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重大政治判断, 认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是准确认识体育发展的时代坐标, 也是做好群众体育工作的重要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反映在体育领域中, 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体育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体育供给之间的矛盾, 在群众体育中突出表现为群众体育有效供给难以满足多元化、生活化、个性化的群众体育需求。需求与供给的关系是分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切入点, 也是认识群众体育发展最基本又最具普遍性的范畴。

国际经验表明, 人均GDP达到6 500~7 000美元时, 体育健身需求进入快车道^[2], 体育消费较大规模的有效需求开始形成^[3]。2018年, 中国人均GDP已突破9 000美元^[4], 体育作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时代共识, 群众体育需求变化的现实已证明这一趋势。与日益增长的群众体育需求相比, 供给方面则暴露出超越粗犷式、生产性供给的精细化、发展性和分配性供给的欠缺。新时代群众体育的发展路径已由传统的“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5], 即由国家组织发动的、自上向下的“笼罩式”发展模式, 转变为群众自发生成并不断丰富的参与体育、共享体育之路, 避免单凭扩张国家体育管理机构, 而非重视自身发展效益和人民“获得感”的“内卷化”^[6]现象。深刻认识并合理引导群众体育需求, 着力改进并提升供给质量, 解决群众体育需求的“应然”和不平衡不充分供给的“实然”之间的矛盾, 是推动群众体育发展的主线和关键, 关系到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 影响着体育强国建设的进程。

1 群众体育需求变化的主要表征 1.1 由“单一”走向“多元”:需求主题愈发丰富

群众体育需求已逐步由过去单一的健身向集“锻炼、观赏和购买服务品”为一体的多元需求快速拓展, 实现了由强身健体到健全人格再到美好生活的升华。参与的项目逐渐从田径、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等主流项目向攀岩、登山、冰雪、户外运动等小众项目延伸。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体育项目, 在具体结合幼儿、青少年、老年人、妇女、残疾人等各类人群特点后, 其“玩法”不断翻新花样。合理利用区域、人文、自然、地理等资源, 极大化地丰富各类体育赛事内涵, 融入地方传统特色和群众需求喜好, 逐步改变竞技体育项目独撑的状况, “一地一品”“一区一品”“一行一品”格局正在形成,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等一批民族民间节庆体育活动品牌产生了广泛影响。体育赛事组织由过去政府部门大包大揽, 正在向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协作过渡。引入“体育+”和“+体育”理念, 提升网络空间服务, 充分实现体育与健康养生、旅游、音乐、休闲、美食、娱乐等相关行业的深度融合, 满足不同人群多元化的体育需求。在马拉松赛事的举办中, 大量地方美食、特色食品“走”上赛道, 为参赛者提供赛事补给, 赛道变身“美食街”, 为消费者带来了独具一格的体验, 使其产生了舒压、放松、满意、愉悦、刺激等多种精神与心理感受。这些主题多样、形式各异、各具特色的群众性体育活动, 给群众带来了不局限于“体”的综合性效益。

1.2 让“高冷”融入“生活”:需求内容更接“地气”

中国体育发展路径正逐步由精英体育、“锦标体育”向大众体育、“生活体育”调整转型, 让“高大上”和“冷偏窄”的活动内容与群众体育需求对接, 扩大体育活动的参与规模和受众范围, 致力于讲好群众身边的体育故事。第13届全运会基于“以人民为中心, 让群众当主角, 共享体育改革成果”的根本宗旨, 创造性地将19个大项和126个小项的群众性体育赛事纳入其中, 允许跨单位组队参赛, 邀请华人华侨参赛, 全民参与承办比赛, 使全运会真正成为全体人民自己的体育盛会^[7]。项目布局中, 促进武术、太极拳、蹴鞠等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回归社会, 加快击剑、马术、皮划艇、滑雪等运动项目在民间推广。在国家政策引导下, 群众体育发展紧密围绕“便民惠民”这个核心, 减少群众健身成本、降低群众参与门槛, 推动建立覆盖面广、功能完善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确保到2020年实现“人人享有基本体育健身服务”的目标。作为群众体育的“四梁八柱”, “六个身边”工程将健身组织、健身设施、健身活动、健身赛事、健身指导和健身文化6个要素紧密贴近群众生活。群众体育发展方向和路径更接“地气”, 以“民生”为根本、以“民众”为对象、以“民乐”为目标, 通过打通服务群众健身的“最后一公里”, 帮助群众实现“人人要健身、天天想健身、身边能健身、科学来健身”。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健身“法典”大大缩短了群众与健身间的距离, 让健身真正走进群众生活, 使得自觉健身、便利健身、科学健身、文明健身触手可及。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 中国健身俱乐部近5年来增势迅猛, 由2010年的3 245家增长到2017年的5 391家^[8], 已成为人们健身娱乐的重要场所。

