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 中华武术已到了调整发展战略的关键时刻, 而调整的主要依据值得深入研究, 这会影响整个武术事业的社会地位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为一个包含技击防卫、卫国御敌、健身养生、艺术展现、修养身心、磨练意志、培育精神、锤炼心性、涵养道德等多种价值功能的综合技术, 武术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社会需要。个体需要对整个武术事业发展的影响是微小的、缓慢的、非主流的, 但中华民族发展需要对武术发展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国家需要决定着整个武术发展的重心与大方向, 因此, 中华武术整体发展战略的调整应以民族和国家层面的实际需要为主要依据。本文通过回顾武术在历史上得到国家行为驱动的情况, 剖析目前民族和国家层面对武术的主体需要, 寻求武术发展再次得到国家行为推动的新路径。

1 武术曾不断得到国家行为推动的历史总结 1.1 古代武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作为“国之大事”的军事战争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 历代帝王为“防民或有暴动”^[1], 不仅不提倡民间习武, 还屡屡颁布禁武令。从秦统一六国之后“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阳, 销锋鍉, 铸以为金人十二, 以弱天下之民”^[2], 到隋统一南北朝之后“戎旅军器, 皆宜停罢, 武力之子, 俱可学文, 人间甲仗, 悉皆除毁”^[3]; 从元灭宋之后“习用角抵之戏, 学攻刺之术者, 师弟子并杖七十七”^[4], 到清代视“演习拳棒武艺之人……有害于民生风俗”, 将“拳棒一事, 严行禁止”^[5], 都说明统治者对民众习武的担心。“重文轻武”思想之所以弥漫于封建社会的后半程, 在文化上逐渐形成“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观念, 皆与“统治者害怕人民强大而危及统治”有关。虽然武术在民间有其应有的教育、文化和社会价值, 但这相对统治者的江山稳固而言是次要的, 因此, 历朝历代不是“明令禁武”, 就是“扬文抑武”, 弱化“武”的社会地位。

在屡遭禁止和弱化的情况下, 武术非但没有灭绝, 反而得到了传承和延续, 成为目前所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发展得最好的一个项目。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结果, 除了武术能满足人民大众最基本的防身自卫需要之外, 更重要的是, 其军阵格杀价值能够服务于作为国之大事的军事战争。《左传》有言:“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6]孙子有云:“兵者, 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7]这些说明军事对于国家机器的运转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正因为武术最直接、最核心的价值是攻防技击, 在冷兵器时代可以直接应用于军阵格杀, 所以才成为古代军事训练必不可少的内容在军队中得到高度重视。清初吴殳所著的武术经典《手臂录》开篇即言:“用兵以戚南塘之旗鼓为初门, 孙武子之虚实为极致, 击刺抑末矣。然不能此末艺, 则不敢身至阵前, 无以定将士勇怯, 而行不逾时之罚, 人无畏心, 战何能胜？”^[8]吴殳的这段话用了先抑后扬的写法, 不仅从主观上阐明著述《手臂录》一书的重要价值, 还在客观上表明了武术在军事中的重要作用。整体而言, 武术的重要性可能不及兵法、阵法, 但在军事训练过程中必不可少, 其主要价值有三点:提供最直接的攻防格斗技术; 训练士兵在军阵格杀中的体能; 培育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其中的训练技能、体能是最直接的价值, 培育精神是内隐的价值, 但也是极其重要的价值。

正因为武术在作为“国之大事”的军事中具有极其特殊的价值, 才在军队中得以重视。也正因为如此, 温力教授才得出“古代作为军事技术的武术对武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结论, “古人习文习武, 进而庙堂, 退而江湖……有武技的人随时可应招入伍, 将其所掌握的武技带到军队, 当他们退居山林时, 又会将他们所掌握的技艺带回江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满足军事需要为目的的、由国家行为所驱动的、促使武术技术不断发展的良性循环过程”^[9]。军事武术与民间武术相互交融、相互促进, 但对整个武术发展具有决定性推动作用的, 是能够服务于“国之大事”的军事武术。

