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在西方诞生300多年来, 其发展一直由男性主导。自20世纪初, 现代科学体系在中国建立以来, 中国科学图景的“绘制主体”仍然是男性^[1]。到20世纪80年代, 我国体育科学研究以各级体育科学学会的成立、一系列体育科技政策的出台以及一批专业体育学术期刊的创刊为标志逐步走上了正轨, 从事体育科研的人员仍绝大部分是男性, 女性研究人员寥寥无几并基本处于集体失语状态。进入21世纪,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教育制度的改革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了高等体育教育。在体育研究领域, 从事科研工作的女性人数开始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成为体育科研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处于体育科研领域核心位置的女性仍屈指可数。她们在科研领域的边缘地位势必加剧体育科研领域长期存在的性别不平衡和不平等, 同时也意味着对规模日益扩大的女性体育科研人力储备未得到充分发掘, 这会严重阻碍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甚至对整个社会造成消极影响。通过查阅资料发现, 目前国内对在体育科研职业生涯中因为性别原因导致的科研产出的差异状况的相关研究还十分缺乏。鉴于此, 本文从科研产出的角度出发, 对体育科研领域的性别差异进行量化统计, 并通过质性研究试图揭示影响因素, 以推动国内的相关研究、促进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优化女性在体育科研领域中的职业发展境况。

1 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

20世纪以来, 随着高等教育向女性的开放和女性地位的逐渐提高, 在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身影, 但这只能说明女性在科学研究的参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观。事实上, 尽管女性一直在科学研究中在场, 却从未成为过主角^[2], 科学界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依然严重, 是科学社会学界长期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对于女性科研人员科研产出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乔纳森·R·科尔提出了“产出之谜”(Productivity Puzzle), 他通过调查统计发现女性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出版频率、出版数量以及权威性和影响力方面均明显低于男性科学家。以美国为例, 乔纳森·R·科尔的研究结果显示, 美国女性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在同年龄组仅是男性研究人员的1/2~2/3, 其中年龄越大的组, 差距越大^[3]。最近的研究结果显示, 尽管近年来在美国这种差异有所缩小的趋势, 但依然远未完全消弥。在其他国家, 这种差距更为严重^[4]。专门研究科学家学术生涯及论文发表情况的墨尔本大学马太·兹蒙教授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 女性在科学界的角色很可能与其发表论文数量有关, 因为科学家的论文数量是授予荣誉或给予资助的重要依据^[5]。

在之前的论述中, 我们已经看到了女性与男性科研人员在论文发表方面的差异, 随之产生与之相关的学术荣誉上的差距。目前院士在很多国家被认为是科研人员在科学技术领域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并且通常是终身的。调查结果显示, 美国女性院士占美国院士总数的4.1%, 丹麦为4%, 加拿大和法国都是3.2%, 英国为2.9%^[6]。在我国, 从1955年到2012年当选的两院院士中, 男性为1 764人, 女性仅有93人, 占两院院士总数的5.01%。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的女性院士所占比例比其他发达国家高, 但不能忽略的是从2004年开始, 我国高校的女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说明我国的女性科研人员后备力量充足, 如果依然保持这种比例, 女性科研人员的影响力随之加大。

为了解释“产出之谜”, 学者提出了多种策略, 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类观点分别是“生物决定论”“社会决定论”和“个人选择论”。“生物决定论”观点由来已久且信者众多。“生物决定论”认为两性的基因和荷尔蒙的差异导致大脑结构、生理功能与智力水平的差异, 从而决定了男女在社会结构中的分工和地位^[7-8]。女性的生理特征导致了女性的感性超过理性, 直觉思维超过逻辑思维, 而这些特点都与科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理性思维和客观中立的立场相悖。社会并未给女性设置任何障碍, 女性能否进入科学研究领域并能够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她们自身的天赋异禀和努力, 那些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的女科学家是女性中的个别现象。

“社会决定论”则认为科学本身是中立的, 与性别无本质、必然的联系。“产出之谜”只是社会性别结构不平等在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表现方式, 而与科学本身的特性并无直接关系^[9-10]。用“生物决定论”解释科学研究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等于否认了社会文化在塑造性别差异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而这显然是片面、简单化和不科学的。更何况至今也没有科学研究证明女性的生理结构与其智力水平之间有直接关系。如果这种假设得到证实, 这就更有理由为女性提供更多的补偿机会, 事实却并非如此。

