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业游民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以中国古代看，早在春秋战国之际，这一群体就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并释放出危害社会安定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负能量，司马迁笔下游民的做派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博戏驰逐，斗鸡走马，作色相矜，必争胜者”^[1]3271。历经秦汉魏晋，到隋唐时无业游民表现得尤其活跃，数量亦很庞大，社会危害也日渐严重。降及宋代，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迁，地狭人众矛盾的凸显，致使游民队伍恶性膨胀，从繁华市井到偏僻乡野随处可见游民身影，甚至干着种种违法犯禁、作奸犯科之事，“里巷之中，鼓吹无节，歌舞相乐，倡优扰杂，角觝之戏，木棋革鞠，养玩鸟兽，其徒亡数，群行类聚，往来自恣”^[2]144。“屠牛杀狗，酿私酒，铸毛钱，造楮币，凡违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3]1080。“出为盗贼，聚为博弈，群饮于市肆，而叫号于郊野。小者呼鸡逐狗，大者椎牛发塚，无所不至，捐父母，弃妻孥，而相与嬉游”。稍有风吹草动，便结伙剽夺百姓，杀人放火，“天下有衅，鉏耰棘矜相率而剽夺”^[4]265。足见无业游民违法犯禁行为之猖獗及对社会的危害之大。

需加强调的是，此前无业游民，主要盘踞活动于城市里，灯红酒绿、车马喧阗的城市是其游荡混迹的天堂。而宋代，城市不仅依然是无业游民麇集混迹的乐园，因人多地少矛盾凸显与封建赋役盘剥加重等因素的叠加，农村也滋生了不少无业游民，“二流子随处可见”，“流氓也屡见不鲜”，“横行霸道，欺压乡民，无恶不作”^[5]99，从事诸如屠牛杀狗、酿酒铸币、盗掘古墓、淫辱妇女、偷抢财物、草菅人命等各种违法犯禁勾当，严重威胁村民人身财产安全与乡村社会安定。宋代著名学者洪迈独纂的《夷坚志》，是一部搜罗广博、卷帙浩繁、内容博杂、气势恢宏的志怪小说集，具有记事鲜活生动、周详曲折、客观真实，贴近生活，史料价值高等鲜明特征。立足《夷坚志》探讨宋代农村无业游民问题，无疑为一个独特而新鲜的视角。

二

从《夷坚志》的记述可知，宋代农村无业游民劣迹斑斑，突出表现在如下诸方面：

(一) 浮浪乡野

游民本指游手好闲、浮浪无踪之人。他们穿着奇装，口吐怪语，举止庸俗，手臂等处刺着纹身，整日浪游农村闾里巷陌，时而惹是生非，令村民徒添烦恼。邵武人黄敦立，“读书不成，但以勇胆戏笑优游闾里间”^[6]488。有时跨州逾郡，浪迹天涯，“荆土市廛子弟，多因挟赀在手，饮博浪游，耗折父钱，无一反命”^[7]883。楚州山阳“恶子傅乙”，虽生自宦门，不学无术，“自少不学，流落淮浙，专持人短长”^[8]1330。河北杨真人“久游赵魏”^[9]1242。建昌县有少妇，丈夫“游宕不归，闻死于降……寻雇夫力，前去审访”^[10]1489。久滞乡间难免腻味，便混迹城市，婺源人胡宏休“浪游京师”^[11]1182。家道衰落的官宦及望族子弟亦不思进取，浮浪四方。生自“衣冠”之家的沧州人山明远，“行游滨、棣间，以干谒为习。或终朝不得食，两足茧困，偃休于道傍，冀一饱不可致”^[12]788。世代“望族”的淮南满生，“跅驰不羁，浪游四方。至郑圃依豪家，久之，觉主人倦客，闻知旧出镇长安，往投谒，则已罢去。归次中牟，适故人为主簿，赒之不能足，又转而西抵凤翔，穷冬雪寒，饥卧寓舍”^[13]1649。一副恓惶狼狈相。南康建昌县某“富家子”狎娼浪游，和一娼妓私订终身，“惮父母不容，遂挟以窜，已而窘穷日甚。又虑事败，因至吴兴，游碧澜堂，乘醉推倡入水，遂亡命行丐”^[14]140。“富家”出身的楚人吴某，“放肆落魄，弃父而出游”，川费花光后遁身佛门，“寄迹僧寺为行者”^{[15]1036-1037}。出身宦门之家的楚州陈某，“颠痴不可拘束，遂乞丐道途。经数年，日夕卧于堰岸牛泥中”^[10]1477。典型的混混无赖。

