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增祥，字嘉父，一字云门，号樊山，别署樊山居士，晚号鲽翁，自称天琴老人^①，湖北恩施人，生于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朔日(1846年12月18日)，卒于民国二十年正月二十六(1931年3月14日)，为清末民初著名诗人、学者、官僚，其学术、政见均脱胎于体制内，在波谲云诡的时局中，虽饱有争议，仍不失为守成型务实官员，其治民莅事的经验，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① 樊氏字号颇多，诸如樊增、樊僧、樊嘉、蝶霜、鹅溪老人、牟珠簃主、天隐老人、湘烟阁主、无病居士等；室名堂号有东园、镜烟堂、画妃亭、微云榭、身云阁、晚晴轩、香溪草堂、东溪草堂、萝溪书屋、双红豆馆、五十射麝斋等，见杨廷福、杨同甫编《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增补本)》(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60页。

一、樊增祥入仕及治县经历 (一) 樊增祥的出身和入仕前经历 1 将门之后，家道中落

樊增祥出身武将世家，“兜鍪七叶，聿开金彗之祥；棨戟一门，并致绯鱼之贵”^②，其六世祖樊廷，为乾隆年间名将，本籍甘肃武威；自祖父樊从典始，改籍湖北恩施，父樊燮，任湖南永州镇总兵，署理湖南提督，官正二品，后因官场倾轧而得罪^③，家道至此中落。

② 参见樊增祥《樊山文集》，广益书局民国二十五年版，第87页。

③ 樊燮之罪有二，先是有违例之举，而遭湖南巡抚骆秉章弹劾，见《参劾永州樊镇违例乘舆私役弁兵折》《查明已革总兵劣迹有据请提省究办折》及《骆秉章自叙年谱》等，均收进沈云龙主编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后又卷入与左宗棠的互控案，见贾熟村：《对樊燮控告左宗棠案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及刘江华：《从清宫档案看左宗棠樊燮案真相》(《紫禁城》2012年第7期)。获罪背后的深层原因，可参考杨国强《军功官僚的崛起和轻重之势的消长》，《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2 肩膺父命，考取功名

为重振门庭，樊父家教甚严，“日坐斋中督课，属文每数行必取阅，阅必数数诃骂，盖望之过深也”^[1]653，这段经历，后来被刘禺生附会为，“樊燮革职返乡后，书耻辱牌置之于祖宗神龛下侧，令增裪、增祥两兄弟咸服女衣裤，命考秀才进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点翰林，则焚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2]44，此说得之于道听途说，又羼入个人成见，实在不足为凭，有辱人格，笔者在此不得不为樊增祥正名。

光绪三年(1877)，樊增祥中丁丑科二甲进士，入翰林院。光绪五年(1879)，由于交涉中俄边界及伊犁归属事宜的特使崇厚颟顸自愎，致使丧权辱国，朝堂之上，一群被称为“清流”^①的翰詹科道，纷纷交章弹劾；樊增祥厕身其中，六年(1880) 正月奏《奏崇厚使俄违训越权请亟正典刑折》^②，言辞剀切，书生意气，因此触怒权贵，在五月的庶吉士散馆试中，仅位列二等三十名^③，最终外放。

① “清流”之谓，正史、笔记中不绝如缕，《清史稿》中有“清流党”“翰林四谏”，刘体智《异辞录》、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等笔记亦多记述，研究专著有辜鸿铭《清流传：中国的牛津运动》，及今人王维江《“清流”研究》、杨国强《晚清的清流与名士》等。

② 王彦威纂辑，王亮编，王敬立校《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总第348页。

③《樊樊山集叙》云“时俄事方棘，言者蜂起，先生亦有所论列，当轴弗善也，试列二等”，见樊增祥著，涂小马、陈宇俊校点《樊樊山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9页。

(二) 樊增祥在陕西各县的实绩 1 辗转各县，兴废除弊

光绪七年(1881) 父殁，樊增祥回乡守制，十年(1884) 选陕西宜川知县，由此起步，开启之后三十年的地方官吏生涯。光绪十一年(1885) 九月调醴泉知县，两月后署理咸宁知县；十二年(1886) 四月，以“年富力强，才识明敏，办事勤能”，调补省会首邑长安知县，七月又调署富平知县，“一岁几更，四易其地，劳形案牍，掌笺幕府，身先群吏，并用五官”，任上禁种罂粟、清丈复荒、禁卤滩利、重兴乡校、续修县志等，皆通达利病，颇具政声。

2 渭南六年，审谳公断

光绪十七年(1891)，樊增祥宰邑渭南，属冲烦疲难之要缺，上任伊始，就决心清理积案，惩办讼棍；任职六载，“为政尚严而宅心平恕”^④。尤以审谳公断著称，“听讼明决，片言折狱，闻者悦服。所为判辞，庄谐并茂，敏妙中窍，远近争传诵，脍炙人口”^[3]2，余诚格曾有一段樊增祥审案现场的描述：

