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从大的方面来说，有文本研究、注释研究、史学研究、文学研究、思想研究、追溯性研究、研究史研究等。而文本研究，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甚至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其他一切研究的基础。只有把文本问题研究深透，形成最佳的规范的《史记》文本，其他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避免出现以讹传讹、将错就错的问题。本文集中论述关于《史记》文本研究的有关事项。

笔者经过反复思考，并与张大可老师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多次交流和探讨，觉得《史记》文本研究进展到现阶段，需要进行集成研究和系统梳理，面临着三大使命和任务，就是完善《史记》繁体文本、规范《史记》简体文本、创新《史记》现代文本。而“三大使命”这样一个命题，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需要思考的问题非常广泛，涉及方方面面，头绪纷繁复杂。

《史记》繁体文本，目前比较通行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以金陵局本为基础的《史记》(点校本)，后经修订，形成《史记》(修订本)，得到各有关方面的肯定。那么，是否需要再进行完善？回答是肯定的。仔细推敲，《史记》(修订本) 中还是有一些讹误，如《河渠书》中的“于蜀”“于楚”“于吴”的三个“于”字，一个用“于”，两个用“於”，那肯定是有问题；在《货殖列传》的“三家注”中，“计然”注释中的“晋亡公子”，还以为是晋国逃亡的公子，后来发现，应当是“晋之公子”，“亡”与“之”因形近而误。当然，这里所说的“完善”，并不仅仅是核校有关文字，而主要是5个方面：一是对文本文字本身的研究，包括新字形与旧字形的转换，异体字的处理，通假字的思考，同义而不同字的研究，等等。二是对脱、衍、讹、误等文字的校正研究，在充分汇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予以考辨和论证，将研究成果运用到文本中来，特别是一些与历史事实有讹误的表述，能改的尽可能改正过来，尊重历史事实，这是《史记》研究的重要前提。三是段落划分研究。四是标点符号研究。五是“三家注”研究。等等。这里只立题目，留待以后系统思考。

目前比较通行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简体本)》，是以《史记》(点校本) 为基础，目前出版的一些注本，也可以看作是简体文本，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记通解》、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史记笺证》等，对《史记》简体文本也进行了研究，是很好的《史记》简体文本。在此基础上，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梳理，形成规范的甚至是权威的《史记》标点横排简体文本，其研究、梳理的主要内容，是六个方面：一是横排的《史记》版本，一律使用规范的简体文字，这可以说是一场革命。换言之，凡是用繁体文字的，一律直排，予以严格的区分，推而广之，整个古籍版本处理都应当如此，而不宜横竖相混、繁简不分。二是运用现代规范的简体字来处理《史记》文本文字，包括对繁体字、异体字、疑难字、词、句的处理。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没有系统检索，存在疏漏、处理不到位，在简体文本中夹杂着一些繁体字、异体字，如“筴”“窴”“徧”等，需要改成“策”“填”“遍”等。三是对通假字的处理，《史记》中的通假字很多，如果全部改出来，变动面很大，不太主张，但有些比较明显的通假字，则是应当予以改正，如“蚤”“蜚”“蓺”等，则宜改成“早”“飞”“艺”等，在这方面，张大可先生的《史记通解》已经作了有益的尝试，改正了40个通假字，但这远远不够。四是对文本内容的校正和考订，凡是与历史事实相悖的、在理解上有歧义或文义不通的句式都应当改正过来。五是段落划分的系统思考。六是标点符号的规范处理。这里也不展开，留待以后进行专题研究。

这是笔者和张大可先生在2016年以来进行反复商讨而集中力量进行攻关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一项全新的事业。而事实上，“创新《史记》现代文本”也基本涵盖了“完善《史记》繁体文本”“规范《史记》简体文本”的主要内容。从2016年3月开始，历时一年，完成《史记》现代文本的初稿，本篇予以重点论述。