某些谙熟棋艺的农家子弟，也不屑种地与其他营生，热衷“挟艺行游”。擅长围弈的登州文登县人黄旦，“挟艺行游，遂与国手为敌”^[9]1243。蔡州有少年“能棋，里中无敌。父母将为娶妇，力辞曰：‘吾门户卑微，所娶不过农家女，非所愿也。儿当挟艺出游，庶几有美遇，以偿平生之志。’遂著野人服，自称小道人，适汴京。过太原、真定，每密行棋觇视，自知无出其右者，奋然至燕”^[13]1728。该少年以棋为媒成就佳缘的浪游目的更具天真烂漫色彩。

(二) 无赖十足

无业游民与无赖一词相随而生，无业游民多无赖成性，乐平县农民张某，“壮年亡赖，不事生理”^[15]1396。赣州石城县何百九“强悍亡赖，以屠牛为业。尝坐事编隶南安，遇大赦得归，不改旧态”^[7]899。不唯在社会上强横无赖，在家中也一如故我，无赖劲十足，福建尤溪县民濮六，“亡赖狂荡，数盗父母器皿衣物典质。父濮五，遣诣市铺，从财主为役，亦复侵盗妄用。庆元三年二月，为父所逐，又窃母一金钗，不敢归，欲驻迹坊港，虑遭执缚，乃遁于蓁野间”^[8]1317。从屡偷父母“器皿衣物典质”恣意挥霍，到“侵盗”财主钱物随便“妄用”，再到因“窃母金钗”，“虑遭执缚”遁迹“蓁野”，濮六之无赖可想而知。

(三) 嗜酒好赌

嗜酒、嗜赌是无业游民的特殊偏好，“池州东流县村墟，尝有少年数辈，相聚于酒店赌博，各赍钱二三千，被酒战酣”^[9]1292。建安人程某，结交“里中轻侠，椎牛酾酒，畋猎博塞”^[12]794。闽中赖某“漂泊无家，一意嗜酒”^[10]1470。许多沦落为无业游民的富家子弟，“嗜酒好博”，不务正业。家境“颇裕”的蕲州费某，“盗钱用数十千赌博，仍诣市垆买刀，宣言起悖逆之意。或报其父，父遂避于投子山寺”^[15]1454。桐庐富人沈六，“嗜酒好博。淳熙末，因败数百千，酒后狂躁，自刃死”^[8]1332。建昌县富人有子，“亡赖纵饮。因大醉卧路旁”^[16]699。荆州一带富人子弟，“饮博浪游”^[7]883, 乃至斗胆将家里用于缴纳官府的租赋“供饮博费”，最终落到鼠窃狗偷的田地：

楚州淮阴民为保正，遣其子赴县输租，子不肖，尽以供饮博费。徒手不敢归，信步野外，彷徨无所之……暮入农家，窃庖厨余饭，并饮馔分食。当昼则捕禽鸟，漉生鱼，炰煮饫餐，间盗酒共酌。^[9]1265

一些普通农家子弟也堕落成不事农桑、目无尊长、嗜酒嗜赌的酒鬼赌徒，“世世业农”的浮梁西村民凌小二，“独嗜赌博，虽日挞不悛……举所赢买酒纵饮”^[3]1134。“兴国军民熊二，秉性悖戾。父明为军卒，年老去兵籍，不能营生理，妻又早亡，惟恃子以为命，而视如路人，至使乞食……从其徒纵饮聚博”^[12]732。郓府东阿人卫渊“嗜酒成疾，敏慧过人，而懒读书，年余四十未仕。当盛夏，偕朋辈投壶聚饮，醉卧牖下”^[12]726。

