能推陈出新，而成一家之言。

文化是人类在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及其成果，由于人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因此，对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对民俗文化的研究必然离不开对文化与人相互关系的解读，也离不开对其共性与个性的共同关注。老腔是在农耕文明的大背景下伴随着华阴地区地域文化的不断成长而生成的一种民间戏曲，其与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相关资料及现实情况来看，作为一种典型的民俗文化，老腔及其民俗既有其独特之处，又呈现着戏曲及其民俗的一般特征。因此，对老腔艺术的研究就必然需要有双重视角，即宏观的视角与微观的视角并举。钟敬文先生在《民俗学的发凡》一书中指出，民俗本就是一种民间的文化现象，需要从文化的角度认真考察。正因为老腔是一种典型的民俗文化，故而，对老腔的研究就既需要从文化学的角度去宏观把握，同时又需要以文化要素分析的方法从微观角度开展研究。从文本来看，《老腔文化研究》谋篇布局的整个过程既显现着作者从文化学的角度着眼的宏观视野，也再现着作者以文化要素分析的方法对老腔在传承流变中各种文化因素的组合、解构、重组深入解读的策略，在对新文化因素介入与旧文化因素剥离的深刻影响及其缘由的深入剖析中，为老腔文化作了一个全方位的写真与透视，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动态而又缜密的知识构架与知识谱系。老腔是华阴地域文化与中华历史文化的沃土共同孕育出来的一朵艺术奇葩，对其历史渊源的追溯及其传承流变情况的分析必然有赖于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老腔文化研究》中，王衡先生对华阴地区行政区划历史沿革的考证可谓认真而严谨，文献材料的运用也颇为恰当、精准。研究过程中，王衡先生大量使用了文献加考古的“二重证据法”，比如为了考证华阴地区汉代的“米粮仓”“京师仓”的存在时间、地点及地位，其既梳理了《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史记·汲郑列传》《汉书·沟洫志》《汉书·高帝纪》《汉书·武帝纪》《汉书·食货志》《汉书·王莽传》等著作及相关方志的文献资料，同时又挖掘了《中国考古年鉴2010》所载的《华阴县沙渠秦人墓地》、黄河水库考古队陕西分队的《陕西华阴岳镇战国故城勘察记》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仓考古队《汉华仓遗址勘察记》等考古材料。不仅如此，王衡先生还充分搜集利用了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等第“三重证据”，多角度多层次地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论证分析，比如在探讨老腔起源问题的时候，王衡先生在综合分析“孟儿说”“兵营说”“曳船说”等三种重要的民间传说及其缺陷的基础上，依据相关理论及相对可靠的论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第一章第六节“光辉灿烂的民间文学”本身就涉及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如由华山衍生的《华山神女》《吹箫引凤》《沉香的传说》《劈山救母》《巨灵劈山》《老君犁沟》《赛华山》《女娲补天》《黄雀衔环》《大鸟奔丧》等。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神话传说无疑印证了华山的神奇伟大以及华阴地区文化底蕴的深厚，而这一切又为老腔的孕育与生成提供了沃土。不仅如此，老腔的一些剧本本身就是由这些神话传说改编而来的。

