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连续有多篇主张司马迁生年为公元前135年的“新证”论者的论文，而且都是从《太史公自序》中找依据，作者以“铁证”自居，文风偏激，或大骂王国维，或痛斥张守节。2012年中国史记研究会在杭州举办第十一届年会，出版《史记论丛》第九集，以编委会名义摘要刊登《司马迁生年论证》一文的论点。该文认为《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这几句话，由于写在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的后面，因此提供了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即生于前135年的证据，批评王国维司马迁生于前145年说是“妄议”“荒谬呓语”，“是虚妄的，生硬的，主观的”，“误导”读者。2013年中国史记研究会在商丘举办第十二届年会，出版《史记论丛》第十集，又有一篇题称《从文内文外读史记》的论文，仍然是从这几句话中读出了司马迁生于前135年。

最有分量的是曾维华、吴名岗两人的论文。曾文《司马迁生年新证》，2013年刊于《中华文史论丛》。吴文《司马迁自叙生于建元年间--兼论张守节〈史记正义〉不可尽信》，刊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1期。吴文题目直接标明司马迁在自序中说“生于建元年间”，又痛斥张守节治学“是非常不严谨的，是不负责任的”，“是不可信的”。尽管吴文论说系统而机敏，自信而胆壮，但通篇既“无理”，亦“无据”，由于在《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载生年，所以吴文题目“司马迁自叙生于建元年间”是一个伪命题。对于这样的“新证”，颠倒了最基本的是非准则，想当然地在字缝中做“考证”，此等学风不可蔓延，学术界不能不旗帜鲜明地予以驳辩。

一、 从《太史公自序》中找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的证据，版权发端于李长之

认为《太史公自序》有司马迁生年为公元前135年说的“新证”论者行文口气以发现“新大陆”自居，十分自信而胆壮，以痛斥王国维或张守节来凸显“新大陆”的发现，其实版权发端于李长之。1944年《中国文学》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李长之的《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举证十条以立其说。其中第五条说：

第五，《自序》上说：“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看口气，也很像是他父亲任为太史公之后才生他。那么，这也是他生于建元六年，即公元前一三五，较比提前十年更可靠的证据。

李长之先生发明了《太史公自序》中有“生年”说的版权，但没有作任何辨析和考证，只是提出了一个猜想、一个论点，即“看口气，也很像”，但笔锋一转，用了“那么”两个字，就把猜想的“看口气，也很像”变成了“这也是他生于建元六年，即公元前一三五”的“可靠的证据”。

李长之先生的其他九条证据暂且不说，单就这一条来说是无据无考，开了一个炒作证据的恶例。近年来建元六年说“新证”论者师法李长之炒作无据无考的“新证”越来越热。前述曾维华与吴名岗两人的论文就是典型的例证。且看曾、吴两文的“新证”都有哪些内容。

其一，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出仕的时间，在“建元”至“元封”之间，历时约25~30年。

其二，《太史公自序》的体例，基本上是按时间先后顺序论述其生平事迹的。这样，对《太史公自序》中所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可以理解为太史公司马谈为官在前，生儿子司马迁在后。

其三，中华本“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应标点为“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说什么这“不治民”后的句号改为逗号，时间先后的顺序表述就更明确。“这里的‘既’字不仅表示‘已’、‘已经’，而且也可以表示司马谈出仕不久，或司马谈出仕与生儿子司马迁是前后紧相衔接的两件事，即理解为太史公司马谈当官不久，就生了儿子司马迁。”

以上不厌其烦引述的曾维华“新证”与吴文“司马迁自叙生于建元年间”对照，如出一辙，有用的话只有一句“司马迁按时间先后顺序记事”。其推论逻辑是：由于“有子曰迁”写在司马谈出仕之后，即司马谈先出仕，后生儿子；既然司马谈出仕在建元年间，而且是出仕不久就生儿子，那么司马迁只能生在建元年间。“新证”还振振有词，这是司马迁《自序》写的，是铁证。王国维、张守节的说法不符合司马迁的《自序》，所以是“荒谬”的“妄语”，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是不可信的”。

到底是谁在说“呓语”，是谁“不负责任”，是王国维、张守节，还是前前后后的“新证”者，且看下面对吴文的评析。

二、 吴文“司马迁自叙生于建元年间”是一个伪命题

吴文命题不成立，因为它是杜撰的，没有事实依据。《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载生年，吴名岗等“新证”论者的推理不成立，论说无考无据。下面将对吴文的论说一一予以澄清。

