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语言学家威廉·布莱特(William Bright)的“语言和社会共变”理论认为:“当社会生活发生逐渐变化或者激烈变化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也会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1]57这一观点已经在中国得到了印证，目前的中国社会日新月异，反映新事物、新观念的新词新语层出不穷，对现有的汉语词汇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那么何为新词新语呢？“所谓的新词新语就是指内容形式都很新颖，并且在原来的词汇系统中没有存在，或者虽然存在但内容是全新的词语。”^[2]从2006年起，我国语言监测与研究中心已经提取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新词新语3 700多条，这些新词新语深刻反映了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变化，成为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社会变化便捷的途径和方式。

然而，此类词语的对外英译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经济适用房”是中国为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所修建的政策性住房，是保障性住房的一种。关于“经济适用房”的翻译，在Renmin Daily和China Daily这样权威的英文报纸上，分别有“economy apartment”“economy housing”和“affordable housing”等几种译法。这些政治类新词新语反映的是我国的政治面貌和对外形象，所以不一致的译文可能会导致外国读者的理解错误，影响我国的外宣形象，因此，译者很有必要对政治类新词新语的英译过程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

要研究新词新语，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新词新语。国家语委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课题组于2003年发布了《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文中提出新词新语的判定标准主要看新颖度，被赋予了新颖色彩的旧词语也应视为新词新语。另外，从方言、专业术语进入普通话领域的词语也属于新词新语。由于“新”和“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此文中明确提出“词典收集新词新语以1978年以来的为宜”^[3]。近年来，科学技术使人类的交流方式、出版行为发生了质的变化，语言的变化更新速度也随之加快，因此，本文以《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中的规定为参考，重点关注近10年来出现的政治类新词新语。

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认为：“语言和社会是两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变量，语言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变革的冲击。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语言也在不断地更新着，所以语言也是不稳定的。”^[4]45通常情况下，那些新出现的非常规范的语言形式就被我们称为语言变体。因此，政治新词新语指的就是反映当前政治局势、政治事件以及与经济文化政策有关的词语。通过这些新词新语，人们就可以了解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的政治变化和政治局势。从这一点来看，政治类新词新语是伴随着政治变化而出现的反映社会变革的语言变体。

国内专门研究政治类新词新语英译的书籍和论文不多，但将新词新语的英译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成果颇为丰富，后者对政治类新词新语的英译研究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故在此一并加以概述。

2001年由张健教授撰写的《报刊新词新语英译纵横》一书从新闻传播学和跨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着重介绍了新词新语英译的标准、特点、易犯错误以及英译技巧。但是该书缺乏对新词新语英译过程的详解和分析，所以对新词新语的对外英译工作指导意义不是很大。陈玲从翻译生态学角度研究了译者在翻译新词新语时的思维过程。文军和廖志勤从文化透视的角度也对新词新语的英译问题进行了解析，并据此提出了翻译五原则。沈国荣、萧君虹等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新词新语的对外英译问题，提出了他们对于新词新语的英译策略。

但是，迄今为止，国内专门讨论政治类新词新语翻译的论文不多，研究视角多局限于传播学、关联理论、目的论、功能对等理论。其中比较有特点的是崔晶晶、仇贤根、刘雅峰、方红霞等学者。崔晶晶认为：“中国式英语的译文、译文引起的理解错误、文化差异引起的问题是目前政治新词新语对外英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5]

目前对于政治类新词新语英译的研究多停留在对具体翻译方法的探讨上，而专门针对新词新语翻译过程的研究寥寥无几。因此，有必要对政治类新词新语的翻译做全面、系统的过程研究，这样不仅可以规范现有的翻译，而且对今后政治类新生词语的翻译也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德国翻译理论家伍尔夫干·洛赫舍(Wolfgang Lörscher)认为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他进一步解释说，翻译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实质就是一个在完成认知任务时寻找答案的思维过程。^[6]尤金·奈达(Eugene A.Nida)在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一书中认为, 译者可以通过分析—转换—重构—检验这一过程将源语转换成译语。^[7]47因此我们可以将政治类新词新语的翻译也视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具体的翻译策略则采用奈达的“四步”翻译理论。译者首先要分析政治类新词新语。“分析”的目的是要弄明白源语的概念意义和蕴涵意义。大多数情况下，译者通过百度、谷歌等检索工具就可以直接查询到源语词汇的概念意义和蕴涵意义。第二步是转换，转换就是译者要从源语思维转入到目的语思维。在这一步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假如译者通过搜索记忆能找到概念意义和蕴涵意义完全对等的词语，那么就采用现有翻译，不需要另外翻译。这样做的前提是：译者通过第一步的分析，已经确认源语和目的语中的现有词语不仅概念意义相同，其蕴涵意义也完全相同。第二种情况是：译者无法在目的语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或者找到的词语与源语的蕴涵意义不相吻合时，译者就必须从语言层面和非语言层面来进行两种语言的转换。首先, 从语言层面上而言，译者要使用符合目的语语法和语言规范的词语，通过大量阅读平行文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平行文本中有许多可以直接借鉴的现成的翻译。其次, 译者需考虑源语的表达当中是否涉及了习语、比喻义或特指语义等非语言层面上的因素，如果涉及了非语言层面的因素，就要译出习语、比喻义等的内涵。第三步就是对译文进行重组，在转换的基础之上，译者要根据目的语的表达习惯以及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对译文进行润色处理，重新组织译文，从而使目的语读者能够最大限度地理解和领会译文。在此过程中，译者需要注意语言使用的语境和语体特征。政治类新词新语的英译尤为特殊，因为政治类新词新语的英译可能会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立场、政治利益，甚至会影响其对外形象，因此，政治类新词新语的对外英译尤其要谨慎认真。第四步就是对译文进行验证。在目的语中查找引用次数和调查问卷是常用的验证方法，这两种方法简单且行之有效。

