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幸福感是美好生活的一项重要体现。习近平^[1]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从中可以看出，如何提升人们的幸福感是一个极富现实性与学理性的议题。国际学术界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机制长期存在争议^[2]。国内学术界尤其是社会学界对相关内容也十分关注^[3]，只是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人格特质、人口特征、经济地位、社会融合度等影响个人幸福感的因素^[4]，对其他因素鲜有涉及。然而，近年来，围绕体育锻炼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体育锻炼对幸福感的积极作用日益被肯定^[5]，但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并不完全明确。体育锻炼是如何提升个人幸福感的，仍然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社会资本在体育锻炼与幸福感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体育锻炼可增加社会资本进而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并用2014 JSNET（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对其进行检验。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体育锻炼与幸福感

幸福感是一种较稳定、积极的心理状态，通常与快乐等正面情绪体验和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联系在一起^[6]。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对个人幸福感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有研究^[7-8]从生理角度出发，发现体育锻炼能够减少个人的负面情绪体验，同时体育锻炼可促进身体健康从而提高个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研究^[9-10]从心理角度出发，认为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个人的健康感（自我健康认知）继而提升幸福感，同时体育锻炼可增加个人的自我效能感等心理资本，从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从上述结论可见：体育锻炼提升了个人的幸福感。

上述研究偏重于考察体育锻炼在幸福感提升作用中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忽视了社会因素。然而，幸福感是与人的社会属性紧密相连的，社会因素（如身份特征、地位差异、社会融合等）对幸福感的作用往往超过生理和心理因素^[6]。那么体育锻炼对幸福感的作用存在社会因素的影响吗？一项关于锻炼形式与幸福感的研究^[11]发现，打球、跳舞等集体锻炼形式能明显提升幸福感，但慢跑、散步等单独锻炼形式无此功效。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12]表明，体育锻炼可增强社会支持，从而提升幸福感。基于类似研究，有学者^[13]推测体育锻炼可改善个人的人际关系，进而提升幸福感。上述结论或停留在具体经验层次，或关涉群体范围狭窄，或仍属于理论猜想，但也启发我们，体育锻炼对幸福感的影响可通过社会交往、社会融合等中介因素发挥作用，而这些因素都可纳入社会资本的研究范畴。因此, 本文尝试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剖析体育锻炼与幸福感的关系。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内容丰富、流派不一，下文先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含义及其测量方式进行介绍。

1.2 社会资本的含义与测量

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理论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南和福山引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他们对社会资本的阐述既有共性又有差别。上述4名学者均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结构，是个人与他人、外界发生互动、联系的产物，但他们对社会资本的来源有不同看法。布迪厄^[14]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外在的社会网络关系的总和。科尔曼^[15]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紧密联系的社会网络，如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社会网络。帕特南^[16]的观点与科尔曼相似，但他强调紧密的社会网络源于公民对团队或社区公共活动的积极参与以及由此产生的人际信任。他将当代美国人公共参与的减少视为社会资本的衰减。福山^[17]则将社会资本等同于人际信任，从文化因素对经济影响的角度阐发了对信任的理解, 认为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可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学者们都认同社会资本源于社会网络，其本质属于个人与他人及外界发生联系的产物，但联系对象的层面不同。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可根据社会资本涉及的个人联系对象将其分为3个层面：①反映个人与外界发生亲密联系的私人层面，涉及的联系对象以个人的亲属、朋友、熟人为主，强关系相对较多；②反映个人与外界发生一般联系的公共层面，涉及的联系对象以个人所属的学缘、业缘、趣缘、地缘群体中的成员为主，强关系相对较少；③反映个人与外界发生普遍联系的大众层面，涉及的对象涵盖陌生人等广泛的社会大众，强关系相对很少。这3个层面的社会资本适用以下3种不同的测量方式。

（1）测量私人层面社会资本的拜年网，测量指标包括网络规模、网络差异、网络位差、网络顶端等。具体而言，网络规模即为个人社会网络中的成员数量，是个人社会资本的首要测量指标。此外，网络差异用来测量人际交往对象社会特征（如性别、年龄、民族、籍贯等）的相异程度，它表明人们跨越群体边界的交往能力，跨界越多，社会资本的异质性越高，社会资本就越丰厚。网络位差用来测量人际交往对象对于社会分层体系的覆盖范围，即高低地位之差。它表明人们向上联系和向下联系的幅度，幅度越大，社会资本越广泛。网络顶端用来测量人际交往对象的社会地位，从而表明人们向上联系的能力。

