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首届北京国际马拉松赛的举办激发了国内各地举办马拉松赛事的热情。1998年开始允许业余运动员参赛，自此马拉松赛事在国内迅速发展。近年来，我国马拉松赛事持续火爆，比赛场次与参赛人数快速增长。2018年中国境内举办马拉松及相关赛事（参赛规模800人以上路跑赛事、300人以上越野赛事）共计1 581场，累计马拉松参赛人次583万^[1]。与之相应，我国女性马拉松参与者的比例呈不断上升趋势，女性参赛者数量和参赛频次逐步提升，国内也出现了专门的女性马拉松赛事，如杭州国际女子马拉松赛、上海浦东国际女子半程马拉松赛等。较其他运动项目而言，女性参与马拉松赛事无论对女性群体的发展还是对体育文化的构建都具有重要意义。马拉松是一种对体力、耐力和心理极限极富考验与挑战的运动，女性在参与过程中不仅会对自我身体状况与身体表达产生更多关注与反思，也会表现出不同于固有性别角色与形象的独立、坚毅、好胜、竞争力和冒险精神等。因此，女性群体参与马拉松赛事不仅有助于摆脱固有性别角色的束缚、提升女性主体性，而且能够激励更多女性参与竞技类、探险类项目^[2]，大大拓展女性体育的发展空间，促进女性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与繁荣。一直以来，女性的马拉松参赛比例和参赛频次都较低，这引起了赛事组织者和相关学者的关注，更多学者倾向于生理缘由的探究，也有研究表明女性马拉松成绩低于男性，除了生理上的性别差异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历史和社会因素导致女性马拉松参与机会较少造成的^[3]。本文深入分析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的社会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辨析其作用机制，以丰富女性体育理论，为推动女性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

1 文献回顾

国外马拉松赛事开展较早、普及度较高，相关研究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4]，其后逐渐丰富。国内学者对马拉松赛事的研究成果在21世纪初才开始大量涌现。作为马拉松赛事的重要主体，马拉松参赛者一直是马拉松赛事研究的焦点，中外学者对马拉松参赛者的参与动机、行为和赛事满意度等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Masters等^[5-6]首次构建了马拉松参赛者的动机量表（MOMS），并基于该量表将马拉松参赛者的动机分为心理、生理与社会动机。其后众多学者也构建了许多类似的动机量表，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群体之间参赛动机的差异性，如：Kruger等^[7]发现，不同类型马拉松参赛者参与动机存在差异；Hallmann等^[8]研究认为，马拉松赛事形象和举办地形象的一致性会影响参赛者再次参与赛事的意愿。当前，随着国内马拉松赛事的快速发展，国内学者对马拉松参赛者的参赛满意度、动机与社会支持等方面也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胡智勇^[9]在构建马拉松参赛者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参赛者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徐鹏程^[10]对马拉松参赛者参与动机的构成要素及差异性进行了探讨。祝大鹏等^[11]认为，社会支持对业余马拉松跑者的锻炼坚持性有显著影响。对于行为意向一词，学者们给出了各自的理解与界定：Harrison等^[12]认为，行为意向是从事某种特定行为意愿的强度；陈佩雯^[13]认为，行为意向是个体实施某种行为的倾向和意愿。本文研究的行为意向主要指人们对某一行为参与的态度与倾向。

恰如女性发展经历了从人身自由权的争取到现在平等权的实现，女性体育也经历了从“缺席”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繁荣的发展阶段。当前女性体育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女性体育研究视角不断拓宽，研究内容与方法更为系统、多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对女性体育研究更多地青睐于以思辨性为主，定性研究占据主流地位，重视人际互动诠释现象的意义。近年来量化研究也逐渐丰富。善于从整体把握问题的定性研究往往存在一定主观性，精准化的量化研究又容易停留在数据结果描述层面，难以把握女性体育的独特性。体育活动是人类独有的复杂社会活动，女性群体又具有其特殊性，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突破单独使用一种研究方法的不足，努力将2种方法适当结合以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如定性研究不再局限于对文献资料的辨析，而是实地获取一手资料突出其经验性，或更合理地使用观察法与访谈法，或以定量研究辅助定性分析以加深对问题本质的了解等。《性别身体的挑战与重塑—健身场域中女性身体实践与反思》^[14]、《女大学生户外徒步运动体验的口述研究》^[15]、《城市女性健身实践的社会学考察—基于L市两所健身房的个案研究》^[16]等都是对以往纯质性辨析方法的突破。相较而言，在定量研究中加入定性研究、深入分析问题本质的女性体育研究较少。本文借鉴结构方程模型，结合一定的质性分析，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象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研究，进一步深入辨析其作用途径，为促进包括女性马拉松项目在内的女性体育健康发展政策的制订提供借鉴。

