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文化载体非常丰富,国际民众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依次是中国武术(52%)、饮食(46%)、中医(45%)。”^[1]该调查旨在科学、客观、系统、全面地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及时掌握海外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活动的反馈。从社会学视角看,对大众的关注和重视是当代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武术文化研究同样如此,国家层面的武术变革无不紧随政治方向的指引,而策略的修订又无法摆脱大众“市场”的导向。国际民众厚爱中国武术,国家又重视民众的看法,那么,当代武术在以民众为主体的大众文化背景下如何完成自我生产,又以何种身份呈现在广大民众视野中并获得广泛青睐？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我国的武术术语中有门派、拳种、门户、流派等称谓,戴国斌^[2]把门户当作是武术场域的基本单位,进而指出门户生产的差异化竞争策略:“不同技术的差异性生产、不同消费对象的适销对路生产、差异性门户话语的坚定”生产新流派、新拳种。我们亦看到,始于河南温县的陈氏太极拳在近百年内衍生出杨、孙、武、吴、和等五大派太极拳。每一派太极拳内部又有各自的门户,如流传于山东济南的洪传陈氏太极拳,乃是从学于陈发科的洪均生所创,“洪传”示其差异化,“陈氏”示其不忘本。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门户的武术生产几乎陷入停滞,直至改革开放后,武术热再一次兴起,“民国时期已经出现的门派,拳种分流归类的趋势又逆向发展,不断有新的门派拳种被‘发现’……仅太极拳就至少衍生出上百余个新流派,‘九天玄女传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尼姑’现象再度随处可见”^[3]。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短期门户生产是一种病态的虚假现象,是现代人的“制造”而非“发现”,是为追逐经济利益而催生的武术“毒瘤”。在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各种武术杂志中,这种借用武侠小说的虚假门户生产的武术大行其道。与此同时,国家生产以另一种形态迅速崛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术的国家生产完全摈弃了民国时期的革命话语系统,由强国强种转向“增强体质”。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融入国际体系,从邓小平题词的“太极拳好”,到奥运争光,国家生产武术全面走向了历史前台。“规定套路”统一了传统门户生产的差异性特征,赛场上流行的是“长、太、南”和“刀、枪、剑、棍”。以太极拳、械为例,传统门户生产的各种套路被整合为综合各门户的24式、42式太极拳和32式、42式太极剑,原有门户的其他太极拳、剑、刀、枪、杆只能隐匿于民间。为了便于大众增强体质和国际化,国家生产的特征是规范化、差异性的消失。半个世纪以来,国家生产的历程不断形成:甲乙组套路、规定套路、指定动作、自选套路、难度动作。一方面,国家生产的健身武术趋于简化,大众易学易练、不出偏差，如简化太极拳由24式向16式、8式精简。另一方面,国家生产的竞技武术趋于规整:步型的直角和难度动作的旋转度数评判、基本动作的数字化信息编码，无不昭示了武术动作的工业化趋势,以便于国际化的传播和评判。