“个人选择论”是指女性科研人员对与学术产出可能相关因素的自我选择上, 通常认为结婚和生育使女性投入大量的时间在繁重的家务劳动和对子女的照顾与教育上, 这样投入在科研上的时间自然就会减少, 而时间投入和学术产出又具有直接相关关系, 由此导致其学术产出量的降低^[11]。科尔和朱克曼^[12]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 已婚并有子女的女性比单身女性的科研产出更多, 所以仅从婚姻状况和家长身份的角度进行论证并不能说明问题。

单独使用以上任何一种理论均不能构建有说服力的解释模型。现有研究通常把“社会决定论”和“个人选择论”2种理论相结合, 从婚姻家庭状况、人力资本和科研时间投入等方面进行研究。结果显示, 女性科研人员的学术成果产出少于男性可能与她们的教育背景、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所处职位和学术资源等因素相关^[13-16]。从目前我国的主要科技政策看, 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适当放宽了青年项目中女性申报者的年龄外, 基本都忽略了科研工作者的性别差异, 未考虑女性科研工作者的生理、心理特征及社会分工, 这种现象被有些专家称为“性别盲视”, 也使得表面看起来公平的政策和科研评价体系中实际隐藏着因性别差异导致的不平等问题^[17]。

2 研究设计 2.1 量化数据采集方法与结果 2.1.1 量化数据采集方法

科研论文、专著(利)、课题立(结)项和学术获奖等通常是评价科研产出的主要构成因子^[18], 也是影响科研人员职业生涯的决定性因素, 其中科研论文是科研成果输出和呈现的主要载体, 又因其数量指标容易测量且透明度高常被作为衡量学术产出的主要标准^[19-20]。因此, 本文选取了《体育科学》作为主要量化数据的主要来源:原因之一在于《体育科学》是国内顶级体育专业学术期刊, 其发表的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影响力和代表性; 原因之二在于之前研究结果^[21]显示, 影响因子越低的期刊中作者群的性别比例越不明显。

笔者选取中国知网收录的《体育科学》2000—2015年共160期中的2 644篇论文(不包含讲话、会议通知等非科研类文章)作为研究样本。被解释变量为学术产出, 以第一作者为准区分性别, 解释变量主要包括年龄、职称和基金项目等。年龄分为31岁以下、31~45岁、46~65岁、65岁以上4档; 职称分为中级及以下、副高级、正高级3档; 基金项目分为无、省部级以下、省部级、国家级4档。

2.1.2 数据统计结果与分析

(1) 总体载文量中的性别比例。统计数据显示(表 1), 样本区间内女性作者发表的学术成果只占成果发表总量的28.95%, 这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4)》中的女性学术职业从业率(48.1%)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凸显了女性研究者在学术论文发表上的显著劣势。

(2) 不同性别作者的年龄与科研活动情况。从图 1可以看出, 《体育科学》作者群中男女作者失衡现象严重, 男性作者一直是体育科研的核心力量和主力军, 并且这种现象并未随着时间的推进和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有较大的变化。男性和女性作者职业生涯的活跃期同为31~45岁, 并且到37岁达到峰值。随着年龄的增长, 男性和女性科研人员的载文量都有所降低, 但是男性的参与度一直高于女性, 在47岁以后, 女性的载文量与男性的载文比例达到整个职业生涯最低限度, 女性学者的载文量下降趋势更为明显, 此结果与朱依娜等^[22]、阎光才等^[23]、宋琳^[24]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3) 不同性别作者的职称情况。以副高级职称为界, 在晋升副高级职称之前, 男女作者的载文量都有所提升, 但男性作者的载文量增加幅度要高于女性32%。在晋升副高级职称以后, 两性作者的载文量都呈现下降趋势, 并且女性载文量的下降幅度高于男性28%。

(4) 不同性别作者参与科研基金项目情况。在获得基金项目支持方面, 女性作者也明显少于男性作者。未获得基金的男性作者载文量远高于未获得基金资助的女性作者。随着基金资助项目的级别升高, 申请难度的加大, 男女作者获得项目资助的人数均呈明显下降趋势, 但是在同一级别的基金资助项目中, 男女作者比例仍差距很大。

2.2 质性研究资料收集方法与结果 2.2.1 质性研究资料收集方法

以上对不同性别体育科研人员的科研产出进行了量化统计与分析, 从总体上描绘了女性体育科研人员科研产出的基本规律和状况。欲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成因, 仅靠数据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同时引入了质性研究方法中的半结构式访谈方法, 根据访谈提纲对访谈对象进行了40~90 min的访谈, 访谈提纲满足Xie Y等^[25]提出的:“要有效解释学术产出的性别差异, 所涉及的影响因素需要满足2个前提条件:一是要与学术产出相关, 二是要与性别相关”。

