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作为世界传统的体育大国, 体育在国家崛起的历程中承担了重要角色, 在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社会为主导的发展方式, 确立了以“人本体育”为核心的发展战略, 对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本文拟从国家历史演进视角, 对德国体育战略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对德国体育战略演进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归纳, 以期对新时期中国体育战略的规划有所裨益。

1 德国体育战略演进的历程

在参考德国国家历史分期的基础上, 依据德国国家成长中的重要史实和德国体育发展的特征, 将德国体育战略的演进历程分为以下5个阶段。

1.1 体操运动主导期(宗教改革—1871年):以体操为中心的“体育卫国”战略服务于国家政治

从欧洲宗教改革直至1871年德意志民族的统一, 这一时期德国的体育经历了从自由探索到确立以体操为身体教育形式的转变, 政府的职能也历经了从松散到集权的转型。在宗教改革和博爱教育思想的影响下, 体育积极迎合国家发展的政治需要, 确立了以体操为中心的发展方式, 通过体育培养健康、自由、自信的民族, 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体育战略价值定位于增强国民体质、唤起民众精神、凝聚民族情感, 突出体操保卫国家的政治功能, 把体操作为救国救民、富国强兵和激发爱国主义情感的工具。这一时期体育战略的核心思想集中在“体育卫国”, 主要凸显通过体育(体操)保卫国家的政治功效。

以体操为中心的体育战略服务于国家崛起, 强调通过体操达到身体教育的目的, 人民参与体操运动, 首先要服从国家利益, 而不是个人需要^[1]。这一战略思想有深层的社会根源:早在工业革命期间, 为了培育民族精神的体育之躯, 现代“体操之父”雅恩发明了德式体操^[2]242。宗教改革期间, 马丁·路德继承了这种观念, 认为“体操不仅能使儿童获得快乐、保障健康, 还能帮助他们改掉好逸恶劳的惯习”^[2]201。在马丁·路德的努力下, 体操成为学校教育的固定内容。一批博爱教育家以体操为教育内容, 纷纷建立体操学校进行推广, 路德维希·杨和施皮斯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1811年, 路德维希·杨在柏林的哈森海德开办了体操场, 通过体操激发民众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入侵者的憎恨。1817年, 古茨姆兹出版《祖国青少年体操》, 把体育目标从单纯的“教育体操”转变为“为培养祖国的卫士做准备”^[3]。1842年, 施皮斯为学校设计了革新性的体操方案并广泛推广, 该方案包括身体控制、纪律和秩序等, 塑造了德国体操的军事教育风格, 确立了体操作为国家大众化身体教育的形式^[4]。这一时期, 在诸多教育学者和国家改革的推动下, 以体操为身体教育形式的体育运动风靡德国, 体操也成为各类体育项目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运动。

总体而论, 这一时期在宗教改革运动和博爱主义教育的推动下, 体育运动依托于国家发展的政治需要, 形成了以体操为中心的身体教育形式, 把体操不仅作为强身健体的方式, 还作为培养自由、自信社会公民的教育方式, 强调体操对爱国主义的塑造, 这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发展战略对于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与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1.2 体育改革探索期(1872—1932年):以军事化和大众健身为主体的体育战略协同共进

1872—1932年是德国国家改革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经历了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外扩张, 国家政治发生了重大转变, 对体育的发展造成了影响。这一时期德国体育积极迎合国家改革的进程, 确立了以军事化和大众健身为中心的体育战略趋向, 并服务于特定时期的国家需要。

1871年, 德意志帝国成立并颁布《德意志帝国宪法》, 规定帝国实行君主立宪制^[5]。在这种体制下, 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 德国逐渐向中央集权主义发展, 德国试图通过战争方式实现崛起。学校教育和社会发展开始适应这种政治形式的调整, 军事化元素逐步被纳入学校体育之中, 成为培育健康、适合战斗、驯服臣民的政治工具, 以军事化为核心的体育战略逐步确立。战略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2个方面:① 强化学校的军事体育人才培养。德意志帝国建立后, 位于柏林的军官总校改为帝国军官总校, 整个教学进程参照军事体育实施, 通过体育强化帝国的军事实践训练。军事体育的发展使德国的军校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军事学校^[6], 培养了大量身体健康并适合战斗的公民, 很好地服务了德国的政治需要。② 注重国家政策主导。1882年德国颁布了《果斯列尔游戏训令》, 以行政命令各地民众参加户外活动, 并在1891—1898年, 德国政府将竞技运动和户外活动作为培养公民军事技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手段, 不断强调增加学生的体育活动时间^[2]303。可以说, 以军事化为核心的体育战略提升了民众身体素质, 为德国的海外扩张提供了身体健壮并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卫士。

