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一词见于《周礼》《礼记》《大戴礼记》《战国策》《庄子》《韩非子》和《楚辞》等古代典籍。“五帝”作为时代名称，来自《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所说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本文所说的“五帝时代”，就是指他们主政时代。

司马迁所说的“五帝”时代，在考古学上相当于龙山文化中后期。这一时代大约持续了二百多年，虽然时间短暂，但这是中华辉煌文明的开端，对后代的影响无与伦比。从春秋末年孔子生活的年代到今天，这段历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分量一直是非常重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现代史学转型。这时，五帝时代研究便成为中国史学的热点。但是由于长期政局动荡和某些偏激的史学观念的束缚等原因，这段历史研究困难重重。建国之后，五帝时代研究变成了冷门。

20世纪80年代，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经济走向繁荣，学术研究摆脱了激进的政治意识的束缚，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民族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作为民族记忆的源头、中华文明最初的历史，五帝时代研究又提上了历史学研究日程。突出表现是20世纪90年代初，李学勤先生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口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1995年，在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推动下，学术界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此工程结项之后，学术界又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展这项工作，说明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五帝时代的历史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在当代中国社会大环境之下，厘清五帝时代历史研究的脉络，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经验和教训便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自从夏启废除了禅让制度、自立为君后，夏王朝开始，五帝时代便成为历史，但是有关五帝时代的历史信息并没有停止传流。这一时代的历史信息通过口碑、文献和礼俗等多种方式传流到后世。关于五帝时代信息在夏代的传流情况，由于史料缺乏，难以详述，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有限的文献获得一些认识。今天所能看到的有关夏代和商代的文献，主要是《尚书》《左传》《墨子》和《山海经》中有一些比较零星的记载，还有商代后期的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其中涉及五帝时代信息的材料多与宗教有关。如《山海经》中所记载的夏启舞九韶、孟涂司神于巴、汤斩夏耕，甲骨卜辞中所记载的对五方帝、四方风神和帝喾的祭祀等。这说明当时的人将五帝时代的君主和名臣视为神灵，怀有敬畏、恐惧之心。这样，五帝时代的历史信息通过宗教仪式和口传等方式一直流传下来。

西周和春秋时期，周王朝和诸侯国有发达的历史写作和文献保存制度。这一时期的文献较为丰富地记载了五帝时代的历史。《左传·昭公十二年》提到楚左史倚相能诵“三坟”“五典”“八索”“九丘”^①，显示出楚国史学的发达程度。楚国是一个蛮夷之国，竟然有这么多关于五帝时代的文献典籍，由此可以推知，周王室及其诸侯国应该更多。不过到西汉时期，人们所能见到的保存五帝时代历史信息的文献，只有《诗经》《左传》《国语》《世本》《孟子》等少数几本书了。

①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参见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春秋时代，人们基本上还能解读五帝时代的神话传说。《国语·鲁语下》记载孔子所讲的大禹杀防风之事。《楚语下》记录了楚国大夫观射父对重黎绝地天通的解释。《昭公元年》记载了子产对实沈、台骀二神的解释。《昭公七年》记载了子产对夏郊祭鲧的解释。《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录了郯子对“少皞氏鸟名官”的解释。《昭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史墨对豢龙氏、御龙氏和五行之官的解释。孔子、观射父、子产、郯子、史墨是春秋时代的博物君子，能够揭示出五帝时代神话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一是因为那个时代存在着丰富的文献典籍，二是因为那个时代贵族世系制度还存在，那些贵族能够将自己的世系追溯到五帝时代的明君贤臣，而在那些贵族的家族内，必然保留着关于其五帝时代祖先的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神话传说，所以他们对神话传说的解释不会失真。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贵族世袭制度走向解体，周王朝及其诸侯国之史官家族逐渐沦落为平民，他们世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和史料开始散失。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将秦国之外各国的史书付之一炬，从而使记载远古历史的文献近于绝迹。关于五帝时代的历史信息，除了有限的文献典籍记载之外，更多是靠口碑转化而来的神话传说、志怪传奇以及民间祭祀、风俗礼仪进行传播。由于贵族制度解体、历史文献缺乏，神话传说、志怪传奇以及民间祭祀、风俗礼仪失去了与历史的联系，成为“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指那些神话传说、志怪传奇以及民间祭祀、风俗礼仪等材料源自远古大众的集体意识，但到文明发达时代，大众已无法用理性对那些材料进行解释，于是那些材料就变成了集体无意识。那些材料，到汉代陆续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成为历史学家研究五帝史的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五帝史研究从西汉司马迁开始。《史记·五帝本纪》可看作司马迁的研究成果。西汉政府颁布收书令之后，幸存于民间的文献典籍陆续汇集于朝廷。司马迁采集今古文《尚书》《左传》《国语》《世本》《大戴礼记》以及包括谱牒历书在内的文献，参考了流传在民间的口碑传说，第一次系统地勾勒出五帝时代的轮廓。《五帝本纪》代表了汉代五帝史研究的最高成就。在司马迁之后的整个封建社会，史学家的历史观以及他们所能利用的史料没有多大变化，所以在其后的两千多年里，五帝史研究没有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不过，在此期间还有不少人在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和罗泌的《路史》。