1.3 以“健身”促进“健康”:需求动因更加明晰

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面小康国家战略的内在具有紧密的逻辑递进联系, 没有全民健身就没有全民健康,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健身对健康的有益作用、体育与医学的高度关联、健身活动是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等论断, 中外有关实践早已证实。早在200多年前, 法国思想家卢梭^[9-10]就提出身体锻炼对增进健康具有毋庸置疑的功用, 阐明了长寿与坚持锻炼的内在关系, 并指出通过各种增强体质的锻炼, 可使身体更加结实, 以获得人类能获得的最大精力。有学者^[11]认为, 体育是对人健康的投资, 美国“健康公民2010”战略的10个健康指标中, 体育活动排在第1位。

国外研究证实, 1美元健身步道投入相当于2.94美元医疗投入; 1美元体育活动投入相当于10美元疾病预防投入或100美元疾病治疗投入^[12]。当前, 缺乏身体活动已成为全球人类死亡的第4个危险因素(占全球死亡人数的6%)^[13]。2017年底, 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41亿人, 占总人口的17.3%。预计到2050年前后, 中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4.87亿, 占总人口的34.9%^[14], 老龄化的加速给国民健康问题带来了巨大考验。因此, 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和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广泛激发了群众参加健身活动的积极性, 体育健身利于健康促进已成为生活常识, 体育与健康相关的专业、学科、部门整合力度逐渐加大, 体医结合的路径更加广阔。通过建立健全政府统筹推动机制、跨部门协同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 形成了体育与健康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良性发展氛围和社会广泛共识, 并在乡村振兴、特色体育小镇建设中规划布局体医渗透的服务网点^[15]。

1.4 从“传统”迈向“现代”:需求手段渐次升级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人们满足体育需求的手段也因科技的进步不断更新换代。2016年底, 中国电脑网民规模、手机网民规模和社交网站活跃用户数量分别为10亿、10亿和6亿^[16]。人们开始从传统的线下思维走向“互联网思维”“手机思维”, VR(虚拟现实)、4K、人工智能等热门的数字技术逐步运用于日常生活, 正不断从不同的角度满足群众体育发展的新需求。例如, 正在不断兴起的24 h智能健身房, 采取“无人化管理+24 h营业”的方式, 运用O2O平台模式把教练员、消费者和健身房连接起来, 且消费成本低, 大大满足了群众的健身需求, 为用户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健身服务体验^[17]。现代高科技的介入使新兴体育项目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健身需求的快速发展, 也拉动了不同年龄层次的消费者, 特别是年轻人对互联网时代体育发展新形态的支持, 扩大了体育产业的发展规模。2018年“双11”中, 体育用品成为市民购物清单中的硬性消费品, 贴上科技标签的“减震旋”“气能环”“运动手表”等升级版运动产品更受欢迎。不仅如此, 线上的“嗨购热潮”也一定程度刺激了健身房的线下消费, 消费方式更加灵活, 让健康体育、快乐体育的理念更加深入消费者心中。体育消费已与群众的日常生活紧紧相连, 并走在潮流的尖端, 引领着群众个性化的体育需求。