2 研究设计 2.1 理论依据与影响因素

任何行为模式的形成都有其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赖以生成的客观现实基础^[17]，行为意向的形成也与特定社会现实密不可分。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离不开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相关理论主要有社会生态模型、社会认知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动机理论和推—拉理论等。

（1）社会生态模型是一种理解宏观、中观、微观多层次因素对个人行为选择影响的理论模型，强调环境因素及个体因素交互作用对人们行为选择的影响，认为从宏观国家政策、法规、组织到微观个体心理因素等共同影响个体行为选择，且不同层次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当前社会生态模型受到众多领域学者的关注，对研究个体行为已形成相对固定的组织框架。

（2）社会认知理论由班杜拉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强调行为是个体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自我效能是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自我效能感指人们对自己能否成功地进行某一行为的主观判断，它体现了一种控制感，反映了个体采取适当行动面对环境挑战的信念和能力。本文研究的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能力感知表现为一种体育行为的自我效能，是对参与赛事能力整体水平的评估与感知，以及对自己参与马拉松赛事行为的能力知觉。

（3）早期社会支持理论将社会支持视作一种宽泛、统一的关系整体，较少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质，之后研究者发现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提供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该理论强调社会支持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是一种社会交换，对人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4）动机理论认为，动机是引发和维持行为的内在原因和动力，具体到马拉松赛事参与方面，它是激发和维持马拉松赛事参与的重要因素。

（5）推—拉理论最早在人口迁移研究中被提出，认为人口迁移在促使转移的推力和吸引转移的拉力共同作用下产生，后来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游客出游行为研究，其中的拉力更多地以目的地品牌联想、旅游产品特色等衡量。马拉松赛事参与也是一种参赛者出游行为，同样会受到赛事知名度、特色等品牌因素的影响，且当某一品牌被认知并形成品牌联想时，就形成了包括赛事知名度、特色等在内的品牌资产。品牌资产反映消费者或参与者对品牌的偏爱及品牌的影响，因此，可以品牌资产分析马拉松赛事品牌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的影响。

以上理论在社会学领域应用广泛，在理解体育行为意向方面也是值得考虑的理论框架和因素。综合分析认为，参与动机、社会支持、赛事品牌资产和参赛能力感知是影响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的重要因素。

2.2 研究假设与模型

动机是行为的重要前因，对行为具有激发、指向、维持和调节作用。美国心理学家伍德沃斯提出，动机是自身行为选择的内部动力；心理学家特里希和申克认为，动机可通过目标或对象指导、激励、维持个人活动。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在体育行为意向的形成及行为的保持阶段起到重要作用。张力为等^[18]认为，运动动机是驱动个体参与体育运动的动力调节因素之一，能促进和维持个体的身体活动。Da Silva等^[19]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身体活动参与密切相关，接受社会支持的居民，其身体活跃程度是无社会支持居民的3倍。尹剑春等^[20]对高校大学生进行质性访谈认为，社会支持是影响大学生身体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有研究专门对女性体育参与的社会支持进行探讨，如有学者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女大学生余暇锻炼有显著影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支持是影响行为意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对个体的身体活动频率产生积极影响^[21]。