司马迁在创作《五帝本纪》过程中所见历史资料很丰富。他挑选了那些比较驯雅的史料，写成了《五帝本纪》。司马迁舍弃了那些看起来不驯雅的材料，即“百家言黄帝”的材料。太史公所说的不驯雅，可能是因为那些材料带有神话色彩，不能用理性解释，其内容可能是关于五帝及其贤臣的奇特外貌和无父而生的传说。此类材料后来被儒师写入儒家经书注释和纬书中。在今天看来，这些信息仍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部族母系时代图腾崇拜情况。西晋时期皇甫谧在他的历史著作《帝王世纪》中，采用了纬书中的材料，丰富了人们对五帝时代的认识，这是一种进步。东汉以后，社会上流传的有关五帝时代的材料有的被道教信徒写入道经，有些被士大夫写入家族谱牒。南宋的罗泌吸收了这类文献，写成了《路史》。罗泌死后，其子罗苹为《路史》作注，注明了罗泌所使用的史料的来源，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这两部书的价值是记录了当时流传的有关五帝时代的文字信息，为今天研究者保存了宝贵的史料，那些史料经过科学分析之后有其利用价值。这两部史书对于今天五帝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此。

《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路史》等封建时代的历史著作，对于五帝时代的描述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受众的需要。现代人对人类历史有了更为深入、系统的认识，要求现代历史研究者有理有据、合乎现代学术规范地阐明五帝时代的婚姻、政治制度和历史发展脉络。20世纪20年代，五帝史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20世纪20年代，随着西方历史学理论和著作的传入，中国的学人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历史，并按照西方历史学模式，建构起自己的史学体系。顾颉刚先生发现中国五帝时代的历史往往与神话传说纠缠在一起，违背了现代历史学的真实性原则。他把这一发现公布开来，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讨论。这一讨论打破了人们对司马迁所建立的五帝史系统的迷信，从而要求研究者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地探索历史真相。《古史辨》系列著作成为五帝史研究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凝结着主办者和讨论者的智慧和心血。

顾颉刚先生踵袭清代阎若璩、崔述、崔适、廖平、康有为等人的步武，在文献辨证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顾颉刚先生指出了古史系统和史料的可疑之处，促使人们反思，这是重建古史的开端；他提出了“层累的古史观”理论，发现了古史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即后代人在写古代史的时候，必然带入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观念；他证明战国秦汉人所构建的“三皇史”不可靠；其对文献的辨伪，促使人们深入考察先秦文献典籍成书的复杂性^①，对于五帝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①20世纪后半期，由于大量古书的出土，一些学者对于先秦古籍的真伪问题有了新的理解。李学勤在《失落的文明》一书《一○五对古书的反思》中，从简帛古籍整理的经验出发，揭示出先秦文献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后人修改”“后人增广”等种种情况，认为我国古代大多数典籍是很难用“真”“伪”来判断的。(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231页)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六讲《帛书的体例与分类》中说：“辨伪学家讲‘真伪’，着眼点主要是‘年代矛盾’。这样的矛盾本来可以通过年代本身去解决，而不一定非得归入‘真伪’的范畴。如果一定要讲‘真伪’，就要把作伪动机、作伪环境、作伪手段这些都考虑进去，有‘案情调查’，有‘罪行认定’，拿出真凭实据。……现在有了出土古书(这些古书都是真古书，它们对审查古书最有说服力)，大家翻回头来再看传世古书，则情况为之一变：我们手头的古书，年代早一点的古书，它们中的哪一种真正够得上叫作‘伪书’，这倒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参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15页)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五帝时代历史的解释工作。在这一方面成就突出的前辈，大体上有以下几类。