网络差异、网络位差、网络顶端等3项指标反映了个人社会交往的拓宽、延伸和触顶能力，它们与网络规模综合在一起反映了个人社会资本的质量。针对这3项指标的测量数据通常来自于定位法，它是由研究者预先编订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职业列表，由被访者从中选出其社会网络中重要成员的职业类别，根据职业类别数量、职业声望高低、最高职业声望分值，计算个人社会网络的网络差异、网络位差、网络顶端^[18]。该方法首次在我国使用时被置于春节拜年情境下，测量拜年者的职业状况，由此获得“拜年网”诸变量，构建一种契合本土文化背景的有效测量工具^[19]。本文依赖的2014 JSNET调查在测量社会资本时采用了拜年网。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将拜年网测得的社会资本称为“拜年网社会资本”。

（2）测量公共层面社会资本的社会参与指标。社会参与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它会带来更多的人际交流。社会参与程度的提高意味着个人社会资本的增加。同时，社会资本的增加又意味着违约成本的提高，它可防范集体行动的困境，反之又促进了个人的社会参与^[20]。本文着眼于个人的社会参与程度，用个人一定时段内自愿参与的公共活动数作为社会参与的测量指标。

（3）测量大众层面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指标。社会信任也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20]。个人对他人的信任水平越高, 与人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本文用个人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水平作为社会信任的测量指标，以反映个人与陌生大众的普遍联系性。社会信任与社会参与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2014 JSNET调查。

1.3 体育锻炼对提升社会资本的作用

为了明晰体育锻炼、社会资本与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厘清体育锻炼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21]证实，体育锻炼对社会资本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围绕不同性别^[22]、年龄^[23-24]、场域^[25-26]、城乡^[27-28]的各类群体进行的研究均发现，体育锻炼扩大了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增强了社会网络的网络差异、网络位差、网络顶端，提升了个人的社会资本。这是因为体育锻炼除了增强自身体质之外，也是一种重要的人际交往方式。人们在锻炼中彼此交流，加深感情，拓展交往范围。更重要的是，日常体育锻炼多为兴趣导向的活动，它为个人平添了新的交往平台，打破了原有工作、生活场域的约束，为个人的社会网络添加了异质性元素，增强了社会网络的广泛性，促进了社会网络顶端的上升。

围绕参加锻炼与否^[29-30]、锻炼频率不同^[31-32]的群体进行的研究发现，体育锻炼增加了人们的参与程度与信任水平，提升了社会资本。这是因为参与性是体育锻炼的基本特征，无论是草根体育社团、社区体育社团，还是营利性健身场所，都为人们参加社会活动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人们借助运动强化了社会参与身份，增强了社会参与意识与能力。另外，在体育锻炼中，尤其是参与同一个团体项目（如足球、篮球等）时，参与成员之间必须相互信任、相互协作才能取得胜利，从体育锻炼中获取更大的愉悦和满足。因此，经常进行体育运动可以增强社会信任。综上，体育锻炼对不同层面的社会资本均能起到提升作用。

1.4 社会资本对提升幸福感的作用

研究^[33]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它除了能给人带来经济利益外，还能给人提供社会支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济困扶危。个人在工作或生活遭遇困境时可从社会网络中获得经济救助、扶持帮助、智力支持等^[34]，这些社会资源可帮助个人摆脱困境，同时减少情绪和心理波动。②情感支持。人们可从社会资本中获得安全感，同时，通过与网络成员的情感交流可以减轻精神压力，缓解心理焦虑，促进身心健康^[35]。③强化身份。社会资本还可帮助个人认识和确信自己是某个群体内部的成员，是一个有价值的个体，强化了身份和认同感^[36]，从而提高生活满意度。社会资本通过上述方式发挥社会支持作用，从而提高个人幸福感。

具体而言，网络规模的大小反映了社会资本含量的多寡，从而影响人们的幸福感。网络规模反映了个人社交的数量,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社会资本的总量^[37]。个人的网络成员越多, 其社会资本量就越大；个人的网络规模越大, 信息和人情桥梁也就越多, 占有的社会资本优势也越多^[33]。目前, 绝大多数的研究^[38]都表明，网络规模对生活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

社会网络构成状况以及网络资源含量的丰厚程度, 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的幸福感。根据社会资本理论, 一个人社会交往对象异质性越强、交往范围越广泛、交往层级的经济社会地位越高, 表明其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含量越丰富, 能通过动员社会资本而获取各类支持的能力就越强。因此, 个人社会网的网络差异、网络位差、网络顶端的高低会带来社会资本在支持效用上的差异，从而造成幸福感的差异。美国的研究^[38]发现, 与家人关系密切, 但与朋友和组织的联系很少的人, 其生活满意度往往低于广交朋友的人。按照社会支持的理论逻辑, 笔者认为网络规模、网络差异、网络位差、网络顶端的增加能够提升个人的幸福感。