品牌最初是一种用以区分产品的标志，后赋予产品更多附加价值，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行为。体育赛事品牌既包含其他品牌的基本要素和共同特征，又具有独特的属性和存在价值，吸引不同体育爱好者的关注与参与。徐一驰^[22]认为，赛事品牌建设会优化赛事品牌要素，为参与者提供更好的赛事体验，吸引参与者更积极地参与。马拉松赛事作为众多参与型赛事的一类，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不同的马拉松赛事品牌具有较高的区分度，对马拉松爱好者产生不同的吸引力。Alexandris^[23]研究发现，马拉松赛事的赛事个性会影响参赛者的赛事介入度，表明赛事品牌与马拉松参与行为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品牌是指消费者对产品及产品系列的认知程度，而品牌资产是对品牌的一种价值量化，是品牌价值的体现。本文以品牌资产分析马拉松赛事品牌对业余跑者参与行为意向的影响。

此外，马拉松作为一项挑战体能的运动，离不开良好的心肺功能、体力、技术、参赛时间、经费等支持，这与计划行为理论的知觉行为控制因素相契合。在体育研究领域中，个体能力认知因素影响行为意图的研究成果较多。众多学者认为，锻炼前的能力知觉能较好地预测锻炼的主观状态^[24]。

根据以上归纳与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₁参与动机（PM）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BI）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

H₂社会支持（SS）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BI）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

H₃赛事品牌资产（GBE）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BI）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

H₄参赛能力感知（GCA）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BI）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

个体行为参与动机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内部需要外，还有很多外在因素不断产生影响，如情感因素、认知因素等。Keegan等^[25]认为，青年运动员的动机形成受教练员、队友和家长的激励支持影响。杨娇^[26]研究发现，在青少年运动参与过程中，社会支持对参与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刘珵^[27]研究发现，小学生参与游泳课的动机与社会支持密切相关，父母、教师、同学、学校等社会支持关系都会对小学生参与游泳课的动机有重要影响。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₅社会支持（SS）对参与动机（PM）有显著正向影响。

对品牌与参与动机关系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消费领域。Cobb⁃Walgren等^[28]提出，品牌资产影响顾客偏好与最终对品牌的选择，消费者喜欢某一品牌会不断重复购买，在此过程中也更易向他人推荐，从而影响周边亲朋好友对此品牌的认知和消费。崔鑫博^[29]研究认为，品牌是影响大学生体育消费动机的重要因素。参与马拉松赛也是消费形式的一种，不同品牌或质量的马拉松赛事带给参赛者的体验不同，使参与者产生不同的参与动机。参赛者对具有一定口碑或知名度的马拉松赛事品牌熟知度高、参与体验好，不仅自己会更多地参与，也乐于宣传与支持朋友参加，因此，业余跑者更容易从跑友或跑团等方面获取信息或情感支持。另外，个体认为自己能成功做成某事的预判能力越强，越能主动参与活动，其参与动机越强^[30]，所以参赛能力感知也会对参赛动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同时，父母的陪同和参与是影响子女体育参与的重要因素，同伴支持能经由自我效能预测其锻炼行为^[31]，因此，社会支持可能经由自我参赛能力感知影响业余跑者马拉松赛事的参与行为意向。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₆赛事品牌资产（GBE）对参与动机（PM）有显著正向影响；

H₇赛事品牌资产（GBE）对社会支持（SS）有显著正向影响；

H₈参赛能力感知（GCA）对参与动机（PM）有显著正向影响；

H₉社会支持（SS）对参赛能力感知（GCA）有显著正向影响。

综合以上假设形成假设模型（图 1）。

3 问卷设计与检验 3.1 问卷设计

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受多重因素影响，本文在明确研究目的和内容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资料，并对部分业余跑者进行访谈，完成对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问卷的编写。问卷共分为3个部分，第1部分为基本信息，第2、3部分为主体，共20项测量指标（第2部分17项，第3部分3项）。测量指标主要引用、参考知名学者的研究内容而设定，以Likert 5级量表进行测量，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按照由小到大进行1~5分的评定。

