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最困难的莫过于抉择，因为人生的路最关键的就那么几步，抉择不同，结果会有霄壤之别。对于主宰历史进程的人来说，要么青史流芳，要么遗臭万年，这是关乎名节的大问题。孔子说：“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1]161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2]225生命于人是最宝贵的，因为生命无法复制，不能再生，死亡是最令人恐惧厌恶的，人人都希望避而远之，贪生怕死是人的本能，但是，在一些关键时刻，却有人大义凛然，抛洒热血，决然赴死。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了一系列当道义和生命不能两全时义重于生、舍生取义的贤者、士君子、烈丈夫，他们在风霜剑雨严酷相逼时的人生抉择，既体现了慷慨面对的担当意识、责任感和使命感，又体现了善于自全的人生大智慧，他们的抉择，凛然生威，既让人高山仰止，又是给今人提供可资学习的典范。

一、 生死关口的道义 (一) 麑义不杀赵盾

麑在《吕氏春秋·过理》中记作沮麛，在《汉书·古今人表》中记作麛，而刘向在《说苑·立节》中则又作之弥。《史记集解》引贾逵曰：“晋国力士。”麑是晋国著名的大力士，是被晋灵公委派去刺杀赵盾的人。《史记·晋世家》这样记述：

十四年，灵公壮，侈，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灵公怒，杀宰夫，使妇人持其尸出弃之，过朝。赵盾、随会前数谏，不听；已又见死人手，二人前谏。随会先谏，不听。灵公患之，使麑刺赵盾。盾闺门开，居处节，麑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3]1673

晋灵公 (公元前620—前607在位) 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暴君，荒淫无度，滥杀无辜，其行为的荒唐令人匪夷所思。有两个很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一是在公元前607年，作为一国之君的晋灵公，修建了华丽的宫墙，在高墙上用弹弓打下面的行人，以此取乐；第二件事是让厨师给他烹调熊掌，晋灵公认为厨师没煮熟，杀了厨师。赵盾、随会等大臣先后进谏，但晋灵公不但置若罔闻，而且为避免再听逆耳之言，干脆派刺客麑去行刺赵盾。

麑潜入赵盾家，此时天色未明，赵盾打开了内室的门在等待去上早朝。内室乃燕私之处，是一个人行为举止最放松最私密的地方，但麑看到的赵盾，举止庄重有操守，很有君子之风。一个人是不是真君子，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才是真面貌，故“君子慎独”。《史记》在这里省略了很多细节，麑是通过什么判断出赵盾是一个忠臣呢？梁玉绳《史记志疑》曰：“门开、处节，何以为忠？考麑见盾‘晨辟寝门，盛服将朝，坐而假寐’，故叹其‘恭敬’，此《左传》也。又见盾‘闺门无人，且食鱼飧’，故称其‘易而俭’，此《公羊传》也。史公牵合两《传》，割裂不明耳。”^[4]2661《左传》《公羊传》补充了这些细节以后，麑对赵盾人品的判断就不是凭空臆测，而是见微知著，有事实依据。麑虽是一介武夫，但他有思想、有正义感，他实在不愿意一个真正的君子死在自己的刀下。可是，君王交给自己的使命没有完成怎么办呢？艰难的选择摆在麑面前：杀忠臣，自己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留下千古骂名；违抗君王之命，当不了忠臣，很可能人头落地。既然不能两全，留给自己的路就只有一条，以死明志。于是，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杀，触树而死。

《左传》的写法更文学化，写了麑的一段自白：“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5]431便一头碰死在门口的槐树下。

麑用自己的死，践行了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内核，彰显了仁人志士的信义观。

(二) 刺客豫让的凛然恩仇

公元前453年，晋阳之战中，赵襄子联合韩、魏，共反智氏，灭了智伯，韩魏赵三家分晋。智伯被灭以后，赵襄子由于过去与智伯积怨甚深，把智伯的头盖骨油漆以后作为“饮器”。“饮器”是个什么东西？有人说是喝水的杯子，有人说是撒尿的夜壶，总之，赵襄子用这种辱尸的行为发泄心中的愤怒。智伯生前对豫让十分尊宠，看到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智伯结局如此悲惨，在豫让的心中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此，豫让的一生就与复仇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他的复仇之旅却走得异常艰辛。

改名换姓，变身为囚，第一次行刺失败。《史记·刺客列传》这样记述：

(豫让) 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3]2519

漆身为厉 (lai癞)，吞炭为哑，为第二次行刺做准备：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3]2520

