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关系最初是语言学中的理论。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语言词项间的关系和区分作用沿着两个不同的领域展开，其中每一个都产生着一定的价值秩序。这两种秩序之间的对立可使人清楚地去理解每一个秩序的性质。它们符合于人类语言生活所需的两种心智活动的形式。”^[1]170语言的词项之间彼此相互连接，形成多个单元的组合，这个就是语言双轴中的组合轴；在组合轴的形成过程中，人们根据自己的记忆与经验在彼此有一定类似关系的词汇中拣选出某些特定的词汇，将它们组合成有意义的语句以表达意义。在同一语段位置上的相似词汇就构成了语言表达中的聚合轴。组合轴注重连接性，聚合轴则更强调选择性。索绪尔认为双轴关系是人类语言生活所需的两种心智活动的形式。而在实际的表意领域中，不仅仅是语言，几乎任何符号都不能脱离双轴关系的建构。《周易》符号文本中的双轴关系与其系统的特定及意义的阐释息息相关。

索绪尔将符号文本从组合和聚合两个向度来讨论。雅各布森提出聚合轴的功能是比较与选择；而组合轴的功能是邻接黏合。雅各布森认为比较与连接是人类思考与行为方式最基本的两个维度，是任何文化中都存在的二元。聚合要从排除中看到其意图和内在关系，这是选择所赋予的。聚合是组合的根据，组合是聚合的投影。在《周易》文本中，如果将六十四卦的排列视为一条具有邻接关系的组合轴，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是通过联想和选择，最后被确立为表意符号。六十四卦的选择和确立相对于卦序的排列则形成了组合意义上的聚合属性。因此可以认为，《周易》诸卦本身是从事物变化的复杂规律中选择出来的，这些事物的众多变化构成了《周易》符号结构的聚合轴系统。同时，《序卦》中对卦序的排列形成了一个组合轴，六十四卦的演变整体上构成了《周易》符号结构的组合轴系统。

组合轴虽然是线性连接的，但其中依然可以形成不同的关系模式。“按照叶尔姆斯列夫的划分，两个组合轴单元相邻时可以建立起以下的几种关系：1.连带关系(solidarité)，当两个单元必定彼此牵连时；2.单向蕴含关系(implication simple)，当一个单元以另一个单元的存在为条件时；3.组合关系(combinaison)，当任何一个单元都不以另一个单元为条件时。组合性制约因素是由‘语言结构’确定的，但‘言语’以各种方式充实它们，于是存在着诸组合性单元的相互联结的自由。”^[2]52《周易》由于其系统结构的复杂性，组合轴的诸多变化不仅仅体现于卦序排列上。在其含蓄而简练的“言语”里，组合中的复杂性反映在结构的不同层次之中。

《周易》符号由六十四卦组成，其中每一卦皆有六爻。从卦的层面来看组合关系，符号系统是由六十四个卦象排列而成；若是打破卦符的分节，从爻的关系进行考察，则符号系统也可以看作是384个阴阳间杂的爻组合而成。不同的层次关系皆在差异和统一之中。仅从一卦中诸爻的结构来看，八经卦每卦三爻，别卦每卦有六爻，其卦画爻位的排列顺序均是自下而上，比喻了特殊时空场域中事物的发展态势。以《渐》卦为例，从初六爻“鸿渐于干”^[3]63到九五爻“鸿渐于陵”^[3]63是飞鸿徐徐渐进的过程，在爻位自下而上的变化中，反映了事物的演进规律。别卦又是两个三画卦的组合，并且是取八经卦之象以自上而下的顺序组合而成，其所呈现的意义往往在《象》中做出阐释。在别卦的名称和读法上也以自上而下的卦象组合来称谓，水天《需》、天风《姤》、风地《观》、山地《剥》、地火《明夷》等等。上下卦组合出了新的物象并用以表现人事间的生克关系。邵雍的占卜中就从别卦的上下组合来分析，分出体卦和用卦，并将八经卦的卦性配合五行金木水火土的性质。金木水火土之间有生克关系，这样组成别卦的上下经卦按照自身所配的五行，便可以推算出体用之间的生克关系，从而便可以对所占之卦的吉凶作出判断。从一卦之中的爻与卦的组合中，可以得到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维度的阐释。两种阐释在原则上对事物的吉凶判断应该是基本上可以统一的，但在实际的操作中，符号的阐释毕竟运用的是双重的元语言规则。一种在数位关系中自下而上地对事物发展做出预见；另一种又在卦象的自上而下的整体组合中提供祸福的判定，这便形成了符号意义解读的阐释漩涡。

