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习近平同志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研究、总结和概括,系统深入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建设、改革和发展实践相结合,集当代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深刻回答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并阐述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这生动、充分地体现了习近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广阔视野,运用并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的重大历史性贡献,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
一、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概括 (一) 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概括习近平同志在十七大之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1]习近平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是,形成并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第二次是,形成并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 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政治局。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做了《论新阶段》的报告。之后,毛泽东同志在《解放》第57期发表《论新阶段》的报告时,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刘少奇同志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多次使用了这个概念, 并把它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的“七大”确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很快就赢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经过109年的奋斗终于胜利完成。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全面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邓小平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他不信文本崇拜,突破旧思想观念的束缚。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的传统。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中国风格,摆脱了停滞和僵化状态, 恢复了其固有的理论活力和实践特性。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受住国内外政治风波和经济风险等种种严峻考验,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历届党中央“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鲜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做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1]。
(二) 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构的理论概括习近平同志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性创造,是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同志对这一成果产生的历史条件、基本主题、内容结构、特色所在、创新程度、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等进行了高度概括和系统总结。习近平同志关于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刻理解和系统掌握的理论指导。
1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历史条件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习近平同志把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历史分为六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每个时间段的代表人物都是在对历史条件的认知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
2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习近平同志概括为十个方面: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这些理论主题的理论观点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个理论体系,内容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涵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1]
3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创新基本问题习近平同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创新概括为三点: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二是建设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 三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围绕探索和回答这三大基本问题展开,从实践到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造,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探索和回答三大基本问题的过程,不仅是在整体上不断深化和丰富对三大规律认识的过程,而且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过程。
4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结构关系习近平同志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五个方面“一脉相承”:一是理论渊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二是理论主题——坚持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三是理论品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四是理论基点——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建设社会主义;五是理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
5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特色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集中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1]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3]。
(三) 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点的理论概括习近平同志认为,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1]。主要有十二点:一是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思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强调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经的特定阶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三是提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思想,指出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没有出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四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强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五是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思想,强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六是提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思想,强调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七是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强调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八是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思想,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九是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十是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强调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方针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十一是提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思想,强调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理论;十二是提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思想,强调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
二、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研究和理论概括习近平同志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政治经济学基础与科学社会主义基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的研究,认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当前改革开放实践中的指导作用,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理论问题,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和错误理解。
习近平同志认为,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始终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4]。第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原理,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始终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只有实践才能检验和证明真理的原理,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和完善必须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第三,实践的革命性原理,要求人们在改革开放中,不仅要有符合客观实际的良好改革愿望,而且要有能够将良好的改革愿望付诸实施并能够取得良好成效的正确措施。第四,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原理,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解决改革开放中的深层次问题的“钥匙”。在社会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所有疑难问题,只有抓住人的本质这个关键,深入到复杂的社会联系和矛盾冲突中去,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第五,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原理,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在于不断从实践中创新。
习近平同志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科学原理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只要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样是适用的。”[5]他指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时,有三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是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固守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和照搬照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都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严重危害。二是切忌用抽象的理论去指导被抽象化的实践。不能将抽象的理论与鲜活的现实画等号,而是要充分考虑到曾被抽象掉的那些因素和属性对理论指导工作的复杂影响,从而使理论指导更加具有针对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三是不可忘记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哲学传统和社会主义优良精神的具体实际。国情上的差异,要求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重视人的复杂因素和关系所造成的复杂影响,必须重视发挥社会主义的巨大优势,切不可见物不见人,切不可套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去认识、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5]。