社会参与程度、人际信任水平反映了个人的社会融合情况，同样关乎个人的幸福感。社会学奠基人迪尔凯姆^[39]认为：对于群体而言，社会融合的意义在于形成社会凝聚力，达到社会整合；对于个人而言，社会融合的意义在于只有融入社会，才能获得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如果一个人能很好地融入社会，共享团体福利、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其幸福感必然会提升。具体而言，社会参与体现了社会交往的扩展，表明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个人从参与公共活动中获得集体归属感，从而提升个人的幸福感。帕特南^[16]发现, 以横向联系为主的非正式的社会参与，如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等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与人们的幸福感呈正相关。社会信任则表明了居民对社会的信心和安全感。个人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对社会越有信心，就越有安全感，越能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和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自然有助于提升幸福感。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社会信任对个人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6, 40]}。按照社会融合的理论逻辑, 笔者认为社会参与程度、社会信任水平的增加同样能提升个人的幸福感。

综上，各类层面社会资本的增加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而前文已阐明体育锻炼对幸福感和社会资本均能起到提升作用。综合这些结论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越高，个人的幸福感越强。假设2：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越高，个人的拜年网社会资本越多，幸福感越高。假设3：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越高，个人的社会参与越多、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幸福感越高。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数据

数据来自2014 JSNET调查。该调查在全国8个城市（长春、广州、济南、兰州、上海、天津、厦门、西安）采用多阶段系统随机抽样方法，共抽取了5 480位年龄在18~69岁的城市居民作为调查对象。主要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2.2 变量及测量

因变量是幸福感。按照国际惯例，幸福感用Likert 5点测量，从很不幸福（1）到很幸福（5）。由于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自助法）要求因变量须为连续变量^[41]，所以本文把幸福感当作一个连续变量。如表 1所示，幸福感的均值为3.88，标准差为0.83，大部分人的幸福感为“比较幸福”或“一般”。

自变量为体育锻炼频率，根据被访者的体育锻炼频率，分为低、中、高3类，作为定序变量。具体分类标准及百分比分布见表 1。

假设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将其分为拜年网社会资本、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其中，拜年网测量题目为“在今年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与您互相拜年、交往的大概有多少人”，通过该问题计算出被访者拜年对象的总数目，即为社会网络规模。

另外，用问卷调查了拜年对象中从事给定职业的类型，该问题下填答的职业类型数目即为网络差异，被访者选择的全部职业类型的职业声望高低分差即为网络位差，其中最高的职业声望分值即为网络顶端，这样得到4个连续变量。为了建模的简洁性，避免多重共线性，笔者从这4个变量中提取出1个因子，作为测量拜年网社会资本总量的指标。从表 2可以看出：网络位差与网络顶端对因子的贡献最大（因子负载系数均为0.931）；拜年网社会资本是1个标准分变量，均值为0，标准差为1，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距较大，达到6.38。

还采用了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2个测量指标。由于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自助法）要求中介变量须为连续变量^[41]，因此笔者将被访者过去12个月中自愿参加过的公共活动类型的总数作为1个连续变量即社会参与，取值范围是0~4，均值为0.83，说明大多数人参与的公共活动不足1项。将被访者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水平按照从低（根本不信任）到高（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5，作为连续变量社会信任的分值，均值为2.99，说明大部分人的社会信任程度一般。

既往关于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性别、年龄等身份特征变量，收入、房产等阶层地位变量均对个人幸福感产生影响^[4]，为了避免遗漏变量偏误应在模型中加以控制^[42]。另外，按照社会学研究惯例，一些社会结构类变量也应加以控制。因此，本文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包括3类：①社会人口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是否为中共党员；②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包括家庭年收入、房产状况；③社会结构变量，包括户籍、原住地、单位性质、所在城市。相关变量的分类标准及百分比分布见表 1。

3 模型结果与分析 3.1 建模策略

如前文所述，考虑到中介检验的需要，以及方差异质性带来的ologit模型系数之间的比较问题^[43]，将因变量幸福感当作连续变量，建立一系列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LS模型）对前述假设进行统计检验。模型结果见表 3。

3.2 体育锻炼对幸福感的影响

为了检验假设1即体育锻炼对幸福感的作用，构建了模型1并将其作为后续建模的基准。在控制所有控制变量后可见，随着体育锻炼频率的提高，个人幸福感随之提升。具体而言，中频率锻炼群体的幸福感比低频率锻炼群体高0.097个单位，而高频率锻炼群体的幸福感比低频率锻炼群体高0.190个单位，二者系数均统计显著，且随着锻炼频率的提高系数呈递增之势。笔者又将幸福感作为定序变量建立ologit模型，得到与模型1一致的结论。假设1得到了支持。