国家在注重体育军事价值的同时, 也将体育的政治化思维运用到非军事领域, 尤其是20世纪后, 随着德国国力的强盛, 通过体育强化国民整体素质进入国家视野, 成为国家推动大众健身战略实施的基本内容^[7]。随着英、美等国户外活动项目的不断引入, 德国政府日益重视体育娱乐、游戏和户外运动的开展, 并把户外运动纳入国家政策范畴^[8], 以强调大众体育健身为核心的体育战略得以确立。战略措施包括:①“自然体操”在学校体育中得到体现。与户外运动注重爱国主义教育与军事技能培养不同, 自然体操强调儿童生理、性别的差异, 凸显体育在学生身心素质培养上的作用。② 为促使全民健身, 政府推出专门的“德国体育奖章”制度和“黄金计划(Goldner Plan)”, 这两项政策促进了体育活动场地设施建设, 提高了国民的体育意识, 推动了大众体育的快速发展。

这一时期以军事化和大众健身为中心的体育战略在为国家军事扩张服务的同时, 也促进了国民的身体健康。体育战略发挥了很好的政治价值和健身价值, 满足了特定时期德国国家利益的需要。

1.3 纳粹思想膨胀期(1933—1944年):法西斯政治统治下的“种族化”体育战略畸形繁荣

1933—1944年的德国是纳粹主义的统治时期, 这一时期的德国体育在希特勒的统辖下价值彻底扭曲, 成为服务于法西斯战争需要的政治工具, 凸显出强权、强种和军事化的战略特征。

1933年, 希特勒上台后, 首先抨击德国教育体制“重智商、轻体育”的思想, 强调“国家责任在于利用青少年, 发扬未来之种族”, 希特勒想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具有德意志种族主义特性、主人气概、强烈的主动性和不胆怯的公民, 从而对青少年实施“政治性的身体教育”。在纳粹思想主导下, 德国体育遵循着一种强调种族化和军事化的价值观念, 出现了畸形发展。战略措施体现在:① 将身体训练置于教育的首位, 强调青少年教育不在于传授“无用”的文化知识, 而在于身体的健全发展, 把体育运动赋予培养青少年军事技能的任务, 把纳粹军事思想作为学校教育的主导思想, 学校体育的军事体育训练大幅增加, 军事活动逐渐进入课堂, 搏击、越野行军、射击和野营等军事训练几乎完全替代了学校体育^[9]。② 实施体育组织的一体化。成立专门的纳粹体育组织“纳粹体育运动联合会”, 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各个体育项目统一划入协会管理, 设立“希特勒青年团”“劳动服务处”以及其他军事训练机构负责青少年体育活动; 推行三级体育奖章, 作为法西斯军事体育的基础。③ 将种族意识、军事意识、领袖意识、优化意识等灌输进体育运动之中, 通过“全民体育”形式普及体育运动, 强制推行体育锻炼标准, 规定45岁以下的德意志人必须通过“体育标准”, 使自己成为合格的雅利安人^[9]。强调体育运动的种族化和军事化, 把纳粹体育目标定位为实现民族共同体, 对犹太运动员等不允许使用公共体育设施。④ 借用奥运会达到纳粹政治宣传的目的。利用举办奥运会之机兴办公共工程, 解决失业问题。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纳粹思想被空前推广, 通过举办奥运会宣扬日耳曼种族的优秀, 提高希特勒的领袖地位。

总之, 纳粹时期的德国体育战略始终围绕强权、强种和军事化战略思想, 体育的发展完全服从于国家政治需求, 军事意识、种族意识、领袖意识成为体育的主要战略意图, 体育沦为培养具有主动性、主人气概以及猛兽般狂野的纳粹公民的具体教育工具^[6], 体育战略完全为法西斯战争服务。