有的因嗜酒荡尽一份家业，会稽人张守中“酷嗜酒，田园荡为饮费”^[9]1263-1264。嘉兴奉贤乡民王大与弟王三“均分祖业”，王大“后去大圣寺出家做行者”，“其一分田园”被其子“王八典与魏塘镇孙家，将钱赌博，非理用过，只剩得屋基，却是阿徐请佃”^[17]1013。

可见，无业游民不种田务农、不做工经商、不读书做官、不忠君孝父，完全按照扭曲的人生观、价值观纵饮狂博。

(四) 行乞苟活

在无业游民群体中，乞丐所占数量不小，其产生原因十分复杂，或因灾年使大量饥民沦为乞丐，“岁饥丐者接踵”^[18]640。或因身体残疾无法从事正常的农工商劳动靠乞食苟活，唐州方城县七八名乞丐于“丛棘间相聚附火……或断臂，或缺目，或骈项，无一具体”^[19]248-249。或因家生变故沦为乞丐，苏北盐城射阳湖以南，“沮洳薮泽，无田可耕”，当地人周六因地制宜，“芟刈芦苇，织席以生。一女年十七八，略不识针钮之事，但能助父编苇而已。以神堰渔者刘五为其子娶之，不能缝裳，逐之归。父母俱亡，无以糊口，遂行丐于市”^[17]1036。也不乏好逸恶劳甘心行乞者。这伙人有时结伴行乞，“刘士彦自睦州通判替归京师，檥舟宿泗间，遇乞人，可十七八人”^[16]565。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行乞，均属无业游民。需要指出的是，个别乞丐已变成“强丐”，向人强索硬讨钱物：

乐平向十郎者，为商，往来湖广诸郡。尝贩茜柸数十箧之桂林，值久雨，憩僧寺中。天乍晴，悉出茜曝于庭。俄一人儒衣入门，相揖问劳，委曲如旧交。良久，率尔言曰：“尊客此物能捐十之一见赠乎？”向笑曰：“鄙人不远数千里来贸易，以觊锱铢之息，归养妻孥，不幸困于雨，进退无计，君何为出此言？且素昧平生，何缘损己以相馈，岂故相戏邪？”其人卑躬下气，求之不已。^[13]1733

不遂愿时则拳脚相向：

汪有三居在(饶州)双巷，早间担瓷器出市变卖，还穿军营欲归，买得油酥雪糕，准拟与娘吃，被男子不相识，须要强讨，嗔我不肯，便打我一顿，摶泥塞口，以故做声不得。^[13]1757

其强横无赖可见一斑。正如时人所说：“大抵此辈，若顾之则贪婪无已；不顾之则强颜取奉，必满其意而后已。”^[20]169真是非常贴切。

(五) 恣意玩乐

宋人笔下时常给无业游民冠以“闲人”称谓。相对终日为生计奔波劳碌于务农、做工、经商、为佣的各色人士来说，游民是一群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闲人；但亦并非完全闲着，只是不做正当营生，正当营生之外的邪门歪道及各种玩术则无所不精，借以排释冗余能量。某夫妇起早贪黑经营旅店，“生一男，长而俊慧，容如琢玉，名曰玉童。生十七年，一意放荡，啸集轻薄少年，吹笙击球，斗鸡走马，为闲游公子之态，竟死于酒色”^{[13]1604-1605}。或沉湎畋猎捕禽猎兽，德兴土坑夏某，“不学无识，每饮酒后，好张弩挟弹，乱射飞禽。翔集往来者，无不被害”^[11]1138。《夷坚志》作者洪迈妻子家族坟茔周遭，“长林巨麓，禽兽成聚”，“恶少年数辈，弛逐其上压死之，各分挈以去，虽风雪不止也”^[14]141。