第一，甲骨金石方面的专家，如王国维、胡厚宣、徐旭生、陈梦家、李学勤等，他们吸收了甲骨金石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历史文献，创造性地解释商及先商历史上存在的有关问题，为五帝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方面主要作品有王国维的《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考》、胡厚宣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陈梦家的《商代的神话和巫术》、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等。

第二，得风气之先，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专家，如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王玉哲等，他们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社会学的解释模式，为五帝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方面的主要作品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翦伯赞的《先秦史》、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等。

第三，民族学、人类学、神话学方面的专家，如闻一多、孙作云、杨宽、丁山、李玄伯等，他们发现了中国神话与五帝时代历史的联系，为五帝时代的有关现象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在这方面主要作品有闻一多的《伏羲考》《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孙作云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美术与民俗考古》、丁山的《古代神话与民族》《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等^①。

①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第四，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如李济、夏鼐、尹达、苏秉琦等，都曾研究过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而这个问题，与五帝时代历史研究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这方面的著作有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等。下面具体谈一谈有关专家的贡献。

在中国古史建设上，王国维先生开创了商周史研究的新局面。商周史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夏史和五帝史研究创造了条件。他使用了“两重证据法”，即用地下出土文献印证世传文献。地下材料的出土，使世传材料重新为学者所信任。其《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考》等著作证明，《山海经》等神话著作也有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

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先生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将唯物史观引入中国古代史研究，开创了史学研究新局面。唯物史观的基础是社会学理论，它揭示了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的联系，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这两对矛盾决定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唯物史观应用于历史学研究，大大增强了研究者把握历史现象之间有机联系的能力。在五帝时代研究上，郭沫若^[1]98先生认为禅让制度是母系社会的民主制度。翦伯赞^{[2]102, 106}、吕振羽^[3]、尹达^[4]18等史学家，承认中国经历过母系社会，并且把母系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时间确定为禹、启之交，他们对禅让制的看法与郭沫若比较接近。他们的著作，对于今天五帝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徐旭生先生在他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对疑古学派的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将中国古代史划分为传说时代和历史时代，将商盘庚以前划为传说时代，之后为狭义的历史时代。对于传说，他认为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尧舜禹及其时代并非不可理解，不是后人伪造。徐旭生认为传说具有历史的质素，而神话是纯粹幻想：“掺杂神话的传说同纯粹的神话有区别……至于传说里所掺杂的神话多少，大致是越古越多，越近越少。……传说与神话是很相邻却互有分别的两种事情，不能混为一谈。”^[5]25事实上，神话与传说很难区分。它们作为人类头脑中的意识，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神话和传说包含真实的社会内容。徐先生的历史研究，排除了神话材料，自然是其局限。在这本书中，徐先生认为传说时代，包括五帝时代存在着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这三个集团相遇后，开始相互争斗，此后又和平相处，最后完全同化，才渐渐形成后来的汉族。^[5]4徐先生的古史观念建立在当时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徐先生的这本书出版到现在，中国考古学取得了飞速发展，华夏、东夷、苗蛮三分说^②已经过时，今天的研究者应该在考古学新成果基础上，提出更符合历史实际的观念。^[6]40

②杨军、张乃和在《东亚史》中说：“三分说的最大弱点，在于无法与考古学发现相吻合。蒙、徐都从文献出发，很少使用考古学资料。傅受仰韶、龙山文化呈东西分布的考古学影响，也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杨军、张乃和的《东亚史》，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李玄伯(宗侗) 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也是一部重要的中国五帝史研究著作。他喜欢法国学者古朗士的著作《古代希腊罗马社会》，并将这部书翻译成了中文。在序文中，李先生拟撮举中国古代状况以与希腊、罗马对照，由于文字繁多，不能冠于译本之上，于是别加整理而写成《中国古代社会新研》。这部著作将希腊、罗马与中国古代社会进行对比，从人类学角度对中国五帝时代的历史提出了新的解释。蔡元培给此书写的序文中写道：“承著者以初稿见示，特举其最精当的各点如左：一、中国有图腾制……二、中国祀火的事迹……三、中国曾有母系制……四、昭穆的更迭……著者以民族学中所屡载之婚级释之，其义乃明。五、尧舜的荐贤，尧舜的禅让，儒者传为美谈，孟子且以尧荐舜于天，舜荐禹于天以缘饰之。著者以非洲民族杀耄君的典礼与埃及塞德典礼相对比，而唐虞往事，遂无复有艳称的价值。”^[7]Ⅲ-Ⅴ

