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2018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对从我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标志着中美贸易争端的开始。之后，双方就此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至2019年11月15日，中美经贸高级别正式磋商已进行到第13轮。回顾历史，很多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曾经或现今）都与美国发生过“贸易摩擦”，如苏联、日本、英国、韩国、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古巴、朝鲜等。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很多，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制造业空心化”。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讲到：“多年来，我们发展了别国的工业，本国工业却步步倒退，……一个接一个工厂关门，搬离美国，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人抛在脑后……”^[1]其后，在特朗普推行的“美国优先”准则下，在贸易、税收、货币、投资等方面相继出台多项相关优惠政策，美国的一些著名企业纷纷“回迁”。如著名的耐克公司近年来实施了一项“把工厂搬回美国”的计划。2019年，耐克公司宣布，准备投资1亿8 500万美元（约12.7亿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嘉年市新建一个生产厂，预计雇佣505名员工^[2]。受我国体育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除美国外，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知名体育企业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回迁潮”。我国每年生产的运动鞋已突破100亿双，在全球占比近70%^[3]，然而，“金融危机”暴发以来，我国外资企业生产的运动鞋数量逐渐下滑，多家世界著名运动鞋制造企业已陆续撤离我国，如阿迪达斯、彪马、锐步、斐乐等，已从“中国制造”变为“越南制造”“泰国制造”“菲律宾制造”等。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公认的体育产业强国。中国产业信息网^[4]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体育产业增加值为5 000亿美元，按照当年汇率计算折合约31 150亿元；国家体育总局^[5]公布的2015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为5 494亿元：可以看出，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不到美国体育产业增加值的1/5。有研究^[6]估计，2015年全球体育产业规模为15 000亿美元（约93 450亿元）。照此计算，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全球总规模的5.88%，而美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全球总规模的33.33%。对比中美两国体育产业结构发现，在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中，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旗鼓相当，而在美国体育产业结构中，体育服务业领先体育制造业。我们要正确认识体育制造业的价值，即使是体育产业强大的美国，也正在“重拾”曾被“遗弃”的体育制造业，说明即便拥有强大的体育服务业，也不能忽视体育制造业的地位。

近年来，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我国体育产业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如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两权分离”（两权指所有权和经营权），职业体育俱乐部“政企分离”，国际体育大赛“遍地开花”等。根据2019年英国商业机构Sportcal发布的2019 Global Sports Impact（GSI）Nations Index相关数据：中国大陆在90个参与评价的国家和地区中以40 709分排在第1位；在全球641个参与评价的城市中，我国城市排名进入前50的有北京（第8名）、南京（第11名）、成都（第28名）、上海（第37名）、张家口（第42名）、杭州（第46名）等，排名51~100的有台北，排名101以后的有南宁、广州、香港、无锡、太仓、东莞等^[7]。一大批国际性体育赛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4年南京青奥会以及2019年武汉军运会等都极大地带动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

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等国家战略的提出给体育产业带来了不少红利。我国体育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逐显成效。部分东部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的体育服务业和体育制造业都已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甚至少部分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逐渐引领国际体育发展。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如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文）明确指出：“近年来，我国体育产业快速发展，但总体规模依然不大、活力不强，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问题。”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7号文）指出：“目前健身休闲产业总体规模不大、产业结构失衡，还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大众消费激发不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器材装备制造落后、体制机制不活等问题。”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21号文）指出：“我国体育竞赛表演产业存在有效供给不充分、总体规模不大、大众消费不积极等问题。”由上可知，很多问题集中在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领域，欲实现体育产业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认清两者的内在规律，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两者的互动关系，很难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基于此，两者的互动关系是当前全社会需要关注的问题。

2 文献回顾

姜静静^[8]、卿平^[9]、宋昱^[10]等分别研究了体育服务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发展路径、影响因素、管理体制机制等。黄海燕等^[11]、任波等^[12]、刘宁宁等^[13]、梁枢等^[14]、王结春等^[15]、杨倩^[16]分别研究了体育制造业的商业模式、空间分布、策略取向、产业集群、互动关系等。游松辉等^[17]、田广等^[18-20]、牟柳等^[21]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体育休闲产业与城市发展、卫生支出结构与体育产业、体育用品进口与体育用品出口、体育产业与体育用品对外贸易等两者以及体育产业、体育用品出口、体育用品净出口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总体而言，以上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本文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存在一定的不足：①多数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且定性多于定量，倾向于主观价值判断；②多数研究集中在体育产业，有的过于宏观不便于实际操作，从产业结构内部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不多；③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关于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寥寥无几。当前的体育产业需从传统的“强体育制造业、弱体育服务业”的“独轮驱动”向“强体育制造业、强体育服务业”的“双轮驱动”发展。因此，本文分析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互动关系的变化情况、两者怎样相互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等问题，以期为我国在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过程中的政策优化、体制机制改革、法律法规制订等提供科学依据。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假设