习近平同志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了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的现实指导意义有四个方面:第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根本动因的原理,为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第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规定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采取积极、稳妥、渐进的方针; 第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原理,提供了认识和解决改革开放中的深层次问题的“钥匙”; 第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主体性、客观性原理,要求在改革和建设中必须使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作用同时得到充分发挥。
通过对这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习近平同志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有突破和创新。第一,对生产力在其与生产关系矛盾中地位的认识有新突破。发展生产力“在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中处于主导性位置”,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的适应。[6]第二,对生产力内在构成与发展重点的认识有了新突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科学技术和劳动资料的水平,不断开发和拓展资源、产品等劳动对象。第三,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结构与变化的认识有了新突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包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也包括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在所有制不变革的情况下,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同样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僵化落后的经济体制同样能够束缚和窒息生产力。”[6]第四,在社会革命内涵的认识上有创新。“社会革命的内涵包含各种社会重大变革诸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和文艺革命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而赋予社会革命以新的含义。”[6]第五,对生产关系消亡与产生条件的认识和实践有了一定创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新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生产力未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是可以出现的,而且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一旦出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自身也有一个不断改革和发展的过程。第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将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的原理,有了更为深刻的新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途径和方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性的,既可以通过革命的形式;也可以通过长期和平竞争,通过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多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来战胜和逐步淘汰资本主义。”[6]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1]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点是“八个必须”: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必须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必须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必须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必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必须坚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机制,等等。他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贯穿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角度,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一是“马克思主义把唯物主义原则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7]; 二是“马克思主义坚持从社会物质生产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把握社会,揭示出生产力始终是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从而确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7]; 三是“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实现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7]; 四是“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本质规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7]。
习近平同志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精辟地概括了贯穿其中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精髓所在。”[7]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写出来的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著作。”[7]他说:“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8]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从实际出发,就是要突出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9]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习近平同志认为,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中许多新思想,比如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的思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从制度上建设党的思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思想等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同志高度的理论自觉为他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基本国情,对中国现实改革和发展问题探索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六位一体”改革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论观点,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同志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的观点,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论断,强调人民主体地位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又是对毛泽东依靠人民群众思想和群众路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8]习近平人民主体地位思想是他治国理政的根本宗旨,贯穿于他的治国理政思想中。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10]3,“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11]。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10]3,实现中国梦的物质动力在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和人民的力量。习近平人民主体地位思想也体现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中,体现在“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的发展内涵中,体现在“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发展要求中。
(二)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形成了“形态研判——发展理念——战略布局”的系统发展思维。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以准确判断我国发展的基本形态。“新常态是一种客观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新常态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12]“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12]习近平同志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12] “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12]“新常态”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习近平同志充分肯定了发展的意义在于,“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13]。习近平同志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经验概括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10]70他认为:“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14]“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14]“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14]他一方面强调“五大发展理念”,一方面把创新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和核心位置。他说:“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14]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五大发展理念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14]。习近平同志关于创新发展提出了五个要义:一是“第一动力”;二是处于“核心位置”;三是系统全面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四是形成社会风气;五是人才乃创新的“第一资源”。习近平同志的创新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关于发展的内容和路径,习近平同志提出“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0多次论及“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既指明了发展的主要内容,又指出了发展的路径。关于发展的战略布局、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习近平同志提出“四个全面”的观点。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系统地论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问题,指出这是中国在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治国理政总方略,是实现科学发展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蕴含着科学发展的辩证法。
(三)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社会改革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1 习近平对改革意义的系统阐发一是中国发展靠的是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开放。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成就看,“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能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国能在国际社会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靠的就是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开放”[15]。二是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习近平同志深化改革的勇气前所未有。他通过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问题的透彻分析,深刻地指出,我们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三是以改革寻求新的发展动力。通过对国内外发展大势与前景的把握,习近平同志指出,要重视寻求新的增长动力,认为增长动力“只能从改革中来,从调整中来,从创新中来”[10]344。四是强调改革就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10]90。