埋伏桥下，第二次行刺失败：

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3]2521

为了复仇，豫让无所不用其极，先是改名换姓，化妆成囚犯，到赵襄子家服苦役刷厕所，没想到被赵襄子识破了；既然自己已经被赵襄子认识了，再去复仇就有困难了，于是，豫让采取毁容的方式，用生漆将全身腐烂，用生炭把自己嗓子变哑，以至于走在路上，连自己的妻子都没有认出来。为复仇把自己弄得如此惨烈！有没有更便捷的行刺方式呢？有。委身投靠赵襄子，再要报仇易如反掌。

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

但豫让有自己为人行事的准则，如果投靠赵襄子，那就是赵襄子的臣子，既然已经是别人的臣子，又想着去杀人家，那就是对君王不忠，心怀二心。因此，豫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偏偏要选择一条艰辛的路，就是要让那些为人苟且、变通圆滑，为臣朝秦暮楚的人愧立人世。

虽然，豫让到死也没有杀掉赵襄子，但两个人的所作所为都在历史长河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赵襄子成人之美，为了豫让了却为主复仇的愿望，把自己的衣服交给豫让，让豫让刺了三剑；豫让想为自己的主子智伯复仇，已尽人力，奈何天意让他一次次失败，但他的忠诚，他的义气，感动了要被他所杀的赵襄子，赵襄子成全了他为名节而死的道义。表面看来，这两个人是多么让人不可思议，杀人者和被杀者在“忠义”这个节点上达成了默契，他们是让壮士扼腕、志士垂涕的真君子。

司马迁笔下这类深明大义，公而忘私的英雄人物很多。比如，楚平王寡廉鲜耻，强夺太子之妻，囚禁伍奢，为杜绝后患，派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司马奋扬也是斗胆违抗君命，派人给太子通风报信；又比如刀下留袁盎的无名氏，梁王刘武想成为皇位的继承人，袁盎冒死进谏，得罪了梁王和窦太后。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行刺袁盎。刺客到关中以后，不断向人了解袁盎，听到的都是对袁盎的君子之风赞不绝口。于是这位刺客面见袁盎，对他说：“臣受梁王金来刺君，君长者，不忍刺君。然后刺君者十余曹，备之！”不杀君子，不杀长者，体现了这位刺客的光明磊落，而且给袁盎再三提醒，要做好保卫工作，我不杀你，不代表别人不杀你。当然，袁盎后来还是没有逃脱梁王的刺杀，这是后话。但司马迁笔下的这些人物却构成了一个仗义轻生、舍生取义的人物群像！

二、 极权压制下的生存智慧 (一) 优孟妙语止昏暴

《史记·滑稽列传》这样记述优孟：

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席以露床，啖以枣脯。马病肥死，使群臣丧之，欲以棺椁大夫礼葬之。左右争之，以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优孟闻之，入殿门，仰天大哭。王惊而问其故。优孟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礼葬之。”王曰：“何如？”对曰：“臣请以雕玉为棺，文梓为椁，楩枫豫章为题凑，发甲卒为穿圹，老弱负土，齐赵陪位于前，韩魏翼卫其后，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王曰：“寡人之过一至此乎？为之奈何？”优孟曰：“请为大王六畜葬之。以垅灶为椁，铜历为棺，赍以姜枣，荐以木兰，祭以粮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肠。”^[3]3200

楚庄王贵马贱人，自己的爱马因吃得太好，得肥胖病而死，楚庄王如丧考妣，下令以大夫的级别礼葬，左右的文武大臣都觉得此举荒唐之极，但楚王下了死令：“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在集权专制时代，君王一言九鼎，正如韩非子在《说难》中所言，君王的脖子下面也像龙一样，有七寸逆鳞，谁要是不小心碰触逆鳞，惹得龙颜大怒，就会脑袋搬家，因此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一般人只有噤若寒蝉。但优孟有胆有识，口才超群，“冒主威之不测，言廷臣所不敢，谏匡正”^[6]694, 轻轻松松就将矛盾化解。优孟用的什么方法能使讽谏成功呢？从逻辑推理的角度，优孟用的是典型的归谬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其荒谬昭然若揭，然后自明其误妄。

优孟是一演员，演技超群，为了抓住楚庄王的注意力，一进楚宫殿，仰天大哭，让楚庄王大吃一惊，忙问缘故。优孟说，我们楚国幅员辽阔，国力雄厚，大王的爱马死了，您只是以大夫之礼下葬，太掉份子了，应该举行国葬！不仅棺椁陪葬之类享受国君级别，而且还要通知各国外交使节都要前来吊丧，让天下人都知道在您的眼里，马的地位多么尊贵，人的地位多么卑微！通过优孟这一番漫画式的剖析，楚庄王自己都不好意思，“寡人之过一至此乎？为之奈何？”最后，优孟建议，用铁锅，用香料，把马煮了，葬在人的肚子里面。