3.3 社会资本对幸福感作用的初步检验

模型2~模型4初步检验了社会资本对幸福感的作用。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变量拜年网社会资本。结果表明，拜年网社会资本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社会网络规模每增加1个分值，幸福感随之提升0.048个单位，考虑到幸福感的最高分是5，该提升幅度并不小。同时可以看出，模型2中的体育锻炼频率的系数相较模型1出现下降，中频率锻炼和高频率锻炼的系数各下降了0.023和0.021个单位，但仍呈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这说明，引入自变量拜年网社会资本后，体育锻炼对幸福感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但有所减小，而拜年网社会资本对幸福感起到了明显的提升作用，拜年网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得以初步验证。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变量社会参与。结果表明，社会参与程度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社会参与程度每增加1个分值，幸福感随之提升0.041个单位。同时可以看出，模型3中的体育锻炼频率的系数相较模型2继续下降，中频率锻炼和高频率锻炼的系数分别下降了0.007和0.015个单位，但仍呈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这说明，引入自变量社会参与后，体育锻炼对幸福感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但有所减小，而社会参与对幸福感起到了明显的提升作用，社会参与的中介作用得以初步验证。

同样，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变量社会信任。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同样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社会信任水平每增加1个分值，幸福感随之提升0.138个单位。同时可以看出，模型4中的体育锻炼频率的系数相较模型3继续下降，中频率锻炼和高频率锻炼的系数分别下降了0.012和0.004个单位，但仍然呈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这说明，引入自变量社会信任后，体育锻炼对幸福感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但有所减小，而社会信任对幸福感起到了明显的提升作用，社会信任的中介作用也得以初步验证。

综上所述，拜年网社会资本、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三者均对幸福感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且它们在体育锻炼与幸福感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得到初步的支持。

3.4 基于Bootstrap法的中介效应检验

前文初步推断社会资本在体育锻炼与幸福感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但该结论是否可靠仍需专门的统计检验。Bootstrap法（自助法）是目前最理想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44]。该方法通过对原有样本进行重复再抽样, 计算中介效应系数及中介效应所占总效应的比例, 并通过置信区间检验中介效应的系数是否显著。检验结果见表 4。

表 4显示，社会资本各变量在0.05的置信水平上介于体育锻炼和幸福感之间。拜年网社会资本、社会参与、社会信任这3个变量的中介效应都显著存在（置信区间都不包括0）。其中：拜年网社会资本对体育锻炼的幸福感效应的解释比例达5.4%；社会参与对体育锻炼的幸福感效应的解释比例最高，达13.7%；社会信任对体育锻炼的幸福感效应的解释比例也有7.3%。可见，社会参与对体育锻炼的幸福感效应的解释效力在三者中是最高的。上述各变量均未能单独解释全部中介效应，因此，均属部分中介效应。将各中介效应比例加总可得，社会资本在总中介效应中的比例达26.4%，超过了1/4，较好地解释了体育锻炼是如何提升幸福感的。

综上所述，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越高，个人的拜年网社会资本、社会参与越多，社会信任水平越高，所以幸福感越强。假设2和假设3均得到支持。社会资本在体育锻炼提升幸福感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中介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探究体育锻炼提升幸福感的中间解释机制，提出社会资本是体育锻炼与幸福感之间作用的重要中介变量，并通过2014 JSNET调查数据对上述命题加以检验，得出以下结论与建议。

（1）体育锻炼频率更高的群体幸福感也更高，这充分说明，体育锻炼对人们的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确实存在，参加体育锻炼可成为人们提升幸福感的一种重要手段。由此可见，体育锻炼不仅能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而且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因此，国家应继续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运动，积极投放资源，同时鼓励人们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形式的锻炼，充分发挥体育锻炼的健身、交友功能，提升社会的整体幸福感。

（2）拜年网社会资本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且在体育锻炼提升幸福感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人们通过参加体育锻炼，拓展了社会网络规模，增强了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广泛性、达高性，这些因素都有助于个人幸福感的提升。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也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并在体育锻炼提升幸福感的过程中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且其中介作用的效力超过了拜年网社会资本。人们通过参加体育锻炼，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参与程度和社会信任水平，这些因素也有助于个人幸福感的提升。

（3）基于上述结论，笔者认为：对个人而言，应充分发挥体育运动的交友功能^[45]，适当多参加一些团体运动项目，如足球、篮球、排球等，通过参加团体运动项目结识新朋友、拓展人际关系，增强自身的社会资本含量，从而达到提升幸福感的目的；对单位或社区而言，应主动为其成员提供团体运动场地，举办各类团体项目竞赛，建立民间体育锻炼组织，加深人们的社会参与程度，提高社会信任水平，增强全体成员的社会资本含量，从而提升单位或社区整体的幸福感。本文依据的数据来自全国8个大城市，缺乏小城市和农村样本，其结论需要进一步检验。文中对体育锻炼的测量也仅限于锻炼频率，缺乏对锻炼项目、锻炼形式的考察，其结论有待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