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柳芳作《氏族论》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姓族集团分为五大类型，关中郡姓居其一，与过江侨姓、东南吴姓、山东郡姓、代北虏姓并列。^[1]5677作为中古五大姓族集团之一，关中郡姓研究是中古家族研究领域中的一块重要阵地。早前在陈寅恪先生“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理论的启发下，学界对关陇集团的广为关注和深入研究丰富了关中郡姓这一族群的历史政治内涵；之后随着社会学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古家族史的研究，关中郡姓作为表现活跃的地域家族集团广受关注，整体和个案研究更为重视。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关中郡姓的研究侧重点在于：第一，注重与政治史结合，在地域集团理论背景下对包含关中郡姓在内的关陇集团的政治地位、兴衰发展等作深入探究; 第二，注重地域转换对家族发展的影响，对关中郡姓的迁徙及发展进行详细的爬梳、整理；第三，注重关中郡姓的个案研究，尤其是对家族世系传承、仕宦兴衰、家族文学方面的个案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同时利用新出土墓志、碑刻等材料进行家族个案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关中郡姓的提法创自唐人柳芳，但进一步揭示关中郡姓政治文化内涵的在于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理论和“关中本位政策”。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的结尾正式提出了这一理论。此后，围绕这一政治集团及相关理论的争论风起云涌，持续至今，且不乏相关的学术评述。

在陈寅恪先生“关陇集团”理论的启发和熏陶下，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对地域性族群集团的日益关注，在家族史研究领域，以“关中士族”“关中郡姓”“关陇豪族”为题或主要考察对象的论著接续不断。毛汉光《关中郡姓婚姻关系之研究——隋至唐前半期》(《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以“关中郡姓”为考察对象，考证他们五大家族之间的婚姻关系。《关陇集团婚姻圈之研究——以王室婚姻关系为中心》是毛汉光以婚姻关系考察士族政治地位的另一篇代表作^①，这两篇文章是利用大量碑刻墓志资料并运用社会学方法成功研究关中郡姓的典范。讨论关中郡姓婚姻关系的文章还有李志生《唐代关中旧士族高门通婚取向考析》(《北大史学》2000年)及王伟《唐代京兆韦氏与皇室婚姻关系及其影响》(《北方论丛》2012年第1期)。

① 除上文所列两篇外，尚有《中古大族著房婚姻之研究——北魏高祖至唐中宗神龙年间五姓著房之婚姻关系》(1985年)。

吕春盛《关陇集团的权力结构演变——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稻乡出版社2002年)将包括关中郡姓在内的关陇集团细化为北镇势力、关陇土著、关东士人三种势力，对籍贯、政治动向进行详细考察，无疑是在政治史框架下对关陇集团研究的进一步推进。

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探讨了唐代时期关中地域士族演变与文学发展的种种关联性，书中对“关中郡姓”内涵作了专门辨析。李洁《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是对唐代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文学士族所作的比较研究，对关中文学士族的构成、流动及演变过程的学术考察无疑是对唐代关中士族研究的深化。

钟盛《关陇本地豪族与西魏北周政治》(武汉大学2004届硕士学位论文)，姜望来《魏周隋唐关陇集团与山东势力》(武汉大学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两篇学位论文是对关陇集团、关陇豪族置于政治局势转变背景下的考察，丰富了关陇豪族集团的研究。

关中郡姓的地域性十分明显，若将关中郡姓的研究时限上溯至人口大迁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详加考察就会发现，随着北方社会动荡局势的加剧，关中首望京兆韦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弘农杨氏、京兆杜氏皆有十分复杂的迁徙历史。