④ 苏全有总结樊山施政风格为尚实、重情、灵活、渐变、重才，见《从〈樊山政书〉看樊增祥的施政风格》，《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9页。

每听讼，千人聚观，遇朴讷者，代白其意，适得其所欲言。其桀黠善辩以讼累人者，一经抉摘，洞中窍要，皆骇汗俯伏。不得尽其词，乃从容判决，使人人快意而止……于家庭衅嫌，乡邻争斗，及一切细故涉讼者，尤能指斥幽隐，反覆详说，科其罪而又白其可原之情。直其事而又挞其自取之咎，听者骇服，以为炯察而得实。^[1]2027

樊增祥在渭南任上共审结三千余案，判牍汇称《樊山判牍》《樊山政书》，当时已有数千部流布人间，直到民国，仍是律学必读，“引经断狱，案无留牍，往往与文明法律互相发明，圜情观德……矧际司法独立、改良裁判之时，法学人才亟待养成，倘能循兹途辙，实地研究，则虽此编为法官树之鹄焉可也”^⑤；他的判词，没有老幕滑胥的陈腐刻板，而兼具文学性，“其所治判牍，以仲由折狱之长，杂以曼倩诙谐之笔，妙解人颐，争相传诵”，沈曾植誉其“古今政书虽夥，求其切情入理、雅俗共喻者，舍樊山外盖尟”^⑥。

⑤ 参见《樊山判牍》正编序言，大达图书供应社，第2页。

⑥ 参见《樊山判牍·续编序》，广益书局民国元年版，第1页。

二、樊增祥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态度 (一) 护教正学，反对维新

光绪二十二年(1896) 五月，陕西布政使张汝梅以“学优才长，器识渊闳”，向朝廷举荐樊增祥。张藩台的考语，使他的政声得到传旨嘉奖，此时他在渭南县令任上已满六年，符合晋升的标准^⑦，于是第二年(1897)，樊增祥计荐入京觐见^⑧。入都后，樊增祥常出入荣禄、王文韶府，以其聪明练达，赢得大僚信任。经枢臣奏保^⑨，十一月初一，谕旨准樊增祥卓异，加一级^①，回原任候补擢升。

⑦ 州县官晋升，或按现职任期届满来定，或在某些情况下于任期届满前给予。在前一种情形下，要求晋升之前在一地任职达五年以上。

⑧ 清制，外官三年期满考课，称大计“考察政绩之成与不成，以行朝廷黜陟之大法”，地方官逐级考核贤愚与否，由府填注考语入册，送道转呈藩、臬覆考，再由抚、督四级会同造册，上达吏部，考以四格“才、守、政、年”，纠以八法“贪、酷、罢软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见常越男《清代考课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194-202页。

⑨ 十月十七日，已经升任山东巡抚的张汝梅在拜见翁同龢时，仍推许樊增祥等守令，见《翁同龢日记》总第3057页。

① 才守俱优者举以卓异，乃大计中最高一等，受此者例有升迁；加一级等于记四次功。参考《清代考课制度研究》第205-234页。

樊增祥在京期间，正是戊戌年维新思潮暗流涌动之际，他与盛昱、王懿荣、端方、柯劭忞等意园学人^②借探讨金石字画之名，以捍卫正统儒学为己任，抵制康有为托古变法，视其所依傍的公羊学为“妖狂”的异端邪说；将新政举措如汉字切音方案^③讥为“仓书欲变蟹横行”，批评裁撤詹事府为“今废丞庶官，邢刘谁品目”等；径言新学为“服妖”“怪书”，借《说苑》中“国有五寒”之“不治内而务外”之典，比喻遽学西方的危险，哀叹“百年世事岂胜悲，诸夏堂堂苦用夷”的危机。诸如此类表述，已然由学术的分歧，引向政治的分野，暴露出樊增祥虚骄自蔽的保守性。

② 内藤湖南《盛伯熙祭酒》《盛伯羲遗事》，见《内藤湖南全集》第七卷，东京筑摩书屋第96页。内藤氏文曾由吉川幸次郎汉译，更名为《意园怀旧录》，收入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

③ 指在不废除汉字的前提下，加上罗马字母或速记符号注音，有点类似日语假名。见汪林茂《工具理性思路下的清末文字改革运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34-41页；汪林茂《清末文字改革：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上下)》，《学术月刊》2007年10、11期；时世平《救亡·启蒙·复兴——现代性焦虑与清末文字救国论》，《南开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79-88页。

