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史记》的教学与研究在文、史学界非常盛行，中文系多会开设《史记》的课程，历史系或开设《史记》，或者秦汉史的课程也会涉猎《史记》的内容。所以，台湾文、史科系的学生多有阅读《史记》专书的经验。早期，台湾大学的大学国文，上下学期分别是《史记》与《孟子》，学生普遍阅读《史记》，台大的教师投入《史记》的教学、研究者涵盖中文系与历史系，阵容坚强而壮大，阮芝生、李伟泰、吕世浩都是其中翘楚；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史记》研究，有赖明德、林礽干等师长持续耕耘；此外，台湾“清华大学”的林聪舜教授、成功大学的张高评教授、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高雄师大周虎林教授也长期投入《史记》教研工作，深化研究，培育人才。近年来，拜网络之赐，课程的改革与尝试推陈出新，台大MOOC课程中，由历史系吕世浩教授开设的“史记”，每期的选修人数都超过万人，选修的学生除台湾之外，还有美国等地，令人叹为观止，也证明了台湾《史记》教研的深厚实力。更有甚者，台湾的中学教科书，也选录《史记》的篇章，国中国文有《张释之执法》，高中则有《鸿门宴》，《史记》是台湾学生的共同记忆。^①因此，《史记》在台湾的传播相当普遍，《史记》的学术研究在台湾也相当盛行。^②

①关于台湾中国国文课本收录《史记》篇章的研究，请参见拙著《台湾中学国语文教材选用〈史记〉之研析》，收录在台湾师范学国文系主编《国语文教学理论与实务的多元探讨》，台北的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47-163页。

②笔者初步搜集台湾关于《史记》的研究成果，专书163本、学位论文134篇、期刊论文(含专书论文、会议论文集)1180篇。若以60年计算，平均每10年都有超过25本专书、199篇期刊论文、20篇学位论文发表，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

近来，中国学界的《史记》研究人才辈出，陕西省的司马迁研究会、北京的中国史记研究会是两个颇具规模的史记研究协会，除了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之外，并完成《史记研究集成》、修订点校本《史记》等重要的学术工作。世纪之交，许多学者对于《史记》研究做了不同面向的总结，例如张大可在《史记教程》第一章《导论》中提到，《史记》研究的总成果，据他统计，从1980—1998年不到20年的时间里，大陆地区发表了1835篇论文(总字数1100万字，每位作者1.6篇)，131部专书(总字数5000万字，每位作者1.3部)，成果丰硕。^①这几年还出版了《史记研究年鉴》，定期总结《史记》的研究成果，整体而言，大陆近年来《史记》研究的人才辈出，活力充沛。

①张大可、安平秋主导的《史记研究集成》，2005年由北京华文出版社出版，一套14卷，包括《史记》的内容、流传、研究等面向，内容将近500万字，是一部企图宏大，具开创性的学术丛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史记》，流传甚广。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率领一群学者，以新发现的版本、出土资料重新勘校，2014年，北京的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史记》的修订本。其他如张新科、俞桦章合著的《史记研究史略》，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张新科、俞樟华等著的《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史记研究集成》第十三卷)；俞樟华、邓瑞全主编的《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史记研究集成》第十四卷)。

除了大陆，日本、韩国、美国、欧洲对于《史记》研究也有相当多的成果。日本池田英雄《从著作看日本先哲的〈史记〉研究——古今传承1300年间的变迁》^{②[1]377-403}《史记学50年——日、中「史记」研究の动向(1945—1995年)》、韩国诸海星《六十年来韩国〈史记〉研究综述——1984—2007》^{③[2]117-142}、捷克罗然(Olga Lomova)《二十一世纪初翻译史记的回顾与启发：兼介绍史记翻译成捷克文的研究项目》^[2]351-357，都是非常具代表性的总结。罗然教授是布拉格查理士大学教授，他的文章着重在《史记》的翻译，尤其是欧陆的翻译，他指出，欧陆的学者翻译《史记》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历史史料与文学作品。前者着重客观的考订，后者着重叙事结构。俄罗斯Rudolf V.Vitakin博士率领的团队已经翻译了《史记》第1～100卷，并全数出版，此外，文章中也介绍了他自己正在着手的《史记》捷克文的翻译工作。^④诸海星教授任职韩国启明大学中文系，他的文章总结韩国的《史记》研究，诸海星教授推断，《史记》传入韩国应该不会晚于中国的东晋时期，即韩国的高句丽朝。《史记》全本130卷的韩文翻译，也由成均馆大学丁范镇教授率领的团队，在20世纪末完成并出版。韩国《史记》研究则由留学台湾的李寅浩、朴宰雨等人为首，逐渐深化，在文学、语言方面有杰出的成果，此外，诸教授也指出韩国《史记》的未来方向，包括《史记》全书的详注、《史记》接受史、中韩比较研究等。池田英雄是日本《史记》研究名家，他的《史记学50年》总结中、日的《史记》研究，分别从《史记》的成立、版本、人物传记、普及、司马迁的生卒年、思想等面向归结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及遗留的问题，还专章介绍了《史记》研究的50年轨迹、《史记》研究的最新动向，非常全面地总结了中、日50年(1945—1995)的研究成果，令人叹赏。