关于关中郡姓迁徙问题，韩树峰《河东裴氏南迁述论》(《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着重讨论了晋末宋初河东裴氏南迁的时间、背景及他们在江左的发展；宋艳梅《两晋之际河东裴氏播迁考论》(《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对永嘉丧乱之初河东裴氏的迁徙地域和地域选择原因做了考察。李浩《从碑志看唐代河东裴氏的迁徙流动》(《文献》2003年第4期)通过对唐代裴氏归葬地的分类统计考察了裴氏家族活动重心的转移，认为河东裴氏的兴盛与洛阳有密切关系，不仅具有“双家型态”, 而且具有“三家型态”或“多家型态”。徐成《论南来吴裴的南投北返》(《许昌学院学报》2009第6期)考察了河东闻喜裴氏南投襄阳一支的南投北返对南北政局的影响。关于河东柳氏的南迁，韩树峰《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文才《襄阳柳氏与南朝政治——南渡士族个案研究之一》(《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以不同的研究视角和侧重点对河东柳氏南迁时间、原因和在江左的发展过程做了详细论述。马建红《隋唐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以京兆韦氏为中心的考察》(《南都学刊》2010年第2期)以韦氏为中心考察隋唐时期关中士族向京城的迁徙情况。宋艳梅《两晋之际京兆杜氏地域选择考论》(《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11期)分析了永嘉丧乱发生时京兆杜氏的地域选择情况。宋艳梅《永嘉乱后京兆杜氏晚渡江左述论》(《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对永嘉乱后京兆杜氏晚渡江左的背景及之后的发展轨迹做了考察。

关中郡姓南迁房支渡江以后大多寓居于南北边境之地，沦居晚渡荒伧，是学者考察南北边境地域豪族集团的重要研究对象。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对“豫州豪族”“雍州豪族”的考察主要以寓居豫州的河东裴氏和宅于雍州的河东柳氏、京兆韦氏、京兆杜氏等房支的活动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论述了他们的动向对南朝政局的影响。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对雍州、豫州等地域集团的考察也以关中首望南迁房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此外，张琳《南朝时期的雍州中下层豪族》(《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陈琳国《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等文章将关中郡姓几大家族的南迁房支系于迁入地雍州、襄阳“豪族”或“晚渡士人”集团下，对他们在南朝的发展轨迹做了考述。徐成《东晋南朝雍州尚武豪族研究》(扬州大学2010届硕士学位论文)对寓于襄阳的包括京兆韦、杜、河东裴、柳、薛等“晚渡士人”在东晋南朝时期的发展作了政治史和社会史方面的考述。

关于关中郡姓南迁房支在江左的发展，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以河东柳氏南迁房支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他们在江左的仕途发展与整个雍州势力的兴衰乃至南朝皇权政治的密切关系。张琳《南朝时期侨居雍州的河东柳氏与京兆韦氏发展比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通过比较柳、韦两姓在寓居地与宗族乡里的疏密关系，来研究他们不同的政治命运。对河东柳氏南迁房支在江左发展过程的研究还有两篇硕士学位论文：张玲《河东柳氏东眷及柳恽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1届)和姜晶《南朝时期河东柳氏发展轨迹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4届)。宋艳梅《河东裴氏与江左政治》(《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对南迁江左的河东裴氏发展状况做了详细考察。王爱华《北魏后期南来吴裴与河东裴氏之比较》(《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对北魏时期河东裴氏北归房支和留北房支的婚宦、文化进行了比较分析。王力平《四至九世纪襄阳杜氏家族述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以京兆杜氏南迁襄阳的房支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房支自永嘉乱后南迁襄阳以后政治地位及家学门风发生的变化，以及隋唐时期复归巩洛以后作为侨姓房支在仕途命运和家学家风上的再次转变。

隋唐统一时期，包含关中郡姓在内的士族迁徙问题，关系着士族政治形态的变化和社会变迁问题，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对士族由乡村向城市的迁徙带来的社会变化做了详细讨论。

1980年代以来，中古家族史领域内个案研究的论著数目激增，关中郡姓研究中，除上述对家族移民和移民房支的个案考察之外，尚有许多以世系传承、仕宦兴衰为研究内容的论著。

毛汉光《晋隋之际河东地区与河东大族》(《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2002年)从地方志中墓葬位置的记载，考证追寻裴氏、柳氏、薛氏在河东地区之居住情形及其势力范围，探究这三族在长期紊乱的社会局势中，仍在河东地区具有稳固的居住空间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的原因。同作者《北朝东西政权之河东争夺战》(《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2002年)考察了北魏分裂东西时河东地区之形势，对河东三姓各房支成员的动向做了详细梳理，认为河东三姓主支大部分归向西魏北周，长期与关中政权结合的历史现象是他们被归入关中郡姓的原因所在。