在鲍曼看来:“自我发现之旅在一个全球集市上逐渐消失,因为在这一市场上,个性的秘方以批发的方式被兜售掉了。在此,所有展示在陈列柜中的自我组装的器具,都是工厂按照最新款式批量生产的。”^[4]笔者认为,鲍曼的话语同样阐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武术的国家生产历程:① 基于政治需要,武术走上竞技化之路,而这一旅程的全国化推广乃至全球化传播过程中,同质化日渐凸显,造成了武术生产中的差异化消失。② 为了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所有商品无一例外地进入大工业的生产车间中进行流水化作业,而全球生产、全球流通的本质在于零部件的统一规范化,然后方能进行全球组装在全球兜售。于武术而言,当代竞技武术动作规范化、风格雷同恰是这一工业化生产的结果。传统武术的动作素材被肢解成一个个单一的拳术动作“零部件”,并将其“打磨、修剪”成标准动作,不仅如此,戏曲、街舞、体操、舞蹈等时尚动作也被吸引进来,这些规范统一的武术动作可以根据需要任意组合成“自选套路”,进而成为当代武术主流,并远销海外。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差异化的门户生产还是规范化的国家生产,当代武术一直“忙于”建构、解构、重构自我的身份,在个性化和集体化之间摇摆不定。然而,无论是武术身份向奥运大家庭的集体化倾斜还是对传统个性的回归,都有潜在的危险,虽然两者都有相应文化背景作为自己合法身份确认的武器。如文善恬^[5]认为:“武术发展要警惕一种去竞技化倾向的回潮,……竞技武术不是‘歧路之羊’,不但不能除之后快,还应该鼓励和促进其发展。”而与此观点相左的程大力^[6]更是把竞技武术直接排除在武术门槛之外,直言“对套路武术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亮出旗帜,脱掉镣铐,让出舞台。不要叫‘竞技套路’了,……就叫‘艺术武术’或者‘武术舞蹈’,……这样,也算摆正了独立的武术套路的位置,理顺了它和武术、舞蹈的关系”。当代武术文化研究中不乏类似2位学者的观点,向左走、向右走的路线之争源于对当代武术身份的不确定。作为形意拳的分支,王芗斋创造的大成拳(意拳)完全摈弃了传统的套路训练方法,“坚定差异性的门户话语”^[2],直接从站桩、试力开始了武术的搏击旅程。在当时看来,大成拳完全背离了传统的武术训练方式,被视为离经叛道之举。今天,大成拳已完成了其创造之初的设计理想,成就其武术身份。那么,代表国家生产的竞技武术是否具备了成就其武术身份的特质呢？同样,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上海的木兰拳虽然被中国武术协会确认为第130个拳种,但是,对于其武术身份的质疑从未停止过:作为独立的门户,一个专注于女性健身的舞蹈能否称之为武术？

近百年来,由民族危难之际的悲情武术开始,武术的文化生产由民间的“手工作坊”走向大工业化生产,开启了武术身份的嬗变之旅。对身份的坚守,使中国武术在杂质文化中被区分开来。不论愿意与否,单纯的身份都不复存在,因为全球化浪潮中,所有一切都杂合化了。问题是,当代武术是否既能在杂合的文化潮流中保持本真又能在杂合文化的氛围中立足呢？在鲍曼看来:“身份的观念无论何时出现,都被一种内在的矛盾所撕裂:它暗示了一种区分,但是在身份的伸张过程中,此区分往往又被抑制——同时,它指向一种统一性,但是该统一性只有通过分享差异才能够构建起来……”^[4]。在杂合文化中生产的现代武术虽趋于同质化,但比较门户生产的武术仍然是差异化,从这一角度看,以竞技武术为代表的现代武术文化生产具备了时代存在的合法性。

如果把竞技武术对外来文化的借用当成一种文化信贷,依靠借来的包装和外衣生存,以外来的其他身份获得自我暂时的“幸存”,并以此建构或者维持自身与门户生产武术不同的身份,结果成为“饮鸩止渴”的新例。

为何中国固有之武术会走上一条“杂合”之路,且杂合后的“文化混血儿”一直想有一种“四海为家”的感觉,以放弃传统文化固有的“恋家”思维。如鲍曼所言:“‘杂合文化’之意象是对获得的或者声称拥有的外域特征的一种意识形态注解。”^[4]换言之,正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原因,现代武术才不自觉地要摆脱自认为“陈旧”、毫无生气的原始身份去寻求新的身份,摆脱自认为被忽略、被蔑视的自我文化标签去寻求其他身份使自身看起来更有新意,能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然而,杂合后的国家生产武术在国际影响日渐扩大之际,其原始身份又成为新的累赘：一方面背负着中国武术的民族化重担,“突出民族特色,保持武术本真”；另一方面又必须按照国际化的规则,作出高、难、美、新的探索和审美化的舞台艺术产品。因此,杂合下的当代武术身份摇摆不定。