②此外，池田英雄：《史记学50年——日、中「史记」研究の动向(1945-1995年)》，东京明德出版社，1995年版。

③诸海星另有一文《〈史记〉在韩国的流传与影响——以翻译介绍与研究现状为中心》，《汉学研究通讯》2004年第11期，第11-20页。两篇文章相互参看，对于韩国的《史记》研究历史与现况就能初步了解。

④2011年12月2-4日，罗然教授主办的“《史记》及其超越：第三届《史记》国际研讨会”在布拉格查理士大学举行，是近年来最重要的《史记》国际研讨会，参见吕世浩《〈史记〉及其超越：第三届《史记》国际研讨会纪要》，《台大历史学系学术通讯》2012年第13期第19-25页。

台湾学界对于《史记》研究的成果也有多次的总结。1971年，学界编撰《六十年来之国学》书系，其中，《史记》专章由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刘本栋教授负责撰写，在其《六十年来的〈史记〉》一文中，刘教授针对1921—1972年间，选择12本代表性的专著，作了简略的介绍^⑤，以鸟瞰的方式总结1921—1972年的研究成果。

⑤收录在程发轫主编的《六十年来之国学》，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12本书包括：《史记新校注》《史记今注》《史记斠证》《史记今释》《史记天官书今注》《史记儒林列传疏证》《史记地名考》《史记旧注平义》《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史记探源》《太史公书义法》《史记考索》。

1993年，赵秀金等人以集体合作的方式，回顾了台湾30年(1963—1993 ) 的《史记》研究成果^⑥，他们搜集了19本专书、48篇期刊论文，指出《史记》研究在三个面向有显著的成绩：《史记》的考证注疏、《史记》内容及体制义例研究、司马迁思想研究。

⑥参见赵秀金等《近三十年来台湾地区有关司马迁史学之研究》，《史苑》第54期，1993年第1-13页。

此外，王民信的《史记研究之数据与论文索引》^[3]，也搜集了有关《史记》版本、解题，以及相关研究的数据与论文，包括古今以及香港、大陆的资料都尽量搜集，对于初入门的研究者颇有帮助。

以上三者都试图在自己的时间点上，整理《史记》的研究成果，然而，限于时间、材料，刘本栋、赵秀金都是以鸟瞰的方式，约略的观察；王信民的搜集比较完整，古今中外都包括的范围又太大了。除了针对研究成果的整理，也有台湾学者选录《史记》研究的代表性论文，辑为一书，提供研究者必读篇目，嘉惠学子。^①这样的选辑有学术上的价值，可惜自张高评编选《史记研究粹编》之后，就无后继者了。再者，这样的选编仍有挂一漏万的遗憾，无法看出台湾《史记》研究的完整面貌。^②

①据笔者所见，在台湾地区这类的书有：大陆杂志社编的《史记考证研究论集》，台北的大陆杂志社，1970年版。森海出版社编的《史记研究论文集》，台北的森海出版社，1973年版。潘重规《史记论文集》，台北的木铎出版社，1976年版。陈新雄、于大成主编，《史记论文集》，国学论文荟编第一辑第二册，台北的西南书局，1978年版。黄沛荣《史记论文选集》，台北的长安出版社，1982年版。张高评编选《史记研究粹编》，高雄市的复文书局，1992年版。

②李伟泰《近十余年来之〈史记〉研究(2001—2012)》，针对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成果，详细介绍，经请教李教授，这是《先秦两汉学术——研究生讲习会》的讲稿，没有正式发表。