从体育产业互动的角度提出以下研究假设：①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②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之间存在短期均衡发展关系；③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④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能相互冲击并相互贡献。

3.2 研究方法 3.2.1 文献资料法

在CNKI数据库、Springer全文数据库及西南大学图书馆资料库中，以“体育服务业”“体育制造业”“互动关系”等单个关键词或组合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搜集相关论文50篇、专著6部、教材4本。

3.2.2 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

计量经济学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为基础，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与计算机技术，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手段，定量分析具有随机特性的经济变量关系。为了更科学、客观地探寻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的互动关系，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如数据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检验等。

3.3 变量选取和说明

目前，研究产业互动关系的方法很多，有的是单一指标，有的是多指标，有的是复合指标，各种指标的计算方法各有所长。本文使用的是单一指标法，选取体育服务业增加值作为衡量我国体育服务业规模的指标，记为TYFW；选取体育制造业增加值作为衡量我国体育制造业规模的指标，记为TYZZ。TYFW、TYZZ的统计数据均为名义值。数据时间跨度为2006—2017年，TYFW、TYZZ的数据来源为《关于优化与完善我国体育产业统计体系的研究》^[22]一文。参考田广等^[18-20]和任波等^[12]的研究方法，对TYFW、TYZZ进行对数化处理，处理后分别记为lnTYFW和lnTYZZ。

4 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的现状

我国TYFW由2006年的244.60亿元增至2017年的4 448.70亿元，增长了18.19倍；同期，2006年TYFW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24.89%，到2017年时占比增至56.95%（图 1）。从增长率看，我国体育服务业年均增长率为31.72%，2014年达到最低增长率（11.69%），2015年达到最高增长率（99.21%）。体育服务业在我国体育产业中的地位逐步提升，特别是2014年后，在政策、资本市场红利的推动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受到市场结构不稳定、消费群体小、体育消费动力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体育服务业的增长波动性较大，2015年后出现断崖式递减。

我国TYZZ从2006年的705.12亿元增至2017年的3 264.60亿元，增长了4.63倍；同期，2006年TYZZ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71.74%，到2017年时占比降至41.79%（图 2）。从增长率看，我国体育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为15.10%，2007年增长率达到最高（27.37%），此后逐年下滑，2016年增长率达到最低（3.93%），低于同期体育服务业和体育产业的增长率。

由此可见，TYFW、TYZZ均呈发展趋势，但两者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2006年TYZZ是TYFW的2.88倍，2016年TYFW首次超过TYZZ，2017年时TYFW是TYZZ的1.36倍。受“后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摩擦”等国际、国内更多不确定因素影响，我国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体育制造业进入新的瓶颈期，存在体育服务质量不高、增长粗放、体育产业联动不足等弱点。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要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国内消费动力弱、产业结构调整慢的压力。当前，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互动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2025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万亿元这一目标的实现。

5 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 5.1 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关系的平稳性检验

平稳性检验主要通过单位根检验研究时间序列是否平稳，如果时间序列不平稳则会产生伪回归现象^[18-20]。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有ADF检验、DFGLS检验、PP检验、KPSS检验、ERSPO检验、NP检验等，其中，ADF检验和PP检验方法出现较早，在实际应用中较为常见，因此本文采用ADF检验。在检验过程中会涉及滞后项，滞后项的确定采用AIC和SC准则，具体公式如下：

$ {\rm{\Delta }}{Y_t} = {a_1} + {a_2}t + p{Y_{t - 1}} + {u_t} $

(1)

式（1）中，ΔY_t为一阶差分项，a₁为常数项，a₂t为趋势项，pY_t-1为一阶滞后项，u_t为随机项。在进行ADF检验时，可通过对解释变量的不同选择（如增加或删除常数项、趋势项、滞后差分项等）使检验有效。