其一，吴文说，“司马迁为什么不直写自己的生年”，那“是因为受作为国家历史这样的官方书籍自身的体例所限制，不能明显交代自己的生年”。又说：“《史记》中连文帝、武帝的生年都无明确记载，司马迁能直截了当地叙写自己的生年吗？”

从李长之开始，对司马迁生年主张建元六年说的大多数“新证”论者有一个共同的方法是列举几条似是而非的事实，将之说成是板上钉钉的证据，用以粉饰自己的巧言。古代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国家档案记录，只是侧重“言”与“事”。对个人参与的活动，重在记录活动本身这件事，至于个人的生年、参与活动时的年龄等都不予重视，这就是“文帝、武帝的生年都无明确记载”的原因，并不是有一条国家的书法“体例”规定，不准记载生年。吴文中所说的这条“体例”规定是无中生有不能成立。但史官认为重要的生卒年及年岁，将之当作大事的予以记载，至于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很大程度上依赖史家判断，因此对个人的纪年无规律可循，这是客观事实。

其二，吴文说古代“以事记年，以大记小的记事方法”为司马迁采用，因此司马迁记载父亲的卒年就用此笔法。“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因此，“司马迁没有说父亲‘卒于元封元年’，而是说‘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这件大事，然后把父死系于汉武帝的封禅泰山之下，这就便于记忆和查找了”。

古代史官对于个人的记年是从记事中带出来的，吴文的说法没有错，以大记小的记事方法也没有错，这些可以说是史官记事的基本功。这正是“文帝、武帝的生年都无明确记载”的原因，所以二十四史中历史人物的生年绝大多数要用考证的方法去捕捉，这是古史记年的缺陷，但不是什么“体例”规定。吴文把客观缺陷说成是主观的规定，目的是为了塞进私货，这就是本文所要批驳的。司马迁记载父亲死在元封元年，是在叙事中带出了记年，而不是为了规避什么“体例”而隐晦记年，这就是我们和吴名岗先生的分歧，也是和“新证”论者们的分歧。吴文把“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这句话，解读为是司马迁“把父死系于汉武帝的封禅泰山之下”就是偷换概念，塞入私货。目的是为下面推论出“司马迁自叙生于父亲‘掌天官’的建元年间”这个伪命题作铺垫。吴文在“把父死系于汉武帝的封禅泰山之下”后又加了一句“这就便于记忆和查找了”，这句话是在偷换概念中施展的障眼法，什么“便于记忆和查找”，难道直接写出“卒于元封元年”不是更便于记忆和查找吗？

中国历史有明确系统的记年是从司马迁开始的，《史记》中的系列年表足以表明司马迁对于记年的重视，以及对古代史官记年缺陷的纠正。但传统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使司马迁对个人生年、行年的记载仍未能足够重视，所以“文帝、武帝的生年都无明确记载”。岂止文帝、武帝，连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生年，《史记》《汉书》都无明确记载，致使后人的记载留下了两种说法。这就是史官不直接记载个人生年带来的缺陷和弊端。司马迁已经注意到这一缺陷，当他把个人的生年、死年、行年本身当作大事时，也就加以明确的记载，这种方法司马迁用在了秦始皇和孔子两人身上。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

《史记·孔子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行文中有：“孔子年十七；孔子年三十五；孔子年四十二；孔子年五十；孔子年五十六；孔子年六十三；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特别是孔子死，司马迁认为是历史大事件，所以春秋列国世家，凡孔子到过的国家，都要写上一笔“孔子卒”。此外，秦朝二世皇帝年少篡位，大权旁落赵高，所以也特别地写了一句：“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

总之，吴文杜撰的史官受“官方书籍自身的体例所限制”，司马迁不能明写生年而要隐晦记载，是没有的事，是伪命题。

三、 吴文等“新证”用“时间顺序”记事推论“自叙生于建元年间”也是不成立的

吴文说：“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时间顺序观念是很强的，在写了司马谈入仕后，方写其《论六家要指》，说明此作的时间在入仕之后。然后才写‘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掌’是执掌的意思，是部门的主要领导，初入仕不会立即当主要领导，所以是入仕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才是‘有子曰迁’。‘有子曰迁’在司马谈建元入仕之后，在写出《论六家要指》之后，在其执掌天官之后。”