综上所述，世纪之交，学界对于百年的学术反省全面展开，《史记》的研究亦难置身事外。祖国大陆在这方面最积极，也成果丰硕。日本、韩国、欧洲都有相关的成果。台湾的《史记》教学、研究都非常兴盛，却没有对《史记》的研究作全面的整理。因此，笔者遂不揣浅陋，希望能整理1949年至今台湾《史记》研究的成果。一方面掌握已有的成绩，一方面也试着指出未来的方向，这两点对于台湾《史记》研究来说，都至为重要。

本文希望总结1949年至今台湾《史记》的研究成果，有几点问题必须先厘清：首先，研究断限的问题，本计划以1949年为起点，为了彰显台湾《史记》的研究，尤其是与祖国大陆区别的成果及特色，1949年以后最为显著；其次，下限则是笔者所能搜寻的完整数据，因此设定至2013年，超过60年的时间。

一、专书

如前所述，本研究希望总结1949年迄今台湾《史记》的研究成果，笔者初步以专书、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三方面搜集相关研究成果，这是学界撰写论文时参考书目的架构，也是搜集资料比较完整的架构。初步建立论述目录之后，笔者以10年为限，作数量的统计，概观出版数量的消长；并以文学、思想、史学、语言(含考据)四类，将论述资料分类。

资料的搜集工作是本论文的关键，笔者先利用图书馆等相关的网站，搜寻相关的数据，建立目录，并请益前辈学者提供意见，修正补充。接着，把视野扩及专书论文及会议论文，这部分就比较棘手，以会议论文集为例，包括辅仁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史记》国际学术研讨会、政治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汉代思想与文学学术研讨会、佛光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史记》与国际汉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搜集的资料以正式出版会后论文集为主。此外，经李伟泰、林聪舜两位教授提醒，又补充了台湾学者在大陆研讨会、期刊发表的论文。不过，资料的搜集终究不能毫无遗漏，笔者会不断地修正、补充，也会持续向学界前辈请益，希望能尽量避免缺漏，建立完整的数据文件。

资料初步搜集建立之后，笔者将阅读相关资料并摘要其内容，这部分的工作量相当大，笔者会先筛选重要的论著，阅读并摘要，希望能先着手最新、最具代表性的论著，所谓最新，比较没有争议；具代表性就比较有争议，不过，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工作愈多人做越好，争议只是个人选择的学术视角，较无关乎整体计划成败的关键。

最后，笔者希望在这样的总结基础上，指出台湾《史记》研究的方向，这个部分还要参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史记》研究成果与最新研究方向，祖国大陆张大可、张新科以及韩国诸海星都有很精要的论述，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池田英雄《史记学50年》的架构，则是笔者可以多年努力的理想。笔者初步建立数据，会再进一步交叉比对、搜罗补正，并请教台湾《史记》研究的前辈学者，包括赖明德教授、蔡信发教授、李伟泰教授、林聪舜教授、吴褔助教授、张高评教授、李纪祥教授等人，请他们提供宝贵意见，汇整成为可信有征的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开展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归纳与分析。

以下先就专书的资料说明如下：

1949年之后，台湾《史记》的专书包括古籍的出版与学者的专著两部分。在古籍的出版这部分，除非是重要版本或校注本，本论文对于重复出版的古籍版本就不予搜录，因此，本论文将以学者专著为主。笔者初步搜集到的专书超过160本，主要的内容包括学术研究与选集新译。目前，笔者初步建立从1949—2013的《史记》相关专书的档案，其中，学术著作，包括编纂的论文集，约占三分之一，其余超过三分之二都是通俗倾向的著作，包括白话改写、今注今译、节选本等。就10年的出版数量而言，2001—2010年出版超过40本专书最多，最少是1969年以前的10本。