1.4 东德、西德并进期(1945—1990年):“提高”和“普及与提高”并重的体育战略各行其是

1945—1990年, 德国经历了由分裂到统一的成长过程。1945年德国二战失败后国家一分为二, 由于东西两德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制度, 德国体育伴随着国家的分裂也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主要体现在:原民主德国(以下简称“东德”)实施以服务于国家政治为特征的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 注重通过竞技体育的“提高”展现国家制度的优越; 原联邦德国(以下简称“西德”)则采取了以大众休闲娱乐为中心的“普及与提高”并重的体育发展战略, 注重于各类体育形式的协调发展。

(1) 东德以“提高”为中心的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图 1)。这一战略主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重视挖掘竞技体育的激励和宣传作用, 通过竞技体育优异成绩的取得达到宣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目的, 发挥竞技体育的政治功效, 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和巩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10]。战略措施体现在:① 实行举国体制。从图 1可以看出, 东德体育由统一社会党领导下的中央竞技体育委员会负责。中央竞技体育委员会对体育科研、场馆建设、行业协会、学校体育和军队体育等内容均有管辖权, 其领导下的东德体育联合会具体负责体育俱乐部、行业体育协会和东德奥委会等, 从而使东德体育高度集权化。② 高度重视竞技成绩, 把竞技体育运动通过宪法规定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为竞技体育投入大量经费, 大众体育为竞技体育让路, 学校体育为竞技体育服务^[11]。③ 所有体育工作围绕“奥运战略”, 为在奥运会上展示综合体育实力,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体育工作围绕竞技体育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 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提高国家形象。在这种战略驱动下, 东德竞技体育取得了一系列优异的成绩, 从1972年开始, 东德竞技体育都保持在奥运成绩的前3名(表 1)。

(2) 西德以大众体育为中心的“普及与提高”并重的体育发展战略, 强调竞技体育的自由发展, 大力开展以休闲娱乐为主体的大众体育。这一体育战略注重于体育事业的协调发展, 战略措施体现在:① 采用体育事业的协会管理。1950年, 德国体育联合会(DSB)成立, 体育协会作为它的会员开始接受统一管理, 确立了联邦、州及地方体育俱乐部的自我管理模式, 运动员利用业余时间在职业俱乐部训练, 保障了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在俱乐部体制下的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得到了均衡发展。② 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与“黄金计划”的实施。注重通过大众体育俱乐部开展健身活动, 让人民把锻炼重心从竞技项目转移到休闲体育。1959年, 德国奥林匹克协会提出推动大众体育发展的“黄金计划”, 增加体育场所投入, 修建了大量的体育设施。1970年开始, 政府推动“全民健身活动”, 使体育事业重心偏向于大众体育, 促进了体育运动的普及。③ 促进学校体育健康发展。鼓励中小学生参与体育俱乐部, 体育俱乐部作为学生课外活动的补充, 一些新的体育项目如乒乓球、排球、赛艇等进入课堂, 学校重视学生运动行为和终身体育能力的培养。

从东、西德体育战略的实施效果看, 东德以“提高”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虽然短期内提升了竞技体育的成绩, 发挥出服务于国家政治的战略功效, 但忽视了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发展, 导致体育事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持续。相反, 西德以“普及与提高”并重的体育战略注重国家整个体育事业的协调发展, 以体育的人本需求为导向, 把全民体育作为竞技体育的基础, 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1.5 人本需求强化期(1990年后):以大众娱乐休闲为核心的体育战略凸显“以人为本”

1990年, 随着冷战的结束, 分裂近半个世纪的德国得以统一。东德以竞技体育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伴随着苏联的解体而被淘汰, 西德以大众体育为核心, 强调体育事业协调发展的体育战略得以延续。在这一战略的推动下, 各类体育俱乐部逐渐完善, 学校体育获得更多的自由发展, 大众体育得到进一步加强, 竞技体育也进入了良性发展期。