2 群众体育发展中的供给困境 2.1 分配性失衡:发展点面不平衡

不平衡发展作为影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历史上延绵已久, 是“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18]产生的主要根源之一, 加重了国家治理的负荷和困难。中国幅员辽阔、疆域广大, 群众体育在不同区域间、城乡间、人群间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较为突出。发展不平衡是发展广度问题, 主要由分配性失衡引发, 发展供给的不平衡影响了资源配置的社会公平。在群众体育领域, 这种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 区域发展差异明显。2014、2015年的数据显示, 全国各大区域体育事业财政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存在明显差异。体育事业财政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占比, 全国均数分别为0.26%、0.24%, 其中, 东部为0.29%、0.26%, 中部为0.17%、0.15%, 西部为0.22%、0.19%。2014、2015年体育事业财政支出的人均额度, 全国均数为24.5元、25.89元, 东部为28.73元、30.84元, 中部为12.99元、12.63元, 西部为22.87元、22.26元, 东部以外其他地区人均数低于全国均数, 中部地区人均数几乎只有全国均数的一半。此外, 从2015年人均体育事业财政支出来看, 北京为103.1元, 位居第一, 河南为7.2元, 排名最后, 二者人均相差近100元。民族和贫困地区体育事业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低, 2015年全国均数为0.24%, 而西部宁夏、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占比都在0.2%以下, 最少的甘肃只有0.11%^[19]。群众体育组织发展方面, 以江苏和广东为代表的东部省份在数量上总体高于中西部省份, 其中, 江苏省县级体育协会实现全覆盖, 广东省体育社会组织已超过4万个^[20]。

(2) 城乡发展差距凸现。从体育场地数量的分布情况看, 城镇有95.94万个, 占58.54%, 农村有67.94万个, 占41.46%;从体育场地面积看, 城镇的体育场地面积为13 352.24万m², 占68.58%, 农村为61 185.99万m², 仅占31.42% ^[21], 一些农村地区缺乏室内健身场所, 户外体育设施也相对简陋。从深层次上看, 中国农村发展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一直以来都是制约农村体育发展的根本因素。历史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认为, 农民收入薄和阶层低的现实状况导致了农村社会“弱凝聚力”现象的产生^[22], 群众性体育活动在农村的推广和普及难以在一个凝聚力不强的区域中生根发芽。

(3) 参与人群差别显著。2014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从年龄分布看, 总体上呈现出随年龄增大百分比逐步上升的趋势, 20~29岁为13.7%, 30~39岁为12.4%, 40~49岁为14.9%, 50~59岁为18%, 60~69岁达到18.2%;从地域分布看, 城镇居民的百分比明显高于乡村居民, 城镇居民为19.5%, 乡村居民为10.4%;从受教育程度看, 百分比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研究生学历者为25.6%, 大学(含大专)学历者为22%, 高中(中专)学历者为18.1%, 初中学历者为12.8%, 小学及以下学历者为8.5%^[23]。

2.2 发展性匮乏:有效供给不充分

随着群众体育发展所依赖的社会活力的持续释放, 政府、市场和社会在资源分配中的角色定位愈发清晰, 但受限于相关政策中存在的“真空地带”和发展的现实瓶颈,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不够完善, 体育服务的供给能力有待提升, 一些流于形式的政策未能抓实落地, 高质量、多样化的体育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发展不充分是发展的深度问题, 主要由发展性匮乏导致, 发展供给的不充分涉及资源整合的效率和效益, 具体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 发展质量不高。群众体育领域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误区, 导致群众的“获得感”与政府的“投入度”不成正比。体育场馆方面, 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的通知》。在实际操作中, 场馆运营维护费问题悬而未决, 且中国170万个体育场馆中90%以上是事业性质, 有46%在学校^[24]。公共体育场馆和学校体育设施对社会的开放率和利用率不高, 全国只有5个省(区、市)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率在80%以上, 15个省(区、市)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率在50%以下^[2], 场馆资源闲置和群众健身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尴尬局面成为群众体育发展的“疑难杂症”。体育赛事方面, 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以下简称:中超)、CBA等大型体育比赛的现场观看人数占全国总人数的比例较低, 分别仅为0.4%和0.13%, 而法国足球甲级联赛为11.1%、美国NBA为6.1%、韩国职业棒球赛为16.3%^[3]。大量高级别赛事缺少观众的参与和互动。社区体育方面, 健身行业“野蛮生长”, 健身教练、私人教练等从业人员专职资格认定工作不够完善, 健身市场亟待规范。