在学术著作方面，内容多元而精彩：

专题论文部分，例如刘伟民的《司马迁研究》^[4]、赖明德的《司马迁的学术思想》^[5]、周虎林的《司马迁与其史学》^[6]，针对司马迁的生平、思想、史学，作宏观的考察；古国顺的《史记述尚书研究》^[7]则是阐发《史记》在经学史，尤其是尚书学史的意义。吴福助的《史汉关系》^[8]则是专注于《史记》《汉书》的比较，吴福助另有《史记解题》^[9]，针对《史记》130篇的主题内涵、写作技巧与研阅方法，都有提纲挈领的提点，有助于初学者。汪惠敏的《史记政治人物述评》^[10]，特别聚焦在《史记》政治人物，是台湾研究《史记》类型人物的第一本专书。蔡信发的《话说史记：历史兴衰胜负的症结》^[11]，蔡信发教授在《史记》研究上深有所得，《话说史记》是蔡教授多年研究的成果。他在《史记》体例的见解、篇章的细腻分析，都是笔者阅读、研究《史记》的重要参考。郑圆玲的《史记黄老思想研究》^[12]，特别对《史记》的黄老思想深入阐发，《太史公自序》的《论六家要旨》是汉代黄老思想的重要文献，然而，司马迁的思想有其复杂性，除了承继父亲的黄老之外，也尊崇孔子，对于法家也有同情的理解、公允的评论。因此，司马迁创作的《史记》，其思想内涵也非常丰富，郑圆铃选题相当有眼光，也获得相当成果。林聪舜的《史记的人物世界》^[13]《史记的世界：人性与理念的竞逐》^[14]是两本深入有得的《史记》专著，林聪舜教授任教于清华大学，长期投入汉代学术研究，能发人所未发，例如，以世界观诠释韩信败亡即是一例，发人深省。李纪祥的《史记五论》^[15]，李教授任教佛光大学历史系，长期投入中国史学研究，这本专书是他对《史记》的部分研究成果，内容涵盖史学、文学。此外，李教授也举办了两届“世界汉学中的《史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试图将《史记》的研究推向国际，并与国际汉学对话。由其主编的《史记学与世界汉学论集》^[16]是部分成果的结集。吕世浩的《从五体篇末看史记的特质：以〈平准〉、〈三王〉、〈今上〉三篇为主》^[17]《从史记到汉书：转折过程与历史意义》^[18]，吕世浩教授任职台大历史系，他的这两本专书都是从史学编纂的角度开掘《史记》的内涵，前者以《史记》五体的末篇，尤其是本纪、世家、书为考察重点，后者则关注《史记》到《汉书》的转折与变化。

考订的成果也是成果丰硕，例如，施之勉的《史记会注考证订补》^[19]，针对日本人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的资料，细致地考订与增补。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的成就大，影响深，然而，讹谬也不少，施之勉教授的工作非常有价值，鲁实先教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20]也是相似的著作。王叔岷的《史记斠证》^[21]则是《史记》校雠工作的重要总结。

论文集的出版也是专书中的亮点，包括研讨会论文集，例如辅大中文系主编的《纪实与浪漫：史记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2]，李纪祥主编的《史记学与世界汉学论集》^[23]。还有《史记》的论文集，例如潘重规等的《史记论文集》^[24]，陈新雄、于大成主编的《史记论文集》^[25]，黄沛荣主编的《史记论文选集》^[26]，张高评的《史记研究粹编》^[27]。论文集的出版对于推动《史记》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在古籍选注、语译、改写等普及《史记》的著作方面，也有可观的成绩。古籍选注部分，马持盈的《史记今注》^[28]是台湾第一部《史记》全本今注今译的专书，至于《白话史记》的《史记》语译工作，也有兰台书局(1969)、河洛出版社(1979)等积极投入，或者冯作民独立完成(1978)。不过，最具影响力的仍是由台大、台湾师大等校教授合力完成的《白话史记》^[29](台北联经出版社，1985)。至于大学《史记》课程的授课教材，早期都是采用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近来，因授课时数缩限等因素，《史记》选本逐渐被列为教材，例如台大李伟泰教授等人编选的《史记选读》^[30]。《史记》改写的部分，李永炽的《历史的长城：史记》^[31]最具代表性。李永炽教授任职于台大历史系，他以深入浅出的文笔改写《史记》故事，生动有趣，引人入胜。

此外，黄启芳、洪国梁的《史记地图汇编》^[32]是第一本比较完整的《史记》地图专著，研阅《史记》必须配合地图，然而，不论掌握古今地名的变动，战争描写与兵法运用等，都需要明晰的地图数据，黄启芳、洪国梁两位教授的《史记地图汇编》补足了这方面的不足。不过，受限于绘制技术与出版经费，该书以手绘的方式出版，不够精确明晰，授课时的运用也比较受限。