第2部分主要包括参与动机、社会支持、赛事品牌资产和参赛能力感知等4个潜变量。①参与动机（PM）测量指标在参考Ryan等^[32]的《身体活动动机测量》和Masters等^[5]的跑步爱好者动机量表（MOMS）的基础上，结合当前马拉松项目的特殊性与国内学者设计的马拉松参与动机量表，选取以下6种：社交需求（X₁）、强身健体（X₂）、减肥塑形（X₃）、舒缓压力（X₄）、挑战自我（X₅）、增强自信（X₆）。②社会支持（SS）测量指标主要参考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和其他相近研究，如何敬堂^[33]对大众参与乒乓球运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选取了家人、亲人、朋友、同学等社会支持因素，同时基于马拉松参与行为所需社会支持的特殊性，本文选取：工作单位组织支持（X₇）、跑友支持（X₈）、跑团组织支持（X₉）、家庭支持（X₁₀）。③随着品牌资产概念的不断扩展，其反映性构成维度不断变化，且品牌资产的内涵远大于目前的构成维度，但由于其构成模型增减维度不影响其本身，因此，本文借鉴Aaker^[34]的品牌主要四维度指标反映赛事品牌资产（GBE），即品牌联想（X₁₁）、感知质量（X₁₂）、品牌知名度（X₁₃）、品牌忠诚（X₁₄）。④人的行为意向必然受个体参与条件的影响，马拉松运动比一般体育活动需要更强的体能与技术支持，以及对自己身体与技能的参与难度、障碍有更清晰的认知。个体参赛能力感知（GCA）参考行动自我效能测量，反映对内部知识、技能、意志力及外部时间、便利等方面因素的认知，多数自我效能研究侧重于从行为的控制程度方面通过直接实施行为能力或阻碍有利于行为实施能力的信念进行测量，如以“评价任务难度”或预期障碍等反映效能的因素^[35]。张圆刚等^[36]在对乡村旅游知觉的研究中选取乡村旅游参与容易程度和参与障碍等指标。沈梦英^[37]在对成年人体育锻炼行为自我效能测量时选取“是否有能力在规定时间内参与一定的体育锻炼活动”作为指标。本文采用直接的项目参赛能力感知进行测量，包括参赛容易程度（X₁₅）、参赛障碍状况（X₁₆）和参赛能力调节控制程度（X₁₇）。

第3部分为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的测量指标（BI）。不同领域对行为意向测量指标的使用有所不同，本文借鉴Hyun等^[38]的行为意向测量指标—正面评价、向别人推荐和再次入住，具体结合马拉松运动项目，选取以下3个测量指标：我认为参与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Y₁）、我会参加（Y₂）、我会推荐朋友参加（Y₃）。

3.2 问卷发放与回收

本文调查对象为业余跑团成员，考虑到其特殊性，采用“滚雪球”的方式发放问卷，利用熟悉的跑团成员寻找调查对象，不断扩大调查数量，主要利用网络发放、回收问卷以获取数据，并尽量保证问卷的有效性。问卷发放时间为2019年1—3月，针对女性业余跑者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65份，有效问卷252份，有效回收率为84%。为了进行影响机制的性别差异分析，针对男性业余跑者以同样方式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74份，有效问卷248份，有效回收率为83%。

3.3 问卷信度与效度检验

采用Cronbach's α进行信度分析。女性业余跑者问卷收集数据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8，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采用检验变量之间偏相关性的KMO统计量和Bartlett球型检验进行效度分析。KMO统计量数值为0.913，Bartlett球型检验Sig.值小于0.05，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男性业余跑者问卷收集数据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7，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KMO统计量数值为0.901，Bartlett球型检验Sig.值小于0.05，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3.4 数据分析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基于变量协方差进行关系建构的统计方法，既能验证影响因素又能分析影响路径。对于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影响机制的研究不仅需分析各潜变量对参与行为意向的直接影响，还需探究各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本文运用Mplus 7.4软件建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4 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影响机制模型 4.1 人口统计学特征、跑龄与影响因素的关系