去说君王不乐意听的话，很多人都是抱着丢官弃爵、抛却身家性命去说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对于有生存大智慧的人来说，良药不必苦口，忠言也不必逆耳，优孟就是这样，在插科打诨之中，将一场君臣之间剑拔弩张的抗衡聪明地化解了。

(二) 栾布凛然申正义

刘邦倚重韩信、彭越、黥布等一批大将取得灭秦及灭项的胜利，建立了大汉帝国后，对当初的功臣就不放心了，采取各种借口诛杀功臣。公元前196年，韩信、彭越、黥布先后被杀，前后相差仅几个月的时间，被杀的原因都是谋反。韩信被夷灭三族，彭越被枭首示众，剁成肉酱，熬成肉汤。刘邦还下令：“有敢收视者，辄捕之。”栾布与彭越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多年的知交。彭越被杀之时，栾布奉彭越之命出使齐国，回到梁国以后，栾布先在彭越的人头下禀报公事，汇报自己出差工作完成的情况，汇报完毕，栾布就开始大放悲声，哭悼彭越。栾布之所以敢顶风抗命，一是基于跟彭越深厚的感情，二是出于对彭越深深地信任。他明白，所谓的谋反，不过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何其冤哉！无论是出于情谊，还是出于道义，栾布都不可能在强权面前当缩头乌龟！彭越的行为立刻被报告给刘邦，刘邦召来栾布，骂栾布：“若与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独祠而哭之，与越反明矣。趣亨之。”面对下油锅的酷刑，栾布沉着镇定，对刘邦说:“愿一言而死。”得到刘邦允许后，栾布慷慨陈词：当初你刘邦被围困在彭城，败走荥阳、成皋之时，由于彭越驻守梁地，与汉军联合打项羽，此时此刻，彭越是最有权重的，他若站在项羽那边，得天下的就是项羽；他若站在您那边，得天下的就是汉王您，而彭王是义无反顾站在您这边。垓下之战，如果没有彭王，项羽也不可能灭亡。现在天下已定，陛下一征兵于梁，彭王因为身体有病，您就怀疑他谋反，他谋反的证据在哪里？您这样苛责于人，我只怕功臣人人自危。现在彭王已死，我生不如死，请您赶快架油锅，我死而无憾！

栾布这一番话，说得刘邦哑口无言，于是赦免了栾布，而且拜栾布为都尉。其实，栾布是被逼到绝境之中的急中生智。其一，他明白刘邦的个性，这个时候摇尾乞怜，不但得不到宽宥，反而会被刘邦看轻。杀死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当权者看来，“与蝼蚁何以异？”既然如此，还不如铤而走险，死之前说个痛快。其二，栾布的话，句句在情，句句占理。他说的事实无可争辩，刘邦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得不有所畏惮，三思而后行，放了栾布，至少还可以给自己留下一个能察纳雅言的圣明君王的印象。因此，抱定视死如归大无畏气概的栾布反而凭着自己有理有节、有胆有识的言行，既保全了自己，又成就了英名，也赢得了司马迁的赞赏，“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三) 游侠朱家救季布

季布是项羽手下的一员猛将，楚汉相争之时，曾多次将刘邦打得狼狈不堪，项羽被灭以后，刘邦重金悬赏逮捕季布，而且下令，谁敢窝藏季布，将被灭三族。季布先是躲在濮阳一周姓人家，眼看抓捕的人马上就要到了，周氏自觉无力保护季布，于是给季布建议，把季布作为奴仆卖给朱家，于是乃“髡钳季布，衣褐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季布算得上大丈夫，能伸能屈，一个在战场上呼风唤雨的盖世英雄，现在却被作为奴隶售卖。朱家的所作所为更是让人景仰，其让人感动的地方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朱家明知道所买的人是季布，更知道刘邦已昭告天下，窝藏季布，夷灭三族，可他依然冒死触犯天条把季布买下来了。其二，给予季布最大的尊重。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当别人落难的时候，一般的人能够不落井下石，已然不错了，更有甚者，极尽凌辱践踏之能事，比如《韩长孺列传》中的狱卒田甲，韩安国下狱，田甲百般欺凌，韩安国说：“你就不怕我将来死灰复燃吗？”田甲说：“你如果死灰复燃，我就撒一泡尿把你浇熄！”田甲类的典型小人何其多也！但朱家是君子，他将季布买回后，告诫自己的儿子说：“田事听此奴，必与同食。”让儿子什么事都听从季布的，生活待遇跟他自己一样。其三，凭借出色的口才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朱家有理有据地说服了汝阴侯滕公夏侯婴，保全了季布。朱家主要说了三条理由：首先，战争时期，两主相争，臣子各为其主，季布为项羽卖命，这是他的本分，正如《战国策·齐策》所言：“跖之狗吠尧，非贵跖而贱尧也，狗固吠非其主也。”其次，刘邦如果凭一己私怨，打击报复对手的部下，这是向世人展示自己心胸狭隘。再次，如果把这些英雄逼到无立锥之地，他们一定会逃出国境，投奔胡越，这不是将英雄拱手送给敌手吗？伍子胥鞭尸楚平王就是活生生的历史教训。朱家的话句句在理，夏侯婴知道朱家是大侠，已经猜到季布藏匿在朱家家里，但并不点破，还是答应了朱家，去刘邦那里做说服工作。夏侯婴找了个机会，给刘邦分析了利害得失，最终让刘邦赦免了季布，并拜季布为郎中。朱家救下季布以后施恩不图报，季布为官之后，朱家终身不再见季布。“施惠勿念，受恩不忘”，这是古人教导我们的为人行事的准则。所有的人既欣赏季布能摧刚为柔，也敬佩朱家对落难英雄的援手相助。凌稚隆引程一枝曰：“‘季布摧刚为柔’，乃子长妙心所发，言外有别旨。”^[4]5111司马迁对季布的摧刚为柔和朱家的拯人于困厄之中的风姿神韵一咏三叹，极见太史公对两人珠联璧合事迹之赞叹。

