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实施封建体制，周天子按血缘、功绩等标准分配爵位与官职，让他们协助管理政务；同时又实施分封制，分封诸侯，授土授民，使他们“以藩屏周”，这是一套世卿制和世袭制。然而这套制度实施到东周就起了变化，周天子的威权逐渐式微，权力渐渐下移。春秋初期，在原来关系平等的诸侯国中，开始形成齐、晋、楚、秦等几个区域性大国，互相争霸，号令小国，不再听从周天子的指挥。到春秋末年，周王室不断削弱，与此相应，齐、秦、魏、赵、楚、燕七国诸侯大国兼并小国，称王称帝，互相攻伐，各自为政，最后形成七国争雄的局面。随着周朝封建体制的瓦解，一些卿大夫逐渐转化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迅速发展势力，并策动和支持国君变法革新，于是在各诸侯国的变法运动中，世卿制转为宰相制，贵族世袭制转变为官僚制和功能授爵制，分封制转变为郡县制。这些政治制度的变革，标志着社会转型的完成，而在这些转型期，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西周时代，士本为低级的贵族，居于都城之中，受过六艺教育，具备能文能武的基本才能，平时可以佐王室，战时可以执干戈以卫社稷。到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重组和政治格局的变迁，士由等级化为阶层，由贵族之末下降为四民之首。尤其值得注意的，士的结构发生了变化，除了原来的士族群外，一部分诸侯、大夫的庶孽支派沦落为士，也有一部分平民中的佼佼者迁升为士。^[1]这是一种社会阶级的流动和聚合，士的人数增加，力量骤强，品类复杂，随着政治变迁，他们不再“有田可食，有职可守”，而必须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同辈的协助，在“游”的过程中寻找主人，奉献所能以取得地位。

春秋战国局势风云变幻，“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 的文化形态，“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王者与役处”(《战国策·燕策》) 的人才观念，“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的价值取向，拓展了士人的观念，激发了士人的创造精神与群体意识。他们挣脱原有的宗法关系和政治观念的束缚，勇敢地投入现实社会。他们有较强的群体性，或以师徒的关系，或以养士的形式，或以朋友的身份，结成各种大小不同的群体，互相推举，互相关照而活跃在瞬息万变的政治舞台上。

他们乐于“学而优则仕”，却又无专职、无专主，往往通过公开招聘或自荐、他荐的方式进行“士人择主而事，国军选贤而用”，在双向选择中结成带有合作性质的君臣关系，地位高者可为大夫冢宰，可为诸侯卿相；但亦有失意者，则不免与庶民杂处。^[2]

在春秋战国的士阶层中，值得注意的是崛起了许多社会改革的设计者和推动者。春秋时代，由管仲所掀起的变法之风很快就蔓延到各诸侯。到了战国时代，一些具有图强抱负的君主深知“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或筑黄金之台，或执弟子之礼，竞相招揽人才，变法革新。因此，像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人，乘势而起，展其抱负。他们研究现实，放眼未来，弃守旧，启民智，或变更旧的经济体制，或构建新的官僚体系，或铲除贵族特权，或颁布新型法律。从设计改革方案到推动变法，无不披肝沥胆。所展现的思想及变法活动，丰富了中国历史，历史可以证明他们是重建社会的指导人物，可惜的是，他们往往也是推动历史的殉道者。这些人物在当时的官僚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这些人物着墨甚多，透过司马迁的评述，可以窥探他对扮演臣僚者的期许与观感，从中亦可洞悉司马迁的内心世界。

司马迁对春秋时代臣僚的描述，除了散见于本纪、世家外，主要是集中在《循吏列传》《管晏列传》《孙子列传》《伍子胥列传》中。《循吏列传》记载孙叔敖(楚)、子产(郑)、公仪休(鲁)、石奢(楚) 和李离(晋) 五位春秋时代政治家的轶事。在这些列传中，可以窥见这些人物所具有的人格特质，并可归纳司马迁所强调的正面臣僚观。

司马迁在《循吏列传》一开始即说：“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实施仁政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一贯思想，他称赞孙叔敖：

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循吏列传》)