① 婚姻状况的影响差异。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婚姻状况的女性业余跑者在参与动机、社会支持、赛事品牌资产和参赛能力感知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但在社交需求和舒缓压力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未婚女性在社交需求方面均值较高，已婚女性在舒缓压力方面均值较高。②年龄的影响差异。20岁及以下与21~35岁女性业余跑者在参与动机、社会支持、赛事品牌资产和参赛能力感知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与36~50岁女性业余跑者在参与动机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后者均值更高，与50岁以上女性业余跑者无显著性差异。21~35岁与36~50岁女性业余跑者在参与动机和社会支持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后者均值较高，与50岁以上女性业余跑者无显著性差异。③学历的影响差异。本科以下组与本科组女性业余跑者在参与动机、社会支持、赛事品牌资产和参赛能力感知方面无显著性差异，与研究生及以上组女性业余跑者在社会支持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前者均值较高；本科组与研究生及以上组女性业余跑者在社会支持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前者均值较高。④不同跑龄的影响差异。1 a以下跑龄组与1~3 a跑龄组、3 a以上跑龄组在参与动机、社会支持、赛事品牌资产、参赛能力感知方面均存在显著性差异，1~3 a和3 a以上跑龄组均值较高；1~3 a与3 a以上跑龄组无显著性差异。

4.2 验证性因素

验证性因素分析（CFA）主要通过聚合效度、区分效度等检验各测量指标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是进行结构方程分析的前提和基本框架。CFA结果显示，各因子载荷量均大于0.6，并在0.0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如表 1所示，5个潜变量的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7，且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均大于0.5，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说明模型的聚合效度较好。

表 2是经过区分效度检验后的结果，其中潜变量对角线的$ \sqrt {{\rm{AVE}}} $值大于其所在行和列的相关系数值，证明模型潜变量之间具有区分效度。

对数据进行模型拟合指标分析结果显示，χ²/df=2.102，RMSEA=0.066，CFI=0.916，TLI=0.902，SRMR=0.061，GFI=0.901，均符合标准，达到较好的拟合效果，所以假设模型无须修正。

4.3 结构方程模型验证

模型假设路径检验根据结构模型中各项因素间的非标准化系数进行。本文模型中共有9条假设路径：参与动机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支持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赛事品牌资产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参赛能力感知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支持对参与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赛事品牌资产对参与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赛事品牌资产对社会支持有显著正向影响；参赛能力感知对参与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支持对参赛能力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如表 3所示，9条假设路径的Z值均大于1.96的建议值，且P值小于0.05，达到显著性水平，所以模型中的9条假设路径全部成立。结合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运用Mplus 7.4软件对样本数据各项内容进行分析，构建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影响机制的最终模型（图 2）。

4.4 结构模型分析

结构模型中潜变量之间的标准化参数估计值表示相互影响效果值。如图 2所示，参与动机、社会支持、赛事品牌资产、参赛能力感知均直接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形成4条直接影响路径。其中：影响效果最强的是“参与动机→参与行为意向”这一路径，其影响效果值为0.352；其次是“社会支持→参与行为意向”这一路径，其影响效果值为0.309；而“赛事品牌资产→行为意向”“参赛能力感知→参与行为意向”这2条路径的影响效果相对较弱，其影响效果值分别为0.208和0.251。在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间接影响方面，共形成9条间接影响路径。社会支持以参与动机和参赛能力感知为中间变量对参与行为意向产生间接影响，形成“社会支持→参与动机→参与行为意向”“社会支持→参赛能力感知→参与行为意向”“社会支持→参赛能力感知→参与动机→参与行为意向”3条间接影响路径，其影响效果值分别为0.174、0.156和0.058。赛事品牌资产以参与动机、社会支持和参赛能力感知为中间变量对参与行为意向产生间接影响，形成“赛事品牌资产→参与动机→参与行为意向”“赛事品牌资产→社会支持→参与行为意向”“赛事品牌资产→社会支持→参与动机→参与行为意向”“赛事品牌资产→社会支持→参赛能力感知→参与行为意向”“赛事品牌资产→社会支持→参赛能力感知→参与动机→参与行为意向”5条间接影响路径，其影响效果值分别为0.083、0.155、0.087、0.078、0.029。参赛能力感知以参与动机为中间变量对行为意向产生间接影响，其影响效果值为0.093。其中赛事品牌资产的间接影响路径效果值最大。在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的总影响方面，总影响效果值最大的是社会支持（0.697），其次是赛事品牌资产（0.640）、参与动机（0.352），影响效果值最小的是参赛能力感知（0.344）。

