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形象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较男性形象而言，一直处于“绿叶”的陪衬状态，至唐后女性形象塑造逐渐增多且获得较多的社会认可，而且唐朝亦是真正意义上将科举这一选拔人才的形式作为一项选官用人制度实施开来。通过科举选拔出的人才不仅在司法、行政等国家管理事务中承担着重要职能，而且科举制度的影响逐步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及第士子形象塑造为我们当下解读古往今来读书人精神世界提供范本，而围绕其周边的女性往往被忽略乃至无视。这些退居于政治舞台外、囿于三尺庭院的女性，受其父、其夫、其子等参加科举士子的影响，他们的思想行为等对我们解析科举制度对女性生存态的影响有重要作用。

自科举制度创立之初，女性便一直被科举排斥在外，纵然现实条件束缚着她们参与科举，但她们却在自科举创立之初就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科举不仅仅是几场考试，而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与其发生关联。”^[1]总体来看，科举情节的小说中女性角色对科举的态度无非有两种，一种是醉心科举，并牵动周边男性为之奋发；另一种则是排斥科举，将之视为洪水猛兽避之不及。在明清小说中，详细刻画科举人的作品当属吴敬梓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学者评价该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小说，而是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进行百年沉思，因而充满着世纪悲凉的文化小说。”^[2]305其中既有官宦人家的富贵小姐，又有市井妇孺，这众多女性角色为我们呈现了科举网络下的女性真实生存状况。而在她们之中，对科举考试持支持、痴迷态度的当属鲁小姐。

她是小说中鲜有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才女。然而其才并非诗词歌赋，其饱读的诗书亦非陶冶性情之作，其满腹的经纶乃为科举准备的八股文之才学。鲁小姐自幼便受将八股文作、科举及第视作生命的父亲鲁编修的影响，研习科举应试，深谙八股为文。“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3]141在父亲的训练和自身的努力下，她的八股文章句契合，手法娴熟。无奈女儿之身终身无法入科场大门，便将一生的希望寄托于丈夫身上。新婚之夜她便命题以测丈夫的八股制文水平，造物弄人，其醉心科考的父亲为她最终选定的丈夫却对科举一窍不通。她在绝望后又看到儿子身上的科举之光，为了满足自身对科举功名的欲望，“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课子到三四更鼓。或一天遇着那小儿子书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3]174。鲁小姐对四岁小儿应试备考的魔鬼训练体现其虽为女子但热衷功名，科考之心丝毫不亚于置身科举大潮中的儒林士子们。科举及第的虚名不仅让考生们痴迷其中迷失自我，更波及围绕在他们周边的女性，干扰了她们日常生产生活，甚至扭曲了相夫教子的本质，破坏了孩子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聊斋志异》在塑造众多勤于科考的儒生形象外，还有诸多花鬼狐妖的女性形象，而她们之中也包含像诸多书生一样，痴迷科举的女性形象。在《凤仙》中，凤仙为了勉励书生刘赤水用功苦读一举夺魁，赠他一面铜镜以监督他读书。两年后，刘赤水果不负期望及第登科。再如《二刻拍案惊奇》中《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中闻蜚蛾渴望像男子一样读书识字便刻苦努力博学通文，并改名胜杰女扮男装去考试，中了秀才。《苏小妹三难新郎》中的女主人公苏轼的妹妹苏小妹自幼才智过人博览诗书，为测试夫婿文采如何再三考验新郎文学功底。最后苏小妹不禁感慨道：“聪明男子做公卿，女子聪明不出身。若许裙钗应科举，女儿那见逊公卿？”^[4]145与之相反对科举嗤之以鼻的明清小说文学代表当属《红楼梦》中林黛玉对宝玉科举读书的态度。《红楼梦》中林黛玉饱读诗书，自幼出身于书香世家，进入大观园后每日与宝玉一起生活学习。然而面对自小生活在官宦门第的宝玉来说，走仕途之路本应是理所应当之事，而作为其身边的女子本应规劝他用功苦读从政为官的，但小说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黛玉劝说宝玉注重自己功名前程的情节，并且黛玉将那规劝视为“混账话儿”，而宝玉视为心头肉的念珠视为无用之物，弃之不理，对之厌恶不已。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与那些迷心于科举的女性持相反态度，从本质上对科举仕途予以否定和批判。