上引吴文其实要的就是一句话：《自序》先写司马谈出仕，后写“有子曰迁”，所以司马迁生于建元年间。对照前引曾维华的“新证”以及其他“新证”论者，无论怎么绕来绕去，都是说司马迁运用“时间顺序”在隐晦地记载生年。假定他们的说法是成立的，也只是提出的一种说法，一种观点，即一个假说，也就是一种论点，而不是论据。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予剥去。吴名岗等“新证”论者扭曲的“时间顺序”是不成立的。

本来，按“时间顺序”记事是最基本的史官书法，这是常识，无须“新证”论者絮絮叨叨，而他们絮絮叨叨的史官常识，其实是为偷换概念施加的障眼法。由于任何历史事件，都是人群共同参与，即使是个人的活动，也不是单一的孤立的，而是包含多种内容牵涉丰富的人际关系。历史学家在记录时无法用一支笔同时平行地记录群体的活动，也不能同时平行记录个人的多种内容的活动，总是说了一件再说一件，所以必然地要在记事中打破“时间顺序”，有倒叙，有插叙，或交叉叙事，但时间顺序又十分明晰。吴名岗等“新证”论者提出的“一根筋”的“时间顺序”是不存在的，包括《太史公自序》。下举六证以明之。

其一，《自序》云“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云云。

请问“新证”论者们，这段话的时间顺序如何解读？

“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这一句话是这段话的核心，写了司马谈30年。其下“论六家要指”“培养司马迁”“临终遗命”都是倒回来写。司马谈执掌天官30年，参与了多少朝议，起草了多少文件，是否扈从武帝，司马迁一概没写，只写了“论六家要指”“培养司马迁”“临终遗命”三件事，因为这三件事讲的是一个问题，即司马氏父子怎样写《史记》。“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中华本的这一标点没有错。这三句话说的也仍然是一个问题：即司马氏父子怎样写《史记》。“既掌天官，不治民”，意思是说，司马谈做了官，做的是不治民的天官，全部身心扑在修史上。“有子曰迁”，说的是有一个独生子，为了培养他做修史接班人，所以司马谈没有把年少的司马迁带到任上去染习仕途，而是留在乡间耕牧锻炼，成年后壮游调查，说的也完全是修史。如此说来，司马谈是先有子，后出仕才是正解。如果说司马谈先出仕，后生子，请问：司马谈在京都做官，怎么会回到乡间娶妻生子，两地分居呢？当今农村子弟考入北大、清华，毕业了在首都谋职，有一些未能娶上北京姑娘，只好在老家找一个向阳花做妻子，这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那个时代的青年学子常有的事。假定司马谈也是这一情况，那是出于无奈，与修史有何干系？《太史公自序》的主题讲的就是修史这一件事，前半部分说司马氏父子修史，后半部分概述《史记》内容，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提要。司马谈为了培养司马迁，才没有把儿子带在身边去染习仕途经济，而是留在乡间锻炼，所以司马迁才自豪地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

其二，“耕牧河山之阳”这句话写在“年十岁则诵古文”之前，按照吴名岗等“新证”论者的一根筋“时间顺序”，岂不是说司马迁在十岁之前耕牧河山之阳吗？这难道不荒诞吗？

其三，“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这三句话写在“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的前面，按吴名岗等“新证”论者一根筋的“时间顺序”，也只能是司马谈在出仕之前向他们请教。而事实是，司马谈为了修史，重振天官学，他是出仕后师事唐都、杨何与黄子的。黄子，景帝时为博士，曾与辕固生辩论汤武革命于景帝前。《历书》记载：“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杨何，菑川人。《儒林传》载：“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司马谈，夏阳人，他之出仕，当与唐都一样，是汉武帝即位，建元元年举贤良出仕。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是向同事学习。学《易》于杨何，是在元光元年以后。只有黄子是老前辈，景帝时已为博士，也当是司马谈出仕后在京师向黄生请教的。