有些学者将军事格杀技能与民间武术截然分开, 认为前者不属于武术范畴, 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两者“不仅都有共同的本质技击, 而且还一直相互交融发展”的状况, 决定了它们都是武术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活动人群、技术细腻程度、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差异不是它们的本质区别, 两者“同质异趣”, 仅是武术的不同表现形式。对此, 有很多例证。“越女论剑”可谓武术经典理论, 而《吴越春秋》中的越女正是范蠡为越王寻找来训练士兵的武艺高强者^[10]。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是一部兵书, 但其中记载了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六步拳、猴拳、囮拳、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番、十二短等诸多民间武术内容, 这正说明了民间武术与军事武术的交融。如果不是戚继光在兵书中记述了这些拳种, 恐怕至今无人能知明代武术发展的情况。因此, 作为兵书的《纪效新书》才成为武术研究者的必读书之一。同时,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之所以极力反对花法, 痛斥“周旋左右, 满片花草”“徒支虚架, 以图人前美观”^[11]的武术, 并收录了六合大枪、三十二势长拳等与实战紧密相关的内容, 正是由国家层面对武术的主体需要决定的。《耕余剩技》是公认的武术典籍, 但其中的枪法显然是兵枪, 《手臂录》的作者吴殳还耻笑这类技术“气冲斗牛”, 无名士风流。《手臂录》是一部典型的武术著作, 但其开篇即言兵, 其作者吴殳的师父石电(石敬岩)在游场上能“枪注人喉, 不敢动”而显“名士风流”, 最后也因从军而“死于王事”。民间流传的陈式太极拳的创始人陈王廷, 更是在南征北战、解甲归田之后, 才“闲来时造拳”。以上均说明武术与军事关系密切。

民间武术与军事武术密不可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军事战争是武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军事武术推动了武术的发展。

1.2 中华民国时期武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国家层面以之激发民族精神

清末, 火器的巨大威力导致武术渐失军事价值。1901年, 光绪帝废除武举制, 引进西式兵操及枪炮技术, 标志着武术被彻底逐出军事舞台, 这使得那些“凡欲以武取功名者”, 因“科举已废”, 遂“改事他业”, “各省各处之武学馆, 亦列入天演之淘汰”^[12]。这种千年不遇之大变局对武术的发展造成了至深影响:①军事武术的没落导致武术在“国之大事”中的显赫地位轰然倒塌; ②武术在军阵中的格杀价值的消失斩断了那些凭借武功升迁的习武者的仕途, 致使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的那种“以满足军事需要为目的的、由国家行为所驱动的、促使武术技术不断发展的良性循环过程”被打破, 从而影响了包括民间武术在内的整个武术的发展。这些导致武术在20世纪的前10年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清末民初, 一股新的力量正在悄然酝酿, 很多仁人志士从民族危亡急需尚武精神的角度出发, 开始重新审视武术。回顾历史, 在先秦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 武术是教育体系中培育学生“智、仁、勇”三大德之“勇”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 只是在后来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被统治阶级逐渐淡化,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华民族的“文弱之风”。20世纪初, 为改变中华民族“暮气沉沉”“老气横秋”的状况, 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 人们普遍把目光锁定于武术的精神教育价值上。辛亥革命之后, 一方面武术作为军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被纳入学校教育, 另一方面社会上大批的武术社团、武术会馆蜂拥而起, 其无不提倡尚武精神。当时的武术已经成为可振奋民族精神、铸就尚武国民、“强国保种”的教育手段, 这使得武术在中华民国初期的社会地位骤然提升^[13]。虽然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美国自然体育观的引入, 军国民教育思潮逐渐降温, 武术发展热潮也一度退却, 但随着国民党政府统一各军阀, 强调民族精神教育的思潮再次高昂。在这种情况下, 武术不仅被提升到“国术”的高度, 还成立了以中央国术馆为首的遍及全国省市县的国术馆系统。这些国术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武术培育和激发民族精神。

国术馆的发起人张之江在《中央国术馆缘起》一文中列举了成立国术馆的4点理由, 首句即言“我国民气不振, 相习成风, 年龄尚未就衰, 魂魄已游墟墓……”^[14]。他在《提倡国术之主旨》一文的最后说:“吾国暮气深沉之民族, 尤酣睡漏舟之中, 尚不思觉醒耶！吾人提倡国术, 唤醒民众, 急起图强, 荡除暮气, 奋发朝气”^[15]。他在给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一国之存亡恒视民族精神之良窳以为断”, 德国的铁血主义、英国的坚忍主义、法国的恢复主义、日本的侠武大和魂武士道^[16]都是各列强之所以强盛的精神根本, 中华民族要奋发图强, 必须发扬尚武精神。他在《中央国术馆竞武场落成典礼宣言》的首句即提出“武化与文化应该并重”^[17]的观点。他在《中央国术馆成立大会宣言》中还说“国家之所以衰弱, 完全是因为我们把与国同生死的武化忽略了……国术蒸蒸日上, 身强种强国强, 我们的民族精神才能发扬……”^[18]。