关于河东裴氏，程裕祯《河东裴氏论略》(《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对河东裴氏的由来、兴盛、贡献及其文化品格做了论述。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叙述了河东裴氏的滥觞、崛起、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历史以及裴氏盛衰的原因和独特贡献。卫文革《唐以前河东裴氏墓志丛札》(《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搜集研究6通裴氏出土墓志资料, 与正史对比, 以劄记为体裁, 对唐代以前文献记载的河东裴氏人物、相关历史人物和有关历史事件进行考证, 纠误6处, 补史14处, 证史5处。李献齐《唐中眷裴氏墓志丛释》(《华夏考古》2000年第3期)考释唐代裴氏13方墓志，以纠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史料价值重大。邰三亲《唐代长安河东裴氏的宅第》(《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2辑)对唐代各个时期河东裴氏家族成员的宅第进行了研究。孙丽芬《唐代政治与河东裴氏家族》(兰州大学2011届硕士学位论文)对唐代河东裴氏家族的仕宦发展及政治社会地位进行了考察分析。其他还有对河东裴氏族源、墓志材料做论述的文章很多，不再一一展开。^①

① 河东裴氏的研究文章还有：周庆义《裴氏历史人物记导言——河东裴氏祖源考》(《运城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周征松、高洪山《唐代河东裴氏墓志述论》(《文献》1997年第2期), 周征松《河东裴氏谱牒知见录》(《文献》1992年第4期), 周征松《河东裴氏及其族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李永康、张彩琴《河东士族归入“关中郡姓”考释——以河东裴氏为个案》(《运城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关于河东薛氏，许蓉生、林成西《河东薛氏研究——两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豪强的发展道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1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河东薛氏不同房支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个案研究。刘淑芬《北魏时期的河东蜀薛》(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细致分析了河东蜀薛利用地方势力成功转化为全国性士族的原因。李爱琴《十六国时期河东薛氏西祖支系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对十六国时期河东薛氏发展所凭借的坞壁势力做了详细考察。此外还有以河东薛氏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如侯纪润《河东薛氏研究——以南北朝时期河东薛氏世系房分为主》(陕西师范大学2006届)、孟乐《安史之乱前后河东薛氏南祖房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0届)、李晶《隋唐时期河东薛氏家族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4届)、令狐星《北朝时期的河东薛氏研究》(山西大学2014届)、张晶《中古时期河东薛氏研究》(西北大学2015届)等。

河东柳氏方面，主要有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文物出版社2016年)，其围绕柳氏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等方面考察隋唐时期河东柳氏的兴衰发展，是柳氏家族研究中比较系统完整的著作。

关于京兆韦氏，杨东晨、杨建国《论韦姓宗族的形成和迁布》(《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考察了韦姓宗族的兴起和流播历史；姜春娥《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之郧公房研究》(天津师范大学2007届硕士学位论文)选取京兆韦氏一个房支作为研究对象，探察了韦氏郧公房在婚、宦、学各个方面的特点。王昊斐《论京兆韦氏家族与武周政权》(《乾陵文化研究》2014年)讨论了京兆韦氏在武则天时期的隆盛地位。周伟洲、贾麦明、穆小军《新出土的四方北朝韦氏墓志考释》(《文博》2000年第2期)对出土的韦彧父子等四方墓志内容做了考释说明。戴应新《韦孝宽墓志》对90年春出土的韦孝宽及妻两房墓志全文刊载并做了详细考古分析，同样为京兆韦氏的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通过墓志考察韦氏家族世系、兴衰的还有张蕴的一系列文章：《西安南郊毕原出土的韦氏墓志初考——平齐公房和郧公房成员》(《文博》1999年第6期)《西安南郊毕原出土的韦氏墓志初考——阆公房成员》(《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3期)《关于西安南郊毕原出土的韦氏墓志初考——逍遥公房和李夫人墓志》(《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等。