笔者从小就阅读《史记》，最先接触到的是初中时代语文课本上的《鸿门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大学时专门从上海买回一套顾颉刚先生的《史记(点校本)》予以阅读、玩味；大学毕业后从1983年开始，一边工作一边研究《史记》，几年内，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论文，并连续参加了1985、1986、1988年分别在韩城、南京、西安召开的全国《史记》研讨会，出版了数部研究专著；从2015年开始，笔者舍弃其他方面的研究，集中精力专门研究《史记》，而在研究中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运用司马迁改造古文的精神来研究《史记》，如何让《史记》更加通俗化、现代化，如何让读者将阅读《史记》成为一种乐趣，就反复考虑，打算研究出一套让中学生都能读懂的《史记》文本。在2015年中国史记研究会的渭南学术年会上，笔者与不少专家商量这个问题，得到他们的充分肯定。2016年3月，笔者到北京拜访张大可先生，说出这种想法，张大可先生大为赞赏，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甚至是《史记》研究中的一场革命，可以说是不约而同。张大可先生在很早以前就考虑这个问题，怎样让《史记》更加通俗，更加具有可读性，并在新近出版的《史记通解》中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尝试，将一些生冷字、通假字予以替换。张大可先生还认为，现在出本的古籍书籍乱象很多，五花八门，应当予以规范，凡是横排的古籍文本，一律使用规范的简体文字。并且认为，这是研究《史记》的最为根本的内容，是“皮”，而其他的研究则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给予了笔者极大的鼓舞和信心。于是，我们商量共同合作来进行《史记》文本的现代梳理。从这一天开始，笔者就集中精力进行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夜以继日，精心思考。

在开始进行《史记》文本梳理时，将形成的研究成果称为“《史记》现代版”。司马迁当年改造《尚书》《春秋》《国语》及“诸侯史记”等，往往“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删繁就简，化难为易，形成了当时的通俗白话文本《史记》，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就是效法《史记》，出现了韩愈、柳宗元、苏轼、欧阳修等文学大家；历史上那些经久不衰、流传久远的优秀文章，一定是通俗流畅、喜闻乐见，而不是那些艰深晦涩、卖弄词藻的文章。怎样将《史记》改造成符合现代人阅读口味的《史记》现代版，让读者将阅读《史记》成为一种兴趣和爱好？或许就是《史记》研究者的一项历史使命。

后来，张大可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司马迁改造古文，例如改造《尚书》，并不再叫作《尚书》，而是融汇形成了《史记》(当时称为《太史公书》)。这对笔者的启发很大。我们做改造《史记》的工作，不就是要形成一部具有时代特色的《现代史记》吗？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名字，即《现代史记》。它既是《史记》，也不完全是《史记》，而是《史记》文本的提炼和升华、《史记》的现代文本，而《史记》的内容和精神却没有丝毫的变化。这也防止引起学术界的一些误解。现在完全可以说《史记》的现代文本，不是《史记》而胜似《史记》，因为通过完善和提升，解决疑难问题，使其更加精准和完美。

所谓《现代史记》，就是运用现代语言改造和提升《史记》，改正《史记》在传抄流传中的讹误，犹如在稻米中拣掉沙砾；就是要让现代人能够不用注释，直接看懂读通《史记》，而不要把大量的精力花费在字、词、句的理解上，而直接进入到《史记》内容的阅读和理解中。笔者想，这也是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是在为人类造福，这完全可以把《史记》文本研究向前推进一步，而不是在原地上打转转、画圈圈。《史记》文本研究了几千年，也需要深入和出新了。

所谓“深入”，就是对历代的《史记》文本研究进行汇集思考，集中解决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而《史记》文本研究到今天，其中的疑难问题还是很多，有些疑难问题越研究越复杂，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正论湮没，杂说迭出。同样的一句话、一个词、一个事件，就有数种理解，莫衷一是。这就需要进行深入的考辨分析，明辨是非，将历代研究的学术成果应用到《史记》文本中来，克服学术研究和文本完善的“两张皮”现象。

所谓“创新”，就是要跳出原有的研究框框，开拓新的研究内容。如何让《史记》文本研究走出学术的圈子，让广大读者所喜爱，乃至于让中小学生都可以直接阅读，这是一个看似轻松，但非常严肃的话题。这就需要打破一些传统的古籍校勘规矩，以方便大众应用为最高利益。这将是《史记》研究史上的破冰之旅。

进行《史记》文本的现代梳理，就是运用现代思维审视《史记》，运用现代语言改造《史记》，运用现代方法解读《史记》，形成规范的《史记》横排简体文本和通俗的《现代史记》阅读普及文本。应当说，这是时代发展对《史记》研究提出的新要求，是运用司马迁改造古文的精神研究《史记》的新尝试，也是将《史记》研究引向深入的新举措，是《史记》研究的创新、开拓之举，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创新价值。