中央国术馆于1928年成立以来, 蒋介石于1929年、1934年(5月、8月)、1935年在不同场合连续4次申明:“研究国术”是“救国要途”, 可“冀以涤除东亚病夫之恶谥, 振起民族固有之精神”^[19-22]。本来武术在古代军事中具有培养格斗技能、训练士兵体能、培育勇往直前精神的价值, 现在前两点虽然已经被替代, 但最后一点仍值得发扬, 不仅可以在军队中推广, 还可以推广至全体民众, 毕竟历史上习武人群危及统治者政权稳固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因此, 大力发扬武术的精神教育价值, 振奋民族精神, 解决当时影响民族发展的“东亚病夫”问题, 已成为中华民国时期的“国之大事”。

综上, 在中华民国时期, 武术之所以在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之际并未被历史淘汰, 而是再次崛起, 是因为国家层面发现了其无可替代的精神教育价值, 希冀以其激发当时中华民族急需的民族精神。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体育健身与竞技 1.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武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锻炼身体、树立优美形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结束了长达百年之久的漫漫黑夜, 中华民族终于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人民群众的面貌焕然一新, 根本无须通过武术培育民族精神。同时, 武术更多地“同封建迷信、藏污纳垢等联系在一起”^[23], 因此, 国家层面对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其中, 批判“唯技击论”, 改造武术的实用技击是重中之重, 改造之后的新方向是“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树立优美形象”^[24]。依据该标准,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国家体委组织全国武术专家整理创编了简化太极拳, 以及初级、乙组、甲组的长拳、刀、剑、棍、枪等22种拳术和器械套路^[25]。其中的简化太极拳、初级长拳、初级器械主要在人民大众中推广普及, 用于满足人民群众“锻炼身体”的实际需要, 甲、乙组套路主要在少数高水平武术人群中推广, 特别是用于竞技比赛, 以“树立优美形象”。该时期, 武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一般民众锻炼身体和专业人员树立优美形象的需要。

1.3.2 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前期武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立足竞技, 进军奥运

20世纪后期, 体育竞技成为展示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 因为体育强可以从某个侧面反映国家强。因此, 大力发展竞技体育、多得金牌成为显示国家强盛, 展示中华民族新面貌的最直接途径。于是, 以独具特色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发展高水平竞技, 用军事化的组织机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把“更快、更高、更强”视为目标追求, 把金牌作为标志性战果^[26]。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体育梦就是“金牌梦”, 整个国家体育事业的重心转向了“能奏国歌、能升国旗”的奥运竞技体育, 大力发展竞技体育显然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国之大事”, 是国家层面对体育事业的主体需要, 是整个体育事业发展的大局。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 武术、中国式摔跤等“非奥”项目欲在体育领域争得一席之地, 唯一的出路就是首先竭力争取不被全运会淘汰, 其次努力争取进入亚运会、奥运会。正因为20世纪80年代武术被全运会保留, 而中国式摔跤被全运会剔除, 所以才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的发展结局—前者作为国粹得到体育部门的呵护, 而后者作为一般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无人问津。在整个体育领域, 武术虽然与中国式摔跤、舞龙舞狮等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相比地位显赫, 但与奥运竞技体育项目相比, 则明显“矮”了一大截。这种“矮”主要体现在:相对于其他奥运项目, 对武术训练投入的经费少; 全运会比赛上武术项目获得金牌的奖金比其他奥运项目低; 相对于奥运项目的教练员, 武术套路及散打专业教练员的地位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使整个武术事业的发展符合国家层面对体育的主体需要, 使武术再次成为“国之大事”的组成部分,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管理部门于20世纪80年代末改变了“挖掘整理传统武术拳种”的工作重点, 毅然扛起“大力发展竞技武术, 力争进奥运”的大旗, 即使屡遭失败, 但仍然坚持。自20世纪后期至今, 武术发展的重点是为获取国家行为的强力驱动而立足竞技, 进军奥运。