(六) 显能逞强

病态人生观、价值观支配下的无业游民言行举止都特别另类，或者要故意凸显其蛮横无赖、显能逞强的德行，例如遇事众人望而却步时，他们就越显能逞强，引得众人惊骇称奇。宋徽宗极力扶持道教，“诏每州置神霄宫，就以道观为之……泗州用普照寺，正僧伽大圣道场也。黄冠环睨大像，雄丽严尊，虽已入据室宇，而未敢毁撤。乃出金帛，募人先登。有赵氏不肖子，本以宦族漂泊失图，来为宫众服役，利于激犒，奋臂挥斧，首击像身，余辈噪而从之。百尺华装，顷刻糜碎。观者嗟怆掩泣”^[8]1369-1370。益都“巫祝”袁彦隆拟修葺当地将要坍塌的清元真君庙，乡人不愿“应和”，为使该庙“显灵”折服民众进而响应，袁便与游民满义相商，要他扮作会说话吃酒的神，满义爽快允诺：

益都屠儿满义，赋性狞烈，力能扛鼎，绝不畏鬼神，醉经丛祠，辄指画嫚骂，习以为常。巫祝袁彦隆者，诈人也，密与其党最厚者谋曰：“清元真君庙摧敝岁久，吾主其香火，将一新之，而邑人莫肯相应和，满屠凶猛不信向，众耳目所共知，倘因之以假灵，必可成也。”于是邀义饮于家，酒酣，谓之曰：“我欲择某日致礼于清元庙下，至期当有观者，子能乘酒力呼噪而来，挥斥众人，登堂正坐，以神自居，空其酒，食其肉，且大詈其神，使万目倾骇，可乎？”义曰：“此正我所愿为者，又何难哉！”袁遂以其日收合数百少年，幡旗旌幢，夹列道上，馔具牲币，种种丰腆，鼓震乐作。义直趋祠所，毅然踞坐，自言：“吾神也。”取牢醴悉啗之，而詈神。^[12]780

而被袁某“收合”以壮声势的“数百少年”，均系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

(七) 混迹都市

无业游民长期混迹乡野，难免心生厌腻，自然向往灯红酒绿、市井喧闹的繁华都市，接着续写其游民人生。洛阳李巘为猎艳，“常薄游阡陌间，遇心惬目适，虽买一笑，掷钱百万不靳。宣和间，某太守自南郡解印还洛，家富声乐，列屋一宠姬，最姝秀夭丽……暮春游名园，玩赏牡丹，偕侣相携穿花径。巘望见，兀兀如痴，寄目不暂瞬”^[13]1731，终于设法圆了通奸太守宠姬的美梦。鄱阳阳步村人吴生从乡下到城市的混迹经历更具典型性：

(吴生)长过五尺，满身雕青，狠愎不逊。淳熙间，弃其父母而来城下，寄食于学前菜园家，受佣作。雅善操舟，专捕鱼取给。且复健走。尝为斋仆，凡科举及堂补试揭榜，必为报捷先锋。遍饫酒炙，仍分钱居多，众不敢校，所积渐滋，因娶妇。初，永年监兵方五死，孀妻独居，营私酿酒。每用中夜雇渔艇运致，传入街市酒店，隔数日始取其直，常使吴六辅行。前三年，方妻挟八岁儿俱出，掠十数千，还置舟内。到新桥，暴风起，儿惊惧，立不能安，遂堕水，母遽引手援得之，吴利其赀，翻挤陨于中流。夜深人静，更无见者。吴但以两千付方氏，云：“皆倾覆湖心，仅揽得此。”方只一子，既併命，邻里共为捞尸殓之，子母尚相持不舍。^[9]1287-1288

(八) 违法犯禁

无业游民除了不做正经营生外，至于危害民众利益与社会秩序的不法勾当则趋之若鹜。“黄池镇隶太平州，其东即为宣城县境，十里间有聚落，皆亡赖恶子及不逞宗室啸集。屠牛杀狗，酿私酒，铸毛钱，造楮币，凡违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3]1080梳理《夷坚志》的记述，其“违禁害人”行径主要有：

1.盗掘古墓。无业游民为了追求畸形生活，满足畸形消费欲望，不择手段地从事各种违法活动，旨在攫取不义钱财，即使盗掘古墓一类的缺德之事也无所忌惮：

下邳境内有古丘，相传为李婆墓，莫知其何时人。又言多藏珍宝，积为亡赖恶子所睥睨。绍兴丁巳岁，伪齐之末，群盗肆行，焚庐发冢，略无虚日。遂从事于李墓，呼聚三百人，畚锸备集，自晨至午，启凿及于埏中，棺椁皆露，众疲困憩卧，或餐干粮。^[12]722