战略举措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颁布新的大众体育发展政策。在原来西德的大众体育“黄金计划”和“德国体育奖章”制度的基础上, 1999年和2000年, 德国体育联合会又颁布了“东部黄金计划”并实施了《德国体育指南》。在引导大众如何科学健身的同时, 强调体育运动的快乐, 培养民众健康的生活方式, 不断地改建东德原有的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 促使东德体育转型^[12]。2002年实施了“体育使德国更美好计划”, 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开展, 把体育与人民生活联系在一起, 让“体育为所有人服务”。② 竞技体育方面不刻意追求成绩, 注重竞技体育在俱乐部体制和宽松的社会环境中良性发展。从表 2可以看出, 统一后的德国竞技体育成绩甚至落到了“第二集团”, 但在一些群众普及性高的项目如足球、曲棍球和冬季项目始终保持世界领先水平。③ 体育管理体制方面注重社会主导, 实施“俱乐部体制”(图 2)。2006年德国体育联合会与德国奥委会合并为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DOSB), 负责对专项体育协会和各类体育俱乐部进行管理, 并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体育产业等方面发挥作用, 全面推动了德国体育的均衡发展。④ 强调学校体育的自主性。开设学校体育活动计划, 把体育作为青少年教育的一部分, 加强了州政府在学校体育教育内容方面的自主权, 增加学校体育教育课时, 并强化学校与俱乐部的合作, 把体育俱乐部作为中小学生进行课外体育锻炼的补充。2007年德国政府推出了“健身取代肥胖”运动, 通过引导青少年参与体育而制止肥胖的趋势。2010年, 推出“青少年为奥运而练计划”, 并推广到“青少年为残奥会而练计划”, 督促残疾儿童参加体育运动^[13]。

总体上看, 德国以大众娱乐休闲为核心的体育战略始终围绕人们的体育需求, 强调体育事业的“均衡”发展, 凸显“以人为本”的战略价值。在这一战略的推动下, 体育的人本需求得到强化, 呈现出俱乐部体制更加完善、大众体育进一步加强、竞技体育良性发展和学校体育自主性强等特征, 推动了德国的体育大国建设。

2 德国体育战略演进的特征 2.1 战略价值: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 满足不同时期国家利益的需要

国家利益是以满足于国家生存与发展为根本目的价值观念, 国家不同的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利益需要^[14]。纵观德国体育战略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出, 体育在德国国家成长过程中承担了重要角色, 依据不同时期的国家利益需要, 积极发挥出应有的体育战略价值, 很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主要体现在:① 以体操为中心的体育战略依附于实现国家崛起的大战略, 成为教化“健康、自由、自信”民族和激发爱国主义情感的手段, 促进了社会进步, 推动了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崛起; ② 以军事化和大众健身为主体的体育战略在驯服臣民的同时促进了全民健身, 培养了身心健康并适合战斗的公民, 发挥出体育的政治价值, 服务于国家的海外扩张; ③ 法西斯主导下的“种族化”纳粹体育战略则直接沦为国家强权、强种的军事工具, 体育战略迎合了希特勒的国家扩张战略, 完全为法西斯战争服务; ④ 以“提高”为中心的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则直接服务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成为东德宣扬意识形态、展现制度优越和巩固政党领导地位的工具; ⑤ 以大众体育中心的“普及与提高”并重的体育战略则注重体育的人本需要, 把服务于大众健身作为根本利益, 促进了西德整个体育事业的协调发展, 服务于注重人本需求的国家利益; ⑥ 以大众娱乐休闲为核心的体育战略服务于新时期德国“以人为本”的国家发展战略, 通过体育休闲提高国民体质, 通过普及大众体育、强化学校体育促进体育事业的均衡发展, 满足了新时期德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从体育战略的价值而言, 德国不同时期的体育战略无一例外服从于特定时期国家的发展战略, 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体育的战略之上, 很好地发挥了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战略价值。