大陆学者《史记》研究著作在台湾出版，则是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焦点。从杨燕起等的《历代名家评史记》^[33]开始，陆续有何世华《史记美学论》^[34]、韩兆琦《史记选注汇评》^[35]《史记博议》^[35]、陈桐生《儒家经传文化与史记》^[36]等著作在台出版，这标志了两岸《史记》研究的实质交流。

二、学位论文

笔者初步搜集台湾从1949—2013年《史记》研究的学位论文，总共134篇。其中博士论文15篇，约占11%，硕士论文119篇，约占89%。学位论文的系所的部分，中文系(包括国文系、语教系)118篇，占88%。其他的系所16篇，占12%，包括历史系有9篇，教育系2篇，东亚系1篇，东方人文思想所1篇，地理系1篇，宗教系1篇，应用外语系1篇。如果就研究主题而言，据笔者初步归纳，文学61篇约占46%，思想39篇约占29%，史学21篇约占15%，语言13篇约占10%。

如果从1950年开始，以10年为期的数量统计，每10年平均约有27篇。然而，第一篇出现在1965年，谭固贤的硕士论文《史记尚书说》(台大中文研究所)，因此，1950—1959年没有学位论文。统计从1960年开始，细究其论文数量的分布，都是硕士论文；1961—1970年有5篇，都是硕士论文。1971—1980年有5篇，有2篇博士论文、3篇硕士论文，较诸前10年，数量并没有增加，不过，出现了两篇博士论文，包括台湾第一篇《史记》博士论文阮芝生的《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与历史思想》(台大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73年)，阮芝生先生后来留在台大历史系任教，成为台湾研究《史记》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另外一篇博士论文，许璧《史记称代词语虚词研究》(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75年)，这是第一篇中文系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中，朴宰雨《史记的写作技巧研究》(台大中文所硕士论文，1980年)，朴宰雨是韩国学生，硕士之后，继续在台湾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返回韩国之后，成为韩国研究《史记》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1981—1990年有11篇，包括3篇博士论文，8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包括张添丁《司马迁春秋学》、金苑《史记列传义法研究》以及朴宰雨《史记汉书传记文比较研究》，内涵包括了经学、文学。硕士论文部分，出现了第一篇地理学的论文——林哲君《司马迁的地理思想与观念》，这也是台湾唯一一篇研究司马迁地理思想的学位论文。此外，李寅浩、金圣日都是韩国的学生，两人分别在中国台湾、韩国完成博士论文，也成为韩国研究《史记》的重要学者。

1991—2000年有15篇，包括4篇博士论文，11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包括李寅浩《史记文学价值与文章新探》、简松兴《西汉天人思想——以〈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记〉为中心》、魏聪祺《太史公“成一家之言”研究》、高祯霙《史汉论赞之研究》，分别出自台湾师大、辅仁大学、东吴大学、中国文化大学四个大学的博士论文，标志着《史记》研究的开枝散叶，研究人才的培育更加深广。

2001—2010年有71篇，包括6篇博士论文，65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包括5篇中文系、1篇历史系，研究主题涵括传记文学、语言、叙事学、《史记评林》、生死观以及《史记》到《汉书》的转折等，非常多元。硕士论文部分，有2篇教育系、1篇宗教系的硕士论文，《史记》受到不同科系的研究生的关注。2011-2013年有27篇，全部都是硕士论文。在研究的主题部分，文学61篇，占45%；思想39篇，占29%；史学21篇，占16%；语言(考证、翻译)13篇，占10%。以文学研究占多数，思想研究仅次其后，史学、语言(含考证)又其次。

整体而言，台湾近60年来的《史记》学位论文，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在15篇博士论文中，韩国学生占了3位，他们是朴宰雨、李寅浩、金利湜，比例相当高，这三位韩国学生的硕、博士论文都在台湾完成，学成返回韩国，都在大学任教，对于韩国《史记》研究的建立与推动，有重要的贡献，这是中、韩学术交流重要的一页。

再者，在台湾的学位论文中，《史记》的研究以中文系为主，也有历史系、教育系、地理系、宗教系，展现多元的学术专业视野，不过，中文系占了将近九成，其他系所，尤其是历史系的比例偏低。在研究主题方面，如果以文学、思想、史学、语言四大领域统计，文学最高，将近一半；其次是思想，将近三成；史学、语言各有一成五及一成。文学占最高比例本在预期之中，思想研究在台湾《史记》学位论文将近三成的比例，完全超过笔者的预期。