可见此辈行事绝无底线可言。

2.偷盗抢劫财物。无业游民嗜利好财与凡人没有多少不同，正是“恶少不逞，扰众规利之徒”^[9]1236。然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的本性决定了这伙人不会通过务农、做工、经商、受佣等正常劳动来获取衣食资料，只能依赖偷盗抢劫等种种非法途径来获得。又因其秉性凶狠暴戾，决定了在实施罪恶目的时表现得十分疯狂和惨无人道。

偷抢财物是此辈猎取不义之财的主要手段，“举体雕青”绰号“花六”的“吉州太和人谢六以盗成家”^[16]562。有“亡赖小人”之称的豫章靖安县张生，“以盗狗为生”^[13]1679。于是，富商富户首先被这伙人锁定为偷抢目标，“天资贪狠，暴戾不仁”的沂州人解忠，“后窜身淮上，与不逞子陈二劫临泽布商”^[8]1325。“勇健有力”的符离人吴皋，“往盱眙，聚亡赖，潜渡淮，入泗东城，劫富室王氏，获金贝两万缗”^[12]723。浮梁“西乡张氏富于财，遭凶盗肆劫”，随后将劫物“纵游妓馆，或诣勾阑有妇女之处”快活。^[11]1151饥馑年份，富户更易成为偷抢对象，临江军曲水桥富室张某，“乾道七年旱，米价腾踊，盗贼四发，它处暴客四十余辈，闻其富，谋劫”^[13]1774。“盗贼”“暴客”，表明此辈已由游民演变成盗匪流氓。利之所趋，动辄杀人越货，充斥暴力色彩和血腥味道，“温州乐清县尝有凶盗，杀一家八九口”，之后“行数里，到冢山，恶徒九辈正聚坐饮博”^[9]1225，可见此辈之凶狠残暴和灭绝人性。

这伙人常常结伙偷抢民众财物，“绍兴十二年，京东人王知军者，寓居临江新淦之青泥寺。寺去城邑远，地迥多盗，而王以多赀闻。尝与客饮，中夕乃散。夫妇皆醉眠。俄有盗入，几三十辈，悉取诸子及群婢缚之”^[6]473。恣意抢掠。甚至明火执仗，光天化日下公然敲锣打鼓进屋抢劫，“绍兴十七年七月，建昌军管下箬岭士人傅宗道置酒延客，方就席，闻锣声铮铮然，遥望乃群盗也，其徒数十人。因急唤壮仆治御备，夫人皆登山。盗入门，见酒馔，恣饮食焉，掠财物四千缗而去”^[21]876。

他们异常嚣张，无法无天，如上述符离人吴皋，当面临官府投影绘形缉捕时，“恬不知畏，与其党人入楚城，呼画工赵四者，指图语之曰：‘汝所画全与我不类，宜易之。’郡守蓝师稷使人招致，欣然应命，答对如流，举止自若”^[12]723-724。甚至对抗政府，以武力方式劫回同党，高邮“境内多凶盗”，杀人劫物，莫敢谁何，“虽间捕获，辄为其党篡取以去”，迫使政府重拳出击，铁腕惩治，“擒四渠魁于湖草间，即命弓兵当马前枭首，其徒因此逃散”^[13]1781。

游民的盗劫行为猖獗，祸害一方，逼使村民纷纷设法自保，“江西乡居多寇窃，人家往往蓄大鼓，遇有缓急，击以集众”^[19]326。或地方官教民以应对之策，“齐李崇为兖州刺史，州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挝鼔乱击，诸村始闻者，挝鼓一通，次闻者，复挝以为节，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伏其险要，无不禽获”^[22]61。