李学勤先生是当今学术界五帝史研究重要推动者。1992年，他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从此五帝史研究成为热点。在历史研究方法上，他主张将考古、文献、传说资料结合起来，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呼吁研究者进行理论创新。同时，在史料辨证上，李先生也做了很多建设性的工作。他从简帛古籍整理经验出发，指出先秦文献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后人修改”“后人增广”等种种情况，证明所谓的“伪书”不伪。在五帝时代统治中心与四方关系上，李先生提出了统一的文化“场”的概念：“在考古学上，不少学者都在使用‘龙山时代’这个词，这意味着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的范围里，各种文化都有其共同点。这种情况，也可譬喻为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场’，其范围之大在古代世界是罕与伦比的。我觉得，这个文化的‘场’正是后来夏商周三代时期统一国家的基础。炎黄二帝以及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十二姓的传说，与这一具有共同点的文化‘场’是有联系的。结合古史传说来考察龙山时代各种文化，将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有进一步的阐发。特别要指出的是，从这里可以看到，民族的团结统一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分裂，但最后归于统一。这样的民族精神，在史前时期已经露出其端倪了。”^[8]45这一观点对于今天五帝史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最近一个时期来，在五帝时代历史研究方面，历史学界又出版了几部专著，如汪昌林先生的《中国上古文明研究》、许顺湛先生的《五帝时代研究》、王晖先生的《古史传说时代新探》等。其中王晖先生的《古史传说时代新探》一书，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观点，如黄帝的称号“轩辕”“有熊”，来自其图腾“天鼋”^[9]9-13，帝喾是殷周时代的上帝^[9]16-24，中国文明由“漫天星斗”转变为以黄河为中心的原因在于新石器时代后期爆发的大洪水^[9]59，后稷在农业上的贡献是将大麦、小麦传入中原^[9]167，大禹因治水、为山川命名、知万物之名而为巫师宗主^[9]120等，有些观点虽不是其初创，但作者提出来还是很有价值。此书材料丰富，论证充分，是最近一个时期学术水平很高的著作。

在考古学界，夏鼐、李济、尹达、苏秉琦等学者都曾研究过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而这个问题，与五帝时代历史研究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这方面的著作有李济的《中国文明的开始》、尹达的《尹达史学论著选集》、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等。在重视考古发掘成果的同时，他们大都强调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和神话传说的价值。尹达说：“考古学对于中国原始社会史上的贡献固然不少；但是只依靠着考古学上的材料，还不能够看出中国原始社会的全面，它只是指出一个正确的骨干，提供给我们一个可靠的提纲，给我们许多丰富的社会生活中的物质基础。至于当时的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等，我们虽说还可以从遗物和遗迹上看出一些道理来，但是，终于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不能够钩稽出更多的材料。这是目前考古学上的缺陷，这是我们仅仅根据考古学上的资料去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时所遇到的困难。……这个缺陷，这样的困难是不是不能克服呢？可以克服的困难。中国的古史向来有不少神话似的传说，它们固然不尽可靠，但其中还是隐约地影射着一些过去的史实。依据着考古学上所提供的提纲，配备着世界原始社会史上研究的成果，从中国古代传说里钩稽中国原始社会的史料，自然是一个比较妥善的办法。”^[4]176尹先生指出了考古学在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上的缺陷，认为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应该走考古与神话传说相结合的道路。