(二) 庚子事变，委曲求全

光绪二十六年(1900) 五月，就在义和团的迷狂蔓延京城时，樊增祥辞荣禄幕，究其原因，《申报》记述：“此次北省拳匪之乱，荣仲华中堂力主剿洗，前后力陈者七次。及各使馆危在旦夕，又与庆邸暗中设法保全，得以至今无恙，维持大局，中外皆知。唯以端邸及徐、刚诸臣，气焰熏天，以致势成孤立，日历艰虞之境，如坐针毡。幕下诸僚，次第畏祸星散，樊云门观察增祥向推幕府领袖，中堂颇垂青焉。不意五月之杪，即请假出都，已携眷拥装安抵长安珂里矣，真如古所谓明哲保身者哉。”^④暗讽樊增祥畏祸先逃。樊增祥则在自叙中辩解：“都下奇变，搆衅西邻，似典午之阽危，甚扬州之妖乱，乃献书府主，潜备西巡，愿效前驱。”两方解释都是事后说法，而最直接的证据，是樊增祥临行前留下的《留别府主》，其中“才难济变行归矣，心欲酬知奈老何。愿洗甲兵终不用，盼公双手挽银河”，意指自己无力应对危局，只得归去，并希望避免战乱，这就涉及樊氏对此次运动的态度。

④ 《申报》1900年8月22日载文。

就荣禄而言，他对待义和团，唯慈禧马首是瞻，起初奉命弹压，后来变剿为抚；对洋人交涉，则态度隐晦，表面讷言，实则主攻^⑤，但当列强逼近京师时，他又变计言和，首鼠两端。而樊增祥的好友袁昶、许景澄等在朝堂之上力主剿拳，反对擅启外衅，袁曾致函樊，劝荣“先清城匪，再图外匪，急救之法，不识能俛采刍末否”^[5]338；并多次与樊略商；许亦请樊向荣禄说项，节制董福祥的甘勇联拳灭洋，并设法影响慈禧等人改变策略。樊增祥应该有所进言，可惜无济于事，所以才萌生退意，返回陕西。

⑤ 荣禄进宫，语洋人调兵要挟，请归政光绪事，慈禧触怒，遂启战端，但据袁昶记载“外部佥言此次调兵系为保护使臣，助剿乱民，断不干预中国政治家法”，见《乱中日记残稿》，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340页。

三、樊增祥思想的渐进式转型 (一) 意识转变，渐趋新学

光绪二十四年(1898) 闰三月廿五日，陕西巡抚魏光焘保举樊增祥“学问淹通，办事精敏”^[4]191；六月初二，直隶总督荣禄以“学问优赡，志节清严”^[4]168举荐其充司道之选，由七品直升四品；七月廿八日，农工商总局大臣端方以其“蔚然通儒，亦精吏事，善持雅操，慈惠之师”^[4]171，作为通达时务者举荐，军机处当廷拟旨，预备召见。这时正是戊戌政变的前夜，帝后两党即将公开决裂，樊增祥积极向慈禧阵营靠拢，“炼石娲皇御紫虚，一时新政改荆舒”，由此入仪鸾殿召对，两宫垂询时政甚悉，博得“廉明有威，能达治理”的赞誉。光绪二十五年(1899)，樊增祥奉旨开缺，以道府存记参荣禄武卫军事，在京期间，接触张之洞的《劝学篇》，逐渐扭转了僵化的头脑：

弃捐周礼用西儒，许郑全祧况陆朱。明道岂非吾辈事，麾金多买学堂书。

变法临川意可哀，只缘奔走少人才。如今有意超流俗，速检三司条例来。^[1]2026

在不悖孔孟之道的前提下，以新学济旧材，对戊戌变法的态度也有所缓和，表现出振作维新的意图，他明白，变革是必然的，也是艰巨的，“昨非未必今真是，退易须知进转难”^[1]2012，而中体西用“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得以保名教”，是调和新旧、中西的唯一要诀。

(二) 参预戎机，痛定思变

庚子、辛丑年间的丧乱，彻底暴露出统治阶层因昏聩迷信而导致国家的空前灾难，作为一名有担当的务实官员，樊增祥怎能不痛定思痛？当时他在护理陕西巡抚端方幕中，值两宫在西安避难，“时荣禄主军机，王文韶、鹿传霖掌枢要，每次召见，须请樊增祥传话，否则莫知底蕴也”^[6]187。樊增祥成为权臣的心腹，开始参与核心政治，光绪“罪己诏”即由其撰写“诏书哀痛拟兴元，当笔亲臣胜陆宣”。十一月二十四日，樊增祥补授皖北凤颍六泗道，暂留行在，“慈圣谕府主(谓荣禄)曰‘自今机要文字，可令樊增祥撰拟，仍当秘之，勿招人忌也’”^[1]256，时人评曰“其人稍通时务，为荣禄幕中出色人物”^[6]188。