2.2 战略重心:从注重国家政治诉求到强调社会人本需求

政治诉求和人本需求是国家利益最直观的呈现方式, 政治诉求是国家社会发展中的政治价值表达, 体现的是以国家发展需要为中心。人本需求则出于人的本源需要, 体现的是以民众的身体需求和心理需求为中心。纵观德国体育战略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出, 体育战略重心经历了从注重国家政治诉求到强调社会人本需求的转变, 这一转变具有深层的社会成因。从德国国家崛起的方式看, 早期的德国(二战前)选取战争方式崛起, 二战后的德国采取和平方式崛起, 两种崛起方式的不同, 导致了体育战略重心的偏移。战争崛起下的德国体育战略主要凸显服务于国家政治诉求的军事目的, 强调体育的政治价值; 和平方式崛起下的德国体育战略主要凸显服务于社会人本需求, 以大众健身、休闲娱乐、国民体质为中心, 强调体育战略的休闲和文化价值。两种战略重心的转变具体表现在:① 战争崛起期间的德国, 一方面, 通过体育发挥保卫国家的政治功效, 把体育定位为唤起民众精神、凝聚民族情感和激发爱国主义的方式, 通过体育培育健康、自由和自信的日耳曼民族, 从而服务于国家战争崛起的需要; 另一方面, 利用法西斯统治下的纳粹体育实施“政治性的身体教育”, 强调种族化和军事化的战略模式, 培养具有德意志种族主义特性、主人气概和强烈主动性的战争者, 把体育作为服务于政治的工具。② 和平崛起的德国确立了以大众体育为中心的“普及与提高”并重的体育发展战略, 大力开展以休闲娱乐为主体的大众体育, 体育的人本需求得到强化, 战略重心围绕人们的体育需求, 凸显出“以人为本”的战略价值。德国体育战略重心的转移是对国家崛起方式的直接应对, 整体上经历了从“国家到个人”的战略重心转变, 发挥了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价值功效。

2.3 战略主体:从国家主导到社会主导的体制转移

体育战略主体是有关体育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的主体, 战略主体受国家体制类型和政府职能的影响。从德国发展历程可以发现, 其政府职能从早期的集权型转为服务型, 受此影响, 德国体育战略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 经历了从国家主导到社会主导的转移。主要体现在:体操运动主导期的德国体育在国家政治的主导下, 整体出现通过体育保卫国家的战略走向, 服从国家利益成为引导人们参与体操运动的根本。1871年后德国实行君主立宪制, 在俾斯麦“铁血”政策下德国向中央集权主义发展, 体育发展依然服从于国家主导。1933年纳粹主义上台, 德国政府更加趋向于集权化, 体育发展完全受控于国家主导。1934年纳粹成立专门管理体育事业的“德国体育运动协会(DRB)”, 1938年协会改组为“纳粹体育运动联合会(NSRB)”, 对体育实施法西斯思想控制, 使体育发展成为军事扩张的工具。1945年德国分裂后, 东德体育完全执行苏联的“举国体制”, 所有体育事业由中央竞技体育委员会负责, 呈现出国家主导下的高度集权化特征。相反, 西德和统一后的德国体育实施社会主导的管理体制(图 3)。

1990年德国统一后, 政府职能延续了西德模式, 以服务型和调控型为主, 体育发展由社会主导, 其特征体现在:① 体育由各类体育协会或俱乐部承担管理, 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通过不同层次的专项体育协会或体育联合会实施直接或间接管理, 各类俱乐部通过提供教练指导、场地器材、提供比赛机会等方式吸纳会员, 注重于体育事业的平衡发展。② 政府部门分工明确, 国家层面的体育协会主要关注竞技体育发展, 联邦州层面的专项体育协会和体育联合会主要关注学校体育发展, 地区层面的体育协会组织主要负责群众体育的开展, 避免了所有政府部门都关注竞技体育的情况, 实现了体育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体育战略主体的转移是德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 是德国体育成功的基础。通过以俱乐部为主体的社会主导型体制, 保障了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等各项事业的均衡发展, 使德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

2.4 战略缺陷:特定时期把体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工具, 人本需求关注不足

体育与政治的关系密切而复杂。一方面, 体育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 可以为政治服务; 另一方面, 体育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 而片面夸大体育的政治价值。我们既不能把体育与政治混同, 也不能忽视或贬低体育的文化、娱乐、教育和经济等其他功能, 而使体育沦为政治的“附庸”或政治运动的工具, 否则就会违背体育自身的规律, 导致体育的畸形发展。因此, 在体育战略的规划过程中, 应充分考虑多个因素, 如国家的意志、政治经济实力、不同时期国民的社会心理和对体育的诉求等^[14]。