那么,对于当代武术身份而言,需要分辨的是，究竟是一种要抹去过去历史的冲动,还是小心翼翼地勾勒出另一种武术发展的未来蓝图呢？

大众文化从被认为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产生、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大众文化并非大众(民众、市民)自身所产生的,“而是政治和商业机制自上而下强加给大众,故而大都是写声色之娱的观点”^[7]。在威廉斯看来:“它(大众文化)经常是替代了过去民间文化占有的地位。”^[8]斯特里纳蒂更进一步指出:“坏的大众文化赶走了好的文化——民间文化和艺术。”^[9]大众文化作为本雅明为之的机械复制时代的工业社会产物,其标准化、程式化、机械复制化的产品是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因此，大众文化成为标准文化、程式文化、肤浅文化的代名词。由上层社会主导的大众文化诱使大众参与其中并紧随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断强化这种意识,它扮演了社会精英所属高雅文化的下位概念,极力传播一种固化、标准化的思想和模式,结果使大众的创造力被剥夺；而真正属于大众的民间文化在大众文化的腐蚀下日渐淡漠,无法把握自己的生产方式,更不能保证自己产品的明确身份。

农耕文明时代,武术的崇拜价值得以凸显,其仪式化和神秘化倾向至今仍在民间门户生产中流传；然而,随着现代文明进程的加速,武术的仪式化和神秘化被逐渐简化和淡化。在真正武术传承中的宗法、血缘纽带的维系下,那种对亲人的爱、怀念等情感仪式为崇拜价值提供了避难所。以门户生产为阵地的传统武术固守其本真上的仪式性和神秘性,故武术的机械复制现象在传统武术中表现并不明显,但仍有对武侠小说等艺术作品的拙劣复制现象和门户中为一种虚假需要而成就的对竞技武术的复制。如“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传统项目)”,实为次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的资格赛,是对沦为“配角”的传统武术的一种照顾。在林林总总的比赛项目如改编的八极拳、通背拳、形意拳、八卦掌中,展示的是传统拳术的外衣,仅是形似祖先而已,实际上是竞技化了的传统武术。由此,武术的展示价值凸显出来。

当代流行的影视武术、竞技武术、演艺武术、舞台武术等现代武术形式，无不急切地表现出泛美主义的倾向,而且愈演愈烈,以至于审美过火而无美可审。于是,在该逻辑的指引下,国家生产武术套路的创新演变为服饰的戏剧化华丽和动作造型的怪异,这一发展趋势远离了门户生产武术象形化和辩证化的创新理念。

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作为大众文化商业制作商品有2个特点：一是标准化,二是伪个性化。他犀利地指出流行音乐表面上的五花八门实际上却是千篇一律,唯一的追求就是挖空心思玩弄所谓的技术效应^[7]。标准化是指它们之间程序上的相似,伪个性化是指偶尔的差异。古特曼指出:“伴随着专业化的来临,人变得机械化,运动员变成了体育这架机器里面的一颗轮齿……体育运动变成了生产的一种方式,具有工业生产的特征……人变成了一种机器,而他的动作,是一起所控制的,变得机械化了。”^[10]进而论之,当代竞技武术为代表的国家生产发展模式类似于阿多诺惯用术语——文化工业,即以迎合大众审美为目的,以门户生产动作为基本素材,按照《规则》进行组装,添加时尚动作,舍弃门户生产的真实需要原则而形成的现代武术形式。竞技武术、舞台武术、演艺武术无不如此。