(2) 创新能力不强。新时代群众体育需求的激增和由强身健体、愉悦身心向寻找归属、满足心理诉求等更加高级的形态拓展, 需要不断创新供给手段。当前, 中国体育供给的总体创新能力乏善可陈, 体育消费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国外研究表明, 经济发展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即人均GDP超过6 500美元后, 群众对体育消费的较大规模需求开始形成, 与之相关的健身培训、中高端赛事、职业体育等一系列新兴行业崭露头角。反观供给现状, 中国健身俱乐部会员渗透率仅为0.4%, 马拉松等赛事参赛名额“一票难求”, 中超、CBA等比赛现场观众数的潜力未得到充分开发, 与群众热切的运动、参赛、观赛需求相匹配和适应的有效供给尚未形成^[16], 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手段未能充分被利用, 体育供给中的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手段尚需深入挖掘,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健身资源、普及健身知识、推广健身方法、提供健身咨询等仍是短板。

(3) 管理方式粗放。囿于法规不健全、制度不规范等原因, 群众体育需求的有效供给存在设计不精准、规划欠合理的现象, 管理者、实施者和参与者权责不明晰, 导致供给错位、缺位和乱位。例如, 近年来呈“井喷式”增长的马拉松赛, 不少地方借跑造势、大办特办, 导致良莠不齐的尴尬局面。部分省份不顾实际情况, 县级马拉松赛事增多。从长远来看, 一些城市因准备不充分、经验不足, 在赛事举办中出现了诸多问题, 遭遇参赛者投诉, 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和声誉难以挽回。此外, 大量“草根”体育社会组织虽形式灵活、自发性强, 但由于缺乏有效管理, 长期游离在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真空”之中, 没有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政府的监管, 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3 解决群众体育发展供需矛盾之策 3.1 思想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认清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

纵观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全过程, 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 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改变的是人民这一价值主体的需要, 不变的是人民这一价值主体, 反映了我们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25]发展群众体育, 就是要确立体育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基本立场, 时刻把群众“需不需要、满不满意、获不获益、喜不喜欢”作为群众体育工作的标尺, 不仅要正视体育发展的国家需要, 还要重视体育对“国族建构”^[26]和人民身体素养培育方面的作用。将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 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把人民立场作为最根本政治立场, 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注重提升在国家治理中具有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意义的人民获得感^[27]。

(1) 发展群众体育要建立在对“人”的深刻理解之上。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不仅具有自然属性, 更具有社会属性。体育在满足人的基本身体活动需求之外, 着眼于人的精神和身体、个体性和社会性得到普遍、充分而自由的发展。有学者^[28]提出了“健康生产力”的概念, 认为人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 人的健康直接关系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及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因此, 要加深对健身与健康内在联系的理解, 更加重视人的主体性。充分关注作为个体的人, 开展精细化治理, 提供靶向服务, 在实践中将“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滴灌”^[29], 扎扎实实推进全民健身活动向更深层次发展, 以健身带动人的心理、道德和社交的全面健康,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 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大群体”工作格局。在群众体育工作中要力争做到全地域覆盖、全周期服务、全人群共享和全社会参与, 把过去体育部门办体育、体育人办体育的模式转变成全社会办体育、全员办体育, 充分释放社会能量、激发社会活力、撬动社会资本, 加强体育认同^[30], 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创共担共治共享”, 回答好群众体育发展的人民之问。以中国标准的健康促进服务理念, 积极拓展世界大众体育文化交流, 为全球化合作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认清不同人群的多样化体育需求。人的年龄、性别、职业、经历等差异自然会导致体育需求的差别, 多样化的体育需求是人和社会多元性需要的现实映照。要着力建立满足多样化体育需求的机制, 对不同群体有针对性地制订不同水平的体育健身、消费、健康养生和休闲计划, 既要满足部分群众高端的体育需求, 又必须保证体育对群众的普惠价值。