政治类新词新语的翻译过程可以被视为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奈达的“四步”翻译过程理论为政治类新词新语的翻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把翻译过程化，如何一步一步解决翻译的难题。当然首先要分析政治类新词新语的汉语意义和内涵，只有正确地分析源语的内涵，才能做出高质量的译品译文来。对此，英国语言学家Geoffrey Leech认为一个词语具有7种意义，它们分别是概念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联想意义、搭配意义、主题意义。译者在翻译之前首先要分析了解源语词汇的概念和内涵，更要考虑这个词语在中西两种文化当中的联想意义是否相同。目前分析新词新语的意义，方法很多，可以借助词典，可以上网搜索，也可以检索新词新语所属的语义体系，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译者分析新词新语所在的语篇，翻译时才能结合上下文语境做出准确的译文。

以“科学发展观”这个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类新词新语为例来说明如何把政治类新词新语的英译过程化。“科学发展观”要求中国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分析这个词语，译者就可以发现“发展”是这个政治新词的核心，“科学”只是发展所要采取的模式或者方式，“观”表明了这是一种方法或者方法论，所以翻译的核心要落在“发展”二字上。

源语:以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军事理论创新(《人民网》，2013-01-28)。

译文:(1) the scientif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2)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pproach.

译文(1) 的翻译质量显然要比译文(2) 翻译质量好得多，是更可取的翻译，它准确地传达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意义，更符合科学发展观治国方略的本质意义，而译文(2) 偏离了源语的核心意义，有歧义，容易误导目的语读者，这样的翻译也达不到准确地对外宣传中国治国方略的目的，所以不可取，实践也证明了译文(1) 更好地对外宣传了中国的治国方略，使目的语读者能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当然这儿对于“科学发展观”翻译采用了直译的方法，翻译过程中的源语的转换和译文的重构难度都不大。

“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这三个政治术语是这几年中国政府文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政治类新词新语，译者是否准确地把他们翻译成英文对于向外宣传中国的治国方针政策，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民生政策尤为重要。但是理解分析新词新语的内涵意义是第一要务，译者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通过检索可以知道：“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构成。”“经济适用住房是指已经列入国家计划，由城市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资建房单位建造，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房。”“廉租房是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通过分析这几个政治新词，译者就可以明白，“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属于“保障性住房”的一种形式，“保障性住房”涵盖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明白了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译者就可以通过对比分析，更好地对它们的意思进行转换和重构了。

“保障性住房”is initiated by governments at the local or central level and it is for low and medium-income families.“经济适用房”can be purchased by individuals and it is “affordable” to low and medium-income families.“廉租房”is not for sale but can be rented to low and medium-income families.

但是转换和重构才是翻译的核心和难点。对于这三个政治新词我们可以采用借译的方法去处理。我们知道，尽管中西文化大相径庭，但是在民生工程和治国方略方面还是有类似的或者相同的举措，译者可以从英语当中借用或套用已有的术语以说明中国的治国策略，但是前提是这两个术语的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是相同的。通过阅读相关的平行文本，我们知道，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是美国的内阁部门之一，它在1988年制定法案：政府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房子产权为政府当局所有，这种房子美国人叫作“public housing”，所以“保障性住房”可以借译为“public housing ”；“廉租房”借译为“low-rent housing”；“经济适用房”则可以借译为“affordable housing”。对于这3个政治类新词的英译，使用借译有利于目的语读者明白源语的内涵。所以阅读平行文本是政治类新词新语英译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种转换和重构的手段，但是借用平行文本进行借译要注意两点：第一，译者要阅读权威性的平行文本，最好上网浏览官方信息；第二，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在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上要完全一致，这样才可以采用借译的方法对源语文本进行转换，做出译文。