三、期刊论文

笔者初步建立搜集台湾从1949—2013年有关《史记》的单篇论文，总共1180篇。除了期刊论文，笔者也搜集专书论文、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包括政治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汉代文学与学术思想研讨会、辅大中文系举办的史记国际研讨会、佛光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世界汉学中的史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此外，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交流频繁，台湾学者在大陆期刊发表论文，或者会议论文集也收录台湾学者的论文，这部分也尽量搜集。整体而言，如果从1950年开始，以10年为期的数量统计，每10年平均约有199篇左右。1951—1960年，计6篇；1961—1970年，计82篇；1971—1980年，计238篇；1981—1990年最多，有329篇；1991—2000年，则有185篇；2001—2010年，共266篇；2011—2013年，计79篇。1951—1960年的单篇论文数量最少，后来逐年增加，到了1991—2000年达到高峰，2000年之后，论文数量虽有减少，仍高于1971—1980年10年的论文数量，因此，我们可以从《史记》单篇论文发表的数量消长，初步推论：近60年的台湾《史记》研究，从1960年第一篇论文发表之后，逐步成长。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高峰，并持续不断，直到现代，每10年都有将近200篇的论文发表。因此，台湾的《史记》研究仍维持相当的研究能量。

此外，随着国际学术交流风气的开展，台湾学者在国外，尤其是在祖国大陆期刊发表论文也逐渐增加，就《史记》而言，大陆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的《司马迁与论集》、中国史记研究会的《史记论丛》，还有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秦汉研究》，都可以看到台湾学者的文章。

四、结语

国际化是目前学术的重要走向，如果从国际汉学的角度，台湾的《史记》研究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说明1949年之后，超过60年，台湾在《史记》的研究上，交出了什么样的成绩单。然后，在把这样的成果，置放在国际汉学，尤其是《史记》研究的场域，在相互参照、比较之中，发现台湾《史记》研究的精彩殊胜之处，也对照出台湾《史记》研究待努力的地方。本文着重台湾《史记》研究成果的资料建构，主要包括专书、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三部分，笔者虽已经初步整理相关资料，仍待进一步搜补、校对；就目前所搜集的资料，以10年为断限，作初步的分析，分析包括两部分：数量的消长，以及内容的分类。数量的消长可以观察研究成果的变化起伏，内容的分析，初步是以文学、思想、史学、语言(含考据)四大类，归纳研究的内容。

台湾的《史记》研究成果，以期刊与学位论文为主，学位论文以中文系为主，其内容多寡依序是文学、思想、史学、语言。据笔者针对134篇学位论文的分析，发现关于《史记》文学议题的研究最多，思想议题的研究也出乎意料，占得较高比例，反而史学比较少，这样的信息对比相当有意思，也指出台湾学界或许可以多开发史学视野的《史记》研究。此外，台湾的《史记》研究与大陆有密切的来往，不论在期刊发表、专书出版等方面，都有具体可喜的成果；与韩国也建立了相当深厚的连结，然而，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交流就比较少，这方面也是可以再努力的地方。

这几年笔者参与《史记》相关的国际研讨会，有一个比较深的体会，台湾个别学者的研究成绩斐然，在研讨会上，台湾学者的研究论文多受瞩目，这是非常可喜的。本论文对于台湾《史记》研究的统计可以看出，台湾《史记》研究仍然维持一定的研究能量。不过，这里仍有一些潜藏的危机，台湾《史记》研究近10年来的学位论文中，博士论文有减少的趋势，这表示在吕世浩、李秋兰等这一批年轻学者之后，是否有足够的人才接棒，这是值得进一步观察的现象。

网络时代，大数据来临，台湾《史记》研究的机会在哪里？吕世浩在MOOC、COURSERA的史记课程大受欢迎，肯定了台湾《史记》的重要发声位置，这方面应该有更多的跟随者。台湾《史记》研究者如何在吕世浩的实践经验中获取滋养，强化自身的教学与研究，是实时而重要的课题。此外，台湾《史记》研究如何结合时代的新兴议题，开展可能的新领域，例如《史记》与司马迁的生死观、《史记》的叙事研究、《史记》与数字人文的结合等。当然，这些新尝试都不能遗忘台湾学界对于学术自由的尊重，以及在文献上的扎实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