2 习近平改革思想的方向性“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16]14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10]90这个总目标就规定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16]21“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着力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17]
3 习近平改革思想的系统性习近平同志谋划全局的方略前所未有。他认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10]88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一是构成“六位一体”改革总体布局。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设置于一个总体框架下来部署和安排。“六个紧紧围绕”描绘了六种体制改革的路线图,指明了目标要求、改革中心和关键问题。二是明确改革重点和核心工作。鉴于国情特点未变、基本矛盾未变、国家的国际地位未变,经济建设仍然是全党的中心工作。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我国推进改革的突破口。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三是从整体上把握“六位一体”改革总体布局中各项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每一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16]35, 所以,必须统筹谋划深化改革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注重推动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
(四)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社会主义制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1 习近平同志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思想习近平同志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保障。因此,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一是坚定制度自信。“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3]习近平同志阐述了深化改革和坚定制度自信的关系:“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10]106二是坚持制度创新,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习近平同志说:“我们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3]三是发挥制度优势。“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3]
2 习近平同志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思想习近平同志首先提出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问题。他指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18]他认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10]70“非公有制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是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18]
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他提出了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配套措施:“一是要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健全完善金融体系,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可靠、高效、便捷的服务。二是要着力放开市场准入,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我国政府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三是要着力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建立面向民营企业的共性技术服务平台,积极发展技术市场,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化服务。四是要着力引导民营企业利用产权市场组合民间资本,开展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培育一批特色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五是要进一步清理、精简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规范中间环节、中介组织行为,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18]
(五)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同志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建成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伟大历史性贡献,他说:“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8]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方向:通过改革创新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正是由于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党既要敢于和善于在自己领导的伟大事业中不断改革创新,又要敢于和善于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改革创新的思想作风、改革创新的工作方法全面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改革创新的优良传统;今后,中国共产党将会继承这样的传统并不断以改革创新促进发展。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3]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先进性,是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最鲜明的本质特征”[19]。中国共产党的显著标志、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创新的内在动力,是党保持清醒、加强建设的关键所在。习近平同志说:“党的十八大作出了一个判断: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20]261基于这样的判断,习近平同志提出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要求:“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7]习近平同志明确了在新的全面深化改革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一是把握主线,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二是坚持原则,从严治党,改革创新党的管理制度、治理机制和纪律约束;三是全面建党,不仅包括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更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四是增强自我能力建设,增强自我净化、完善、革新、提高等四种能力;五是建设目标清晰,即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执政党。
如何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习近平同志认为,“要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基础是抓好党员的学习。”[19]抓好三个方面的学习:一是向书本学习。“在学习党的基本理论的同时, 广泛学习哲学、历史、优秀传统文化, 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国际关系、现代管理等方面知识, 学习做好本职工作所必需的各种新知识、新技能, 切实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19]二是向实践学习。“要把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作为砥砺品质、增长才干、提高本领、开拓创业的最好课堂和广阔舞台, 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 积累新经验, 增长新本领, 形成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的良性循环。”[19]三是向群众学习。“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深入群众当中, 倾听群众呼声, 体察群众疾苦, 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虚心向群众请教, 真正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19]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把学习科学理论和先进知识在全党形成制度、形成风气,就是要以有效的学习提升党的创新能力,增强党的生机活力。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模范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切实解决好理想信念的坚定性问题,切实解决好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生活情趣问题,补足共产党人精神的“钙”。“把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作为基础工程和组织保障抓实抓好。”[19]
习近平同志强调“党要管党”问题。他指出:“党要管党,就是要管好党的干部,管好党的各级组织。”[21]一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切实尊重党员干部的主体地位,增强党员干部的改革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和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二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改革党内民主选举制度,规范差额提名、差额选举,形成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的程序和环境,加强党委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完善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三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人才队伍建设,以培养和吸引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整体推进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地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和创业激情,注重从基层一线培养选拔干部,拓宽社会优秀人才进入党政干部队伍渠道。四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组织设置创新、领导班子建设创新、工作机制创新、党员教育管理创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五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习近平同志从严治党的力度前所未有。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从严治党”问题,“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21],“落实从严治党责任”[21],“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21],“严肃党内政治生活”[21],“坚持从严管理干部”[21],“持续深入改进作风”[21],“严明党的纪律”[21],“发挥人民监督作用”[21],“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21],“要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22],“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22]。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五项要求:第一,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第二,抓好严明纪律这个关键;第三,抓好选人用人这个导向;第四,用好组织生活这个经常性手段;第五,抓住继承和创新这两个关键环节。[22]习近平认为,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要严守政治纪律,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守好规矩,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20]242“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贵在经常、重在认真、要在细节。”[21]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22]。“党内监督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立足于小、立足于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进行约谈函询、诫勉谈话,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22]“党员民主监督是党内监督的基本方式。”[22]