京兆杜氏的发展研究，首推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6年)，该著对中古时期杜氏家族各个郡望及其房支历史变迁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考察。吕卓民《古都西安——长安韦杜家族》(西安出版社2005年)以家传形式叙述了韦、杜两姓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刘静夫《京兆杜氏研究——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个案研究之二》(《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考察了京兆杜氏的仕宦和婚媾特点。李浩《唐代杜氏在长安的居所》(《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3期)对有关唐代京兆杜氏的居所史料做勾勒整理，认为长安居所的稳定对京兆杜氏中央化、官僚化的过程具有一定影响。王其祎、周晓薇《长安新出隋大业九年〈杜祐墓志〉疏证——兼为梳理隋唐墓志所见京兆杜氏世系》(《唐史论丛》2012年第1期)及《望高天下：隋唐京兆杜氏再考察——以长安新出唐杜氏方夫妇墓志为案例》(《唐史论丛》)从考察杜氏墓志入手，详细梳理隋唐时期京兆杜氏的世系，是对之前京兆杜氏世系研究的重要补充。郑慧生《杜氏家族与杜甫墓志》(《寻根》2001年第5期)探讨了杜氏的偃师墓地、杜甫与杜陵，杜甫的墓葬地等问题。另有齐斌《唐代科举视域下的京兆杜氏家族》(曲阜师范大学2013届硕士学位论文)通过考察京兆杜氏在科举考试中的表现来讨论家族发展问题。

关于弘农杨氏，唐长孺《〈魏书·杨播传〉“自云弘农华阴人”辩》(《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五辑)对杨播房支的郡望问题提出质疑，推测杨播先世可能出于东雍州的杨氏。王永兴《杨隋氏族问题述要——学习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一些体会》(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对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杨隋出自山东寒庶进行了”再次申述。袁刚《杨隋出自山东寒庶》(《文史哲》1999年第6期)则通过爬梳史料，坐实了陈寅恪先生“杨隋出自山东寒庶”的推测。除了辨别郡望出身之外，陶新华《魏晋南北朝弘农杨氏的发展道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对弘农杨氏家族的发展历程做了考察解析；黄宛峰《弘农杨氏、汝南袁氏述评——兼论东汉的累世经学》(《南都学坛》(哲学与人文科学版)1991年第1期)对杨、袁两大显族的形成原因和他们在东汉政治中的不同作用、特点做了比较研究。杨为刚《中古弘农杨氏贯望与居葬地考论——以新出墓志为中心》(《碑林集刊》2009年)从杨氏墓志入手，考察弘农杨氏的郡望与籍贯、居地与葬地的变化，从而分析中古时期士族演变转型的轨迹。王莉娜《汉晋时期弘农杨氏的历史变迁》(《文艺评论》2014年第4期)梳理了汉晋期间弘农杨氏代表人物的家传。吕冠军《从军功贵族到官僚士大夫——弘农杨氏越公房在唐代的发展道路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对唐代弘农杨氏越公房由武到文，从军功贵族转变为以科举入仕的官僚士大夫的转变及家族生存重心的变化做了考察。王庆卫、王煊《隋代华阴杨氏考述——以墓志铭为中心》(《碑林集刊》2005年)、《隋代弘农杨氏续考——以墓志铭为中心》(《碑林集刊》2006年)两篇文章利用新见墓志材料对这一时期内弘农杨氏主要是越公房的人物进行了个案疏证。此外还有以不同时期的弘农杨氏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如马力群《两汉时代弘农杨氏研究》(武汉大学2004届硕士学位论文)、孙大英《汉晋时期弘农杨氏研究》(四川大学2002届硕士学位论文)等。

中古士族要保持显赫不坠的政治社会地位，需要传承、发扬乃至创新家族内的学术门风。学界在对家族兴衰发展史的考察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视对家族文化、家学成就等内容进行研究。