所谓“阐释漩涡”是在同一符号的阐释过程中，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元语言规则同时存在，致使符号的意义阐释出现不同的结果。并且，符号阐释出的多种意义不能同时成立，却具有同样的合理性，彼此之间也不能相互消解。这时，符号意义解读就陷入了“阐释漩涡”。例如，做梦者梦见自己口渴，按照《周公解梦》的说法，预示着做生意会赔钱。^[4]161-162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很可能是做梦者自己的身体反应。两种阐释都是有道理可循的，彼此皆不能否认对方的合理性。类似的状况出现在符号意义评价的领域中就形成“评价漩涡”。祝东也曾对类似观点进行过讨论，他以《需》卦为例，认为吉凶判断中存在数位元语言和人事元语言。《需》是六爻卦，因此必然在自下而上的爻位关系中是有初位和上位的。然而其文辞中却说此二爻“无位”，这是从人事关系中做出的考量。“从人事的元语言维度考察，初爻、上爻无位，从数位的角度而言，初爻、上爻又是有位的，所以，孔颖达的后面一句‘《易》之诸爻之例，并皆放此’其实就是承认了易传不同的元语言在这个地方合用到一起，‘并皆放此’了。也正是因为元语言在这里同时出现、使用，才产生了‘评价漩涡’。”^[5]51-52可见，不同的组合关系直接可以影响符号意义的阐释维度，对意义的解读产生限制。

在卦与卦之间的排列中，六十四卦的组合段共同描绘了事物变化运转的过程。从卦的单位来进行考虑，事物的变化沿着卦的时空场域相互组合，构成现实中纷繁复杂的形态，这也反映了《周易》组合轴上的多重分节方式。实际上，《周易》将事物发展规律以符号的形式进行摹写，符号所表现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变化，变化本身是不易察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并不存在场域性的划分。六十四卦的场域划分以及爻位的阴阳交变关系只是人为上的分节形式，没有分节便无法形成符号，则符号的表意也就无从进行。圣人在无穷的太极图的寰演模式中去观照宇宙发生与发展的规律，运用符号学的分节方式一一规定出其意义变化并将对象符号化，因此《系辞》中有言：“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3]78

从聚合轴的关系来看，《周易》的符号系统主要由卦画、卦辞和《易传》三部分构成。符号系统的聚合轴变化主要体现出一种选择性，并分别表现在符号的不同部分之中。首先在卦画符号上，对于卦画形态的拣选反映了《周易》取象的特点。按照《系辞》中说的原则，《周易》的卦画符号“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有关卦画来源的分析历来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以下几种是比较典型的。一说来源于日月的更替变化。《说文解字》：“日月为易，象阴阳也。”^[6]198从“易”字的字形结构上看，可以将其看成是由上日下月组合而成。《周易》的卦画符号阴阳分立因此也被认为是日月运行的反映。另外，《说文解字》中对于“易”还有另一种解释：“易，蜥蜴，蝘蜓，守宫也。”^[6]198因此，《周易》符号也被认为是来自蜥蜴身上色彩变化的反映。郭沫若认为卦画符号来自于远古时期的生殖崇拜。^[7]236阴阳爻符号是“近取诸身”而形成的，是最基本的男根和女阴的象征。张再林的“身体符号学说”有不少地方也都论述了这一观点。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传统的说法认为，卦画符号来自于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郑玄在《周易注》中说：“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8]53《说卦》：“卦者，挂也，悬索以示人。”^[3]93将结好结子的绳子挂起来，那么这些竖挂起来的绳子排列在一起，其形象上就呈现出无结子的直绳和打上结子被分隔成小段的绳子，它们一条条沿着顺序排起来，从竖向看就构成了卦画符号最基本的形象。当然，从这个形象上最终确立卦画符号的形象也是通过选择的。在观念上来看，绳子分为打结的和无结的两种，无结的绳子最后变化为阳爻；有结的绳子将一条直绳分隔成小段，最后被确定为阴爻。绳结类型最终被二分也与人们总体上秉持阴阳二元对立的思想有关，因此才有了今天看到的《周易》卦画阴阳爻二分且二段式的基本符号样式。即使从这个简单的卦画符号形态上也可以看出其本身的被拣选的特殊性。汉扬雄效仿《周易》作了《太玄》，其所选用的符号是三段式的，这就与《周易》的卦画符号形态根本不同，也就直接影响了后来整个的符号体系结构和意义阐释。