(六)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同志把依法治国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联系起来,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的总体布局之中, 放在“四个全面”的重大战略布局之中, 对全面依法治国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出科学的阐释,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发展,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 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一是“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23]4。二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23]3。“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23]15三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我们在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23]4。四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23]7。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更好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个全局性问题”[23]7。五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可靠保障。解决经济建设中各种矛盾和社会和谐稳定中各种问题,都需要“密织法律之网、强化法治之力”[23]11,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深化改革。
2 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们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习近平指出:“我们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23]19习近平认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23]23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坚持党的领导,就能确保政治方向正确、政治保证坚强有力。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一句空话,必须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一方面,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统筹依法治国各领域工作,确保党的主张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另一方面,要改善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党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又要发挥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依法治国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23]28习近平同志的这段话,深刻阐明了坚持党的领导的路径和方法问题。要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23]20
3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目标指向是“建设法治中国”习近平同志认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23]8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要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五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三是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四是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五是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习近平同志指出:“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23]22这三条规定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
4 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策略主要是指三个方面:一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二是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三是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习近平同志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23]114应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一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二要增强依法执政意识,坚持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开展工作,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依法执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三要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培育社会成员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环境,自觉抵制违法行为,自觉维护法治权威。四要推进科学立法,关键是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及时反映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人民群众关切期待,对涉及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保障人民生活、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抓紧制订、及时修改。五要要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六要推进公正司法,要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为重点,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制度安排。要坚持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杜绝暗箱操作,坚决遏制司法腐败。七要着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要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不断增强青少年的规则意识。八要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教育和引导立法、执法、司法工作者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恪守职业道德,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5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宗旨是维护人民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就确立了人民群众在国家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习近平同志强调法治建设要回应人民群众期待。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习近平指出:“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民主立法的核心在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23]49“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及时反映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人民群众关心期待。”[23]50要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他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益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24]他着重指出:“司法工作者要密切联系群众,规范司法行为,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10]145
6 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习近平同志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追求公平正义,保护人民权益、伸张正义。”[23]38“要把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作为基本任务,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为根本目标,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10]147这种价值追求体现在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基本原则中,“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23]29。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为。这种价值追求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教育的过程中。一是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二是把公平公正贯穿在执法全过程中,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三是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四是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这种价值追求体现在“努力使每位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23]47。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这种价值追求体现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中。习近平同志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要更好坚持党的领导、更好发挥我国司法制度的特色、更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3]77
7 习近平法治思想突出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习近平同志指出:“宪法是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23]41“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23]41回顾我国宪法制度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24]现行宪法公布以来的几十年中,“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为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23]41因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以宪法为最高法律规范,继续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制化。”[24]“我们要根据宪法确立的体制和原则,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正确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24]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25]宪法的法律地位也包括依法保障“一国两制”的实践,强力推进祖国统一。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8 习近平法治思想注重法律实施习近平同志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23]57法律实施必须从如下六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宪法实施,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习近平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23]42二是严格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要带头严格执法,维护人民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23]57“要发挥法治对转变政府职能的引导和规范作用。”[23]45三是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防止和克服执法工作中的利益驱动,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23]58四是要公正司法。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五是要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引导全体人民树立对法律的信仰,遵守法律,在全社会形成宪法至上、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使遵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23]89六是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习近平同志指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有一支高素质队伍。”[23]99“必须把理想信念教育摆在政法队伍建设第一位,不断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忠诚使命的思想基础。”[23]99“要提高司法工作者公正司法的能力,加强忠诚教育和职业培训。”[23]95“建立健全在职干警教育培训体系。”[23]101“要把强化公正廉洁的职业道德作为必修课,教育引导广大干警自觉用职业道德约束自己。”[23]97“要加强纪律教育,健全纪律执行机制,用纪律规范行为、用纪律约束干警,用纪律保护干部。”[23]101“政法队伍必须始终坚守政治纪律的底线。”[23]100“律师队伍是依法治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要大力加强律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律师从业的基本要求。”[23]104