3.奸淫妇女。无业游民心理、价值观严重扭曲变态，游手好闲，目无法纪，调戏、奸淫妇女，满足其过度膨胀的淫欲，是其从事违法犯禁勾当的惯常表现。据《夷坚志》丁志卷20“巴山蛇”条记载，一农妇晾晒衣裳时，被“恶子窃负”至山上肆意淫乐，家人、官府多方寻觅不得，“崇仁县农家子妇，颇少艾，因往屋后暴衣不还，求之邻里及其父母家，皆不见，遂诣县告。县为下里正，揭赏搜捕，阅半月弗得。其家在巴山下十里，山绝高峻”，幸亏“樵者负薪归，至半岭，望绝壁岩崖间若皂衣人拥抱妇人坐者，疑此是也，置薪于地，寻磴道攀援而上……意为恶子窃负而逃者”，樵夫遂速报其丈夫，农妇方得获救。^[16]705-706其行为真是令人发指！

4.搅局民间娱乐活动。游民无所事事，但凡热闹处总有此辈显身，又总要生出些事端来，搅局民间娱乐活动即是一例。鄱阳民众于鄱江举行的龙舟“竞渡”，曾是当地民间一项传统的娱乐活动，由于“亡赖恶子”掺和搅局，民众只能选择退出，鄱江竟演为这伙人角力械斗的舞台。

庆元三年四月，鄱阳小民循故例竞渡于鄱江，率皆亡赖恶子。又无衣装结束，唯袒裼布裈。终日鸣金，喧噪下上。又有持酒赏犒，或以六七拨棹者，往往酣醉，才东西值遇，各叫呼相高。稍近，则抛石互击。甚者至射弩放弹，虽遭伤疾，亦不告官。五月二日，东湖一船与南岸一船斗，薄暮不解。湖船遂沉，所载五十人尽溺。^[9]1286

借酒助威，大呼小叫，稍有不爽，大打出手，集中反映了游民这伙人睚眦必报、好勇斗狠的习性。

5.随意杀人。无业游民横行无忌，绝少法制观念，漠视他人生命权，草菅人命，杀人如同儿戏。扬州“孤村林薄间”一“小庙”，“过夜半，见恶少年数辈舁一人来，就杀之以祭，旋舍去”^[23]1803。临安新城县“邑境恶少杀一人伤一人，捕逃未获”^[13]1668。甚至为抢劫财物而不惜灭门，“温州乐清县尝有凶盗，杀一家八九口”，随后“行数里，到冢山，恶徒九辈正聚坐饮博”^[9]1225，堪称杀人不眨眼。

(九) 占卜算卦

宋代科技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使农村操弄占卜算卦的巫师、术士有了用武之地，替人进行所谓祈福禳灾、选择墓地及出行、兴造、婚嫁良辰吉日、卜算吉凶休咎、生死寿夭等，无疑属“不农、不商、不工、不庸”游离于正常生活秩序之外的游民范畴之内。

宋代乡间操此业者大有人在，不少人央求其帮选墓地及兴造吉日、向其问卜某事结果，“崇安县有巫翁吉师者，事神著验，村民趋向籍籍”^[16]585。“弋阳周尚书高祖十翁，居邑之杉山。因妻亡，招术士访葬地未获……术士自知无功，酬谢必薄，妄以祸福开晓”^[8]1334-1335。鄱阳新安乡民王五七因“农隙作屋，使村巫张五择日”^[9]1224。南宋初年，“中原士大夫避地来南，多不暇挈家。淄川姜廷言到行在参选，以母夫人与弟孚言已离乡在道，久不得家书，日夕忧恼，邦人盛称女巫圣七娘者行秽迹法通灵，能预知未来事，乃造其家，焚香默祷”。该女巫“跣足立于通红火砖之上，首戴热鏊”^[7]919，回答姜氏问询。