除前文所揭李浩两本著作对关中士族的文学成就做全面整体考察之外，关注关中郡姓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的个案研究论著不断涌现。梁静《中古“河东三姓”文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6届博士学位论文)对河东三姓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家族发展历程、家风家学、家族文学及代表性作家分别进行讨论。张丽《北齐隋唐河东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北京大学2013届博士学位论文)涉及的家族个案包括河东薛、柳。邰三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东裴氏与文学》(陕西师范大学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邰三亲《唐代河东裴氏与文学》(西北大学2011届博士学位论文)及张广村《中古河东裴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山东大学2012届博士学位论文)等学位论文对河东裴氏家族文学创作情况、文献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河东柳氏家族文学也吸引了众多研究目光，李建华《唐代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北方论丛》2012年第2期)讨论柳氏参与并影响古文运动的情况。邓军《唐代柳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西北大学2010届硕士学位论文)、卢春苗《家族文化对柳宗元的影响研究——兼论中唐柳氏家族的文化意义》(南京大学2013届硕士学位论文)也都是针对柳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的个案研究。

河东薛氏的家族文学研究方面有沈文凡、孟祥娟《河东薛氏文学家族传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1期)，文中以史籍记载与诗文流存为依据，勾勒了薛氏文人的生平经历，并评价其文学活动。胡可先《出土墓志与唐代河东薛氏文学家族考论》(《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14年第2辑)通过出土墓志和传世文献的对比印证, 进一步探讨薛氏文学家族的政治兴衰、文化传承和文学成就，他的《薛元超墓志与唐宫廷文学》(《唐代文学研究》第1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研究了北朝以来薛氏文学家族的世系、文学传承与薛元超的仕历。李扬婷《唐代薛氏西祖家族与文学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0届硕士学位论文)讨论的是薛氏西祖房的文学成就情况。

河东三姓的家族文化风尚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文章。周敬飞《独特的裴氏家族文化现象》(《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评述了历代裴氏家族所取得的政治社会文化成就。王永平《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述论》(《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考察了河东柳氏南迁房支家族门风的主要特征及其变化轨迹；李红《唐代河东柳氏家族文化述略》(《晋阳学刊》2006年第2期)论述了唐代河东柳氏在史学、文学、书法方面的成就和注重礼法、耿直忠正、直言善谏的家风。

关中郡姓中的京兆韦、杜与弘农杨氏也是中古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研究的重点。王伟《唐代关中本土文学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对包括韦杜等在内的关中本土士族的文学成就做了详细考述。王伟《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对京兆韦氏家族历史、隋唐时的政治地位、家族文化、科举、婚姻、文学创作与接收情况、文学交往等进行了全面分析与宏观把握，被认为是唐代士族研究的范本。孟祥娟《隋唐京兆韦氏家族文学论考》(吉林大学2010届博士学位论文)则对韦氏家族的九大房支分别考察，对韦氏家族百余位文人进行生平考证、作品勾稽和成就述评。胡可先《出土文献与唐代韦氏文学家族研究》(《文学与文化》2011年第3期)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对韦氏家族文学进行考证和论述，认为韦氏家族文学表现出明显的士族风尚。汪士辉《唐代士族家学研究》(武汉大学2011届博士学位论文)也论及了京兆韦氏的文学表现。

弘农杨氏的家族文学研究也颇受关注，胡可先《杨氏家族与中晚唐文学生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结合新公布与新出土的墓志探讨中晚唐时期颇盛的杨氏家族，与文学发展的政治背景、社会因缘、地域环境等之间的密切关系。林家骊、郑国周《论隋代弘农杨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考察了隋代弘农杨氏逐渐成为文坛中坚的历史文化背景。王伟、孟子勋《唐代弘农杨氏家族文学创作考论》(《文艺评论》2014年第4期)从弘农杨氏家族的著述及其家族文学创作概况两个方面对唐代弘农杨氏的文学创作情况做了考察。近些年对弘农杨氏家族文学研究特别为一些青年学者关注，围绕弘农杨氏从汉代至唐代的文学成就，出现了一系列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如田彩霞《两汉弘农杨氏家族文学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1届硕士学位论文)、胡舒依《汉魏弘农杨氏家族文学研究》(西北大学2012届硕士学位论文)、郑国周《弘农杨氏与隋代文学研究》(浙江大学2012届博士学位论文)及孟子勋《唐代弘农杨氏家族文学研究》(陕西理工学院2012届硕士学位论文)。龙体钦《关中士族性质的演生变迁——以弘农华阴杨氏为例》(《理论前沿》2013年第7期)讨论了弘农杨氏在汉唐期间家风家学的发展变化。林凡《北魏弘农杨氏家族之政风、家风再评点》(《科教文汇》(下旬刊)2007年第8期)认为弘农杨氏廉洁奉公、清白传家的政风与家风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从上文所列著作文章来看，关中郡姓的研究已在多个方面得到推进，但同时也有些许不足，并且仍有许多有待深入拓展的研究空间。