另外一个常见于报端的政治类新词是“家电下乡”，有媒体把它借译为“Appliance Rebate Program”，其不知美国的“Appliance Rebate Program”针对的对象是全体国民，而中国的“家电下乡”是中国政府为了对抗美国开始的全球金融海啸所造成消费性电子产品外销需求急速衰退，意图扩大内需市场，于2008年12月宣布的财政政策救市方案。此政策规定中国非城镇户口居民购买彩色电视、移动电话、洗衣机和冰箱等四类产品，按产品售价13%给予补贴，最高补贴上限为电视2 000元、冰箱2 500元、移动电话2 000元与洗衣机1 000元。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的“Appliance Rebate Program”和中国的“家电下乡”目的是不一样的，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也不一样，中国的“家电下乡”政策的受益者仅仅是非城镇户口居民，也就是所谓的农村地区的公民。美国的“Appliance Rebate Program”的受益对象是全体国民，所以直接把“家电下乡”借译为“Appliance Rebate Program”很不恰当，背离了源语文本的内涵，目的语读者会误解中国的民生政策。“家电下乡”又被许多媒体翻译为很多种版本，常见的版本有：“household appliances to the countryside”“home appliance going rural”“home appliance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这3种采用直译方法的译本不是最佳的译文，让不了解中国国情的目的语读者一头雾水。请看下例：

源语:斯泰尔说，中国政府支持的家电下乡等补贴计划帮助中国广告市场快速复苏。

译文:Mr.Stair said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ubsidy programs，which included appliance and electronics rebates for consumers in the countryside，aided the speedy recovery of China’s ad market.

上面的例句中，译者结合语境对“家电下乡”进行了解释性的补充翻译，目的语读者可以理解“家电下乡”是政府的一种补贴计划，增译了“rebates”一个单词使读者明白了消费者买家电可以得到部分退款，这样翻译较好。

通过以上几个例子，我们可以明白，在汉译英过程中，遇到新的政治类新词新语，首先要通过网络，借助词典、工具书等查找理解政治类新词新语的意义和内涵，其次可以对新词新语的意思进行转换，转换可以使用借译的方法，大量阅读相关的平行文本，借用英语中已有的表达方式和词语去传达具有相同内涵的汉语新词新语，而不是一味地依据英语语法去创造出新的表达方式。例如:我国许多航空公司依据业务需求，在寒暑假期间，可以让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飞机，航空公司负责未成年人的安全，该业务在航空公司的宣传册上被形象地称作“邮寄儿童”。这项业务被译成英语就很难，但是国外航空业早就有此项业务，英语称之为“unaccompanied minors”, 我们在对外宣传时，其实没有必要绞尽脑汁想如何把邮寄儿童这个业务译成英语，借用已有的“unaccompanied minors”，目的语读者一看便知。按字面意思直译会误导目的语读者，解释性翻译又会使译文很冗长。其实大量的汉译英工作，译者还是要依据英语语法进行创造性翻译。

在对政治类新词新语汉译英时，译者要重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不然会导致译文无法被目的语读者接受，或者没有把源语的意思准确无误地传达给目的语读者。例如：1970年到1990年期间，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这些位于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或地区，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大量吸引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同时充分利用本地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适时地对本国的经济发展策略做出调整，结果他们的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迅速成为东南亚和东南地区的经济火车头之一，也奠定了他们在亚洲的经济地位。中国新闻媒体把他们称之为“亚洲四小龙”，对外英文翻译为“Four Asian Dragons”。但是后来重新调整，翻译为“Four Asian Tigers”。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西文化的差异。“龙”的联想意义在中西两种文化中是有差异的，在中国是美好的象征，而在西方文化中“Dragon”寓意着邪恶。所以“亚洲四小龙”直译为“Four Asian Dragons”会影响目的语读者对源语的理解，没有达到源语的本意。而重新翻译为“Four Asian Tigers”，“Tiger”无论在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中，都是好运和健康的象征，而且有利于目的语读者理解源语的内涵，而这正是翻译的目的所在，所以“亚洲四小龙”翻译为“Four Asian Tigers”是上佳的翻译。

在翻译政治类新词新语时，译者除了要注意中西文化的差异，更要有政治敏锐性，因为译文会涉及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完整，误译或者不恰当的翻译无法表明中国的政治立场和权力主张。众所周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两岸关系是个政治热点问题，所以译者在翻译时，一定要把台湾按照英语的行文习惯翻译为“Taiwan，China”，这样才有利于保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例如南海问题是近几年的一个政治热点问题，把“南海”译为英语，一定要准确，翻译为“the South China Sea”比翻译为“the Nanhai Sea”和“the South Sea”更好，从译文上就可以表明南海是中国的领土。

总之，政治类新词新语的英译是一个难题，要做好政治类新词新语的英译，不能只注重翻译的策略和方法，而忽略了翻译中的思维问题，把政治类新词新语的英译要过程化，只有经过了“分析—转换—重组—检验”的过程，才能提高翻译质量，做出高质量的译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