质性研究方法注重的是研究的深度而非广度, 并试图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解释个人与社会组织的思想与选择行为。因此, 本文采用质性访谈的方法, 通过年龄、职称及学校类型, 最后选取在《体育科学》发表过文章的30位女性为访谈对象, 其中31岁以下的8人、31~45岁的12人、46~65的10人, 教授8人、副教授12人、讲师10人, 已婚26人、未婚4人。在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 通过面对面访谈或电话、网络访谈的形式进行交流, 内容主要围绕“作为在高校从事体育科研的女教师, 从性别角度或与男性研究者相比, 您认为是哪些因素限制了您的科研活动？”这个主题进行, 在访谈过程中, 依据受访者的回答, 及时对访谈问题进行替换与修正。访谈结束后及时对录音和笔记进行整理, 形成访谈资料的文字稿, 然后采用质性研究分析软件Nvivo8.0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 把自身限制性因素、家庭限制性因素和社会结构限制性因素作为3个节点, 导入资料进行编码。

2.2.2 质性研究结果与分析

(1) 自身限制性因素。自身限制因素是指存在于女性研究者个体、内在的影响其科研产出的因素。在开放访谈的过程中, 受访者总共提到了与自身限制因素有关的54个参考点, 可以归纳为惰性、兴趣、生理特征3个主要分支节点。其中惰性是受访者提到最多的自身限制因素(40.2%), 其次是动机兴趣(23.3%)和生理特征(19.5%)(表 2)。

产生惰性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和教学工作已疲于应付, 如有多余的时间更愿意去看电影或旅游而不是从事科研。这种情况不但存在于已婚、已育的女性, 在对未婚未育或已婚未育的女性访谈中也常被提及。动机和兴趣的缺乏也是受访者提及率较高的自身限制性因素。之前的调查结果显示, 研究动机和兴趣与科研产出成正比, 但动机与兴趣并非天生的, 往往受到社会环境和个体所处的生活环境影响, 并且女性更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导致在科研生涯的目标定位与成就动机上与男性研究者相比呈现很大的差异。目标定位可分为“一般目标定位”和“高目标定位”。“一般目标定位”指完成单位所规定的科研任务即可, 而“高目标定位”则指期待能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有所建树、成为顶尖人才。在所访谈的30位女性中, 只有1位涉及“高目标定位”, 提到“我的目标是在我自己的研究方向上作出点贡献”。关于成就动机, 社会学者景怀斌^[26]的研究结果显示, 男女的成就动机均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但男性成就动机的提高程度一直高于女性。21~30岁出现差异, 31~45岁呈现显著性差异。这段时间既是科研产出的黄金时期也是大多数女性进入婚姻开始养育子女的阶段。访谈中很多女性表示主动放弃了在科研上的追求,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上, 如某受访者表示:“在科研和家庭之间, 家庭永远是第一选择, 如果可能的话, 会在科研上多花点时间, 主要也是为了评职称。”

在生理特征方面主要是女性缺乏理性和逻辑思维能力, 创新能力不强, 而这些特点又与科学研究相冲突。通过之前的调查研究发现:从整体的科研能力和素质看, 除了创新能力男性高于女性外, 在规划能力、理性思考和应变能力方面男性和女性并不存在大的差异, 并且在沟通能力和细心认真方面, 女性还要高于男性。这一结果却与受访对象的陈述出现矛盾。很多受访者提到自己在科研过程中的逻辑思维、创新和动手实操能力不如男同事, 如某受访者就提到“运动医学和运动生理学方向的研究, 经常需要做实验, 而女性对科研仪器的使用认知度低, 动手操作能力较差, 并且不太敢于尝试”, 也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 精力和体力也比男同事差很多。具体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 家庭限制性因素。家庭限制因素是指家庭在女性从事科研过程中所产生的干预性因素, 也是受访对象提及频率最高的限制性因素(表 3)。25位已婚已育女性中的23位都提到了因为做家务和照顾孩子占用了大部分时间, 因此减少了科研时间, 也因此影响了科研产出。另外2位受访者则认为未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 其中一位受访者提到:“我的研究还在继续, 当孩子还很小的时候, 我会趁他睡觉或喂奶的时候继续想我的课题, 并且我与丈夫的研究领域相同, 有很多问题可以与他讨论, 也经常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启发, 从而缩短出成果的时间。照顾孩子当然也占用了我很多时间, 但为了确保科研时间, 我放弃了很多娱乐时间, 如看电影、游玩等。”另一位受访者说:“结婚和生孩子并没有减少我做科研的时间, 因为公公婆婆和丈夫都帮我分担了很多, 所以我没受到太多的影响。”