9 习近平法治思想高度重视法治改革习近平同志认为,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他列举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法律法规本身的针对性、操作性不强的问题; 二是执法方面的问题; 三是社会成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法治观念和维权意识问题。习近平同志认为:“解决法治领域的突出问题,根本途径在于改革。”[20]216他指出:坚定不移地推进法治领域改革,有效破解法治实践中存在的法治难题,努力克服影响法治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深厚动力基础和重大战略任务。习近平同志强调法治改革的问题导向,直面法治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回应人民群众期待,提出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他同时强调:“要把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人民群众对问题解决的满意度作为评价改革的标准。”[20]217为了解决法律体系的针对性和操作性问题,必须推进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推进立法体制和机制改革。“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23]51为了杜绝执法司法方面的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完善执法程序,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明确具体操作流程,重点规范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检查等执法行为。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同时,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对司法腐败,要零容忍,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清除害群之马”[23]76。
10 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从严治党纳入法制轨道,注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20]212“要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建设,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力,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尽快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惯用的反腐败制度体系。”[16]74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首先解决好思想观念问题,引导各级干部深刻认识到,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23]113习近平说:“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23]112因而要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七)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 “中国梦”具有目标导向、精神支柱和凝聚力量的文化功能习近平的文化思想以“中国梦”的话语表述,体现了党的文化理想和全民族的精神追求,得到广泛认同,用有精神感召力的文化符号凝聚了人心。习近平同志说:“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11]说明“中国梦”作为文化表述符号,作为理想追求,具有三种文化功能:一是目标导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1]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精神支柱。民族复兴梦必然伴随着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11]三是凝聚力量。“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26]因此,万众一心,紧密团结,为实现共同梦想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习近平同志概括的中国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的理想愿望,具有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三维度表现形式。
2 中国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习近平的文化思想以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概括为重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精神标识和时代价值。关于历史定位,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正确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生存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积累了人们历史上对处理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的重要认知和经验”[27],“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27],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27]。“中国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27]“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学习历史,要结合我们正在干的事业和正在做的事情,善于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28]“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27]
关于精神标识,中国思想文化凝结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财富。中华文化的核心特质是“和”的思想。“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10]265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深深融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10]265以和为贵,化干戈为玉帛,睦邻友邦,天下大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
关于时代价值,中国思想文化包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给予共产党人以有益的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可从三个方面阐述:一是弘扬优秀民族精神,打造中国精神力量。习近平同志认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10]158“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29]二是培育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0]163习近平同志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一种国家的德、社会的德。”[10]168“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0]168因此,“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0]164。三是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时代新风。习近平同志认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10]16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0]170“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27]他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的讲话中指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10]158不断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时代新风。
3 文化自信是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习近平同志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29]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来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创造活动和文化创造成果,来源于文化艺术作品和历史典籍中承载的思想、价值观念和中华民族精神,来源于中华民族无数英雄人物所表现的英雄气概、民族性格与民族独立意识,来源于民族团结所凝结的民族智慧和民族认同意识。正如习近平同志的精辟概括:“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9]
4 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习近平同志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27]他认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27]他着重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0]164“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29]
5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同志从五个方面论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意义。一是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联系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指向的正是中国如何在文化转型的时代取得文化发展的自主地位,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重构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这样一个时代的命题。二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狠抓思想道德和社会风气,弘扬传统美德等方面,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三是要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10]161四是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30]109通过把中国文化基因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并以当代的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通过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文化遗产活起来。通过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通过塑造我国的文明大国形象,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五是通过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10]162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还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问题导向。习近平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31]“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31]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31]
6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20]19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必须“把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创作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批评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20]191。“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32]200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中,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还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20]189