3.2 政府主导:加快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 保障群众基本的体育需求

群众体育需求的快速变化, 形成了对提升公共体育服务能力、健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重要诉求。《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31]中明确指出, 要“不断完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 加快建设水平较高、内容完备、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逐步推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在地域、城乡和人群间的均等化”, 突出了群众体育的公共性和共享性, 表明了政府对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 保障群众基本体育需求的自觉和担当。英国哲学家边沁^[32]认为, 整合资源和维护秩序是政府形成的根本推动力。实践证明, 政府在引导群众体育需求与改进体育供给过程中必须承担主导责任, 优化群众体育资源配置, 解决群众体育供需之间的矛盾。

(1) 超前识变, 科学谋划, 时刻关注群众体育需求的新变化。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体育产业新业态的出现, 必然引发群众体育需求的变化, 新兴需求会不断出现。政府应提高预测和把握群众体育需求发展趋势的能力, 提升超前谋划和决策的水平。注意基础体育设施在城市中的空间规划, 合理布局体育场馆, 切实提高运动设施的利用率。积极扶持传统健身项目, 加快推广新兴运动项目, 提升城市的体育需求, 促进农村的体育需求, 推广新兴的体育需求。重视群众体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加强引导支持和监管约束, 提供政策措施支撑, 超前做好群众体育链上各项增长的准备。

(2) 积极应变, 转变职能, 尽快适应群众体育需求的新变化。政府应履行从掌舵转变为服务的重要职能, 回应多元治理的时代需求和共建共治的群众呼声, 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 重点做好立法兴规、确立标准、建立评价体系等工作, 注重绩效评估和反馈改进。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 积极推动体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用好、用活、用足促进群众体育发展的利好政策。如国务院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并支持社会力量办赛, 正是探索政府职能转变、尽快适应群众体育需求变化的重要举措。针对中国公共体育产品总量不足、公益性差、区域和城乡及阶层差异明显等问题, 既要看到农村、贫困地区、弱势群体聚居地公共体育服务的新变化, 更要进一步探索精准扶贫的体育路径, 逐步消除因贫困和落后而导致的公共体育服务中的各类差异, 确保农村基本体育需求。

(3) 主动求变, 积极创新, 努力把准群众体育需求的新变化。切实针对群众体育发展中的顽瘴痼疾下功夫, 改革利益者本身,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和创新能力。要有“刮骨疗伤”的勇气和积极稳妥的方法, 彻底解决体育管理体制“政社不分、政事不分、政企不分”的大难题, 从上到下、从点到面理顺全国体育系统管理的关系, 实现体育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让群众在简政放权中得到方便和实惠。依托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网站及相关平台主动公开信息, 优化全国群众体育各项数据统一查询服务, 加强公共体育服务的信息化建设。

3.3 市场驱动:激发体育市场的活力和潜力, 满足群众动态的体育需求

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33]提出, 发展的目的在于扩展自由, 市场的手段是满足这种自由、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砝码, 这是对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中存在低效和失灵可能性的重要补充。群众体育涉及的“开放、合作、共享”等发展创新观与新时代市场经济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体育消费的兴起、体育市场的崛起为体育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同时也不断引导并满足着群众日益攀升的动态体育需求。

(1) 加快体育市场孵化, 调整市场主体行为。向群众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需要不断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作用, 让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自主运营, 加大培育资源、开发资源、整合资源的力度, 对标群众“兴趣点”和社会“热点”, 研发满足市场需求的体育产品。例如, 在2018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天津市注册报名参会的体育企业涵盖装备制造、体育服务、体育培训等领域, 企业数量不仅超出预期, 且采购领域主要集中在智能及高端体育装备、运动器械、运动食品、新型医疗等, 反映了具有现代气息的前沿市场需求。

(2) 扩大体育市场规模, 增加体育服务供给。针对目前中国潜在体育市场规模未得到有效开发和利用, 群众参与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购买体育产品等愿望得不到有效满足的现状, 要进一步把握体育市场的运行样态, 创造市场条件, 扩大体育供给的市场化份额和产业化比重。发挥大型民营企业和各类小微企业在体育市场中的推动作用, 在健全市场发展环境中提升体育市场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扩大体育用品、体育竞赛表演、体育健身休闲、体育培训等支柱产业的供给量, 满足群众不断演变和升级的体育需求。