在《儒林外史》中，王玉辉之妻这一女性形象和他本人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当王玉辉的女儿打算殉夫绝食自杀时，妻子极力劝说女儿不要轻生妄断前程，并让丈夫王玉辉劝诫女儿，然而王玉辉却鼓励女儿的自杀殉夫行径，并在得知女儿死讯、妻子哭丧的结局面前，却说：“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她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得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3]247在这段对王玉辉的刻画中表面上虽然看不到女性对于科举的批判否定态度，但正是这样一个饱读诗书一生为科举而刻苦攻读的老书生，却连一个目不识丁被封建贞操观念毒害的女性都不如，面对守节和生命的双重选择，这个老儒却异常冷静和清醒。更加凸显了科举麻痹人心，当局者却浑然不知，从侧面显示出老儒对科举的否定态度，表达了作者对科举应试选官制度的嘲讽和戏谑。

这些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科举之中，但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们却与科举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置身于“科举社会”的各色人物都不可避免会与科举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而作为社会生活现状缩影表现形式的文学必然会对其进行深刻揭示和描画。明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对科举的支持抑或是排斥实则是小说作品作家对科举的品评和对当时女性生存现状最为真实的反映。通过笔下女性形象的最真实展现，对我们研究科举剖析女性生存现状有着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

除了小说中痴迷科举却被科举拒之门外的女性形象外，还有一些为了圆科举之梦、显扬自身才学或是出于其他不得已的目的而女扮男装、改名换姓走入科举考场的女子，这些女性无不体现了当时女性追求思想解放、渴求摆脱封建束缚的积极进步思想。但毕竟这样的女性是少之又少。回顾古代社会中富有才学的女性，她们所处的生存状态如唐代才女鱼玄机《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中云道：“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5]258现实的残酷性让她们背离科举，但在众多男性作家的笔下却塑造出了众多栩栩如生、形象鲜活的女状元，她们和男状元一样，满腹才学且被社会认可。

回顾历经千年的科举历程中，出现了五百多位状元。然而，当时作为男性附庸的女性却无法和男性一样同享科举盛宴。故而在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为了破除原有封建传统对女性不公平的待遇，首创女子科考，而在这场女子科考中产生的第一位女性状元傅善祥便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性状元。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纷争，太平天国也很快土崩瓦解，而开设的女子教育和科考也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就枯萎了，但这场“闹剧”却为后世文人骚客留下了珍贵的艺术原型，提供了文学创作的想象空间，在众多的戏曲艺术形式中塑造了众多“女状元”形象。

追溯“女状元”戏曲故事源头最早应该是元杂剧的《女状元春桃记》，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工商阶层的崛起，涌现了大量的杂剧家，他们不断吸收借鉴传统剧目的精华，创造出新的剧目形式。而徐渭根据《女状元春桃记》改编的《女状元辞凤得凰》最后为我们呈现了黄春桃女扮男装参加科考最终摘得桂冠的优秀戏剧作品。虽然女状元黄春桃的原型是根据唐代才女黄崇嘏改编的，但其戏剧情节中所蕴含的追求男女平等、称颂女性才学等进步主张也为其他地方戏的改编奠定了基础。徐渭经常说：“吾，书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他可能还会一些音乐才能。徐渭十四岁的时候，学过琴，止教一曲《颜回》，便自会打谱。黄崇嘏在上司的家里显示的才能就是徐渭自己的才能。^[6]170黄崇嘏的故事不仅为徐渭所继承并沿袭，发展到近代改编成了故事剧《传奇状元》——虽然还未被川剧搬上舞台进行表演，但其富有戏剧性传奇化的故事情节使女状元的形象增光添彩。以黄崇嘏女扮男装应考中举为戏曲主线，在此基础上又加了四条副线进行烘托渲染：第一条是周振羽对黄崇嘏热烈追求的爱情故事；第二条是周庠意欲招纳黄崇嘏为自己的女婿；第三条是皇帝要招状元为女婿时得知黄崇嘏是女子时的纠结矛盾状态；最后一条是黄崇嘏与以巫婆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抗争。剧中她为了逃离婚姻而选择了女扮男装赴京科考，对于男权至上的夫权社会，作品彰显了女性追求恋爱自由、婚姻平等、思想独立的精神，在当时既体现了明末清初女子反封建的进步主张，同时又对女性满腹才学大力倡扬。纵然她们现实的生活状态可能并不如人意，但其精神世界愈加丰富和强大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彰显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虽然女性在当时社会地位极低、活动范围狭小，又受到传统女德观念的约束，他们不仅不能像男人那样读书科考入仕，而且还要依从“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红”等生存法则。她们的生活境遇值得怜悯，但丝毫不影响剧作家对她们的日后生活给予美好的希冀。戏曲的最后通常以大团圆的美好结局给人以憧憬，“文学反映生活的基本规律，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在高于生活的艺术概括和典型化的形象塑造的同时，作家的思想情趣也表露无遗。科举背景下的女性形象塑造，即反映了作者以科举为观照点而对女性人生主体价值的认识”^[7]。这些男性戏曲作家用笔描摹心中女状元形象不仅很好地体现了在科举视域下他们对女性意识觉醒的肯定和显扬。