有的靠施魔法符咒忽悠百姓，江西于都县曲阳铺东廖氏兄弟，“所居有两塘，各广袤二十亩，田畴素薄，只仰鱼利以资生。弟忽起分析之议，勉从之。至取鱼之时，弟倩村巫书符于瓦上，沉于吾得东塘，洎举网，不获一鳞”^[17]985。有的趁机挟术骗钱敛财，“襄阳邓城县有巫师，能用妖术败酒家所酿，凡开酒坊者皆畏奉之。每岁春秋，必遍谒诸坊求丐，年计合十余家率各与钱二十千”^[16]617。岳州崇阳县村巫周狗师，“工于致雨……村民方有求时，先持钱粟为饷，未能者至牵牛为质……所获不鲜”^[21]816。婺源县怀金乡巫者张生，“善为妖术，能与人致祸。每与富室须索钱米，小不如意，则距跃勃跳，名曰‘打筋斗’。此家随即病疮痘，或有死亡。以是莫不畏惮”。平日张生“巫顶高冠，著宽袖绯衫，系大黄带，每日升高座，纵谈祸福，随从祗承可三十辈……敛民钱数千缗”^[17]995。鄱阳“邑境多有淫巫，每游历人门，谒觅钱谷酒肉，须随其所匄，斟酌应之，不可但已，否则能为害祟”^[9]1284。甚至挟妖术横行乡里，莫敢谁何，荆南有妖巫，“挟幻术为人祸福，横于里中，居郡县者莫敢问”^[6]532。身怀“妖术”的赣州宁都人谢眼，“每入酒家饮，无敢不致敬……乡里畏视之”^[16]640。

这些仗邪术害人的巫师、术士，并不囿于一时一地，还常鸟枪换炮，易地骗钱敛财，“龙游王节，自少学卜筮，长而盘游他方”^[15]1464，抚州人李大川，“以星禽术游江淮”^[16]600，金陵人蒋坚“游术江左，至鄱阳”^[12]788。

(十) 游僧游道违禁犯戒

宋代推行儒、佛、道三教并重的宗教文化政策，人多地少与赋税徭役繁重，使不少乏地及不堪官府赋役压榨的农民竞相剃度为僧道，其中许多演变为亵渎戒律，诡谲狡黠，举止癫狂，四处浪游的游僧、游道。在宋人看来，僧侣、道士“皆游惰无所业者”^[24]19, 可谓点明了宋代部分僧道的游民属性。饶州余干僧惠吉张氏“少亡赖”，后“弃妻子，出游……行止佯狂”，浪游至抚州宜黄、邵武、泰宁一带。^[14]78-79楚僧行钦“日日驰走街陌中”^[12]776，武城近村僧王氏“一意狎游”^[12]713。静海县燕道人“率意狂言，浪游江淮，麻衣椎髻，不事修饰”^{[13]1671-1672}，南城毛道人“少年不娶，父母既终，翩然远引，三十年后乃还乡……往来寄宿它舍，全不事生业”^[10]1474，当涂朱道人“策杖浪游，往来襄汉二十余载”^[10]1523。楚州陈道人，“不肯受荫……颠痴不可拘束，遂乞丐道途。经数年，日夕卧于堰岸牛泥中”^[10]1477。一副典型的无赖混混相。间或在浪游中惹是生非，邵武军某村僧云游至“淮北颍亳”一带，和一“茶商”于饭馆发生争执，竟“取锡杖击其背，商踉跄仆庭下，立死”^{[13]1590-1591}。

游僧、游道绝不止行为癫狂，四处云游，践踏戒律，以至违法犯禁、饮酒食荤、敛财渔色、索讨钱物者比比皆是。武城近村僧王氏“嗜酒不检”^[12]713，武陵人杜某邀请几位朋友在自家花园饮酒，半酣，“俄一道人，著青衣道服，披蓑背笠，袖中若有物，揖众曰：‘诸君高会，能容我预席乎！’杜延之坐，酌酒巨杯，一饮而尽，大嚼肉胾，不留遗余”^{[13]1656-1657}。而阆州僧官武唐公，“嗜酒亡赖，尝夜半出扣酒家求沽，怒酒仆启户迟，奋拳揕其胸，立死”^[16]656，更暴露了其藐视法纪、强横凶狠的黑道做派。

个别游道贪婪无度，以各种方式骗取钱财，如以测字相面、占卜算卦为名头，邵武明道人，“不知所从来，雅擅人伦风鉴之誉，有求相者，每人须百钱”^[10]1506。孝宗淳熙五六年(1178—1179) 间，“有王道人者来复州，僦店卖卜”^[13]1670。或干脆做起买卖营生，临安某“道人卖姜于市”^[13]1656。