5 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影响机制模型对比

对男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各因子载荷量均大于0.6，并在0.0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各潜变量的CR值均大于0.7，AVE值均大于0.5，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说明模型聚合效度较好。潜变量对角线的$ \sqrt {{\rm{AVE}}} $值均大于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值，说明模型潜变量之间具有区分效度。对数据进行模型拟合指标分析结果显示，χ²/df=1.635，RMSEA=0.051，CFI=0.967，TLI=0.961，SRMR=0.044，GFI=0.906，均符合建议值，说明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模型中9条假设路径的Z值均大于1.96，P值均小于0.05，达到显著性水平，所以模型的假设路径全部成立。构建男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影响机制的最终模型（图 3）。

对比图 2与图 3可知，男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影响机制模型各潜变量之间的直接、间接影响路径与女性模型相同，但非标准化系数值不同。在直接影响方面，对男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产生直接影响效果最强的是赛事品牌资产（0.296），其次是社会支持（0.203），效果最弱的是参赛能力感知（0.169）。在间接影响方面，各路径产生的效果值不同：“社会支持→参与动机→参与行为意向”“社会支持→参赛能力感知→参与行为意向”“社会支持→参赛能力感知→参与动机→参与行为意向”的路径影响效果值分别为0.047、0.081、0.018；“赛事品牌资产→参与动机→参与行为意向”“赛事品牌资产→社会支持→参与行为意向”“赛事品牌资产→社会支持→参与动机→参与行为意向”“赛事品牌资产→社会支持→参赛能力感知→参与行为意向”“赛事品牌资产→社会支持→参赛能力感知→参与动机→参与行为意向”的路径影响效果值依次为0.049、0.132、0.031、0.053、0.012；“参赛能力感知→参与动机→参与行为意向”的路径影响效果值为0.038。其中赛事品牌资产的间接影响效果值最大。总影响效果值从大到小依次为赛事资产品牌（0.573）、社会支持（0.349）、参赛能力感知（0.207）和参与动机（0.192）。各潜变量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产生直接影响效果的强弱顺序依次是：参与动机 > 社会支持 > 参赛能力感知 > 赛事品牌资产。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产生总影响效果的强弱顺序依次是：社会支持 > 赛事品牌资产 > 参与动机 > 参赛能力感知。赛事品牌资产对男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的间接影响路径效果值都是最大的。由此可见，各因素对男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的影响效果有所区别。

6 讨论

（1）参与动机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的直接影响效果最大，与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的关联较为密切。统计结果显示，女性业余跑者参与动机的均值为3.76，说明整体参与动机水平较高。从参与动机的6个维度看，均值大小依次为挑战自我、强身健体、舒缓压力、增强自信、减肥塑形和社交需求，与之前一些研究结果（认为强身健体的参与动机水平最高）不同。由此可见，马拉松运动对于许多女性而言，参与本身更是一种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另外，统计发现，女性业余跑者群体内部在参与动机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显著性差异。因此，马拉松赛事组织者或社会媒体在促进女性群体马拉松参与方面，应重视参与动机影响的重要性及差异性，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参与动机引导策略，促进女性群体产生参与情感的共鸣与实际行为。

（2）社会支持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的总影响效果值最大，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的预测作用尤为显著。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们在行为决策时会感受到来自周围重要群体的规范压力，其支持越大，执行该行为的意向就越大，强调社会支持对个体行为意向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王富百慧等^[39]研究认为，同伴之间的支持行为对青少年身体活动有显著正向影响。申亮^[40]研究认为，社会支持通过自我效能感、运动愉悦感等维度影响女性体育活动，表明社会支持对参与行为意向具有直接或间接作用。美国一项调查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反映了社会支持对女性马拉松参与意向与实践影响的重要性：“对Clugston来说，5个女跑友的支持帮助她坚持下来……虽然她们要完成的马拉松赛事时间和目标各不相同，但在5个月的艰苦训练中，她们互相交流身体训练状况、给予精神鼓励，最后她们都通过了耐克女子半程马拉松赛的​终点线。”^[41]因此，如何更好、更多地获取社会支持是发展女性体育应考虑的重要问题。