纵观德国体育战略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 特定时期德国体育在政治功能的把握方面却有失偏颇。受特定时期国家利益导向的影响, 体育曾等同于政治, 完全迎合国家的意志需要, 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 民众的社会心理和对体育的需求被忽视。在德国国家成长中, 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曾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体育战略走向。早期的德国体育受政治精英主导, 在军国主义的影响下,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被纳入体育的战略之中, 把体育作为培养自由、自信、适合战斗、驯服臣民的政治工具, 体育成为国家宣扬意识形态的方式, 从而忽视了民众对体育的根本需求。法西斯统治下的体育意识形态表露得更为突出, “军国意识、种族意识、优化意识、领袖意识、主人气概”等“畸形”的意识形态成为纳粹体育战略的主旨, 不顾及国民的体育需要, 推行强制性体育锻炼, 把体育作为“强权、强种”的工具, 从而服务于法西斯政治需要。德国分裂期, 东德贯彻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西德则遵循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 在冷战思维下, 体育的政治角色发挥到了极致, 屡次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对决的方式, 并演变为两大阵营直接对抗的工具。尤其是东德, 在苏联霸权主义的影响下, 把体育与国际政治领域里的意识形态斗争等同, 竞技体育成绩作为展现制度优越的方式, 把金牌当成一切, 为获得更多金牌, 不惜利用违禁药物; 大众体育为竞技体育让路, 学校体育为竞技体育服务, 体育发展的人本需求关注不足。总之, 特定时期把体育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对待是德国体育的一种“畸形”发展, 这种战略导向不仅未顾及体育的社会人本需求, 而且忽视了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的协调发展, 导致了特定时期整个体育事业发展的不均衡和不持续。

3 对我国体育战略的启示 3.1 体育战略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 满足新时期国家利益的需要

伴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出台, 我国确立了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生态文明、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建设健康中国等为核心的国家发展战略。随着国家战略的调整, 新时期的国家利益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人口老龄化、文化生态、人口均衡发展、青少年体质、公共治理与服务、居民医疗与健康等诸多领域成为新时期国家利益的体现。体育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 新时期的体育发展要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担当起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色。

第一, 发挥体育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① 加强体育治理体系建设, 以政府体育组织、社会体育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为治理主体, 强调体育的多元治理、整体治理与多中心治理; ② 拓宽体育治理领域, 形成国家体育治理、城市体育治理、社区体育治理和乡村体育治理的多方联动; ③ 强化体育治理手段, 依法治体, 健全体育法规和行业规范。

第二, 发挥体育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作用:① 统筹全民健身战略与健康中国战略的关系, 通过全民健身, 促进全民健康, 发挥全民健身战略的辐射效应; ② 以体育为载体, 加大主动健康保障体系投入, 引导青少年参与体育, 激发群众体育活动热情, 鼓励民众进行健康消费; ③ 加强全民健身科学指导, 拓宽民众科学健身路径, 规范各类社会健身组织, 健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 发挥体育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通过体育搭建平台, 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进行交流, 沟通人际, 弥合民族、社会和人际疏离, 发挥体育比赛的社会建设作用, 促进社会和谐。

第四, 发挥体育在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积极推动体育基本公共服务进入市场, 激活国民健身投资, 大力发展群众健身休闲产业和职业体育产业, 推动体育产业与医疗、文化、旅游、养老、教育等产业融合, 打造体育生态产业, 促进社会经济转型升级。

第五, 发挥体育在弘扬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示范作用:① 打造体育文化精品工程, 弘扬中华体育文化遗产, 打造更多的国际体育文化品牌, 扩宽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海外推广幅度^[15]; ② 加入国际体育组织, 扩大体育国际文化交流, 在各类国际比赛中展示中华体育精神, 发挥体育在增加世界人民友谊、促进和平中的作用。

3.2 体育战略重心转移到社会人本需求, 推动全民健身战略价值释放

多年来, 我国的体育发展一直以竞技体育为中心, 经历了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以及“奥运争光”战略等, 很好地发挥了振兴中华、为国争光的战略价值。然而, 这种战略导向过于偏重体育的政治诉求, 对于社会人本需求关注不足, 导致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不均衡。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 以“健身、休闲、娱乐和经济文化价值”为中心的体育发展成为新时期人民的需要, 对此, 我国体育战略应紧密围绕社会人本需求, 积极推进战略重心转移。然而, 在体育战略重心转移的同时要协调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关系, 不能盲目地忽视或者贬低竞技体育的战略价值。对此, 在体育战略重心转移时要统筹兼顾, 不能顾此失彼; 战略重心转移可以贯彻“保强扶弱”的思路, 在保持竞技体育现有实力的同时, 不断优化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式。在确保竞技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基础上, 重点推进群众体育的发展。2014年10月, 我国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此背景下, 如何有效地推动全民健身战略实施, 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人本需求是当下体育发展的首要任务。