2 武术未来发展争取国家行为驱动的新路径 2.1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急需凝聚“精、气、神”, 激发“刚健自强”精神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华儿女的不懈追求。民族复兴需具备哪些重要条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都很重要, 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精神(文化最核心层面的东西), 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的“精、气、神”^[27]。这种“精、气、神”可以用“刚健”和“自强”概括(出自作为中华文化之源头、中华民族智慧之结晶的《周易》), 《周易》之“乾传”中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 纯粹精也”“夫乾, 刚健中正为主纯精不杂之至也”之句, 还有“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健而不息, 天之运也, 自强而成德者, 君子之事也”之句^[28]。把“刚健”“自强”合在一起, 指“通过自身生生不息的努力而奋发向上的阳刚之气”。这种“刚健自强”的精神正凝聚着中国文化生生不息发展的“精、气、神”, 是民族崛起和强盛的最终决定性因素。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汉唐之所以强盛, 正是得益于民族性格的刚健强悍, 汉武帝血战匈奴的蛮霸、唐太宗武定四方的强势, 是这2个时代辉煌的最重要前提条件。自宋以后, 汉族之所以软弱可欺, 甚至接二连三地受制于辽、金、蒙古, 均与“重文轻武”思想弥漫、“文弱之风”盛行而导致民族文化失去了“脊梁”有最直接的关系。张岱年先生曾指出, “柔静之结果, 一切都成病态的”^[29]。正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过于柔静, 失去了应有的生机, 所以中国人才被称为“东亚病夫”。这种“病夫之症”不仅表现在身体上, 更表现在精神上。

上千年形成的“重文轻武”“重智轻体”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 当今教育领域仍然过度凸显文化课在教育中的地位, 未把体育、武术放在应有的位置。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受一些外来不良现象的影响, 当代青少年又出现了精神低迷、缺乏斗志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通过各种切实有效的实践途径来培育“刚健自强”的精神, 凝聚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才能有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2 武术是培育“刚健自强”精神, 凝聚“精、气、神”的实践途径

武术不一定是培育“刚健自强”精神, 凝聚“精、气、神”的唯一实践途径, 却是一条很重要的实践途径。作为一种以文化精神引领、以技击对抗为主要运动形式的技术, 武术既可以培育青少年勇于拼搏、迎难而上、坚韧不拔、永不服输的精神, 又可以培养其克制自己、尊重对手、体谅弱者、彬彬有礼的宽厚品德。在习练武术过程中, 双方对抗性练习是最重要的环节, 对手每次拳脚相加的激烈进攻, 都是对生命挑战的严峻考验。在此过程中, 青少年会亲身体验到平时千百次的技术练习、对抗时快速的判断、果敢的行动、顽强的耐力、充足的力量、灵活的战术等等, 都是实战对抗的必备条件。因此, 武术教育能够使青少年形成勤学苦练、勇于拼搏、迎难而上的精神。同时, 平时的训练必须有同伴喂招、递手、拿耙子的配合, 即使对抗过程中取得胜利, 也是因为对手的存在。如果在对抗练习形式中加入“仁”的教育、“礼”的约束, 就可以培育良好的武德修养。因此, 武术是培育“刚健自强”精神, 凝聚“精、气、神”的一条十分直观、切实可行的实践途径。

在封建社会的后半程, 在“文弱之风”盛行、中华民族软弱可欺的境况下, 民族文化中的“刚健自强”精神隐匿于习武人群之中, 并通过他们代代传承。从抗金英雄岳飞, 到勇赴抗倭前线的少林僧兵, 从抗倭名将戚继光, 到主张培养“经世致用, 文武兼备”之才的清初大儒颜元, 从“保家卫国”的义和团, 到津门大侠霍元甲等, 无不体现民族危亡之际习武人的社会担当。中华民国时期, 被提升到“国术”高度的武术, 正是以培育勇往直前、敢于拼搏的精神为主旨的。