当我们讨论竞技武术套路的机械现象时,必须对当前《武术套路规则》加以了解。该《规则》评判分为动作质量、演练水平和难度动作三大块,裁判员分为3组分别打分。教练员和运动员所谓的编排组合都是基于这3块内容中的挑挑拣拣。以难度动作为例,在所有的A、B、C、D级难度中,教练员和运动员仅需从中挑选适合自己风格和水平的动作组合即可,形成自己的“自选套路”。这种看似人工自由选择的机制实际并未逃离机械选择的范畴,固定、规定的动作“超市”实际上是一种“垄断”的单项选择。这种“垄断”乃是国家生产对武术身份的自我保护,避免“走得太远”,如动作选择既能体现“形象美、难度大”,又能展示武术的“攻防含义”。即使如此,在视觉文化转向的影响下,教练员和运动员还是在套路中插入跪滑、街舞、体操等非武术动作,甚至为创新而加入充满文艺作品想象的起势和收势。

“在新中国体育运动举国体制中,形成了由‘业余体校、省(市)体工队和国家队’组成的一条龙训练系统,建立了竞技武术身体文化生产工场,标志着竞技武术的诞生”^[11]。在各体育院校和师范院校以及综合大学的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过程中,竞技武术被强制规定在习武大众的秩序上,在整套的“文化工业”体系下,竞技武术被削平了个性,牢牢地俘获了大众的心灵和意识,成为机械复制的文化产品。因此，笔者认为，当代武术无法生产出类似螳螂拳、太极拳、蛇拳等极具象征意义的门户武术文化作品。

在民间延传千年的门户武术之所以生生不息,其根本动因在于满足了大众的真实需要,而当代文化工业派生的武术否定了大众的真实需要,成就的是一种虚假需要。王岗等^[12] 指出:“中国武术的发展日益沦为技巧的卖弄和纯身体的游戏,只剩下所谓的名称和壳体。”以竞技长拳为例,“几乎是依照单个动作的出现概率,将以北派拳术为主体的拳术类的动作体系做出了大幅度、大范围、隔离式和随机性的挑选,并根据所谓的简单易学、美观大方、惊险好看等诸多原则重新设计编排,而忽略掉了拳术原创者的个性、身形、习惯动作以及原创武术家独特的生理和心理基础等因素”^[13]。戴国斌^[14]在论及现代武术异化为长拳时指出:“(长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传统武术在其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技术上的‘百花齐放’和技术理论上的‘百家争鸣’。长拳控制了现代武术的话语权,也控制着现代武术的文化生产。”

如此,武术生产对应了阿多诺的“文化工业”和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概念,大众文化的生产方式一方面极力掩盖中国武术异化过程中的主客体之间的尖锐矛盾,另一方面利用现成的“零部件”随意组装成大量的武术套路,将其进行系列包装,最终竞技武术“交出”了属于武术的个性化特征。我们看到的现代武术形式“所体现的只能是一种简单的动作序列。”

本雅明用光韵(Aura)一词区别古典艺术和现代机械复制艺术,指出“在艺术作品的可复制时代中,枯萎的就是艺术作品的氛围和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显现”。基于武术的艺术特性,作为文化工业模块化生产的国家生产武术和门户生产武术的差别类似于“光韵”的缺失,因为生产过程中人(创作者)的缺失,所以国家生产武术无法体现出人性的光辉。“运动员的套路呈现‘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之趋势;武术套路的‘难度大、形象美’在大规模的工业复制面前开始变得平淡、平庸甚至于庸俗”^[15]。本雅明进一步指出,现代技术的强大传播作用把“将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16]”。同样,经过机械复制的现代武术在大众健身休闲、学校教育、国际传播等方面达到了门户生产武术所不能企及的地步。在本雅明看来:“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复制的,然而,即使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也会缺少一种成分——原真性。”^[17]在当代,为艺术而艺术的武术分化开来,机械复制第1次把艺术的武术从它对传统乡土社会的仪式性的寄生式依赖中解放出来;中国武术当然可以被分解、复制、重构,而且也似乎卓有成效。对于现代体育化的竞技武术来说,“现代体育的理性违背了自发和独到的精神。”^[10]对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量化等指标的过分依赖必然失去心理层面的东西,运动员变成了“一些编号的零件”,无法重拾类似“乡党”一类的情感慰藉。