也称赞郑国大夫子产：

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循吏列传》)

从上述对公孙敖、子产的盛赞，可以看出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宰相是心怀慈悲，协助国君解决国计民生者。

春秋时代由于政治体制的变迁，各诸侯国无不竞相变法，力图革新，因此亟须具竞争实力的谋臣，只有重用迎合潮流的谋臣，才能使其国家在纷乱中脱颖而出。出现在这一时期的一些优秀谋臣，如管仲、晏婴、伍子胥之流，司马迁均给予高度评价，他称赞伍子胥:

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同俗同好恶。……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管晏列传》)

管仲为政首重养民，其次教民，深得司马迁的肯定。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继承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强调发展民生经济的进步观。

伍子胥是春秋时代的一等战略家，司马迁为他立传，主旨虽在歌颂他“弃小利，雪大耻”的精神，对其卓尔不凡的战略才能亦十分推崇，甚至将吴王阖庐用其谋而霸，夫差不纳其谏而败的历史事件戏剧化，将伍子胥塑造为烈大夫的楷模，可见司马迁心目中理想的臣僚，才干亦是要件之一。

身为臣僚，除了奉职循理，发扬长才外，还必须有直言的胆识，据理力争，方能达到辅佐之效。《循吏列传》记载孙叔敖对楚庄王的不当政策，立即反映，楚庄王亦能从善如流，传为美谈。对于这种人格特质的肯定，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越国的威胁，伍子胥了若指掌，一再劝谏吴王夫差，可惜夫差昏聩，听从奸臣伯嚭的策略，放弃对越国的防御，而翻山越岭去对齐、晋两国用兵。非但如此，又中了越王的反间计，决心要除掉伍子胥。伍子胥临终悲愤地对吴王说：“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伍子胥列传》) 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沉痛哀号，司马迁对于这种光明磊落的忠行，用如椽之笔生动地将其戏剧化，让这股精神永垂不朽。

战国时期，七雄纷争繁剧，辩士充斥，鼓舌弄政，各国的命运，多操之于这些游士之手。司马迁对这段历史进展的着墨远多于春秋时代，对于这个时代的臣僚特质亦凸显得十分明确，其重点落在策士合纵连横的风尚和以武备战略为主的主题上。对于这种特殊时代的臣僚，司马迁亦有其特殊的评价标准，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在汉朝“尊儒”的社会氛围下，司马迁能从复杂纷纭的战国史中肯定法家变法的历史意义，充分展现他卓越的史识。司马迁十分肯定商鞅的政治才华，《商君列传》生动地描绘商鞅劝秦孝公实行变法，并在孝公面前驳斥保守派的见解，势如破竹。他说：“论至德者不合与俗，成大功者不谋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和“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等观点，掷地有声，充分显示一个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的锐利锋芒。孝公遂以商鞅为左庶长，下达变法之令。

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明确地描述了变法的内容和具体的绩效，肯定与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于是以鞅为大良造。

吴起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军事家兼政治家，在魏国镇守西河时，“秦军不敢东向，韩赵宾从”；后来在楚国实行变法，结果“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因为吴起的关系，楚国处于战国时代尚能抵抗强秦。这些成就均是司马迁所肯定的。然而司马迁对于这些人物的一些作为，往往亦持批判的态度，他评述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商君列传》) 评述吴起：“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孙子吴起列传》) 这些评述，凸显司马迁忠于历史的写实观，亦呈现他对于仁政的执着，这种理念贯穿于《史记》全书之中。

战国的策士纵横捭阖，转危为安，运亡为存，往往朝为布衣，暮为卿相，是战国时期臣僚的重要来源。历史学界历来对于战国时代策士的评价不一，司马迁则能从他们的实际影响肯定他们在政治上的才能。对于这些策士，司马迁着墨甚多，如苏秦、张仪、甘冒、范雎、蔡泽等则直接立传；亦有散见于孟荀、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魏公子、鲁仲连等列传中的，凸显这些策士在当时所造成的影响。

他评述苏秦：

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闲计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苏秦列传》)