第一, 转变群众体育发展观念, 提高群众体育发展活力:① 坚持群众体育创新发展, 以公共体育需求引领群众体育发展, 做好群众体育需求调查, 破解群众体育供给与需求间的矛盾; ② 创新群众体育管理体制,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革新市场运行机制, 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调、市场参与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③ 健全群众体育评估方式, 注重体育发展绩效评估, 加强群众体育监督, 完善群众体育的问责机制; ④ 拓展群众体育发展模式, 加速社会体育组织实体化进程, 激活市场活力, 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站点和网络体系建设。

第二, 拓宽群众体育功能, 丰富群众体育发展形式:① 推进公共体育服务的政府供给与市场供给相结合, 形成群众体育市场多元供给与政府供给的协同发展; ② 通过提供公共体育服务, 满足人民基本的“福利”型体育需求, 通过多样性的体育服务形式, 满足人民个性化的“消费”型体育需求; ③ 发挥群众体育的多元功能, 把群众体育与文化教育、休闲旅游、卫生医疗等领域融合, 发挥群众体育在改善民生、拉动消费、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功能。

第三, 推动群众体育“绿色”可持续发展:① 引导公众休闲方式“绿色化”, 推广户外体育项目, 倡导公众走向户外, 参与自然体育, 塑造健康生活方式; ② 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利用持续化, 做好场馆规划, 把环保、节约、绿色等理念纳入场馆建设, 统筹体育场馆功能储备; ③ 注重群众体育运动“生态化”, 引导群众加强运动环保, 培育群众体育与环境、文化、社会和谐发展的新理念。

第四, 完善群众体育共享机制, 推动体育公平:① 完善群众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提升公共服务科技水平, 引导支持“互联网+体育”发展, 促进公共体育服务科学化; ② 推进公益性体育服务, 重点关照弱势群体的体育需求, 建立体育弱势群体健康促进补偿机制; ③ 健全体育资源分配制度, 打造城乡和区域体育资源配置平衡机制, 促进城市体育与农村体育协调发展。

3.3 政府职能向调控型与服务型转型, 发挥社会市场在体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一直以来, 我国政府在体育发展中担当“全能型”职能角色, 不断用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业, 体现出了行政管理高度集权化的特征。然而,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这种体制对于体育资源配置、开发、利用、流动等方面的效率产生了负面牵制性, 阻碍了社会市场投入体育发展的积极性。对此, 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型, 发挥社会市场在体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一, 借鉴德国体育事业分层管理模式, 对国家、省市、地区和社区等层面在体育发展中的职责进行合理分工, 使各级政府各司其职, 推动体育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融合, 发挥国土资源部、教育部、财政部、住建部、科技部以及各类社会机构在推动体育发展中的作用, 实现体育事业管理与服务的多方联动。

第二, 进一步把政府和社会的职能进行权事划分, 实现管办分离、政事分开:① 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 把政府职能重心放在体育事业规划、方针制定、财政拨款、资源调控、违规处理和体育服务提供上, 加强社会市场在公共体育供给和治理中的作用。② 构建体育事业发展的公共服务机制, 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加强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与社会各行业协会的互动支持, 降低社会市场运营的制度成本。

第三, 构建政府、社会和第三方机构相协调的体育事业治理体系:① 发挥社会市场在体育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② 加强政府与社会市场的沟通, 引入理事会、监事会以及一些民间非营利组织等构成的第三方机构, 对政府和社会开展的体育活动进行监督与评估; ③ 构建政府、社会组织和第三方机构间的联络沟通机制, 形成政府引导、社会主导、第三方机构监督与评估的“三位一体”的体育治理体系。

第四, 强化政府对体育事业的宏观调控, 弱化对体育发展的直接管办:① 鼓励社会组织投入体育管理, 整合各种社会力量, 完善社会市场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引导机制, 支持社会资本兴办公共体育实体, 促进社会体育组织实体化; ② 优化社会体育市场, 健全体育中介市场, 规范体育市场竞争, 塑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市场环境, 保障体育市场竞争的规范化。