除了传承徐渭《女状元辞凤得凰》的“女状元”故事外，较为出名的还有《女驸马》——黄梅戏中较为经典的曲目。女驸马冯素珍为了坚守自己的婚约而逃离后母逼婚改嫁进京寻亲，恰逢皇帝放榜招贤，她便化用自己青梅竹马却被诬告入狱的夫婿李兆廷之名赴考，结果高中状元。皇帝对其才与貌赞赏有加并欲意招为驸马，面对窘境冯素珍对公主坦诚相待一一告知。结果，皇帝彻查此案并将李兆廷从狱中解救并赐封状元，以李兆廷和冯素珍美满爱情团圆结局收尾。剧目中除了赞美冯素珍作为参与科举并高中状元的女性形象自身的饱读诗书、学富五车外，更加凸显其在科举夺魁后面临种种挑战危机时的聪明才智和智勇双全，当她坦白为女儿身时，她面临的是要被斩杀的危机，但她却丝毫不畏皇权，并且指斥皇帝曾经的言行：“你曾亲口将我恕，你曾亲口将我封，我今一死全名节，怕你失信天下人。”她的这一举动不仅使自己化险为夷，更加凸显了其机智果敢，才思敏捷。

虽然这些“女状元”形象在科举战场上旗开得胜，但仍然逃脱不了身为女性的悲惨境遇。剧目中的女性形象虽然表现了当时追求男女平等、民权独立的进步思想，但封建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男权、夫权主义仍是深入骨髓的“毒瘤”，女性生存意识的觉醒也仅是“扶摇撼大树”罢了。她们的状元身份背后躲不掉的是女子身份，她们在中举后仍要回归到以男权为主的游戏规则世界中，等待她们的仍是相夫教子、整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压迫下，这才是她们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除了我们上述提及的才女、女状元外，还有一些生活在科举时代大背景下，围绕在仕子周际的女性形象，她们身上所承受的不仅是科举社会对其性别的不公正待遇，更是封建社会在其女子身份上所赋予的不同女性角色。这些不同的女性角色诸如妻子、母亲、妓女等更能展现科举制度中女性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明清时期官宦世家对女子教育逐渐受到重视，一方面为了维护本家族书香门第的荣誉和血统，另一方面为了让女子日后可以婚嫁优越进而有利于本族官途亨通。对女性教育的重视并非单纯出自提高女性自身才学，某种程度上也是将女性作为某种交易品以便在与其他官宦士族大家联姻时，占有优势进而有利于本族的长远发展。

常言道，婚姻是女性的第二命运，而在封建社会中，科举则关系几个家族的盛衰成败。“在科举家族的婚姻行为中除了从政治上考虑之外，更受重视的是双方的文化背景，在中间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家族的文化素养，而不是权力和财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科举家族的婚姻行为，突出体现出一种文化行为。”^[8]128因而，女子会对自己的婚姻、夫婿在科举仕途方面充满希冀，希望自己的夫婿可以一举及第，自己也可以趁势飞上枝头。《儒林外史》中塑造的王太太就是一位典型的“悍妻”形象，她一生婚姻之路坎坷，两次失败的婚姻让这个底层的妇女失去了靠自己活下去的勇气，她想的只是凭靠再嫁过上自己憧憬的阔太太生活。当听提亲人说对方是个武举人时，她满心欢喜以为自己的美梦终于实现，终于可以翻身农奴把歌唱。她带着自己全部家当美滋滋地嫁入自己心中的“豪门”时，眼前的情景让她如梦初醒。既要忍受本不存在“婆婆”的使唤，还要忍受自己的“举人”丈夫实际是戏园子管班！这残酷的现实把她一步一步逼入绝境，最后像范进般得了失心疯。王太太的结局看似滑稽可笑，实则发人深省, 令人扼腕痛惜，痛心不已。一个女子，在当时那个自己无法掌握前途命运的年代，她只能像赌博押宝一样将自己一生的幸福压在男人身上。作为一个妻子，她渴望自己的丈夫仕途光明，丈夫的科举前景决定了自身一辈子的显荣抑或潦倒。虽然她脾气暴躁，但作为妻子的不幸遭遇，却真实而生动地为我们展现了科举制度下下层女性必须遵循“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男权游戏法则。无论她曾经多么富足，如今她也只能从夫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