司马迁提出一种异于潮流的评判标准，他肯定苏秦“其智有过人者”，将惯常的道德标准转化成该人在历史形成的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苏秦的思想摆脱不了纵横家庸俗的一面，他发奋读书不过是为了“取尊贵”，他说秦不成才转而游说六国。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国力强盛，对各方各国虎视眈眈，苏秦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将各怀鬼胎的六国加以说服，而形成抗秦的联盟，使得“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对当时的影响至为深远。司马迁在其自序中称赞苏秦“能存诸侯约从以抑贪强”。

张仪与苏秦均是游说之士的代表人物，一个主张连横事秦，一个主张合纵抗秦。张仪为秦国制定和推行远交近攻的策略，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他深知各诸侯合纵的目的不过为“将安社稷尊主强兵显名”，虽然“约为兄弟，刑白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坚也”，但“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其不可成亦明矣”，于是对症下药，各个击破。所以司马迁肯定他对秦国的贡献“六国既从亲，而张仪能明其说，复散解诸侯”。

其他策士，如陈轸、犀首、甘茂等在战国也极为出名。陈轸在为楚国出使秦国的途中，略施小计，使齐、燕、赵“三国相皆断于犀首”；他又使秦国在韩、魏相攻时从中得利，充分展现战国士人纵横捭阖的惊人手段。犀首“当配五国相印，约为长”，司马迁亦十分肯定他的才干。甘茂起于下蔡，博学多才，他为秦国定汉中、平蜀乱、拔宜阳过程中，声震诸侯。这些人均为秦国在外交或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为秦的统一奠定基础，堪称秦国的功臣。然而这些策士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互相倾轧，尔虞我诈；甚至为了确保他们自己的利益，不重信义，所以司马迁批评他们不是“笃行之君子”(《樗里子甘茂列传》)，这些策士的行事作风也为自己埋下祸根而无法善终。

符合司马迁理想的军事战略家是司马穰苴；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有王翦、白起等人。司马迁对于战争有清醒而卓越的认识，他盛赞匡扶正义的军事活动；同时又指出军事活动有其独特的律则。因此，一个国君选任将帅十分重要，司马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司马穰苴列传》)，正是司马迁心目中理想的军事家。他严整军纪，树立统帅的绝对威权；但另一方面则更关心士兵的生活“问及医药，身自拊循之”，并且与士兵同甘共苦，因此激发了士兵报答知遇之恩的情感。这种行事风格，司马迁是格外赞赏的。反观他对白起、王翦的评述，他们在战场上都能“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但是他们只会打仗，导致生灵涂炭。司马迁虽然肯定他们善于用兵，对秦国立下累累战功，但对他们的残忍手段却无法认同。他评王翦“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并详述白起临终前后悔自己坑杀过赵国降卒。对于这种军事战略家，司马迁甚至还提出“为降三世必败”，以警惕后世。

这些人物的代表是乐毅、信陵君、廉颇、李牧、屈原等人。司马迁专为乐毅立传，并且大篇幅叙述他与燕昭王相处之道，从他们身上，司马迁找到理想的君臣关系。乐毅为报答燕昭王的知遇之恩，奉献心力，为他雪耻复仇。可惜昭王的儿子未能传承衣钵，任用贤者。燕惠王与乐毅之间早有间隙，齐国利用这旧有的矛盾使用反间计，致使燕惠王中了圈套，罢免乐毅，这是一场悲剧；更可悲的是，燕惠王尝到苦头，仍不知悔改，只图文过饰非，倒打一耙，这种既昏庸又狡诈的小人心态，与父亲燕昭王形成强烈对比。尽管燕惠王对乐毅如此，残酷无理，乐毅为报答燕昭王，至死不为他国所用，最后“卒于赵”。战国时代，类似乐毅般忠贞坚毅却碰上昏君者不乏其人，如安釐王之废信陵君，赵孝成王之罢廉颇，赵王迁袭杀李牧，楚怀王、顷襄王流放屈原等，都是自毁长城，最后当然落得败亡的下场。司马迁对此感慨是深刻的，也对这些具有高尚品质的忠臣良将寄予无限的同情，尤其对屈原的遭遇，更是感同身受。《屈原贾生列传》记述了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的不幸遭遇，司马迁将屈原塑造一位经历挫折，以九死未悔的执着精神追求政治理想的伟大殉道者。《屈原贾生列传》字里行间渗透着浓郁的抒情色彩，一股被君主遗弃却又不改初衷的缠绵悱恻洋溢其中。《屈原贾生列传》的情节韵律和《离骚》几乎是一样的，一唱三叹，悲愤淋漓，司马迁在屈原身上看到自己的悲剧身影，情不自禁地与所描写的对象融合在一起，将满腔愤恨宣泄而出，这是悲剧情怀的共鸣。