在《史记》文本梳理研究上，通过开展什么样的工作，才能达到创新的目的，形成《现代史记》文本？这主要是四个方面：

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简体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记通解》为蓝本，对照现代汉语语法规范，按照删繁就简、去异标新、弃假存正、同义替换的原则，主要进行4个方面的文字梳理：一是繁体字，凡是还没有改正出来的，一律更换为简体字，如“適”“徵”“頽”“馀”等，更换为“适”“征”“颓”“余”等。二是异体字，凡是被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异体字而没有改正出来的，一律改为标准字，如《五帝本纪》中有6个字，即“筴”“徧”“勳”“驩”“讙”“扞”，分别改为“策”“遍”“勋”“欢”“欢”“捍”。三是通假字，凡是明确为通假字的，一律改成正体字，如《五帝本纪》中的“解”“章”“振”“豫”等，分别改为“懈”“彰”“震”“预”等。四是对于古今词性变化较大的以及比较生冷而现代不常用的字、词，其中包括一些古今字和一些孤僻字(即很难找到相应的同义字，但又非常需要予以替换的文字)，用相同或相近的字、词予以替换。这样，使《史记》现代文本更加通俗、流畅。这方面的工作量非常大。就《五帝本纪》来说，原文一共约4600字，处理的异体字为10个(不重复计算为6个)；通假字为52个(不重复计算为34个)；同义字为230个(不重复计算为91个字)；同义词为22个(不重复计算为19个)，合计为314个(不重复计算为150个)，梳理率为6.8%。

《史记》的分段，目前通行的是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点校本)，一般学者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而仔细推敲，几乎每篇文本都有分段方面的问题。目前需要处理的是：一是无理由分段，脉络不很清楚；二是段落太长，不便于阅读和理解，如《秦本纪》中秦昭王一段，时间跨度从秦昭王十三年到四十八年，完全可以分成4~5段；三是标准不一，随意性很强；四是嵌入的内容独立成段，打断篇章的有机联系，喧宾夺主，如“孔子卒”，在很多的篇章中都有，都另为一段，实在是没有必要；五是承上启下的内容是属上还是属下，等等。我们按照条理清楚、详略得当、突出主线、方便阅读的分段标准，对《史记》文本的自然段落进行统筹思考，审慎处理，该分开的则分开，该合并的则合并，形成比较合理的、有一定规范的自然段落。在已经梳理的100多篇中，绝大部分都有段落处理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很少有人研究，《史记》(点校本) 是怎样就是怎样，几乎所有的《史记》文本都是原样采用，只有《史记通解》等少数的注本在有的篇章中做了少许的改动，如《刺客列传》。我们的研究或许能够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标点是文本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丝毫不能疏忽。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句式冗长，可以分开而没有分开，增加了阅读和理解的难度；二是有些关键的文字是属上还是属下，需要重新思考；三是由于标点符号的误点，影响对文章内容的正确理解；四是对文章句式的辨正，按照文章句式使用标点符号，如陈述句、设问句、反诘句，在标点符号上应有所区别，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误把设问句当作陈述句，该用问号而用了逗号或句号；五是对于容易产生歧义和引起误解的词句，用标点符号予以处理，如“妻子”“田僮”，中间宜加顿号，否则容易引起误解。总的做法是：按照现代白话文的标点符号使用规范，参照《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对《史记》文本的标点符号进行系统思考，该加则加，该改则改，改造长句，完善句式，正确使用，便于理解。这方面的工作量也是比较大。《五帝本纪》共改动了153个标点符号，其中增加133个，删除20个。

这方面需要处理的问题也不少，需要花费的精力也比较多。目前主要处理的，一是与历史事实相矛盾的文字，尊重历史事实是研究《史记》的重要前提，不管司马迁是否就是这样撰写，经研究只要是与历史事实有出入或者是有讹错的，能改的就要尽量改，不留下遗憾。如果明知是错的，只因为是司马迁写成的，就依旧错下去，将错误进行到底，那才是真正的遗憾，是对司马迁的极大的不尊重；二是互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例如对一些历史年代的记叙，有的在年表、本纪、世家、列传中的记叙都不一致，如果能够确认的，则予以改正；三是文字讹错的、脱漏的、增衍的，都予以校正；四是比较明显的错乱、颠倒，内容不顺的，则予以改正和纠正；五是各种版本内容相同而文字略有差异的，择善而从，“不固守一隅”，等等。在这方面，前人和当代的研究成果甚多，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王念孙的《读书札记》、泷川的《史记考证》、王叔岷的《史记斠证》、韩兆琦的《史记笺证》等，将其充分利用起来，体现到现代文本中来，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否则，研究归研究，不能得到有效应用，也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我们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汇集前人的研究成果，予以集中考辨、综合思考，并断以己见，能改则该，不害原意，力求准确，务求完美。《五帝本纪》中就进行了8处校正，分别为“(青阳)”“不善(崩)”“世(得其利) 谓之八恺”“北(发)〔户〕”“西〔抚〕戎”“北〔抚〕山戎”“东〔抚〕长”“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