7 建设文化强国,提升国际话语权习近平同志的文化思想突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核心理念,他从五个方面阐述建设文化强国的要义。一是坚持文化宣传的党性和人民性,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二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三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四是强调文化自信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提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五是强化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
(八)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习近平同志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10]247根据时代潮流研判时代特征,从时代特征的判断中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策略,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方法。列宁提出的“战争与革命”、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命题,都给我们以方法论的启示。习近平同志“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既是对列宁“和平共处”理论的运用,又是对毛泽东“独立自主”理论的运用,也是对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理论的丰富。习近平充分阐发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意义,一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必须有和平国际环境”[10]248。我们要“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和平”[10]247。二是“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10]248。习近平还深刻地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后果”[10]249。走和平发展道路,还要“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10]253。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通过平等对话和友好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和争端”[10]257。
2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自由人联合体”理念的丰富和发展,创新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习近平分析了当今世界的格局,指出:“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需要认真对待的新威胁新挑战”[33]。这样的格局需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3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自由人联合体”理念的丰富和发展。世界各国只有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才能走出一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平坦大道,才能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奠定物质、制度和文化基础。因此,习近平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项建议:一是世界各国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二是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三是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应该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四是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五是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
3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观念创新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他从马克思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深刻指出:“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就详细论述了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问题。《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洞见和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过程,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12]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预见了“世界市场”的出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明确发出的中国倡议,是中国领导人在对“世界历史”“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新特征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追求的是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4 “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与周边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全面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习近平同志弘扬中华人文精神,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的观点,是把中国思想文化中义利观运用于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其要义在于:一是明确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方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10]296二是与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要讲“真、实、亲、诚”,坚持互利共赢、开放包容、能力导向、基础优先的互助合作。三是与拉美国家推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0]311。四是与阿拉伯国家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平。[10]313五是“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使之成为和平稳定之桥、增长繁荣之桥、改革进步之桥、文明共荣之桥。[10]282
5 “文明包容、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文化动力,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外交工作中,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化外交问题,提出“文明包容、交流互鉴”的观点。他指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10]258文明是多彩的,是平等的,是包容的。文明因多彩而具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因平等才具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习近平同志阐发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当代意义:“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10]260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从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互鉴中,习近平同志得出结论:“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10]262
习近平外交思想还包含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亚太梦,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倡导“理性、协同、并进”的核安全观,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丰富内容,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四、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和方法论特征 (一)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概念和理论逻辑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凝练、丰富、深化了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论断、观点、理念。
1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的科学概念,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也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色和实践特色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扶贫、法治中国、法治社会、法治经济、法治政府、科学立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国家安全观等等。
2 习近平同志不仅强调各项改革之间的关联性,而且十分关注发展、改革、法治的关联性,从理论上阐明了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和系统性问题关于各项改革之间的关联性,习近平指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15]关于发展、改革、法治之间的关联性,习近平同志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一是从改革的总体目标论证关联性。“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4]二是从改革的实践效果论证关联性。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15],说明“改革是最强大的发展动力”[20]313。三是从法治的基础性作用论证关联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框架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深化改革。”[25]
3 习近平同志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一致性,阐明了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理论逻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作为最大责任”[7];“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7];“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用唯物辩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断提高领导工作水平。”[7]因此,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和实践。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7]“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从根本上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辨别是非能力,增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各项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也才能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克服和避免摇摆性、片面性、盲目性,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因此,我们党郑重提出的党员领导干部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要求,既要求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又要求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3]