其次，在卦辞所勾勒的对象世界中，《周易》八经卦择取的皆是最基本的自然形态，天地山川等，并且从自然的形态中抽象出了朴素的物质观念，乾坤表示天地，巽为风、艮为山、兑为泽、震为雷、坎为水、离为火。这是原始时代认识论的体现，与西方的元素理论具有某种相通性，反映了人类普遍的认知过程。六十四卦的卦象更多取自社会生活中的事物形象，如《师》《鼎》等卦，反映征战祭祀等最基本的国家政治事件，正符合“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的社会状况。《咸》《恒》《家人》等卦从家庭人伦之道取象，反映了人们对于日常家庭生活的关注。还有诸如《明夷》这样的卦，卦辞中引用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借古喻今。《归妹》卦则以帝王的婚娶作为论说选取的对象，反映了已相当完善的礼制状况，更是社会文化的呈现。可见，六十四卦的形成明显有其历史时期的诸多因素，所选取的卦画名称多来源于当时政治、军事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经卦到别卦的取象过程也可以看出《周易》符号系统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前人从对宇宙天地的崇拜与关注逐渐转向了日常的实践与生活，这是社会发展和人们认知变化的必然结果。

此外，在《易传》等文辞的符号阐释中依然体现了系统中的聚合选择规则。《易传》中的《系辞》《说卦》《序卦》《杂卦》附于文本之末，是对符号系统各方面的整体评述。《文言》针对《乾》《坤》两卦，对其卦义做出了相对深入的阐释。《彖辞》《象辞》分别列于各卦之下，细述了每卦的意义指向。尤其在《象辞》中，其文辞不仅是对此卦取象的描述，更借此引入人事相关问题的讨论，并对人行为处事提出建议。如《屯》卦《象》曰“君子以经纶”^[3]19，《贲》卦《象》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3]37，《无妄》卦《象》曰“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3]39等等，六十四卦《象辞》几乎皆采用了这一相同格式。随着儒家文化的兴起以及历史时代的变化，对于《周易》形成了许多文辞性的衍生解释，这些解释皆可以说是在特定的文化观念上对于符号意义做出的价值选择。《易传》本身是对《周易》卦画以及卦辞等符号的解说，而其本身依然是《周易》符号系统中的一部分，其文辞意义的选择为符号的再度阐释提供了价值指向作用。

总体而言，从双轴关系对符号系统的建构来看，《周易》符号中的组合关系侧重对宇宙发展变化客观规律的描写；而聚合关系却倾向于在历史文化的宏大意义域中为符号表意提供多种选择导向。

双轴关系在文本的风格上具有偏重色彩。雅各布森在1956年发表的论文《语言的两个方面与失语症的两种类型》中提出了表意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同类型的比喻方式。他以失语症病人为例，将该病症的患者划分成两类。一类患者在语言的相似性的替代表达中出现了问题，无法用具有相似性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只能将同类的表达诉求于邻接关系。^[9]156例如，当他们试图说“肥皂”这个词的时候，则会说“洗衣服的东西”。表达的语法正确，说明他们在表达的组合连接方面是正常的。另一类病人刚好相反，可能会将街旁的“路灯”改用“大电灯”来表达。往往出现词序混乱，必要的连接词汇丢失的现象。这些患者在寻找相似替代的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具体的语言表达中则反映出组合连接上的困难。因而雅各布森进一步推论，人类头脑中具有两个不同的功能组织分别处理着组合与聚合两种关系。而一旦我们进入表意，这两种关系就会同时起作用。组合的各组分之间是邻接关系，邻接关系所形成的比喻性关系是转喻；聚合的各组分之间是相似关系，相似关系则形成了隐喻。不同的比喻形式使文本在表达中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风格色彩。将隐喻、转喻的理论运用到《周易》文本的分析中，将有利于对其中比喻的各种类型和多重结构关系进行探究。