(3) 推动体育市场创新, 促进产业升级。群众对体育参与和观赏的需求日益广泛, 多层次的动态需求刺激了体育市场的扩张和繁荣, 带动了体育市场的快速发展。只有当市场主体有足够的动力和压力时, 才能做到持续创新。要继续加强市场模式创新和信息技术创新, 在网络时代服务业生产率和全球化水平显著提高的背景下, 激发体育产业的创造性, 丰富商业模式、更新产业性质^[34], 使群众拥有体验感、愉悦感、释放感、观赏性、刺激性等多种精神和心理感受, 满足群众健身、观赛、社交、归属等身体和心理需求, 以“大市场”和“高速度”的体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体育发展, 形成广泛的社会效应。

3.4 社会协力:发挥体育社会组织作用, 适应群众多元的体育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群众体育发展的逻辑主线围绕由“单位体育”向“社会体育”演进而展开, 从根本上讲就是走社会协同发展之路^[35]。迈克尔·曼^[36]指出, 社会是有边界的单元, 包含密集而稳定的互动, 并由互动网络构成, 社会组织即是构成这种互动网络的重要要素, 体育社会组织在促进群众体育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发挥单项运动项目协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高层项目协会实行“管办分离”的脱钩改革是将“国家办”“政府办”体育的思路向“社会办”“群众办”调整的探索和推进。截至2018年, 脱钩试点协会3批共28家已完成22家, 纳入奥运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的28家的主要负责人调整完毕, 9家协会已完成法人变更^[37]。协会的社会化发展之路是由过去强调为国争光的竞技体育向辐射全民的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转型, 为进一步推动群众体育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要加强高层项目协会在运动项目推广、体育赛事举办、体育活动普及、从业人员培训等领域的示范引领作用, 发挥资源集中、人才集聚的优势, 切实将满足群众多元体育需求作为协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 重视“草根”体育社会组织的互动和聚集作用。中国数以百万计的“草根”体育社会组织是群众日常参与体育活动最主要的依托平台, 必须予以高度关注。注意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19世纪30年代美国贫民区的“科纳维尔”^[38]体育组织就是当地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要进一步发挥“草根”体育社会组织吸纳各类体育需求人群参加体育活动的作用, 搭建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桥梁, 建立起群众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满足群众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的体育需求。

(3) 提升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能力。进一步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为体育社会组织依法治理提供法制保障。优化高层运动项目协会的组织和人员结构, 加大对“草根”体育社会组织的扶持和监督力度, 运用智能化手段, 提升大众管理、精细管理和智能管理水平。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形成多主体协作、各要素协调、全方位协同的治理方式。促进体育社会组织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根本使命, 扩大群众参与作为中心目标, 服务体育治理作为重要愿景^[39]。完善体育社会组织的监管体系, 通过第三方机构对体育社会组织实施分类、定期评估, 防范体育社会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 为满足群众美好生活的体育需要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4 结束语

新时代群众体育需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显著变化, 反映了人们对高质量、高品质美好生活的向往, 体现了对体育梦的执着追求, 彰显了中国体育发展路径、理论体系、制度构架和精神文化的优势和自信。制约中国群众体育发展的因素, 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 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激增的体育需求同分配性失衡、发展性匮乏的体育供给在同一历史时期的紧张度加大, 导致了有效供给不足, 供给侧调整改革整体滞后于快速增长的体育需求。加快群众体育发展必须处理好引导群众体育需求与改进群众体育供给的关系。准确把握群众体育需求变化的主要表征和群众体育发展中供给侧存在的问题, 合理引导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体育需要, 不断改进体育供给的质量和效益, 解决群众体育发展中的供需基本矛盾, 凸显了对群众体育发展的深刻思考和使命担当。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加强政府主导, 实施市场驱动, 发挥体育社会组织作用, 凝聚起满足群众体育需求的强大合力, 夯实体育强国建设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