三、 古君子的相与之道

《史记》是一部英雄人物的群雕，因此，感天地、泣鬼神的人物实在太多，当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阅读《史记》之时，从中吸取的精神养分就像涓涓泉流，永不枯竭。

(一) 堂堂正正，明人不做暗事

当豫让第一次行刺赵襄子，被捉，二话不说，明明白白告知：“欲为智伯报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大不了就是人头落地，既然选择了复仇，就注定是在刀尖上行走，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因而，简单的一句话，铁骨铮铮，掷地有声。

(二) 人格的敬重，以义为先

麑宁愿死，也要放下君王命令他刺向赵盾的屠刀，原因无二，赵盾是忠臣，是正人君子，赵盾让他敬重。豫让要行刺赵襄子，被赵襄子活捉以后，面对一个要取自己性命的刺客，赵襄子说：“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赵襄子不杀豫让，就因为他忠于旧主，是天下之贤人，即便这位旧主是自己的死对头，赵襄子也高风亮节的放了豫让。

(三) 士为知己者死

理想的君臣关系不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而是君义臣忠的双向关系，故“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豫让在智伯之前，曾经在范氏、中行氏手下做事，可当范氏、中行氏被灭，豫让并没有替他们复仇，而在智伯被灭以后，他却宁愿抛却身家性命，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智伯复仇，就连赵襄子也气不平，数落豫让，豫让给出了他行事前后迥异的根本原因——智伯对他有知遇之恩。

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3]2521

众人，就是普通人；国士，就是一国之中最杰出的人才。因为范氏、中行氏把他当作普通人，所以他就寻常地对待他们，而智伯是把他当国士一样礼遇，所以他也得像个国士一样回报智伯。这就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人敬我，我恒敬之。司马迁的这段史料与《吕氏春秋·不侵》篇内容大同小异。

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当蒯通劝韩信背叛刘邦自立为王，三分天下的时候，韩信拒绝的言辞也差不多，意思是刘邦对他恩重如山，饭拿给他吃，衣拿给他穿，车让给他坐，对自己的衣食父母怎能背信弃义呢？这就是我们几千年的优良的文化基因，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恩怨分明，了然于心。

(四) “士”的精神品格：以忠事君，以义交友

司马迁撰写《刺客列传》一定参照了《吕氏春秋》，在《吕氏春秋·王道》篇里，写赵襄子游于囿中，走到一座桥上，马不肯前进，青荓为骖乘，到桥下搜捕，看到了豫让，豫让呵斥青荓，说：“去！长者吾且有事。”青荓说：“少而与子友，子且为大理，而我言之，是失相与友之道。子将贼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为可。”摆在青荓面前的是个两难选择，自己的朋友豫让要干大事，如果自己去告发，就失去了朋友交往的准则；但自己朋友要杀的人是自己的国君，如果自己听之任之，就失去了为臣之道。怎么办呢？青荓别无选择，只有选择自杀，成全自己的名节。对于士君子而言，人生天地之间，节操、信义必须放在首位，不能失人臣之节，不能废交友之道，这是长存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

《史记》被张大可先生誉为“国学的根柢书”，也是一部人伦的教科书，尤其是在我们重拾文化珍宝、重树文化自信、重新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的当代，重读经典，接受古君子精神的沾溉，将给我们筑起一个宏伟的精神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