《周易》中的卦可以看作是对宇宙万事万物演变规律的一种隐喻，每一卦都是对事务发展整体规律中的一个片段的描述。在每一卦的内部有包含着多重的隐喻。卦的基本组分是“爻”，从爻的产生出发来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周易》隐喻发展的层级性和表意中交互性，它们共同建立起了《周易》符号结构中的庞大隐喻系统。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3]82太极与老子学说中的“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0]104“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10]98其中的“道”与“一”都是指向一种宇宙生成的原初精神。圣人作《周易》为了阐明万事万物中的规律，其本源还是先民世界观的反映，是一个原始的宇宙模型。

太极是天地尚未分别的混沌状态，两仪或曰是天地分别，在《周易》中则表现为阴爻与阳爻的二元对立。《说文解字》：“唯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6]7《礼记·礼运》则曰：“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11]179对于阴爻与阳爻的具体来历，学界有诸种说法。一说起源于结绳记事，一根绳不打结为阳爻，打结则为阴爻。还有说是来自占卜用的竹子，一节竹为阳爻，两节竹为阴爻。不论爻的起源如何，它们所隐喻的实际上还是组成宇宙万物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气质。程金城《西方原型美学问题研究》中说，《周易》中的一切原型之源的象征符号是阴阳符号^[12]236。正所谓《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3]78阴爻与阳爻的结合构成了八经卦，即：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阴爻阳爻以各种方式结合，“乾三连，坤六段。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阙，巽下断”^[13]7，代表着自然中的八种事物，分别是天、水、山、雷、风、火、地、泽。这些事物在先民的生活中长期存在，为其所熟知。将八卦意义与这些事物联系起来或许反映了他们对于事物构成的基本元素的理解。八经卦又两两相重，结合为六十四卦，以其来隐喻宇宙中万事万物的变化。六十四卦中的二元对立依然存在，上卦与下卦间仍然是八卦中两种事物的相互运动和表现。重为六十四卦，依然可以看到阴阳在其中之关系。《杂卦》中提出二元对立的诸多种关系：刚与柔，乐与忧，与和求，起和止，衰与盛，时与灾，见和伏，速和久，外和内，否和泰，去故与取新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3]75-76

六爻在卦中的位置依然具有固定的隐喻意义。“《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者也，非它也，三才之道也。”^[3]90也就是说《周易》卦的六爻位置分别与天地人三才相对位。其具体的关系，胡煦的《周易函书》写道：“三极者，初二为地，有刚柔二性。三四为人，有仁义二行。五上为天，有阴阳二气。……如自相应而言，则初四下极，二五中极，三上上极，皆是也。”^[14]752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每一卦的六爻从上到下的排列喻指高低的位分变化。除了上述胡煦将六爻两两分开，与三才相应的说法外，京房的《京氏易传》对六爻位之高低的分化更为详细了。从初位到上位分别代表着元士、大夫、三公、诸侯、天子和宗庙，这是将六爻的位分配到人事上，同样体现着一种高低贵贱有别的结构，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伦理和社会结构的体现。并且在六爻之中，初位、三位、五位是阳位；二位、四位和上位是阴位。爻本分为阴爻和阳爻，六爻之位也有阴位和阳位，这样爻居于位就又显出了阴阳交互关系中的隐喻意义变化。

卦象的隐喻体系建立，是由元气到元素再包容万物而层层递进。《说卦》中更将其与伦理价值体系相结合而进行论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选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3]93-94《周易》广大无所不备，将人事的纲常伦理与宇宙中各种事物的规律都包含在内。“坤，顺也。……坤为牛。……坤为腹。……坤，地也，故称呼母。……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3]95坤为牛，五行中坤属于中央土。《贾子·胎教》中曾说：“牛者，中央之牲也。”^[15]176《四库全书总目》：“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16]2这种类推实际上也是符号隐喻意义的延伸。例如，八卦与五行相对应，乾为金，坎为水，艮为土，震为木，巽为木，离为火，坤为土，兑为金，这也是与各卦的性质相关，其本质上还是一种比喻。坎、艮、坤、离等在卦象表意上即是有明显的五行偏重，自不必说。如震在方位上为东方主生发，也就和草木的生长相关，所以就与木相联系了。兑是西方，在四季变化中对应秋天，秋天是属金的，因而兑就和金属性相联系。诸如此类，从隐喻的角度不断延伸，最后符号的意义表现也就被一步步地确立起来。至于易医学派中还将《周易》与五行乃至五脏相关，与六腑七窍相表里。五行中，肾属水，耳为肾之窍。故《说卦》“坎为耳”^[3]95，《汉志》有“水主听”之说。这就更是在隐喻和类推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体系完备的学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来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3]77《周易》的隐喻具有层级性，并依照其映射的领域差异而在不同系统中完成了其无所不包的符号表意体系。