战国以后，各诸侯竞相尊士、养士、蔚为风气。赵简王、魏文侯开其端，齐闵王、威王、宣王、燕昭王继之，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扬其波，或尊士为师，视士为友；或与士同衣食，命士为士大夫。这些诸侯贵族也因在众多贤士的辅佐下，救亡图存、复仇雪耻、富国强兵。司马迁充分肯定诸侯贵族尊士养士的行为，及其在政治上所产生的作用。在这些养士的诸侯贵族中，司马迁着墨最多的是战国四公子、齐宣王及吕不韦。而其中尤以《魏公子列传》最精彩。魏公子是魏昭王之子，安釐王异母弟，被封为信陵君。传记中酣畅淋漓地描述魏公子亲迎监门侯生赴宴的情景，凸显魏公子以精诚感动士，从而也获得这些贤士的非常回报，成就他一生中的两大功业，围魏救赵和存魏却秦。

从四公子列传中，可以发现司马迁还有意将他们作比较。魏公子在赵与博徒卖浆者交游，平原君认为这是有失身份体统的荒唐举动，批评魏公子为“妄人”。对此，魏公子一针见血地批评平原君好士不过是附庸风雅，追求好士的名声而已。两者相比，二人待士的诚伪之别不言而喻，难怪平原君的门客过半归于魏公子。司马迁在《平原君列传》中评述平原君“未睹大体”，除了指平原君不能审时度势，贪得上党之地而导致长平惨败，以及在邯郸之围中意欲尊秦为王外，亦批评平原君不能正确认识士的内心世界及其价值观。至于《春申君列传》所载的内容，可见春申君门客所享受的物质生活十分优厚；但春申君不听宾客朱英的劝告，及时除去心腹大患李园，因此导致棘门杀身之祸。这种固执己见的做法和魏公子的从善如流，高下可见。

司马迁在《春申君列传》中评述春申君“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从深一层来看，实际上这是能不能真正信任士人的问题。孟尝君在“以诚待士”这一方面做得比平原君、春申君还要透彻；但从他对冯谖私烧债券的态度上，显现出他与士之间还是难以达到真正的理解和沟通。至于吕不韦，他养士三千并结合这些士人的智慧编写一部《吕氏春秋》；但司马迁却以“佞人”作为对他的评价，吕不韦对待士人完全是站在利用的立场，逃脱不了奸商的气息，当然就谈不上“以诚待士”了。

从上述比较可以推知，司马迁最为推崇魏公子，在传记中，司马迁说魏公子的真诚不仅感动了当时的士，也赢得了后人的崇敬和爱戴。事实上《魏公子列传》提供了一种理想的君臣关系模式，

在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想要建功立业，实现壮丽的人生理想，始终存在一个遇与不遇的问题，能获得尊重贤才的执政者的青睐，是士人梦寐以求的，而魏公子正是中国封建时代理想的王侯贵族典型。士人向往君主倾心待己，继则展现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人生，这两方面的结合，就构成了一个君臣互相信任、互相依存的水乳交融的理想境界。

司马迁的君臣关系建立在君的“仁而下士”的大前提下，一旦君非理想，臣是否一味地奉献牺牲呢？这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地方，可从《管晏列传》和《伍子胥列传》窥出端倪。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评述道：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谓霸哉？……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上述评语中，司马迁是肯定管仲和晏婴的；但管仲和晏婴均非从一君而终的人。在这一方面，司马迁展现了他的理智态度。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已丧失为君之道，诸侯纷纷自立，司马迁在论述君臣关系时，已打破封建思想，他所采取的是务实的观点。在司马迁看来，如果为君失德，臣僚却不迂腐、不盲从，能在生死关头作出良好的抉择而有益于当世，更值得称颂。由此可见，司马迁认为君臣相处的基本原则是忠，它并非单方面的，而是建立在君臣的互动上，这才是理想的君臣关系。