普通女性担负着更多的家务劳动, 这是不争的事实, 并且这种现象在科研领域也普遍存在, 说明了家庭内部不平等的性别分工也延伸到科研领域。受这种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 当女性需要在家庭劳动和科研活动之间做出选择时, 她们通常选择前者。这样的时间分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人生价值观, 也影响了个人的职业发展方向。在访谈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很多受访者并未因家务和照顾孩子放弃科研活动而有过多的抱怨, 相反, 她们自得其乐, 并且和人们通常的观点不同, 结婚与生育并不是影响女性研究者科研时间投入和产出的主要因素, 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才是更为直接的影响因素。

(3) 社会结构限制性因素。社会结构限制因素是指除了自身、家庭等影响因素以外的来自社会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在访谈中, 总共有62个涉及社会结构限制的参考点, 可以概括为3个方面, 分别是同行评议中的隐性性别歧视、缺乏与学术界的广泛交流机会和在科研社会中职位偏低(表 4)。其中同行评议中的隐性性别歧视的提及频率为38.2%, 在社会结构限制性因素中占比较高。随着社会的进步, 尽管在科研领域中的显性性别歧视已愈发少见, 但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不是很容易消除, 在科研领域中的隐性性别偏见和歧视在诸如科研合作、科研资源给予的过程中仍隐秘地存在, 所产生的“劣势积累”效应, 导致女性所获得的科研资源与男性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缺乏与学术界广泛交流机会的提及率为36.7%。关于信息交流的重要性, 科学社会学已有研究认为, 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对新的科学发现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随着现代社会和体育的发展, 越来越加深了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程度和研究问题的复杂化, 这就要求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之间加强合作, 增进互动, 通过分工和互补优势提高科研产出效率。通过访谈可以看出, 女性科研人员在学术社会网络方面的欠缺的确存在, 女性科研人员与男性相比, 更少有机会和时间参加学术界的信息交流活动。

女性在科研社会中的领导职位偏低的提及率为28.2%。目前科学研究的建制化程度日益增高, 导致科研成果的产出与科研资源(人、财、物)的获得和对科研组织的依附程度提升。尤其是在中国, 各类研究项目和资金的分配权主要掌握在政府和学校的各级行政部门, 处于领导职位者可以有机会接触更多的资源, 提升项目申报的成功率, 也间接促进了科研成果的产出。在接受访谈的30位女性中, 只有2位有领导职务, 并且也表示不情愿动用人际关系获得科研资源。

3 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结果 3.1.1 量化统计结果

尽管我国体育学研究中女性科研产出的比重呈增加的趋势, 但女性学者的载文量与男性相比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在载文作者年龄、职称和基金项目上也处于劣势地位。这种现象被研究者描述为“职业性别隔离”。“职业性别隔离”指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因性别差异, 而被分配、集中到不同的职业类别, 或担任不同性质工作的现象。职业性别隔离可分为:横向隔离——男女在某一职业中的构成比例与其在全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不一致, 即某一性别过度集中在某类职业; 纵向隔离——在同一职业中, 在不同地位和收入的职位上, 男女的构成比例与该职业中整体人口比例不一致。简言之, 相较于女性, 在同一职业中, 男性更集中于更高职位和高收入的岗位。

3.1.2 质性分析结果

通过质性访谈, 从自身限制性因素、家庭限制性因素和社会结构限制性因素3个方面试图解释体育科研中女性处于劣势的原因。与大众的普遍认为是做家务和照料子女占用的时间过多而导致女性研究者的科研产出低不同, 学术兴趣、能力潜质和学术目标等才是影响其科研产出的主要因素。只是大多数女性从个体主观层面自己选择了减少科研时间投入家庭, 以达到整体收益最大化和把损失降到最小化的目的, 因此也可以认为“职业性别隔离”是这些从事科研工作的女性“理性选择”的结果。

3.2 原因分析 3.2.1 社会性别建构

从访谈结果可以看出, 大多数女性并非纯粹因为自己的能力局限或个人意愿选择“退出”科研工作而转向竞争、压力和耗时都相对较少的教学工作。她们的“理性”选择充满了“无奈”, 以牺牲个人成全了家庭, 承担了社会再生产的重任。如果看不到这一点, 既无法全面评估女性为家庭和社会所作的贡献, 也无法真正理解女性“社会性别隔离”的成因, 也不可能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加以改进。这种看似个体自觉进行的“理性”选择背后有更深刻、隐晦的根源, 社会观念、行为规范包括制度层面均对男女的性别角色存在定位, 这种“性别角色”概念通过长期、广泛的“社会化”过程, 包括教育、婚姻、工作甚至社会生活交流网络, 得以维持、强化、传承直至被普遍接受, 使得男女在兴趣、偏好、价值观, 甚至工作信息的获取方面都产生差异, 这才是“社会性别隔离”的主要成因, 也是最终导致女性职业发展呈现金字塔形状的原因之一。社会对男女有不同的角色要求, 但是在职业领域的标准是单一的, 因此导致了肩负更多家庭责任的女性必然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