进行如此规模较大的文本梳理，要形成什么样的研究成果，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主要是6个方面：

这是这次致力完成的《史记》文本梳理，用现代语言改造和提升《史记》，使《史记》成为现代应用文本，让现代人能够直观地看懂读通。对《史记》文本的段落梳理、讹误衍脱等问题的校正、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的改正、原则上第一次出现以及认为需要予以说明的梳理替换文字，都作简要的说明。《五帝本纪》的“说明”为165条。“说明”的总字数与正文的字数，大约是1:3的比例。即正文大约55万字；说明文字大约150万字。在此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以篇为单位，把所有更改的字、词、句、标点、校正字都精确地统计出来，形成文本梳理统计表。

将“《现代史记(研究版)》”的研究成果，单独形成符合现代人阅读的通俗阅读文本，作为读者了解中国博大精深历史文化的启蒙书、入门书。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水平的人都能够比较轻松地阅读《现代史记》，培养阅读兴趣。“《现代史记》(阅读版)”近似于“现代白话文”，也就相当于当年司马迁的《史记》，是《史记》原文的研究和升华，不同于一般的意译或白话文本，而是严格按照同义或等义替换的原则，其字数基本上还是《史记》原文字数，全本大约55万字。经过研究和梳理，校正、处理原文中文字方面的疑难问题，使其更加完美、精确和通俗易懂、喜闻乐见。

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现在一般的文本都是采用简体字，但虽然是简体文本，但并不规范。当前专门作为《史记》简体文本的，是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的《史记》(简体本)，包括“三家注”，在《史记》(点校本) 的基础上形成。现在看来，其中有很多的文字需要进行推敲和修改，包括有的应用简体字而用了繁体字；已经被定为异体字的没有改正出来，等等。而在简体文本上做了一些思考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大可先生等的《史记通解》，将其中40个疑难字、通假字采用了替代的方法，将《史记》简体文本的规范化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韩兆琦先生的《史记笺证》，用其他版本以及研究成果来校正目前通行的中华版《史记》，改正了其中的一些讹误，也是非常值得推崇的。因此，在以上基础上形成一部比较规范的《史记》简体文本，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在我们所进行的“创新《史记》现代文本”中，其实已经包含了“规范《史记》简体文本”的全部内容。这里重点要说的，就是通假字的处理问题，即在《史记》规范简体文本中要不要处理通假字？笔者觉得，通假字的情况也是多种多样，应当区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一是其中有的是同源字，或称为古今字，在古代相通、通用，在现代就不能通用，例如：“原”与“源”，“禽”与“擒”，“虏”与“掳”等等，这类字也可以称为同义字，可以予以保留，不作改动。二是古代的一些生僻字，现代已经明确予以替代的，如有些地名的改变，如“盩厔”改为“周至”，毫无疑问应当改正过来。三是一些没有明确为简化字，但在习惯上当作简化字使用的，如“雒”改为“洛”，“於”(读作“yú”) 改为“于”，现在已经通行，宜改正过来。四是一些部分简化的字，如“馀”改为“余”，“乾”改作“干”，等等，凡可以简化的，都应当简化过来。五是在繁简字转化中出现的问题，如“乡”与“向”，“间”与“闲”，“獘”(毙) 与“弊”，“晳”与“皙”等等，如果不予以改正，读起来感觉很别扭，在文义上也容易混淆，如“乡使”“承獘通变”等等，也应当改正过来。六是在历代传抄中出现的不同的字而表达同样的意思，用哪个字都不会错，最典型的是“刀间”出现了四种表达法，即“刀间”“刀闲”“刁间”“刁闲”，杂置在一起，就是一个笑话，宜统一起来，用其中的一种。七是一些真正的通假字，说白了就是白字，如“蚤”与“早”，“蜚”与“飞”，“辟”与“避”，“说”与“悦”等等，更宜改正出来。八是一些比较生冷的字，还有另外的流传版本的，如“冯驩”与“冯欢”，“灊”与“潜”等等，也宜改正过来。当然，还有段落划分、标点符号的系统梳理以及文本内容的校正研究等，都宜应用到《史记》的简体文本中去，将来连同“三家注”一并修改，形成《史记》的规范简体文本。