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 末起，清廷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自改革运动，史称“清末新政”，十二月初十，变法诏书由樊增祥代拟；光绪二十七年(1901) 三月初三，西安行在设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统管之区，四月初八，荣禄以“心术纯正、通达时务”奏请简派樊增祥充任政务处提调，负责协助枢臣察阅条奏，登记档册，斟酌可否实行；六月初二，更授陕西按察使，仍兼政务处提调；张之洞遥领督办政务大臣，以樊增祥为耳目，沟通行在消息^①；八月十八日，樊增祥以署理陕西布政使身份，代撰《政务处开办条议》^②。

① 往来信函，见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十、十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19页、8613、10275页。

② 叶恭绰《雁影斋诗存题识》“辛丑枢府所定政务处章程，乃樊樊山稿”，见庞坚编校《李希圣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四、樊增祥在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一) 教育实业，中体西用

光绪二十八年(1902) 九月，山西巡抚岑春煊为樊增祥拟请赏加二品衔，十二月廿六日上谕着其调补浙江按察使；但翌年又命其回调陕西原职；十一月初八，樊增祥奉电钞真除陕西布政使。这一年他六十岁，从僻邑县令，不次迁至两司，历尽宦海沉浮，如今投身新政，他为陕西的近代化贡献颇多，奏开西(安)潼(关)铁路(陕西第一条铁路)，开发延长油矿(中国大陆最早发现的油田)，自办工艺所、劝业场，借鉴西方技术，振兴民族实业；筹建陕西大学堂(西北大学前身)、师范学堂及州县两级学堂，支持新式女子教育，鼓励出洋留学；以“刚正廉明、兼资文武”，筹练陕西常备新军和巡警；清廷宣布仿行立宪后，开始留心中西政治制度的差异，及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可行性。总之，樊增祥在陕西推行的的新政，遵循“器物—制度”的改革路径，践行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又对西方价值观保持警惕，特别反对新名词的羼入，以保存国粹为己任，表现出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

(二) 转徙东南，倾向革命 1 官场倾轧，复官东南

就在樊增祥信心满满，“维新时代无穷事，谁与闲吟冷醉来”^[1]之时，却陷入与已调任陕甘总督的升允之间的互控案中，最终导致去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张之洞、鹿传霖等汉族朝贵的力保下，他被重新起用，补缺江宁布政使，次年九月到任，即与张謇筹办咨议局；宣统元年，他被朝廷选派宪政编查馆一等咨议官(因暂护两江总督而未赴任)；其间奏请江南水师学堂为南洋海军学堂。

2 同情革命，弃官逃城

此时在朝堂之上，满洲亲贵权势煊赫，卖官鬻爵严重，国事日益不可为，樊增祥对此不满和失望，“自誓不援手，甘死蒙国羞”^[7]602，在此种心态下，当辛亥年的革命火种延烧到南京时，他对新军是充满同情的，所以多方斡旋，客观上保存了新军实力，起义将领程家模曾盛赞樊氏等对光复南京“功不可没，实与有力焉”^[8]190。

九月初十，清廷下停战文告，但南京城依然在张勋等旧军把持下，樊增祥劝两江总督张人骏宣布江宁独立，顺应形势，不许；十八日，新旧军交讧，樊增祥见大势已去，遂谒张人骏交印求去，张谓“尔奉政府命，承宣于兹，请向政府辞职”，樊“不安于位，又虑张勋将不利于己，于是昌言同官以去为计，径率各官员出城，乘火车逃往上海”^[9]511。

樊增祥弃官逃城一事的确属实，在忠清遗民眼中，诚为未尽守土之责的政治污点，但今人再论此事，应抱以“同情的理解”，看到他保全新军、为民请命的苦衷，而且他也不愿为一个行将就木的腐朽王朝陪葬。就道德担当而言，他不及临危受命，于乱中保全学生的江宁学政李瑞清令人起敬；但在政治操守上，他既不同于张勋等顽固派逆流而动，又与程德全辈首鼠两端、投机革命之行高下有别。

五、结语

樊增祥生于中国渐贫渐弱之发端，目睹文化陵夷，国土沦胥，经历政体更替，国体变换，正处于旧时代终结和新时代肇始的转捩点上。起初他以清流自任，以正学为鹄而抵制维新，在亲遭庚子之痛与辛丑之耻后，他穷则思变，力行中体西用，全面拥抱新政，观其清末之宦海沉浮，可谓过渡时代体制内官僚由昏昧走向开明的典型样本，时人评之曰“羽翼诚有功，补救翻无术”^[10]，其于地方司法、实业振兴、新式教育等方面之经验和教训，及其深耕地方三十载积累的为官心得与自箴，对于当前依法治国和澄清吏治，可为一种择善而从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