根据式（1）得出的ADF检验结果——lnTYFW和lnTYZZ序列的ADF统计量（表 1）发现：原始序列非平稳；一阶差分后得到的ΔlnTYFW、ΔlnTYZZ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属一阶单整序列，记为ΔlnTYFW-I（1），ΔlnTYZZ-I（1）。因此，ΔlnTYFW-I（1）、ΔlnTYZZ-I（1）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

5.2 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关系的协整分析

经ADF检验后发现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这一协整关系可通过E⁃G两步检验法进行验证，具体步骤如下。

第1步，运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可得：

$ \begin{array}{l} {\rm{lnTYZZ = }}3.874{\rm{ }}9 + 0.516{\rm{ }}4 \times {\rm{lnTYFW}}\\ \begin{array}{*{20}{l}} {T:\left( {13.984{\rm{ }}1} \right)\left( {12.952{\rm{ }}5} \right)}\\ {P:\left( {0.000{\rm{ }}1} \right)\left( {0.000{\rm{ }}0} \right)} \end{array} \end{array} $

(2)

式（2）的常数项和lnTYFW的回归系数T的相伴概率P < 0.01，表明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²=0.938 1，F =167.76（P < 0.000 1），说明回归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第2步，通过残差平稳性检验计算残差估计值：

$ e = {\rm{lnTYZZ}} - 3.8749 - 0.5164 \times {\rm{lnTYFW}} $

(3)

式（3）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lnTYFW与lnTYZZ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表 2）。lnTYFW的系数估计值为0.516 4，表示体育服务业发展对体育制造业发展影响的弹性大小，体育服务业每增长1%，体育制造业就会增长0.516 4%。

5.3 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关系的误差修正模型估计

误差修正模型（ECM）主要用于分析2个变量的短期波动变化情况^[12]，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一定具有误差修正模型的表达式。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是一种常用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以模型中所有当期变量对所有变量的若干滞后变量进行回归。在建立ECM的过程中，ECM与VAR模型的滞后期数（表 3）应相同；根据检验统计量（LR）、最终预测误差（FPE）、赤池信息准则（AIC）、施瓦兹准则（SC）、汉南-奎因准则（HQ）等确定VAR模型的滞后期数^[18-20]，经多次检验最终确定最优滞后期数为1。

建立滞后1期的ECM如下：

$ \begin{array}{l} {\rm{D}}\left( {{\rm{lnTYZZ}}} \right) = - 0.268\;3 \times {\rm{ECM}}\left( { - 1} \right) + 0.090\;8 \times \\ {\rm{D}}\left[ {{\rm{lnTYZZ}}\left( { - 1} \right)} \right] - 0.204\;9 \times {\rm{D}}\left[ {{\rm{lnTYFW}}\left( { - 1} \right)} \right] + \\ 0.171\;2\\ \begin{array}{*{20}{l}} {T:\left( { - 3.507\;9} \right)\left( {0.580\;9} \right)\left( { - 3.544\;7} \right)\left( {5.267{\rm{ }}7} \right)}\\ {P:\left( {0.076{\rm{ }}4} \right)\left( {0.156{\rm{ }}2} \right)\left( {0.057{\rm{ }}8} \right)\left( {0.032{\rm{ }}5} \right)} \end{array} \end{array} $

(4)

式（4）中，D（lnTYZZ）为体育制造业误差修正被解释变量，ECM（-1）为滞后1期的误差修正系数，D[lnTYZZ（-1）]为体育制造业误差修正滞后1期被解释变量，D[lnTYFW（-1）]为体育服务业误差修正滞后1期被解释变量。

由ECM可知，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的ECM估计结果整体不显著，即被解释变量D（lnTYZZ）与常数项、ECM（-1）、D[lnTYZZ（-1）]、D[lnTYFW（-1）]的T值的相伴概率为P > 0.01，说明ECM估计结果在1%检验水平上不显著，两者不存在短期均衡发展关系。模型的判定系数为0.800 9，调整判定系数为0.701 3，F值为8.045 3。从估计结果看，误差修正项在10%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另外，可能由于滞后项造成多重共线性影响，在10%显著性水平下，仍有部分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从总体看，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之间不存在短期均衡发展关系。从短期看：体育服务业对滞后1期的体育制造业弹性系数为-0.204 9；上期体育制造业对本期体育制造业的短期弹性系数为0.090 8，表明上期体育制造业对本期体育制造业具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较小。