换言之,作为一种社会需要而存在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竞技武术套路，满足了国家层面上的政治需要和大众层面上的健身娱乐需要。如：简化太极拳和各类长拳系列及器械系列套路，客观上推进了武术的艺术民主化进程；各类的功夫舞台剧、武术表演团的外事活动吸引了国际民众的注意力,让更多人接近和体验了武术,如电影《少林寺》的热播引起了国内外近20年的功夫狂潮。“对外国人来讲,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很难理解,但功夫剧在国外卖得好的原因就是:功夫只要去看就能感受这种力量和技巧所带来的美感”^[18]。

从表面看来,武术的当代问题为文化工业生产中的机械复制和赋形技巧的泛滥,而本质上乃是门户宗教仪式的缺失,故众多家长才有“学习跆拳道的孩子懂礼貌,练武术的孩子爱打架”的体悟。中国武术寄生于传统社会的综合体中,如血缘、师承、宗法等,在这一系列综合体中,人们的情感被紧紧地凝结在一起,即使在世俗化了的仪式中,在最普通的武术形式中,它的独特性依旧是清晰可见的,这也是武术之所以为武术的原因所在。

在武术门户生产过程中,仪式作为一种“文化表演”而存在,即格尔茨指出的“非理性的情绪和动机”,是信仰的衍生物。换言之,门户生产中的仪式是产生信仰的前提。徒弟拜师以“名师”“名门”为基本准则,“形成‘我优他劣’的价值判断”^[2]。周伟良^[19] 在论述门户拜师仪式时指出:“这是一个程式化的过程。在注重礼法的传统社会中,拜师是一个极为慎重、庄穆之事,其作用是让拜师者在经过了长时间考察后再一次产生强烈的精神感受……对本门祖师的磕拜,显然烙印着农业社会家族制中对祖先崇拜的痕迹,还带有浓郁的英雄崇拜意识。”仪式一旦形成便潜移默化地具备了强制性,进而变成自觉,激励门户成员以身体之苦和心灵之苦来“从学于师,成就一己”,从而生产新技术和产生新门户。通过拜师仪式的洗礼,个体人生从此融入门户世界,其平凡世俗的精神世界开始变得神圣。门户各种仪式时刻提醒成员毋忘集体理想,涂尔干曾言:“仪式是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他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20]在门户成员的自我生产过程中,中国武术门派才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仪式性标志和拳术套路理念,并以此确定自己门户成员身份。

郭于华^[21]将仪式分为“人类生存技术的仪式、生存意义的仪式以及权力实践和权力技术的仪式”。作为依附“名师名门”形成强大共同体和学成优异技艺而在江湖立足的拜师是一种生存技术仪式;寻找心灵依靠和信仰归属的拜师是一种生存意义仪式。“通过仪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一组象征形式而融合起来,变成一个世界,而他们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22]。

在武术的国家生产中,这一仪式被简化、形式化为抱拳礼。其一,师徒伦理被教练员和运动员、教师和学生关系取代;其二,传统武术训练体系被现代运动训练系统所替代;其三,门户生产被国家生产取代。在门户和国家的二元关系转换中,一种潜在的逻辑浮现出来,即用先进、现代、革命、文明的仪式代替落后、传统、封建、野蛮的仪式；因此,国家生产武术中的那种原有的对祖先、英雄的虔诚、祈求、尊崇意识消失殆尽。如今,流行在城市的各类武术培训大都以国家生产武术为主要内容,工业化的内容和仪式的缺失助力跆拳道宣传:“学习跆拳道,体验中国武术精神”^[23]。与跆拳道系统的仪式培训策略相对应的是国家生产武术培训的重技术、轻仪式的策略,其核心理念仅照顾了“野蛮其体魄”而轻视了“文明其精神”。