更有游僧好色至极，为了通奸民妇，钱物引诱与肢体挑逗并用：

盱江城北十五里间黄氏客邸有僧过其家，体貌轩昂，云：“俗姓丁。”留数日，白主人：“日入城中行乞，夜即还。”凡数月，所得钱物，亦分以与黄。黄异待之，相处益久，出入无所疑。间遂挑其妻。妻年尚少，有容质，既喜僧姿相，又以数得财，故心许而佯拒之。迨暗，排僧闼而入……妻惊慕作礼……即留与乱。^[16]694-695

有些游道、游僧恬不知耻，公然向人索讨钱物，“鄱阳石门屠者羊六，以宰羊为生累世矣。庆元二年二月，一道人过门，伸扇觅钱，屠谓曰：‘尔形躯伟然，且无残患，世上有千行百户，不寻一般做经纪，只是懒惰，我平昔不将一钱与乞道人，伏请稳便’”^[10]1542。袁州城内“道人在(盐)铺，伸扇乞钱”^[13]1646。以至软磨硬缠，强索硬讨，显示出“强丐”的做派。

信州玉山县塘南七里店民谢七妻，不孝于姑，每饭以麦，又不得饱，而自食白秔饭。绍兴三十年七月七日，妇与夫皆出，独留姑守舍。有游僧过门，从姑乞食，笑曰：“我自不曾饱，安得有余？”僧指盆中秔饭曰：“以此施我。”姑摇手曰：“白饭是七嫂者，我不敢动，归来必遭骂辱。”僧坚求不已，终不敢与。俄而妇来，僧径就求饭，妇大怒，且毁叱之。僧哀求愈切，妇咄曰：“脱尔身上袈裟来，乃可换。”^[6]430-431

徽州婺源武口王生者，富甲乡里，为人颉恨可憎，众目为王蜇齿，俗语指恼害邑落之称也。性吝啬，尤恶僧辈，行化至，必骂斥，不与一钱。有头陀(和尚)茁发狞丑，伺其居内，直造门，鸣铙唱佛，厥声震响。王闻之怒，持杖击走之。甫自外还，前头陀又在廊下，鸣唱如昨。王愧怖，敬为罗汉圣僧，搏颊悔过，立取白金二十两与之，犹悚然尽日。^[12]780

游僧、游道的云游快活经历，惹得一些轻薄少年艳羡不已，要么热衷学道炼丹，要么醉心佛事活动，也渐变为不务正业的游民。“乐平胡大本者，梅浦巨室也。少壮之时，嗜欲不关心，锐意学道”^[8]1349。“鄱阳少年稍有慧性者，好相结诵经持忏，作僧家事业，率十人为一社，遇人家吉凶福愿，则偕往建道场，斋戒梵呗，鸣铙击鼓。

(十一) 乡间郎中热衷敛财

在宋代农村无业游民群体中，还包括医术拙劣，医德败坏，唯利是图的乡间郎中。“屠光远者，舒蕲间人也，以医术游江南，嗜酒落魄”^[13]1715。“旅医卢生，以术行售……抵邵武泰宁境”^[15]1452。宜兴段承务，“甚贪财贿，非大势力者不能屈致”^[13]1714。宣城管内水阳村医陆阳，“溧水高淳镇李氏子病瘵，来召之。用工数日未效，出从倡家饮，而索钱并酒馔于李氏，李之兄怒叱不与”^[16]619-620。由此可见，乡间郎中骗钱敛财不是个例。

三

以上笔者依据洪迈志怪小说集《夷坚志》的记述，勾画了宋代农村无业游民的真实面目，揭露了其滋事扰民的种种卑劣行径。不难看出，宋代农村无业游民形形色色，混迹手段五花八门。事实表明，中国古代社会这一特殊群体和毒瘤，在宋代这一新的时代环境下似乎又找到了适宜生长、发育的土壤。如何加强对这一特殊群体的有效管制，把其给社会与民众造成的危害消减到最低限度，进而彻底铲除其赖以滋长、发育的土壤，是摆在宋代最高当局面前的一项十分重大的课题，也是检验宋代最高当局治国理政能力的一个试金石，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