以《史记》(修订本) 为基础，参照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史记》(百衲本) 以及其他版本和前人的大量研究成果，在进行《史记》文本现代梳理的基础上，主要开展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繁本文字进行系统研究，形成“史记文本繁体文字的使用规范研究”；二是汇集《史记》文本整理中的讹误衍脱情况，列出具体条目，予以专项整理，进行统筹考辨，具体落实到是否能够应用到文本中来，形成“《史记》文本讹误衍脱校正考辨研究”；三是集中《史记》文本梳理中标点符号的修改情况，列出修改细目，进行汇集思考，形成“《史记》文本标点符号系统研究”；四是集中《史记》文本段落梳理的具体条目，列出分、合情况，弄清《史记》每篇的自然段落数目，形成“《史记》文本分段系统研究”。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史记》繁体文本的系统研究，打好“完善《史记》繁体文本”的基础，再加以统筹思考，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史记》繁体文本。

“《现代史记》(精华版)”不同于一般的选本，而是《现代史记》主要内容的精华，在《现代史记》(阅读版) 的基础上，以司马迁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为主体内容，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杂除劣，形成比较完整的、纯粹的、精致的大约30万字左右的《现代史记》精华文本，使一般中学生都能阅读和理解。例如，在“世家”中，如写“晋世家”，司马迁除了写晋世家本身的事迹，还穿插了其他方面的内容，交代了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如其中讲到秦、齐、楚等国家的事情以及孔子的生卒等。作为历史文献来说，这是需要的，但作为阅读文本，就可以把这些穿插的内容去掉，形成一个完整的、纯粹的、精致的“晋世家”，一线贯穿，一气呵成。当然，文中如果需要涉及其他方面内容的，也是要保留的；再者，就是把后人窜入的内容以及表格去掉，给读者提供的是精华阅读版。

在以上全部完成的基础上，继续开展阅读文本的后续研究和注释工作，对照《现代史记》(阅读版)，以自然段落为单位，再进行深度加工，形成更为深入的阅读文本，主要内容包括《史记》原文文本、梳理后形成的“现代文”文本，对其中仍然存在的一些比较生冷又不易替换的字、词以及疑难句式、地名、人名等进行简要注释。在注释中一般不采用引经据典的方法，而是采用直白注释的方法，使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水平的读者都能够直观地读懂弄通《现代史记》。

主要是中华书局《史记》(修订本)、《史记》(简体本)；“三家注”简称“《集解》”“《索隐》”“《正义》”；张大可《史记通解》简称“《通解》”；韩兆琦《史记笺证》简称“《笺证》”；王利器《史记注译》简称“《注译》”；梁玉绳《史记志疑》简称“《志疑》”，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简称“《考证》”；王叔岷《史记斠证》简称“《斠证》”；《新华字典》(第11版) 简称“《字典》”；《古代汉语词典》(第2版) 简称“《词典》”；施之勉《史记会注考证订补》简称“《订补》”；吴树平《史记全注全译》简称“《全译》”；张文虎《史记校刊札记》简称“《札记》”；凌稚隆《史记评林》简称“《评林》”等等。

“说明”的内容一般包括该字(词) 的理解，生冷字的注音，引用有关文献作梳理佐证，确定梳理文字的性质。对《史记》原文的段落梳理、文本整理的讹误衍脱问题、重要的标点符号改正，说明梳理替换以及改正的理由。

创新《史记》现代文本，得到各位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笔者被邀出席了北京史记研究会等主办的北京史记研讨会，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会刊《史记研究(第一辑)》中重点刊登了笔者和张大可先生共同完成的《现代史记(研究版)》样本《〈五帝本纪〉文本梳理》以及《现代史记(阅读版)》样本《五帝本纪第一》；参加了中国史记研究会主办的重庆研讨会，在大会上作了交流发言，得到了各有关方面的肯定和鼓励，增添了研究的动力，在此对张大可先生以及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