中国武术是最具个性的艺术形式,所谓“南拳北腿”“东枪西棍”,皆在传达出一种鲜明的个性。武术门户的差异性生产是个性存在的基础,在“太极拳”冠以“某派、式、氏”的做法是要成为一个独立的门户,要做到与其他拳派不一样的效果：源于陈氏的杨氏太极拳始于杨露禅对陈氏拳“简化动作、柔和姿势、不纵不跳”等降低难度以适应晚清京城贵族虚弱体质的需要,从而以“舒展大方、动作柔和”的特征有别于陈家拳。源于崆峒花架拳的木兰拳专注于女性健身而汇聚了自己的“百万娘子军”。早期的国家生产武术也基本延续这一个性化生产,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大众健身为目的国家生产武术以“拿来主义”从门户生产中创编24式太极拳,并在此基础上创编了升级版的42式太极拳,成为大众健身、患者康复的“手杖”^[24],后者更是作为竞赛套路盛行于国际武坛。遗憾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奥运战略的追逐使国家生产武术快速偏离了原有轨道。这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思路:门户生产和国家生产是能够并行不悖的。

国家生产为武术在国际上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顶层设计上,国家生产武术独有优势。受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邀请,“1974年6月,中国武术代表团一行44人从北京启程,开始了对墨西哥、美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友好访问,中国武术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表演盛况,中国武术风靡美国”^[25]。此外,活跃在美国武坛的武术运动员张红梅、郝志华、黄秋燕、喻邵文、江邦军等皆是国家生产武术运动员的优秀代表,他们擅长的国家生产武术也在国外传播,成为国际民众了解中国武术的重要窗口。随后,成立于1990年的国际武术联合会搭建了属于武术的国际平台,至今已经举办了12届国际武术锦标赛。尽管他们所传播的武术有别于门户生产武术,但作为中国文化的国际名片,武术冠以“中国”二字也因此具备了独有个性的国际合法性。

国家生产“走出去”的奥运战略有着潜在的危险。有学者早已发现,全球化并未使文化更加多元化,相反,全球化是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下的全球化,实际上是欧美化的代名词,欧美化的最终目标即是以虚假的“普世性”文化使全球统一于欧美的文化标准。有学者回应:“中国的艺术产品‘走出去’,关键要善于‘民族文化国际表述’,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在这方面,《风中少林》有了很好的开始”^[26]。在笔者看来,所谓“国际表述”“接轨”,其目的在于“做中国最赚钱的商品”,其结果是交出自己独有的个性。河清^[27]在评论“当代艺术国际”时犀利地指出,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实际上是在欧美文化的评判标准下先验地否定自己的文化,从而丧失了用自己的艺术标准评判事物能力的产物。并由此对中国自己的文化积淀出一种文化自卑感,从属于西方的文化标准。如今,中国的南北东西,从城市到农村,到处有人自己选定的搞“美国式艺术”,自认为是搞“中国当代艺术”。就国家生产而言,武术潜在的危险是：将武术套路的体操化和技击的拳击加腿化以及文化上的欧美化认为是中国武术的必由之路。

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武术发展道路,邱丕相^[28]有着的深刻反思:“对于武术,我们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我们苦苦追求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展了60年,或者说是改革开放之后30年的中国武术,始终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实现国内的大繁荣、国际的大发展？我们坚定不移地努力实现武术进入奥运会的目标,为什么一次次地遭遇拒绝？”笔者认为,无论是河清的警醒抑或邱丕相的反思,无不昭示了当代武术流于俗套的窘迫现状。所谓的个性化只是自欺欺人的伪个性,制造出来的个性化产品在文化工业的复制下全部标准化了,中国武术传统上的个性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化为乌有。无可阻挡的全球化绝非文化多样性的“摇篮”,相反是文化霸权下多样性的“终结者”。正因如此,中国武术更要保持自我个性,坚守独有的文化基因,虽不易,却更要为之。对此,邱丕相^[28]给出了答案:“到民间去,问艺于民,从传统中汲取养分,让我们的武术研究更加接地气。”因此,以门户生产为基础,以大众真实需要的国家生产为导向,或许是武术在当代发展的合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