现在的日本、韩国等邻邦之所以是民族精神坚韧的典型, 与他们把本民族武打类技术提升到“武道”层面并纳入教育体系, 以之培育民族精神, 有最直接的关系。以韩国的跆拳道为例, 其以独特的“对抗+礼仪”模式, 不仅成为其国内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 而且已经走出国门, 现在风靡于中国的各大中小城市。跆拳道之所以有那么多的青少年受众人群, 正因为众多家长看到了其精神教育和人格培养的价值。日本武道则是日本大和民族培育青少年民族精神的最重要途径, “在各类学校中推行武道教育, 是日本武道普及非常重要的环节”, 不仅从小学高年级到大学有许多武道俱乐部, 而且在初中、高中时期, 武道还被列为必修课程。“经过学校教育的日本人, 几乎都接受过武道教育。日本男子不是练过剑道, 就是练过柔道, 女子则是练薙刀或弓道”^[30]。

无论对武术进行实体剖析, 还是从历史层面纵向寻绎, 以及从国际角度横向对比, 武打类技术都是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实践途径。目前很多青少年缺乏坚韧不拔、奋勇拼搏的精神, 这与“武”化教育的缺失有直接关系。缺乏“文”化, 将趋于粗野, 难以立仁; 而缺乏“武”化, 将失去脊梁, 难以自立。只有“武”化和“文”化结合, 才能培育健全的人。当今时代, 中华武术最主要的社会责任就是积极发挥在“武”化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使社会价值最大化。这正是中华武术未来发展争取国家行为驱动的新路径。

3 中华武术未来发展的战略调整 3.1 调整武术发展战略的主方向—武术教育

任何事物都处于不停地发展变化之中。改革开放之初,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片生机, 国家层面急需通过各种途径展示改革开放的新成果, 正因为可以“升国旗、奏国歌”的奥运竞技体育能够最直接地展示国家形象, 所以才将其作为“国之大事”, 成为体育领域的重中之重。在此情况下, 把武术发展的着力点定位于“立足竞技, 申请入奥”, 是争取国家行为强力驱动的最佳选择。在中华民族已于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展示强劲发展势头的背景下, 奥运竞技体育虽然仍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途径, 但显然不是最主要的途径; 而且, 在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战略转移过程中, 整个体育事业的重心都将从政治回归至人文, 从竞技转向健身, 武术发展也应转换思路。

从提高武术在体育领域地位的角度看, 武术发展仍然可以继续高举“申奥”的大旗, 但这显然已不是争取国家行为推动的唯一选择。作为中华民族的“国粹”, 与奥运竞技体育项目相比, 武术显然有其自身独有的特殊价值。只有立足于民族和国家层面的主体需要, 把武术的特殊价值充分发挥出来, 使其成为“武化”教育的重要途径, 武术才有可能再次上升为“国之大事”, 而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

如前所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国家民族层面的最高目标, 而实现该目标的最终决定性因素是凝聚“精、气、神”, 培育“刚健自强”的精神。武术恰恰具备精神培育的特殊价值。只有将武术的精神教育价值最大化地发挥出来, 才能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历史上, 人们曾充分开发利用了武术的精神教育价值, 邻邦早已把其固有的武打技术作为培育本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格局下, 只有以史为鉴、以邻为鉴, 把武术发展战略转移到武术教育领域, 将武术由一般的体育运动项目提升为培育人的“武”化精神的实践途径, 武术发展才有可能再次得到国家行为的强力驱动。

3.2 武术教育战略的重点—学校武术普及教育

学校武术教育主要包括两大块:武术专业教育和武术普及教育。前者主要是各大体育专业院校武术系以及师范类院校体育系武术专业的武术教育, 其主要任务是传承博大精深的武术技术, 弘扬独具特色的武术文化, 培育社会需要的武术专业人才。后者则主要是广大中小学、普通高校体育课中的武术教育, 其主要任务是通过适宜的武术内容, 增强学生体质, 增进学生健康, 培育民族精神。从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看:前者侧重于“传承”, 即如何把经过千年积淀的武术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 因此, 其教学内容全面、复杂、精深, 仅适合极少数的高、精、尖专门人才; 而后者侧重于“利用”, 利用武术中的适宜内容, 促进广大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这类武术教育的对象是更大范围的全体学生。