苏秉琦先生是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创始人，他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人口稠密地区划分为六大文化区域：“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重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10]35-37他将中国文明的起源概括为“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阶段，将中国文明发展概括为三部曲和三模式：“发展阶段的三部曲是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的三类型是：原生型：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六千年前、四千年前、两千年前)；次生型：中原，以夏商周为中心，包括之前的尧舜，其后的秦，共五代，均以尧舜时代洪水为其祖先源头，从四千年前到两千年前，重叠、立体交叉为其特征；续生型：北方草原民族，于秦汉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清朝三代为代表，同样在此两千年间，重复、立体交叉形式，各自经历过三阶段模式的国家。”^[10]130对于中原地区文明发展历程，苏先生这样概括：“从陶寺到夏商周，中原地区国家的最终形成，主要是在从洪水到治水的推动下促成的，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力。……关于陶寺遗址，前面已经谈过一些。把它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一种形式，是多种文化熔合产生的文明火花。如从国家形成的模式看，它是以外部因素影响为主形成的次生型‘古国’的典型实例。陶寺遗址发现的斝、鬲、彩绘龙纹陶盘，彩绘、朱绘黑皮陶器，包含了北方因素，根与北方有关，红山文化已出现彩陶龙纹，红山文化末段已出现朱绘黑皮陶器，陶寺圆底腹斝到三袋足捏合而成的鬲的序列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河套东北角(河曲) 与河北西北部出土的尖圆底腹斝，陶寺还出土一种扁壶序列，它们的近亲只能到远方的山东大汶口文化中去寻找，墓葬随葬品中类似‘厨刀’(∠字形) 的石制切割器，更要到远方的浙北杭嘉湖去攀亲。与它们共出的‘磬和鼓’的组合不是一般民乐器类，它们是摆在厅堂或更隆重场所，作为礼仪性质的设施，还有成套的朱黑漆木器。所以晋南陶寺文化是又一次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聚变火花。……考古发现正日见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从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各大文化区系间的交流和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也相应经历了‘三部曲’的发展。” ^[10]158-161苏秉琦先生的这些论断，很好地概括了20世纪考古学发展成果，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顺利接轨创造了条件。

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距今天已经四千多年。这是一个辉煌的、充满神话和传奇的时代，它所传递下来的历史信息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形成。儒家的敬天尊贤、道家的尚柔谦退，无不根源于五帝时代的文化。因此，五帝时代成为中国历代史学研究者必须关注的问题。

五帝时代结束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夏商周时代。五帝时代的历史信息通过口耳相传、文字写作等多种方式传播下来。三代王朝都有史官，他们在记录当时历史的时候，同时也把口传的五帝时代的历史信息写入史书和其他文献中。在先秦文献中，保留五帝时代信息较多的文献有《尚书》《左传》《国语》《世本》《孟子》《礼记》等。这一时期，还很少有人对五帝时代进行专门研究。

司马迁阅读了金匮石室中的关于五帝时代的历史文献，并且到黄帝、尧、舜、禹有关的地方访问故老，以便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择善而从，创作出《五帝本纪》，使五帝时代的历史有了一个清楚的轮廓。西汉后期，一部分与五帝时代有关的口传历史信息被儒家经师写进了纬书中，这些材料被西晋历史学家皇甫谧所采用，于是有了《帝王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兴起，道教徒采用了部分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在民间流传的五帝时代的历史信息，创作了许多经书。南宋时期的历史学家罗泌用上了这些材料，创作出《路史》。虽然历史学界对皇甫谧和罗泌的著作评价有争议，但他们保存历史文献的功劳不可埋没。由此可见，五帝史研究的进展，与研究者的视野不断扩大有密切联系。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走上了现代化的进程。顾颉刚所领导的古史辨派摧毁了司马迁所建立的五帝史系统，开始了科学的五帝史重建工作。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屡有重大发现，如殷墟王陵的发掘和大量青铜器甲骨卜辞的发现，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发现，郭店、上博、清华简的现世等，都为五帝史研究提供了新鲜的宝贵的材料。西方人类学理论的传入，为五帝时代文献的解读提供了理论支持。大批学者在与五帝史有关的考古学、神话学、历史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科学五帝史系统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当今五帝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二：第一，不同学科之间难以融合。考古学无法与历史学结合起来。台湾学者杜正胜说：“史前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恐怕将是两条不相交叉的平行线，结果是你说你的太昊氏少昊氏，我说我的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11]21第二，要进行这段历史的研究，必须重视神话传说，承认神话传说的史学价值。这是史料观问题。王国维、胡厚宣、徐旭生、李济、夏鼐、尹达、苏秉琦等都重视神话传说，但史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当今学者如果能打通考古学、历史学和神话学的界限，五帝史研究必然能取得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