其四，《自序》云：“喜生谈，谈为太史公。”这句话更是写在“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之前，何时出仕，是无法知道的。正是有了“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这句话才明白的。司马迁为什么要把“谈为太史公”这句话写在“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的前面呢，按吴名岗等“新证”论者们一根筋的“时间顺序”是无法解释的，按“时间顺序”，这是倒置的。而这种倒置恰恰是按时间叙事。司马迁先写家世，从远祖写到司马谈，然后起头细说司马谈，于是“谈为太史公”就写在了“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的前面了。而“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一句话写了三十年，然后再回头一件一件细说司马谈的事。一支笔不能同时记述几件事，只能一桩一桩写，所以“时间顺序”就有了交错。所有历史典籍叙事，都不存在吴名岗等“新证”论者们一根筋的“时间顺序”，因此无论曾维华，还是吴名岗，以及没有提到姓名的“新证”论者们的“时间顺序”推导出的“司马迁自叙生于建元年间”的说法只能是杜撰的，是一个不成立的伪命题。

其五，《论六家要指》发表于何年？有什么意义？这要认真追索，不可轻轻放过。吴名岗说，《论六家要指》是写在“有子曰迁”之前，所以司马谈是在司马迁出生前发表了《论六家要指》。司马谈为什么要在生儿子之前写《论六家要指》，没有任何依据。司马谈出仕不久在建元年间发表《论六家要指》，更是不可能的。据张大可《司马迁评传》的考证，《论六家要指》前后两部分重复，前一部分是司马谈的原作，发表于元狩元年，是司马谈的述史宣言。司马谈发凡起例，原计划的《史记》断限为：“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所谓“至于麟止”就是《太史公书》下限至于元狩元年。《论六家要指》后半部分是司马迁的发挥，司马迁修改《史记》断限，“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这是定稿后的《史记》面貌。《史记》的写作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论六家要指》要囊括百家，吸收其精华成为一家之言，两代人的写作宗旨是一致的。司马谈修史开端于元狩元年，司马迁修正断限在太初元年。元狩与太初这两个时间点，象征天下一统，至为重要。《论六家要指》作为述史纲要，述史宣言，发布在元狩元年，表明司马谈经过长期准备，以元狩元年为正式述史的起点，也作为《史记》下限的终点，虽是推论，当无大误。否定这一点，《自序》载《论六家要指》就无意义。元狩元年是公元前122年，司马迁已24岁(依王国维说)，或14岁(依郭沫若说)了。

其六，“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这句话是司马迁事后追叙概括说的，司马谈死于“元封”改元之前，他不知道元封年号。司马谈死在汉武帝封禅泰山之前叫元鼎七年，封禅后改元把元鼎七年称为元封元年，其时司马谈已死。吴文“新证”说：《自序》以司马谈临终遗言为界限，前半是司马谈传，后半是司马迁传。这泛泛说可以成立，但前后都是司马迁一人所写，吴文从中推论出“司马迁自叙生于建元年间”这种说法，表明吴先生根本就没有真正读懂《自序》，遑论从中推断司马生年了。

以上六点可证“司马迁自叙生于建元年间”是一个伪命题。

四、 吴文诬罔《正义》之辞亦不成立

吴文说《史记正义》“不可尽信”，原则上这句话没有错，任何一个作家，包括司马迁的《史记》不可能没有错，错的部分就不能信。对任何经典都可以说“不可尽信”，这是原则上说的，也就是道理如此。但这话的使用要有分寸。吴文说《史记正义》“是非常不严谨的”，“是不负责任的”，则大错特错。吴文所举《正义》“是不负责任”的四条“错误”亦不成立。

其一与其四两条，吴文说《正义》注《史记》断章取义，自相矛盾。例子是《正义》对“太史公”的注。《五帝本纪·正义》说：“太史公，司马迁自谓也，司马迁自号也。”《太史公自序·正义》说：“乃书谈及迁为‘太史公’者，皆迁自书之。”张守节的两条注，概括为一句话“《史记》全书的‘太史公’都是司马迁自己写的”，斩钉截铁，既未断章取义，也不自相矛盾。

“太史公释名”是《史记》中一大疑案。《太史公自序》中凡称“太史公”者14次，有四种意义：其一，有6次称“太史公”指司马谈；其二，有5次称“太史公”指司马迁；其三，有2次称“太史公”指谈、迁父子；其四，有1次称“太史公”指书名，即“太史公书”。

《史记》全书称“太史公”凡152次，这些个“太史公”是谁写的？是什么意思？称官名还是指代人名？是他人题名还是他人尊称？是后人所加还是司马迁写的？历来众说纷纭，有十种解说，这里不一一纠缠，单说在张守节之前有代表性的四种说法，一一列出，再看张守节的解说，真相自明。