《周易》系统的六十四卦是对宇宙循环演变的大规律的描述，这些卦象的相互组合有一定的次序，正如《序卦传》的论述一样。《周易》以类似的组合和链接完成了对宇宙规律的比喻性陈述，不同卦象的转变都说明事物是发展而非静止的道理，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是个转喻。在这周流变化之中也反映出了《周易》文本中蕴藏的哲理意义。

反观组合关系，从《周易》卦画的排列顺序来看，六十四卦遵循了“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排列原则。六十四卦中，前后两卦可以分为一组，总共有三十二组。其中的二十八个分组体现了“覆”的关系，前一个卦画的六爻颠倒后成为后一个卦画。反过来也一样。另外四组卦画颠倒以后仍然是原来的卦画，这四组卦画中，每一组中的两个卦画体现为“变”的关系，即阳爻变为阴爻，阴爻变为阳爻。六十四卦以《乾》《坤》两卦为首，以《既济》《未济》两卦为终结，代表了宇宙万物变易运动的周期过程。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对孔颖达《周易正义》关于卦序的论述做了如下阐释：“《序卦传》认为，六十四卦的次序是‘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相反的卦，常在一起，两卦双双对立。…… 《序卦传》提出了对立物向它的反面转化的思想。”^[17]200可见，不仅卦的隐喻反映出二元对立，在卦序的排列中这种二元之间的转化更是对立的体现并且昭示出对立所走向相互转化与融合。正所谓“阴极阳生”“否极泰来”。这种循环性在每一卦中爻位的变化与发展顺序中可以看到。又如《剥》卦，五阴在一阳之下，有颠覆之意。“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3]38“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3]38“六四：剥床以肤，凶。”^[3]38剥由初及上，从床脚开始逐渐切近于人身，极为凶险。但是随之而来的《复》卦又显现出阳气逐渐恢复的状态，这同样是事物发展规律在卦与卦之间得以体现。这种变化实际上是对宇宙变化普遍原则的转喻。符号组合关系普遍呈现了一种物极必反的特性，同时组合结构最终走向了对初始的回归，具有回旋的特点，这也是《周易》组合关系转喻中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此外，爻是卦中的组成成分，每一爻都与所属卦的描述规律相一致，共同说明同一规律作用于事物的发展过程，喻指所属之卦乃至背后的规律。因此可以认为爻是部分代替整体的提喻。在雅各布森的理论中，提喻可以算作转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规律的隐喻层又与卦序相结合，组合聚合交织，共同构成文本中符号修辞系统的纵横体系。

隐喻和转喻不仅体现于文本的风格上，更是认识世界方式的一种体现。可以说，《周易》的认知方式在根本上讲是转喻性质的。虽然在文辞的表意上，文本中的象采取了譬喻的方式，对事物的本质进行了模拟，很大程度上都表现出了其隐喻性。但按照《周易》的取象方式所言，“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在取象的过程中则充分利用了转喻的性质。张再林就认为，《周易》的立象与身体有关。^[18]其实，《周易》这种认识方式的不同更主要还是表现为传统中国哲学的特点。《周易》的六爻以及诸多立象是将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立象的根本，通过人与周围事物的关系，从而确立对人自身的认识。这和单纯的以人类为主体的认知方式有本质的不同。通过这种方式，对一个人的认识和了解取决于他与周围事物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9]60一个人可以是一个父亲的儿子，但同时也是一个儿子的父亲。他的主体由一系列身份构成。《周易》的认知方式关注其与周围事物的关联性，从而对其进行判断，而并非从其个人的本质或灵魂出发，对事物做本体性研究。从这个角度上讲，《周易》的认知方式从根本上是转喻性的。这就不仅是在文本的修辞，更是在其整体结构乃至认知表意上的一个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