5.4 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主要用于判断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之间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两者的相互解释能力如何。由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滞后期数的敏感度不同，本文选取的滞后期为1~3，结果如表 4所示。

当滞后期为1、2、3时，F检验统计量在滞后2期时，体育服务业不是体育制造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相伴概率P =0.0798 < 0.10，拒绝原假设。在滞后3期时，体育服务业不是体育制造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相伴概率P =0.0615 < 0.10；体育制造业不是体育服务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相伴概率P =0.0266 < 0.10：两者的原假设均被拒绝。由此可知：在滞后2期时，体育服务业是体育制造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在滞后3期时，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增长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即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从总体看，两者还未形成强有力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5.5 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本文对lnTYFW、lnTYZZ进行了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检验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之间的相互冲击能力。

由图 3（a）可知：当体育服务业给体育制造业一个正向标准差新息的脉冲响应冲击后，体育制造业在第1期没有反应，第2期后脉冲效应直线上升，到第3期时达到最高点（0.037 1%），此后发展较为平稳，到第10期时为0.028 3%；当体育服务业给自身一个冲击时，在第1期立刻产生了0.187 1%的正效应，第2期后脉冲响应急速减弱，到第4期时只有0.052 3%，此后逐渐回升，到第10期时为0.071 5%。由图 3（b）可知：当体育制造业给体育服务业一个正向冲击后，前2期均呈负效应，其中第1期为-0.013 6%，第3期后（包括第3期）呈正效应，且趋势逐渐平稳，第9期时达到最大值0.031 5%，第10期时为0.031 1%；当体育制造业给自身一个冲击时，第1期脉冲响应冲击达到最大值（0.022 0%），第3期后（包括第3期）脉冲冲击小幅波动性发展，直到第10期的0.014 9%。

由此可知，体育服务业、体育制造业对自身的冲击结果均呈“短期效应强、长期效应弱”的特征，体育服务业对体育制造业的冲击大于体育制造业对体育服务业的冲击，两者的相互冲击均呈“短期效应弱、长期效应强”的特征。从短期看，发展体育服务业有利于促进体育制造业发展，而发展体育制造业，短期内会抑制体育服务业发展；从长期看，两者能相互促进，但体育服务业对体育制造业的拉动效果更明显。

5.6 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的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分析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之间的冲击贡献程度。本文对lnTYFW、lnTYZZ的标准误差进行方差分解（图 4）。

从图 4（a）可知：体育服务业第1期对体育制造业的冲击贡献率为0，前6期的平均冲击贡献率在6.00%以下，其中第2期只有1.94%，第6期为6.10%，到第10期时为8.02%；体育服务业对自身的冲击贡献率从第1期的100%，逐年递减到第10期的91.98%，第1期到第10期共减少8.02%。从图 4（b）可知：体育制造业对体育服务业的冲击贡献率第1期为27.84%，第2期后（包括第2期）就超过了50.00%，到第10期时冲击贡献率为78.64%；体育制造业第1期对自身的冲击贡献率为72.16%，第2期就降到50.00%以下，第2期（不包括第2期）后一直下降，到第10期时为21.36%。

由此可知，两者除受自身冲击的影响外，也能受到彼此冲击的影响。体育服务业对体育制造业的冲击贡献率与体育制造业对体育服务业的冲击贡献率均呈“短期效应弱、长期效应强”的特征；两者对自身的贡献率均呈“短期效应强、长期效应弱”的特征。体育服务业对体育制造业的冲击贡献率为8.02%，体育制造业对体育服务业的冲击贡献率为78.64%，两者贡献率相差非常大。

6 讨论

尽管目前研究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互动关系的成果不多，但仍有很多学者从整体或单一的视角研究了体育产业结构或某一细分产业结构的内部问题。任波等^[23-24]发现，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产值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需求结构）存在一些不合理现象，并从改革的要求、目标、方向、重点等4个方面提出了改革路径。张虎等^[25]发现，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空间整体相关程度不高。谈艳等^[26]认为，研发创新水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外商投资规模等都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有正向作用，并提出目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应逐步摆脱过度依赖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的现状。周亚君等认为，我国体育服务业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体育固定资本投资、体育从业人员、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以及人均体育消费对体育服务业发展存在正向作用。