第一种：桓谭说。

太史公造书，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朔所加之也。(《孝武本纪·索隐》引)

第二种：如谆说。

《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太史公自序·集解》引)

第三种：韦昭说。

说者以谈为太史公，失之矣。《史记》称迁为太史公者，是外孙杨恽所称。(《孝武本纪·索隐》引)

第四种：虞喜说。

古者天官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属仍以旧名，尊而称公，公名当起于此。(《孝武本纪·索隐》引虞喜《志林》)

以上四种说法，概括起来是两大问题：第一，《史记》中的“太史公”是谁写的？桓谭说是东方朔，韦昭说是司马迁外孙杨恽。外人所加，题写书名是可以的，加于全书不可信，近于荒诞。第二，“太史公”什么意思？如谆引汉卫宏《汉仪注》说是官名，与三公平齐。《汉书·百官表》无此官名，不可信。虞喜说是对旧名的沿用尊称，勉强可通。

在张守节之后，“太史公”释名继续争论直到现代。其中一种说法，先秦楚国，以及秦汉时，“令”字可尊称为公，司马氏父子任“太史令”，司马迁用“太史公”代“太史令”，用尊称来定书名：《太史公书》。所以“太史公曰”，均为司马迁所写，因此，在《太史公自序》中有四种意思的“太史公”也都是司马迁写上去的，两千年来的争论，只有张守节一人最清醒，所以吴文说的“断章取义”“自相矛盾”，乃诬罔之词。

总之，张守节独具慧眼，他摒弃桓谭、如谆、韦昭之说，明确指出，《史记》全书的“太史公”都是司马迁所写，勉强同意虞喜的说法，“太史公”不是官名，可能是沿用旧称。张守节为了注释简明，在《五帝本纪》中举例“太史公”皆指司马迁，吴文说成“断章取义”；在《太史公自序》中张守节对“太史公”既指谈，又指司马迁说“皆迁自书之”，与“自谓”“自号”完全一致，意思是说“太史公”三字都是司马迁所写，吴文无中生有斥之为“自相矛盾”，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其二，吴文指出：“地重”非“地舄卤”。吴先生自己误解，反说张守节注误。

《齐太公世家》：“封师尚父于齐营丘。”《正义》引《括地志》云：“营丘在青州临淄北百步外城中。”今《史记词典》云：“营丘：古邑名。在今山东淄博东北临淄北。以营丘山而得名。后改称临淄。”(中州出版社，1991年版第756页)当代《史记》注家仍沿用张守节之说。

吴文提到《货殖列传》中的两个句子：一是“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二是“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吴文释“地舄卤”为“盐碱地”，是。而释“地重”曰“非地舄卤”，其义是“土地肥沃”，但又不明说，而是似是而非地说“地舄卤与地重显然其土地特点是不同的”，“这说明营丘不在临淄，证明张守节的注释是不对的”。按：“地重”不是地肥沃，而是“重地”，指乡土观念重，人民难移动。吴文误解了这一点，反而用以指斥张守节，却又含混其词，真可谓是一篇“奇文”了。

其三，吴文谓张守节“不知东西”。

《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之阳。”张守节注云：“河之北，山之南也。案：在龙门山南也。”中国所居地在北半球，太阳大部分时间由南向北照射，所以形成了“山南为阳，水北为阳”的观念。太阳东升西落，也可以引申“河之北，山之南”为“河之西，山之东”亦可为“阳”。司马迁故里夏阳正在黄河冲出龙门折向南流的河之西，梁山之东。故“河山之阳”在这里的准确注释应为“黄河之西，梁山之东”。张守节用习惯语“河之北，山之南”来解说，因为从“迁生龙门”的角度，夏阳在龙门山南，所以张守节加按语“在龙门山南也”，注释不完善。由于司马迁突出龙门山，不说梁山，张守节按语“在龙门山南也”也没有错。吴文延伸指出“河之西，山之东”亦为“阳”，是一亮点，值得肯定，但又骄矜夸张，指斥张守节“不知东西”就过了。王国维对此也没有引出延伸的解释，《太史公行年考》说：“耕牧河山之阳，则所谓龙门，固指山南河曲数十里间矣。”王氏亦重在突显龙门山。司马迁有言：“智慧不可以一个人占有，信矣。”(此为译意，原文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赞》“智岂可专邪”)吴文有此一得之见，使本文在愉快中结束，亦一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