（3）赛事品牌资产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的间接影响效果值最大，总影响效果值排第二，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恰如良好的品牌口碑能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与购买意向^[42]，包括赛事形象、赛事质量等在内的马拉松赛事品牌资产对人们的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产生较大影响。Koronios等^[43]研究发现，马拉松赛事的吸引力和风景均会影响参赛者的赛事再访意愿。参与马拉松赛事如同体验深度游，其意义除了到达终点，沿途的优美风景、良好的服务质量、较高的赛事知名度等也颇受众多女性参赛者青睐，不同的马拉松赛事品牌资产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前一些专为女性打造的具有不同赛事联想、质量和体验的国内外女性马拉松赛事品牌正在快速发展中，如美国的耐克女子马拉松赛、中国（深圳）女子马拉松赛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女性群体参与。随着女性马拉松参与群体规模不断增大，如何在马拉松赛事品牌建设和发展中听到女性的声音、考虑女性群体的利益诉求等都是马拉松赛事运营者及当地政府应重视的问题。

（4）参赛能力感知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且在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群体内部无显著性差异，在不同跑龄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显著性差异。李业敏^[44]的研究结果显示，体育锻炼的自我效能对锻炼意向产生显著影响，这与本文研究结果相契合：不同跑龄女性业余跑者的参赛能力感知存在一定的显著性差异，跑龄越长参赛能力感知均值越高，说明不同跑龄群体坚持长跑训练实践与参赛经验、参赛能力感知不同，对参赛行为意向产生的影响也会不同。因此，积极而有规律的身体锻炼对个体身体活动能力效能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在长期锻炼过程中获得的良好运动能力会得到朋友、家人等更多的肯定评价，并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地提升参赛能力感知，进而影响其赛事参与。马拉松赛事举办方或当地政府欲鼓励更多女性参与其中，应更好地识别潜在参与者，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以提高效果。

（5）各潜变量对男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产生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跑龄的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影响因素间也具有显著性差异。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直接影响效果最强的是参与动机，其次是社会支持，效果最弱的是赛事品牌资产；总影响效果最强的是社会支持，其次是赛事品牌资产，再次是参与动机，效果最弱的是参赛能力感知。对男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产生直接影响效果和总影响效果最强的都是赛事品牌资产，直接影响效果最弱的是参赛能力感知，总影响效果最弱的是参与动机。由此可见，各潜变量对男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的影响虽路径相同，但效果具有一定区别。因此，一些普适性的促进马拉松发展的政策对促进男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同，在马拉松发展的政策制订与实施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影响因素作用路径或效果的性别差异。同时，不同特征的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影响的潜变量或具体维度也有所不同。应在正确认识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影响因素复杂性与差异性的基础上，更合理地加以引导与利用，使其成为女性马拉松参与的重要驱动力。

7 结论与建议

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测量模型中各因子对测量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在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结构模型中，各假设路径关系均成立，参与动机、社会支持、赛事品牌资产和参赛能力感知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均产生显著的预测和解释作用。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产生直接影响效果最强的是参与动机，最弱的是赛事品牌资产，总影响效果最强的是社会支持，最弱的是参赛能力感知，且这些因素在不同特征女性群体间存在一定差异。各潜变量对男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影响路径相同，但效果有所不同。对男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产生直接影响和总影响效果最强的都是赛事品牌资产，直接影响效果最弱的是参赛能力感知，总影响效果最弱的是参与动机。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镶嵌于各种社会力量作用关系中，不同性别群体镶嵌的社会力量作用关系有其特殊性。应在政府、社会和个体共同努力的基础上，重视女性体育发展过程中各影响因素及其特殊性，在体育发展政策制订过程中，重视女性群体的利益表达，培育女性体育组织，促进其他社会力量对女性体育发展给予更多关注与支持，充分利用各种力量提高女性在体育发展中的话语权和发展权，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以促进女性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

作者贡献声明：

潘丽霞：提出论文选题，设计论文框架，构建模型，撰写论文；

赵敬国：收集、核实数据，撰写论文；

葛书林：设计、修改论文框架，修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