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不存在短期均衡发展关系。从长期看，特别是在“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体育产业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已从过去的“重整体”发展到了现今的“重局部”，对此还明确了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如国发[2014]46号文明确指出：“力争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之后的国办发[2016]77号文指出：“到2025年……，健身休闲产业总规模达到3万亿元。”国办发[2018]121号文指出：“到2025年，体育竞赛表演产业总规模达到2万亿元……”同时，从中央到各地方政府都配套了一系列支持体育服务业和体育制造业的相关政策，如《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粤府[2015]76号）、《福建省关于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从短期看，尽管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两者结构失衡仍较为严重，以致两者不存在短期均衡发展关系。2019年《福建省关于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政策发布与解读指出：“从增加值看，我省体育制造业与体育服务业比例为8:2，全国的比例为6:4，而发达国家的比例为4:6，体育服务业作为体育产业的主体结构，占比较低。”姜同仁等预测，到2025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为28 492亿元，其中，TYFW为8 836亿元，体育用品业增加值为17 873亿元，体育用品业增加值超过了TYFW的2倍。可以看出，如何解决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的“不平衡、不充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面临的问题。

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之间未形成强有力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导致两者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重分工，轻互动。体育制造业和体育服务业的管理权限分属体育、工业和信息化、文化和旅游等相关管理部门，因管理部门间缺乏互动，各自为政，以致“政出多门”，造成管理过程中“管理失位”“管理错位”“管理越位”等现象并存，缺乏统一指挥，不便于两者互动。②重体育服务业，轻体育制造业。近几年，国务院、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等多个职能部门从项目层面到产业层面陆续出台了多项有关体育服务业的政策文件，如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通知》《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马拉松运动产业发展规划》等。反观体育制造业方面的政策，从国家层面看，《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政府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1个10年行动纲领，主要集中在十大领域，直接与体育制造业相关的并不多，其他部门发布的多项政策中只有少部分与体育制造业相关。与体育服务业相比，关于体育制造业的专项指导政策、规划布局等多方面严重滞后。③重国内，轻国外。从全球范围看，世界著名的体育企业都非常重视海外市场。如德国阿迪达斯集团、美国耐克公司、日本美津浓株式会社等都是凭借全球较高的市场份额成为世界知名体育企业的。以日本美津浓株式会社为例，该社从1906年4月1日创建以来，除日本外，在中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多个国家都建有基地。我国的李宁、安踏等体育企业近年来逐渐被国际社会熟知，但与世界知名企业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这也启示我们，未来相关管理部门在出台有关政策、文件时，应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相关企业应具有长远、国际化、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我国体育产业能在几十年时间内获得如此成绩，与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有关，但需要正视的是，破除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之间的藩篱，急需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法律法规、产权改革、标准制订、人才培养、评价方式等多个方面进行优化和改革。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会越来越合理，体育制造业和体育服务业的互动也会越来越频繁。

7 结论与建议

① 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不存在短期均衡发展关系。②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之间未形成强有力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③体育服务业对体育制造业的冲击远大于体育制造业对体育服务业的冲击，体育服务业对体育制造业的冲击贡献率与体育制造业对体育服务业的冲击贡献率均呈“短期效应弱、长期效应强”的特征。

根据上述结论，为实现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的良性互动，提出以下建议：①细化体育服务业、体育制造业配套政策，出台加强人才、资金、土地、技术扶持的配套政策，制订体育服务业、体育制造业专项中的长期发展指导细则和规划。②积极推进体育服务业、体育制造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改革，探索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创建现代化企业制度，大力培养体育服务业和体育制造业管理、营销、工艺、评估等专项人才。③加强国际合作，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并举，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理念和经验，构建与国际标准化管理组织衔接的标准体系，多举措吸引社会、企业、境外资本，拓宽投资渠道。④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体育产业综合信息系统，积极开发体育服务业、体育制造业综合效率评价、监测、控制体系，重视打造体育服务业、体育制造业文化，提升品牌效应等。

作者贡献声明:

牟柳：提出论文选题，设计论文框架，撰写、修改论文；

田广：整理数据，收集文献，撰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