与上述章节一样，《老腔文化研究》第四章、第五章与第六章也明显采用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老腔深受礼乐文化的熏陶与浸染，传统的文化精神、伦理规范早已渗入老腔的每个剧本和每句台词之中。从这个意义来说，老腔无疑是传统文化精神、伦理规范的重要载体之一。故而，在《老腔文化研究》第四章“老腔的儒学思想”中，王衡先生以伦理学与社会学二元合一的视角揭示了老腔文化所蕴含的传统美德和伦理规范。在文本细读中，其不仅通过解读剧本中的君臣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分析了老腔的“礼治”思想，还通过剧本与剧情分析解读并彰显了老腔崇尚“德治”与“仁义’的价值立场与价值逻辑。在《老腔文化研究》第五章“老腔的文化精神”中，王衡先生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伦理学、语言学、美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剧本细读论证并解读、彰显了老腔所承载、张扬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等文化精神。在《老腔文化研究》第六章“老腔的文化功能”中，王衡先生综合运用民俗学、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伦理学、语言学、美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分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老腔与当地人的关系问题，解析并彰显了老腔在社会认知和道德教育、族群认同与亲朋联谊、村落内部关系协调、情感宣泄和精神狂欢等方面的文化功能。老腔的儒学思想、文化精神与文化功能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老腔艺术之所以源远流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上述分析来看，《老腔文化研究》不仅对老腔艺术开展了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独到的研究，而且还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典范之作。从当前的学术发展趋势来看，多学科交叉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多学科交叉研究既可以促进学术研究全面、深入的发展，也可以丰富民俗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能为相关学科注入新的活力，并促进其共同走向繁荣和进步。在此背景下，《老腔文化研究》无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虽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实用性和自然科学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各个学科的发展历史来看，一个学科要立足于社会并长盛不衰，就既要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还要有对现实社会的高度关切。这不仅是当前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长期熏陶的结果。中国文化的现实主义传统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历久弥新，影响深远。中国文化的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导致了中国人只重现实和今生而不重鬼神与来世，而且还形成了一切以现实需要为出发点，以功利目的为归宿的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因此，中国古代的知识和学问往往不是为王朝作史就是为圣人解经，不是为政权制造意识形态就是为国君总结经验教训，不是作道德教育的素材就是当传播人生智慧的载体。春秋战国时期，虽有百家争鸣，各学派的立论角度也有所不同，但“天下一致而百虑, 同归而殊途”^[4]408，其为现实服务的价值立场却十分相似。在此问题上，汉代的太史公也有相似的看法，其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与不省耳。”^[5]3288-3289宋代时，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6]376，也无非是强调服务于现实的重要性而已。当前，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所有学人的共同价值取向，从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各级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的“课题指南”来看，这种价值取向是非常明显的。也许，正是基于对上述传统的深刻理解，《老腔文化研究》在注重著作学术品位的同时，也有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关照。在《老腔文化研究》中，有关老腔文化源流、内涵、特征的研究明显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关老腔文化非遗保护及其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文化功能和社会作用的研究无疑又是着眼于现实问题并试图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路径，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从《老腔文化研究》的论证过程来看，其学术性为其实用性提供了科学依据，其实用性又为其学术性提供了展示价值的平台。

《老腔文化研究》的学术性不仅体现在著作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研究范式及其水平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其对每一个问题的思考几乎都能做到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并提出独到的学术见解。在《老腔文化研究》第二章第二节“老腔起源之我见”部分，王衡先生明确指出，老腔的文化渊源问题其实质是“哪些文化因素孕育了老腔艺术”的问题，老腔的孕育、生成的地域问题其实质是“老腔在什么地方孕育，又在什么地方生存、发展、传播”的问题，而最为关键的是“老腔起源、形成的时间问题，亦即老腔从什么时间开始孕育，又在什么时间形成的时间界定问题。老腔的起源与形成时间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间概念……老腔的起源时间即老腔的孕育时间，亦即形成老腔的各构成要件的开始孕育的时间；老腔的形成时间即老腔成为一种剧种所需条件的具备时间，亦即充要条件的具备时间”^[7]89-90。基于对佐证材料、历史根源、剧种相互关系、影响因子等四个方面的综合分析与判断，王衡先生指出，由于直接证据的缺乏，我们对老腔起源与形成时间的讨论只能作出一种大致的时间判断，任何寻找具体、准确时间的做法不仅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科学的。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其缜密的分析和严谨的学术态度，而且是中肯的学术观点和较高的学术水平。在对老腔文化功能的研究中，王衡先生认为：“人类创造文化需求和文化产品的能力，本身也是文化价值的构成因素之一，而且是最本质的文化价值之一，它常常使某种特定的文化与其创造者、消费者之间构成以文化产品为介质的‘生产-消费’关系。”^[7]303这一论断不仅阐明了人的因素在老腔艺术的价值逻辑与价值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与巨大影响，而且也揭示了文学艺术共有的价值逻辑，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其学术价值显而易见。在《老腔文化研究》第六章“老腔的文化功能”中，王衡先生对“族群认同”问题的论述也有其独到的见解。现实生活中，不少人都认为传统文化或者民俗文化在族群认同中功不可没。然而，王衡先生在充分肯定其正面价值的同时，也辩证地指出了其负面影响。由于政治、经济或者文化的不平衡，现实中必然存在相对的边缘地带，处于边缘地位的族群在面对强势文化的时候难免会滋生消极甚至不满情绪，所以认同失谐也必然在所难免。^[7]315在《老腔文化研究》第六章第四节“情感宣泄和精神狂欢”中，王衡先生对艺术审美及其本质的分析，也体现出了其较高的学术素养。他认为：“审美是人的天性，通过艺术审美，人往往可以在虚拟的艺术世界里暂时游离沉重的现实人生而达到一定程度诗意栖居，这一过程既是审美超越的过程，也是审美还原的过程。”^[7]329在这里，王衡先生所说的“超越”是指对现实人生的超越，其所说的“还原”则是指人向本然状态的还原。正因为他在“老腔文化”研究方面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其阶段性成果曾见诸多个学术杂志，如《论民间文艺开发利用中“人民性原则”的坚守问题--以老腔为例》曾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5期公开发表，《老腔在村落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化意义》等系列论文曾在《文艺评论》2015年第5期发表。