3.2.2 适应性偏好

在给予利益或赋予职位时, 如果把性别作为考虑因素通常都会被认为是性别歧视。从表面上看, 高校男女教师在科研上的职业发展是公平竞争的结果, 因为从没有任何规定会直接限制女性参与竞争。因此, 传统观点会认为最终形成“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现象是因为女性科研能力不足, 或女性从事科研工作的意愿不足。这种结论忽略了社会文化规范对女性竞争意愿的改造功能。一旦条件不允许, 如夫妻间职业发展出现冲突或其他状况, 一般是女性不由自主地选择放弃, 而这种放弃有时甚至没有抗争, 社会学者称之为“适应性偏好”, 是指人们会通过调整自己的偏好以适应社会和文化常规规定的“正常”或“可接受”的内容。与此同时, 由于女性群体长期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人们也常由此根据竞争结果得出“男强女弱”的结论, 女性自己也会由此产生能力不足的自卑感。

3.2.3 静止的平等观

高校的课题评审、职称评审看似公平, 对待男女教师一视同仁, 但未考虑到女性实际上承担了比男性更为繁重的家庭责任和由此导致的“累积劣势”。在起点已经可能不公平时, 所谓的公平竞争实际上只能是一种“强权逻辑”。由于女性特殊的生理周期, 分娩和哺育幼儿的职责, 男性不能替代且时间跨度很长, 消耗了时间和精力, 导致错过了一般认为的人生最佳创造期, 在掌握资源机会、学术产出率和学术声望等方面低于男性, 进而形成了与男性相比无法克服的劣势。造成的“马太效应”反过来又影响女教师自身的成就动机、竞争力和资源条件, 最终影响了其参与学术交流及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因此, 高校的女教师普遍存在着角色定位的迷失, 处于在家庭角色与科研工作徘徊的两难境地。

4 建议 4.1 推动现代化性别建设, 促进科技政策制度改革

现代化性别建设需要首先认识男女科研人员的不同, 然后才能做到科学观和男性气质观的分离, 针对女性科研人员的特殊困难予以制度化的特殊帮助与照顾, 考虑两性生理差异和社会文化差异。如针对女性科研人员因为生育造成的个体发展黄金期延后的补偿。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部门已提出了培养和扶持我国女性科研人员的具体举措, 如“在各类项目评审中, 注意把握在同等条件下女性科研人员优先的资助政策”“积极吸纳女性科研人员参与评审工作, 充分发挥女性科学家参与资助决策的作用”, 并于2011年后放宽了女性申请青年科学基金年龄的限制, 进一步明确了有在研项目又处于哺乳期的女性可适当延长结题时间。希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其他省部级项目管理部门也能出台类似的规定。

4.2 建立社会性别意识, 改革高校内部管理制度

高校的管理层要在观念上建立社会性别意识, 看到女性科研人员的现实阻力及背后的文化根源。优化女性科技人员的发展环境, 开拓其利益表达机制, 落实利益保障机制。通过深入调研, 更确切地把握该群体的利益需求和实际障碍。如建立补偿机制, 在校内资源分配如科研项目立项等方面有所倾斜; 根据女性个人意愿实行男女同龄退休制, 以拓展和延长女性的职业发展时段; 提倡差异化管理, 建立多元的职称晋升和工作考评评价体系; 倡导高校新型性别意识和文化, 提倡男女共同养育子女、赡养老人、承担家务等。

4.3 构建社群平台, 优化女性科研人员的交流环境

从调研情况看, 目前高校女性科研人员不但在成果发表数量和质量上明显低于男性, 而且在科研机构或科研群体中所占的比例也明显偏低, 加之女性科研人员囿于家庭和子女的牵绊、科研经费的不足等很难参加一些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金钱的学术交流活动。科学研究却又常常需要在不断的交流和思想碰撞中寻求灵感, 因此建立优质的科研社交平台, 如微信群、微信公众号, 可以使女性科研人员更多、更快、更好、更便捷地获取自己所需的科研信息, 发展自身的科研工作网络, 拓宽科研社交范围, 与更多的同性或异性科研人员实现无障碍交流, 为科研工作寻求到更多的机会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