4 习近平同志阐明了三大规律的基本内涵以及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三大规律的重要意义,表明了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范畴和客观真理性“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才能带领人民走对路,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35]共产党执政规律, 就是共产党执政后必须遵循的、反映党执政本质和必然性的法则和客观要求, 包括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应该遵循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 应该采取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 应该巩固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资源, 应该创造的执政条件和执政环境等等。习近平同志说:“回顾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党就能够形成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离开了实事求是,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严重挫折。”[36]党的十八大提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八个必须’基本要求,这是对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用新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进一步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是我们党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17], “进一步回答了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怎样才能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问题”[3],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扩大人民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当今世界的变化及其趋势。“既要正确认识目前资本主义经济、科技发展的现实,更要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最终必然走向衰亡的历史趋势;既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反复,更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是光明的;既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更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7]
5 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提出了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命题按照习近平同志的理论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等理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习近平同志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论问题,他指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2]128习近平明确阐述了新常态的三个特点:其一,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其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新的经济主体;其三,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关于经济改革方向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16]62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2]习近平同志进一步解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12]
6 习近平同志论证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内涵、必要性和现实性,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命题他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10]91他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10]92
7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些新论断、新观点,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长期争辨不清的问题,澄清了多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困惑和疑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10]22。习近平把社会主义放到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和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整体发展中加以考察,认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32]19,经历了六个阶段,逐渐明晰了中国的国情特点与社会主义的契合,有着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由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这是解决道路自信问题的理论基础。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3]。习近平同志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由三个要素构成,这就是实践途径、行动指南和根本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途径中,“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行动指南,“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保障,“不会一成不变,而是要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32]27。要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包括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34]
三是习近平同志从四个方面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要求。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丰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13]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发展。2014年5月4日,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没有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第三,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重要体现。第四,“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所以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9]“要继续加强社会建设,切实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15]
四是习近平同志系统地阐发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并强调“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37]。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充分证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险、危机和艰难险阻,我们党都能领导人民战胜它们,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因为我们党是坚持为真理而斗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优势。”[37]“在长期奋斗中党所形成的独特优势是全面的,包括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37]第一,要充分发挥党的理论优势,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理论与运用理论相结合,努力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从理论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第二,要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持贯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从政治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第三,要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必须坚持健全党的组织体系和完善党的组织方式,努力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切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从组织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第四,要充分发挥党的制度优势,必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不断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和增强党的创造活力,从制度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第五,要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必须坚持党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使党的一切工作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利益和要求,从作风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方法论特征方法论是关于方法与任务、理论、实践之间关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方法论特征就是指习近平在改革、发展、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对方法、策略、战略把握和运用的基本特征,就是实践针对性和问题指向性特征。
1 习近平改革思想的方法论特征习近平同志在推进改革的历程中,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研究改革问题。战略思维坚持把方向、抓本质、抓大事、谋全局,要求制定出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辩证思维坚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分析形势、分清主次、抓主要矛盾、发现规律。提出了处理好全局与局部、治标和治本、活力与有序、原则性与灵活性、变与不变、循序渐进与重点突破、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等关系的方法;辩证思维也强调把握守成与变革的分寸。系统思维关注改革要素的关联性、系统性和协同性。讲究“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16]36;系统思维也考虑凝聚改革共识和统筹兼顾各方利益,考虑正面宣传与舆论引导。创新思维强调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既要“大胆试验”,又要“大胆突破”。改革必须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10]97;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强调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底线思维是从最不理想的结果考虑,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强调改革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坚守政治原则和底线,绝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32]73;底线思维强调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习近平同志认为,领导改革开放,“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10]102。习近平强调:“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32]78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32]79“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施工高峰期,是落实改革任务的攻坚期,抓谋划、抓统筹、抓落实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要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路线图,更加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更加有针对性解决各领域各层面各环节的矛盾和问题,强化基础支撑,注重系统集成,完善工作机制,严格督察落实,不断提高改革精准化、精细化水平,坚定不移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38]