《老腔文化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还彰显着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与实用性导向。首先，《老腔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与实用性导向在于其对老腔文化的实用性功能的全面揭示。在《老腔文化研究》第三章“老腔的文化品格”之“实用性”文化特征的论证中，王衡先生以精练的语言明确指出：“由于艺术能通过影响人的思想情感乃至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进而影响到人现实的行为举止，因而艺术在现实层面也会呈现出一定的有用性。”^[7]131在此基础上，王衡先生依据实际调研所获取的资料充分论述了老腔在当地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发挥的作用--民间的老腔演出活动往往与祭神祭祖、节日庆典、节哀贺喜有关，其已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祭神在于祈求平安和好运，祭祖在于慎终追远，教化团结后人，强化家族认同。节日庆典旨在烘托气氛、增加人气。节哀贺喜则重在寄托情感、大会宾客、增高名望。在此过程中，虽然不一定能直接显现其经济效益，但其现实的功利效应却是显而易见的。在此基础上，王衡先生在《老腔文化研究》第六章“老腔的文化功能”中指出：“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永远都在于对人类社会的思想启迪、精神引导与道德提升作用。”^[7]305以此为指导，王衡先生在这一章里分四个部分，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大量的老腔民俗活动仪式和剧本故事有理有据地解读，深入分析了老腔在社会认知和道德教育、族群认同与亲朋联谊、村落内部关系协调、情感宣泄和精神狂欢等方面的文化功能及其现实意义和当下价值。

其次，《老腔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与实用性导向还在于对老腔文化保护传承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对策探寻。在《老腔文化研究》第二章“老腔的传承流变”之第五节，基于对老腔保护现状的全面调查和对社会转型期文化市场大背景的深入分析，王衡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老腔艺术在声名大噪的表象下所面临的深重的生存危机。王衡先生明确地指出，当前，老腔艺术虽然声名大噪，但保护传承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在王衡先生看来，老腔艺术还面临一些剧本思想观念落后，市场化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技艺传承后继乏人，观众人群缩减等危机。为挽救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在实际调研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王衡先生有针对性地探讨了应对措施。王衡先生建议，当地文化行政部门应制定并实施《老腔艺术保护和扶持规划》以有条不紊地展开保护传承工作，应提高老腔艺人的福利补贴以解决其后顾之忧，应推动老腔艺术创新并建立保留剧目上演制度，应整合各方资源并拓宽对外交流的途径让老腔艺术“走出去”，应让老腔艺术进入校本教材并走进课堂以强化秦东地区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感，应加强文化资源的开发力度并拓宽融资渠道从而提升相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政府应出资培养相关艺术人才以缓解后继乏人的问题。这些策略不仅有助于解决老腔艺术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而且改善老腔的文化生态，激发其自身活力，既能促进其发展和繁荣，也有利于促进华阴乃至秦东地区的乡村文化建设，还有利于文化强省与文化强国建设。

不仅正文，即使《老腔文化研究》的后记也折射着王衡先生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后记中，王衡先生虽然着墨不多，但字里行间依然充溢着其对老腔艺术前途与命运的深深担忧。虽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所有的工作可能仍然不足以抗拒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乃至信息时代转型过程中时代变迁、新型大众文化兴起、审美观念变化给老腔艺术带来的巨大冲击，以至于王衡先生忧心忡忡：“我们真不知道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将在谁的手中传承，又将在谁的手中湮灭？……一旦老腔走向了寿终正寝，我们现在的研究及后继有关文化遗产的研究除了文字游戏还能怎样呢？”^[7]346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其揪心的焦虑，也是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正如王衡先生在赞扬几代老腔艺人所做的贡献时所说的那样，其实其热情和坚守既在传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又在守望艺术乃至精神的家园的过程中再现着其强烈的现实关怀。

尽管作者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老腔文化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仍有个别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思考，如“为使条理更加顺畅，是否可以将第四章‘老腔的儒学思想’和第五章‘老腔的文化精神’合并为一章”等问题还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