从理论层面剖析, “传承”和“利用”是具有一定联系和区别(文化部门在“非遗”保护的文件中涉及了抢救、保护、传承、发展、利用等几个环节)的。其联系在于:传承的武术中包含着可供不同群体利用的内容, 在利用的过程中也传承了某一部分技法。其主要区别在于:“传承”的任务侧重于武术的整体技术结构、独树一帜的文化内涵, 是少数人的事, 对武术技术水平有很高的要求; “利用”则是从广博的武术内容中选取最适宜的部分, 用于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要, 其着眼点是不同群体的实际需要, 无须关注武术的整体技术结构和独特的文化内涵。以学校武术普及教育为例, 有利于精神培育的内容就利用, 不利于精神培育的内容就舍弃。“利用”这个环节是从武术中选取某个片段, 而非整体, 其适用人群也是某个领域的大群体, 对技术方面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武术教育战略的确立一定要首先明确是以“传承”为立足点, 还是以“利用”为立足点。

根据第2部分的论述, 国家和民族层面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是精神力量。当前广大青少年的实际状况是阳刚之气不足, 奋勇拼搏精神不够。在这种背景下, 急需通过一定的实践途径激发广大青少年“刚健自强”的精神, 凝聚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在途径选择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很重视体育运动, 首先把目光聚焦于能够培养拼搏精神的足球, 同时也很关注武术。2013年教育部成立的全国学校体育联盟下设篮球、排球、足球、田径、体操、游泳、武术7个单项联盟, 武术是重要的一员。这里的武术主要是指适合在各级学校大面积推广普及的武术, 推广普及的主要目的首先是解决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问题, 其次是解决当代青少年存在的“阳刚之气不足”问题, 培育“刚健自强”的精神, 凝聚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故此, 站在民族和国家层面, 武术教育的战略重点在于隶属于“利用”环节的学校武术普及教育。当然, 侧重于“传承”的学校武术专业教育也必不可少, 可以为学校武术普及教育提供技术保障和师资保障, 是学校武术普及教育的有力后盾, 但相对学校武术普及教育而言目前仍处于次要位置。

3.3 学校武术普及教育改革的重点—增加对抗类教学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受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特殊的政治因素影响, 整个武术发展仅选取了套路运动的形式。改革开放后, 虽然武术竞赛领域和专业教育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 增加了武术散打、太极推手、短兵等对抗性技术, 但学校武术普及教育领域一直沿用20世纪50年代创编的初级和简化套路, 由此导致了很多问题。如学生“喜欢武术, 却不喜欢武术课”^[31]、武术在校园里“渐行渐远”^[32]、“武术在学校体育教育领域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33]、“武术在中小学已名存实亡”^[34]等。为解决这些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 先后出现了3种典型的武术教育思想:“淡化套路、突出方法、强调应用”^[35]; “突出(整合)拳种、优化套路、强调应用、弘扬文化”^[36]; “一校一拳, 打练并进, 术道融合, 德艺兼修”“强化套路、突出技击、保质求精、终身受益”^[37]。这3种改革思想虽然在对武术套路的取舍方面存在分歧, 但都把“突出技击”“强调应用”作为改革的重点和大方向。

从求同存异的角度看, 在学校武术普及教育中增加对抗性技术是“突出技击”“强调应用”的具体举措, 是改革的大势所趋。这种对抗既可以在练习武术套路的基础上把其中的招法拆开(拆手), 进行一喂一接的攻防练习(喂手), 也可以进行开放式的自由对抗练习(散手); 既可以采用徒手的散打对抗、太极推手对抗, 也可以采用持械的短兵对抗、长兵对抗。从青少年活泼好动的特点出发, 增加开放型的对抗类技术, 更易激发其学习兴趣, 更利于学生学习掌握。从精神培育角度看, 增加对抗类技术, 更利于铸就广大青少年自信、独立、果断、勇敢、顽强的个性, 坚韧不拔、百折不挠、迎难而上、不畏强敌的意志, 临难不苟、临危不惧、遇事镇静的风范, 勇于竞争、不怕失败、不断尝试的精神。这些正是“刚健自强”精神的具体化, 同时也是当代青少年所急需的。

4 结束语

综上, 立足于武术的精神教育价值, 培育当代青少年急需的“刚健自强”精神, 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是武术发展战略调整的主要依据。在战略调整过程中, 面向全体青少年的学校武术普及教育无疑是重点, 增加对抗性教学内容是改革的大方向。只有根据民族和国家层面的主体需要, 依靠国家行为先把学校武术普及教育发展起来, 才有可能以点带面, 带动专业武术教育的发展, 从而带来整个武术事业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