2 习近平发展思想的方法论特征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发展规律、运用发展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认识、运用和把握发展规律,其一,坚持创新发展。要“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创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思路、创新发展举措、创新领导方法”[1]。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其二,坚持从实际出发。“要始终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坚持从基本国情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1]。“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具有很强针对性、战略性、指导性”的全面部署。[15]其三,坚持用新的理论认识和经验关照现实问题。要科学总结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鲜经验,用新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回答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重大问题,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其四,坚持用好辩证法。“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辩证法的运用;新发展理念的实施,离不开辩证法的指导。要坚持系统的观点,依照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进行系统设计,做到相互促进、齐头并进,不能单打独斗、顾此失彼,不能偏执一方、畸轻畸重。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善于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区分轻重缓急,在兼顾一般的同时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要遵循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善于把握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渐进性和飞跃性、前进性和曲折性,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既求真务实、稳扎稳打,又与时俱进、敢闯敢拼。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入山问樵、入水问渔’,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善于进行交换比较反复,善于把握工作的时度效。”[12]其五,坚持问题导向。“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16]38习近平同志认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31]其六,坚持在发展问题上保持战略定力。这是习近平发展思想的一个鲜明的重要特点。习近平同志认为:“面对复杂深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如果能够始终保持强大战略定力,在战略上判断准确、谋划科学、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会有希望,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不断开辟前行道路。”[32]283他说:“实现伟大目标,进行战略抉择,做出重大决策,不仅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更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8]
习近平发展思想具有鲜明的系统性、实践性特征。所谓系统性,是指系统思考发展的各种要素。如“五大发展理念”系统考虑了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方向、发展的质量、发展的思路和发展的着力点等要素。所谓实践性特征是指发展理念以实践问题为指向,分别解决动力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3 习近平法治思维的方法论特征一是从战略层面思考和推进法治建设与改革。第一,从人类政治文明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视角深刻分析了法治与人治的关系,阐明了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习近平同志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23]12第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视角思考法治建设问题。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使“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第三,把“法治中国”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宏伟目标的视角考虑法治建设。习近平同志认为,“法治中国”是“中国梦”的核心战略要素,与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公平中国、平安中国、网络强国、文化强国、海洋强国等核心要素相辅相成,共同编织成中国梦的美好愿景。
二是以辩证思维的方法把握法治建设的基本矛盾和相互关系。第一,处理好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习近平同志认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这是党和法关系的要害。[23]33他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23]37“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以党自居,就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23]37第二,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破”和“立”的辩证统一。习近平同志指出:“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可以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有序进行。有的重要改革举措,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法律程序进行。”[23]45他强调:“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23]46第三,处理好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实施法律就是贯彻党的意志,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23]20第四,处理好法治和德治的关系。习近平同志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二者的关系:其一,规范与教化的关系。“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9]其二,促进与保障的关系。“发挥好法律的规范作用,必须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一方面,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只有那些合乎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为更多人所自觉遵行。另一方面,法律是道德的保障,可以通过强制性规范人们行为、惩罚违法行为来引领道德风尚。要注意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使法律法规更多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确保道德底线,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9]其三,滋养与支撑的关系。“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用,必须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再多再好的法律,必须转化为人们内心自觉才能真正为人们所遵行。‘不知耻者,无所不为。’没有道德滋养,法治文化就缺乏源头活水,法律实施就缺乏坚实社会基础。在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为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9]
三是从实践思维的视角认识法治国情、法治规律。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9]法治建设必须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也要对中华传统法治文化的丰富资源进行梳理和甄别的基础上古为今用。习近平同志说: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认识法治规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协调性,发挥立法凝聚共识、统一意志、引领公众、推动发展的作用。”[23]47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探索问题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就是把握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从中探寻解决问题的规律性,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改革方向、问题导向,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直面法治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回应人民群众期待,力争提出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25]坚持问题导向,带着问题去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为我所用。
4 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的方法论特征习近平同志指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10]92“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32]224把民生工程看作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工程,是社会治理的治本工程。抓住人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首先是社会政策要托底。坚守底线,织牢民生安全网,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突出重点,对重点群体和重点地区进行倾斜;完善制度,使制度更加公平、普惠和可持续;引导预期,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向,又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其次是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再次,精准发力抓好就业工作。再其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公平。还要建立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精准扶贫,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从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出,系统治理强调发挥多元主体即党委、政府、社会及居民的作用,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及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达到官民共治的平衡;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强调既要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又要强化道德约束,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统一;源头治理强调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实现治标与治本的统一;“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对涉及维权的维稳问题,首先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32]222可以看出,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的重要特征是运用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分析、思考、处理民生问题,构建科学、和谐、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习近平同志讲的“精准”就是指政策、举措、方法、手段的针对性强,这不仅是一种对问题意识的强调,更是一种对科学性、实效性的要求。
习近平同志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0]200。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0]200。从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看出,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的方法论讲究“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10]201,强调“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10]201,体现了习近平治理思想中既有系统方法的要素和结构思维特征,也有关系和过程思维特征,既有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思维,又有重点论思维。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全面、系统、严密、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的理论形态,涉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诸多范畴,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诸多领域,涉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涵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概念、命题、范畴、观点。作为科学的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分析研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矛盾、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我国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新特点、新规律、新战略,充分表现出创新发展的理论风格。简而言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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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Vol.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