依前所述，司马迁的理想君臣观是建立在圣君贤相的关系上，不过，理想的国君百世难得一见。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是，昏君佞臣不断地酿造悲剧，许多忠贞贤能之士相继沦为牺牲品，结果造成“亡国破家相随属”，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许多典型的悲剧人物，诸如屈原、伍子胥、吴起、商鞅等人，司马迁均寄予深刻的同情，怀着无限的悲情为他们立传。推究臣僚产生悲剧的原因，在于人君者在解决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时，往往情感克服了理智。

在中国的哲学中，很早就有很多关于解决情感与理智冲突的见解，但是这些见解(如强调对伦理道德情感的调节、规范) 大多沦为统治者约束臣民的工具，统治者本身则常常恣意处理自己的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冲突，所以圣君难得，事君主往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除此之外，臣僚步上悲剧的其他重要因素是同僚(尤其是佞臣) 的嫉妒、诬陷以及敌对势力的设计。奸臣、小人出自嫉妒的阴暗心理，或者向君主进谗言，或者中伤，或者直接谋害功高者。屈原就是被上官大夫设计陷害，使得屈原遭到楚王的疏远而步上悲剧生涯。司马穰苴、吴起皆是此等悲剧遭遇。敌对势力往往利用统治者对功臣的猜忌心理，千方百计实施反间计，结果功高者纷纷落马。这种情况《史记》所载亦不乏其人，典型代表是战国时燕国的乐毅、魏国的公子无忌、赵国的李牧等人，他们都是战国时期的名将，出奇制胜、军功卓著，震惊敌国。敌国于是大行反间计，企图借刀杀人，燕惠王、魏安釐王、赵王等人均上其当，言听计从，自灭良将，国家招致严重后果。

由此看来，在封建社会，作为一个臣僚，如果才华横溢或建立事功，同时面临君主直接杀害、奸佞小人的谗言伤害和敌对势力反间计的重重危机，欲求善终，实属不易。司马迁在肯定这些人物之际，亦常寄予同情或自保的建言，这是冷眼旁观的史家学者所归纳出来的智慧。

《史记》完成于儒家定于一尊之后，司马迁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当然视君臣纲常为王道政治的重要维系力量，身为史官，恰逢盛世，心情不免澎湃。

孰料为李陵辩冤屈，却遭遇人生浩劫，遭受腐刑。在经过一番煎熬后，他的思虑更深，对历史的洞悉更为透彻，对原始的儒家思想有更精辟的解析。这些思想在撰写先秦人物传记时表现得十分生动，十分精彩。他在特殊的遭遇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创作，对于传统儒家的臣僚观，有执着亦有超越。圣君贤臣是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搭配，为人臣僚必需具备辅佐人君的才华，协助人君实施仁政，甚至要不惜生命勇于劝谏；但反对臣僚为达政治目的而实行巧诈的恶劣行径。他歌颂不迂腐、不盲从，能在生死关头做出符合历史进程意义举动的臣僚，晏婴就是一个典型。司马迁更透过《伍子胥列传》表明，任何人都要为其行径负责，帝王无出其外，这和孟子所说的“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雠”完全一致。可见，司马迁的儒家思想不是局限在汉儒的狭隘体系内，它更远溯于先秦的原始儒家思想。此外，司马迁在经过洗练之后，将其愤懑之情予以升华，效法屈原，借作品来寄托他的伟大志向，他歌颂心目中的忠良臣僚，往往寄予同情。他提炼出理想的君臣特质，可惜圣君百世难得一见，转而勉励为人臣者藉道家的谦谦之道以求自保，同时对于酿造悲剧之昏君和奸佞之臣则施予无情的批判。司马迁的臣僚观不仅反射出他在汉朝所受的委屈，更闪耀着升华后的史家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