虽然在仕子周遭不乏贤妻辅助丈夫苦读、科考及第的事例，但在这些贤妻的背后更多的则是辛酸与苦楚。他们为自己的丈夫付出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面对家境的贫寒还得毅然决然地供丈夫读书，甚至于卖身凑钱为丈夫贴补路费，而在丈夫进京科考过程中，路途遥远，盼夫心切却无法言说，渴望丈夫金榜题名，从此便可甜蜜生活高枕无忧。但有时这苦苦的等待换来的却是狠心的背叛、无情的抛弃，真可谓“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女性既为人妻，就要承担起“相夫教子”的职能，由妻子到母亲的身份转变中更体现了一个女子由少女初嫁为人妻转变成深谙家事料理的少妇至老妇的心路历程。

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促使士阶层对自身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产生需求，而其背后的女性妻子、母亲更是在物欲横流的刺激中将毕生希望都放在夫婿、儿子身上，某种程度上来说，士子对功名利禄、荣耀显贵的追求实际上是这些无缘科举女性的毕生所求。她们自幼便被科举绝缘，空有一腔求取功名建功立业热血却无处抛洒，当自己的夫婿、儿子科举登第、荣归故里时，她们便认为其人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自此得偿所愿喜笑颜开。这欣喜的背后饱含着这些围绕在仕子周遭女性多少辛酸苦累，士子及第后等待她们的不光是一劳永逸的欢愉，更是难以预料的艰辛。

《儒林外史》中鲁小姐每日课子读书，四岁幼子背书不牢便督促到天明，鲁小姐痴迷科举之深，已经波及对儿子的教育甚至是苛求，在这里我们不多作赘述。宋代文言轶事小说《唐语林》中记载了这样一位严母，为督促儿子刻苦读书立下了“不达不要归乡”的家规来勉励儿子，每日悉心照料儿子生活起居，应考前准备好口粮纸笔衣着马匹等，家境虽不富裕但叮嘱儿子一心学习，所以这个家所有的生活生计压力全都压在了这位母亲柔弱的肩膀上，而她却扛起了这个家的重担，只盼有朝一日儿子喜报传来。其子果不负众望，元和元年高中。“李相固言览报状，处分厢界收下酒斾，阖其户。家人犹拒之。逡巡，贺登第，实圣善奖谕之力也。”^[9]223母凭子贵的传统观念促使了身为母亲的女性督促儿子勤学苦读，可以说，母亲的悲喜荣辱与儿子是否及第息息相关。

妻子和母亲至少在女性角色中还是有身份有地位的，除此之外围绕在仕子周遭的还有妓女这样一个群体。她们流落红尘为俗世纷扰，她们身份卑微无人问识，有的甚至只是男子股掌间的玩物。正是这样一群命途多舛的可悲女子却与科考士子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警世通言》中《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玉春堂出身贫寒受后母迫害而无奈离家、途中遭大官刘健之蛮儿从中作梗流落“怡春院”，因貌美出众成为青楼头牌。礼部正堂三子王景隆，想一睹芳容，哪知只此一面便私定终身。王生为给玉春堂赎身而家财散尽被逐出户，玉春堂用计为自己赎身后并资助王生读书科考，而王生在其鼓励奋发下终于及第，二人历经波折终于结为夫妻。妓女作为社会的最底层女性，她们为了自己心爱的书生而倾囊相助，让士子可以专心科考，而科举及第便可解救自己于水火之中。玉堂春遇到了对她矢志不渝的王景隆，纵然被黑心老鸨贩卖到穷乡僻壤，纵然王生难逃父母之命迎娶刘都堂之女，但他排除万难，始终坚守着与玉春堂的山盟海誓。玉春堂曲折的人生昭示了妓女悲惨的人生境遇，她们让士子苦读科考不仅仅出于对其的爱恋，更多的则是对自身命运的第二次选择。希望书生的及第帮助自己逃离苦海，士子为金榜题名而苦读以求改变自身命运，这何尝不是妓女的心声？何尝不是作为仕子周遭最底层女性对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不公平最有力的控诉？

科举虽然将女性排除在外，但女性却和男性一样对科举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出于渴求得以一展才华、扬名立万，抑或是为了丈夫儿子的光明前途，他们在科举取士这个“男子竞技场”中都起到了不可被忽视的作用。而在以维护儒家传统的八股取士中，她们付出的甚至远超男性，不惜牺牲自我为科举“抛头颅洒热血”。

诚然，封建社会里科举却并没有公允地对待她们，她们也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对这种“带着镣铐跳舞”^[10]的科举生活现状今天看来，女性苦心经营下男子苦读后的高中，带给她们的不仅仅是苦尽甘来，其欣慰的背后，更多是耐人寻味的无奈和深深的忧虑惶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