首先，整体研究欠缺。关中郡姓是具有共同地域环境、政治内涵和精神特质的一大族群，不仅在隋唐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已具有许多共同特征：经学传家、立身俭素；固守本土、宗族强大；南迁房支共居边境、同以军功自效等等。柳芳《氏族论》所称“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正是对他们自魏晋以来长期形成的共同特质的总结。而从上文的研究回顾来看，学界对关中郡姓的整体性研究多限于隋唐以后，且选题较少，成果不多，并没有对这一士族群体类型的特征探究清楚。而且，隋唐时期这一群体的隆盛地位源自魏晋南北朝时期连绵不绝的发展，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一定要把握他们连续性的发展过程，探索这一过程中的延续与变化。正如侯旭东所指出的，作为一地域集团，还应关注其“构成的特点、构成原则、前后有无变化、地域性的发展与转变、地域性背后所显示的同乡、从龙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关系在帝国体制中的作用等等”^[2]。而且，对这一群体的深入研究属于学人提出的士族研究的中观角度，可以在避免宏观、微观研究的弊端之余对升华开拓出更广阔的空间。^[3]

其次，个案研究程式化严重。关中郡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南北东西各个政权，曾依违往复于家乡和迁入地之间。目前的个案研究多限于某个政权或某个地域，缺乏对这些家族在不同地域背景下的联系和比较研究。而且在研究内容上，正如陈爽多年前指出的那样：“跑马圈地式的个案研究论文，满足于低水平的简单重复。个别低水平的研究论文仅仅是某一家族的材料长编。”^[4]并且在对家族的兴衰沉浮的考察方面侧重探讨家族内部因素，不注重考察家族内外的各种人际关系网络。

再次，社会学方法运用不足。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个案研究，学界在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上多体现在以婚宦论士族方面，缺乏对社会的全景描述，对家族与地域社会文化的联系研究还比较薄弱。家族发展与地域社会联系密切，关中郡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几经辗转，地域的转换对他们的家族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他们的迁移也对乡居地、迁入地的地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如果能从“地域社会论”角度关照关中郡姓的研究，将会有更多有价值的研究发现。

总之，与吴姓和其他地域集团相比，关中郡姓的研究薄弱之处尚有许多。正如范兆飞《中古地域集团学说的运用及流变——以关陇集团理论的影响为线索》一文强调的：“地域集团中的人物关系、角色认同及身份变迁，亦应引起充分关注。”^[5]笔者浅见，对关中郡姓的整体性研究在时间和空间范围上都应该得到拓展。时间上应该注重深入关中郡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历程的宏观研究；空间上则应深化和拓展仕于南北东西各个政权下的关中郡姓的比较研究。研究内容上有待丰富的课题还有很多，关中郡姓与侨姓、吴姓的关系；关中郡姓几大家族之间的关系；关中郡姓的家学门风、宗族关系、宗教信仰；关中郡姓共同精神特质的形成；关中郡姓对迁入地、迁出地的经济文化影响；关中郡姓侨支与主支的比较研究；关中郡姓与山东郡姓的比较研究等等。这些课题如果能得到切实开展，将不仅深化对关中郡姓的认识和理解，而且有助于丰富中古家族研究的内容，为理解和把握魏晋南北朝历史特征增添新的有益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